六 战天斗地
() 公司让我老老实实永远种田，我就老老实实回到生产队种田去了。<。ｉｅｎＧ。>
生产队安排我和卢湾区下放的一位插兄老胡一起，负责上海知青的生活安排。因为第一年匆忙接受大批知识青年时，是临时安排的，连个青年食堂也没有。我们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一下子接收安排四五十个上海知青，哪来得及盖房子？
于是，第二年在老乡的帮助下，发动青年大家一起备料，和泥，造房子，盖了一个大食堂。在食堂后面荒地上开辟了一片菜园子，平时我们二个就管食堂，养猪，养鸡，种菜园子。
从垦荒，chūn播，夏锄到秋收，冬藏，一年四季忙得很，又苦又累，躺到炕上就睡。睁开眼就出工，卖苦力。可也有享受的乐趣，特别是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时，真的幸福，满足。当年，我们的生活就大有改善，夏天蔬菜一茬接一茬，秋天鸡，蛋，肉等荤菜想吃就吃，杀鸡，宰猪随便抓来就是，青年食堂的伙食也立马改善了，与上年简直不能比。白面馒头随便吃，比城市户口吃商品粮的自在。白面在城里算是细粮，是限量供应的，当时连běi jīng人一年吃不上几顿饺子，可我们现在是农民了，自己种自己吃，比吃商品粮还好。我们冬天包了饺子吃不完，就把饺子装在麻袋里，然后把整麻袋的饺子往屋顶上一扔。因为冬天室外冰天雪地，饺子撂在雪堆里，一个冬天都坏不了。我们有天然冰柜，想吃就拿，现成的。
当地老乡还有一个习惯，一家杀猪，全村吃肉。谁家今天杀了猪，左邻右舍少不了吃肉。那时，东北农村吃肉就要肥肉，不象上海还把肉分门别类，什么肋条，夹心，大排，小排的。那时老乡杀猪往往把猪头，猪脚剁掉不要。老胡看着这么好的猪头，猪耳，还有蹄膀，猪爪子白扔了，多可惜。尽管他再三劝说解释，说这些都是好东西，能吃，劝大家别仍。可老乡说：“哪有人不吃肉，吃这玩意儿？”有的还笑话老胡：“你要的话，以后我们宰猪就把猪头，猪脚都给你。”此后，凡老乡家杀猪，真的就把猪头猪脚给老胡送来。时间一长，老胡和我二个人吃不了那么多，老胡就烧了一大锅盐水，腾出一只大水缸放盐水，把剩余的猪头，猪腿，猪爪子一股脑儿往盐水缸里扔进去。有一段时间，我们二个几乎每天晚上喝酒，吃肉。老乡来了就一起吃，他们尝过以后发现猪头肉，猪耳朵，脚爪子，蹄膀比猪肉还好吃。他们说上海人会吃，从此以后老乡也吃猪头，猪腿了。
我们自己还学会了磨豆腐，做豆浆。东北大豆有的是，马料都有炒黄豆。只要自己做，豆浆随便喝，豆腐随便吃。我们队里一个老乡，等生产队把大田里的豆子收割完后，去捡拉在地里路边的豆荚，回家打场，一个秋天，光捡来的大豆就打了八麻袋，上千斤豆子——全是正宗的东北大豆。为此，大队还准备开批判会把他作为一个典型，批判他挖社会主义墙脚，后来被老娘们吵吵一通，才不了了之。不检白不检，扔在地里也瞎了。队长书记为此也征求我们下放干部的意见，我们就顺势推给老娘们，说她们吵吵你批判会怎么开？最后算是没有开批判会。当时谁敢戴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大帽子。
下放生活真的丰富多彩，我们当农民比老乡轻快。因为我们下放干部工资照发，种地又不要交公粮。老乡和知青劳动记工分，靠年终分红才有几个钱。我们队的收入低，一天的工分值只有两毛一分钱，等于一个月的收入只有六七元钱。累死累活，一年挣不到一百元。如此一想，我们该知足了，一切烦恼统统可以抛到脑后。
过了一年，公社好像又想起我了，通知我到公社去一次。我到公社去了才知道，上面要让我带一个连的上海青年到县里去参加修筑战备公路。
我们这代人就是听党的话，真的象革命歌曲里唱的：哪里需要，到那里去。公社叫我去修路，其实当时我也上面到底是谁，反正是组织决定，当然没有二话。到公社领受任务后，我就带了几个青年骨干，作为先遣队就先出发，为我连后续的一百来个知识青年队伍上山打前站。
到了山上，修路指挥部划定了我连负责修筑的路段。那是一条穿越小兴安岭的盘山公路，两边是林子，中间一条土路。我们要按当时的四级公路的标准，修筑一条两车通行的沙石路。
任务明确以后，我就到现场观察地形，先要找水源，准备安营扎寨，以便安顿后续大部队的吃住。周围荒山一片，我找到一条小溪，水流清彻见底，喝一口，冰凉可口，水质不错。就这儿了，环顾四周，不远处正好有一块还算比较平坦的荒地，还就在我们负责的工段边上，是块安营扎寨好地方。
我把先遣队的几个小青年叫来，发给一人一把斧子，让他们上山砍桦树，去枝，把树干堆在一起，回来支帐篷，搭铺。当晚，帐篷就拉上了油布，铺也是桦树干和树枝搭的，铺上干草，我躺下试试，还可以。就招呼小青年打开被褥，啃干粮，睡觉。可没想到，一个多星期后，铺下的草长高了，有几根蒿子顶到小青年被窝缝里来了。我只好钻到铺下，把蒿子连根拔了。
第二天一早，我到四周找了几块比较方正的石块，搭了个灶，放上铁锅，还行。我再挑了两个空水桶，到小溪打了一挑水，回来已经有个小青年起“床”了。我叫他洗脸刷牙，去烧火。等大伙儿起床时，水已经开了。我叫炊事员准备面板，和面，做饭，争取当天开伙。
只一天，我们先遣队就把大部队的吃住后勤解决了。队伍上来，我们就可以干了。
修路开始了。
这条路还算是条路——自然的路，至少不要开山辟路。平时勉强可以通车，汽车，马车可以走，就是chūn天化雪时麻烦，经常会翻浆泫车，路面坑坑洼洼的。冬天大雪封山，走爬犁倒挺滑溜，可危险。
我按指挥部的要求，先到路边划了路宽，树了标杆。原来的路大部分不够宽，要填石筑路基。指挥部已经把石料堆在路边，三五十米一堆。
我带着青年，一人发一把石锤，等马车把石块卸下以后，抡起石锤就砸。我砸石头的水平还可以，砸石块跟劈板子差不多，只要看准石板、石块的纹路，顺势一锤下去石块就开了。我越干越欢，不多会儿，歇口气的时候，发现手掌心起了水泡。没事，拿箭指甲的指甲钳，剪破水泡再干。到中午休息，吃饭时再一看，早上的水泡没了，可这水泡外面又有了新的水泡。乘休息时，把这第二层水泡挑破，挤干，一会儿又没事儿了。下午再干，到收工时，掌心又出了第三层水泡。一天之内，手掌心干出三层水泡，这在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不过也没事，挑破就好了。
头几天，我连进度不错。可三天后，小青年的热劲过去了。出工不出力，磨洋工，请病假，闹工伤......花样越来越多。我看不行，自己带头蛮干不是办法。我就到工地上实地度量，把路宽，边沟，路基，和我连承担的路段的工程总量算了一下，只要一人一天干三米就行。
第二天，我就宣布：一人一天三米任务，要保质保量。谁干完了，让我验收。现场验收通过，就算一天任务完成，可以回去休息。
小青年反应很快，马上有人就问：“到县城去行吗？”
我说：“前提是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到县城去不去我不管。但去了不许闯祸，不许留夜，回来吃晚饭。”
东北初夏，天亮得早。夏至，早晨四点钟天就亮了。
从我宣布完成任务可以休息的消息以后，第二天一早，还没到上工时间，太阳已经升上来了。我一个人，先到工地去转转。刚到工地，就有一个小青年光着膀子，满头是汗，拉我去验收。我一看，还有二个小青年光着膀子在修边沟。我想，这俩小子今天怎么起这么早？
我先到这个小青年干的一段去看看，看来看去，干得漂亮，超额，整齐，结实。我认帐，验收合格。小青年一下跳起来欢呼：“哈，我可以看电影去了！”原来这小子要到城里看电影去。
不一会儿，那二个也干完了，让我验收，也一次通过。
没想到，这几个小子开工前就把一天的活干完了，而且质量很好，比平时盯屁股逼出来的活漂亮多了，根本无须返工补课。我问他们啥时干的？他们回答说，天一亮就来干了，还说起早干活凉快。我想这倒也是，四点钟天亮，干到七八点也有三四个小时了，差不多。我追问一句：“有没有作弊？”他们一下急眼了，要发誓。我说：“好好，相信你们，今天验收通过。”
这时，上工的哨子才吹起来。大伙儿出工时，这三个小青年已经换了一身整洁的衣服，嘴里还啃着馒头，在路旁，边吃早饭边等顺风车。一会儿，他们拦到一辆卡车，爬上车厢，热烈欢呼，高高兴兴上县城去了。
这一招真灵，后来我就省事多了，这真叫“多快好省”。
这事很快在知识青年中传开了，他们叫好，可领导上就难办了。参加修路其它连队反映到指挥部，指挥部有支持、反对和不管的几种不同意见。后来还专门派了技术员到我连工地，重点检查施工质量，没发现什么问题，指挥部就不干预了。至于其他连队怎么说、怎么干，我不管，也管不着。
小青年大白天到县城去玩，一时闹得县城里也沸沸扬扬，让我提心吊胆，怕出问题。我就对进城的口子收紧了点，一要请假，二要理由正当，三是不要乱说，不许惹祸，惹事生非者回来算账，以后取消进城资格。其它还有按时归队，不许喝酒等要求。小青年和我关系挺好，也为我们大家争气，总算没出大的问题。
对我的这种做法，已经有破坏之类的议论，我怕再引起路线之争。万一被上面再抓个典型，我可吃不了兜着走。总算还好，修路不过是临时任务，干完了，人就散了。没人来搞路线斗争，平安收兵，顺利完成任务，上上大吉。我的一颗心放下了，当时就是：“不做不错，多做多错”的环境，我再也不敢说“社会就是这样”之类的话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不说不错”，比“不做不错”更重要。
现在反过头来思考，其实这不就是承包吗？我在1972年上山修路时，不就悄悄地干了，当时还有点心虚或没把握的感觉。那时只有jīng神鼓励，没有物质刺激。我啥也没有，干完了就走，赢得了时间，大家都赢得了时间。我为工程赢得了时间（进度），小青年为自己赢得了时间，他可以去娱乐，会友，休息。要不，磨洋工，别说八小时出不了活，十八小时也白搭。出工不出力，磨洋工，混rì子，摆样子，谁能治？没治！只有当事人自己有数，爱咋的咋的。这就是自觉，要靠自觉xìng。自觉xìng哪儿来？是自发的，内在的动力驱动，一靠觉悟，二要jīng神。外力驱动不过是辅助药，最多也就是催化剂。这辅助的外力，无非是jīng神激励和物质刺激。可当时只讲jīng神，没有物质。我搞的时间激励，不知算jīng神还算物质？直到现在，我自己还没搞明白。
秋去冬来，大雁南飞。我也加入冬季猫冬探亲的候鸟行列。
回到上海，一天在家，突然来了个不速之客，点明找我。尽管我并不认识，也没人说起此人，既然找我，我自然要接待。此人自我介绍是市六办专案组的，言谈中，他对我在公司被受审查的情况了如指掌。我相信，他真是上面来的。他的意思很明白，说公司对我办学习班是*嫡系——空四军在外贸局搞的典型。说我是受迫害的，要我放下包袱，积极参加批林整风运动，约我次rì到市府六办见面。
第二天我应约到市府六办，他们传达了领导对我的问题的批示和意见，想当面听听我的意见。我听了不知所以，只听不说。要说意见，我就要一个组织结论。他们说，他们就是根据领导指示，代表组织与我谈话。其实，我指公司有个正式的组织结论，但我又不好说六办不是代表组织。
正好，与我一起插队的老姚和小王，都是上海财贸办出去的。我把六办来人和去六办的情况跟他们说了，小王说他去问问。小王了解的情况是，随着空四军王维国垮台，空四军派驻外贸局的军代表已被押回部队审查，我的问题市财办很重视，所以派专案组长来看你，想听听你的意见和要求。经小王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
到了公司，一切依旧。组织组长换了个人，对我好像不认识似的，可我认识他。革委会还是老样子，就军代表回部队了。王主任就跟我说了一句：“回来了？”就说他要去开会，完了。我看无趣，也没戏，心里凉了半截。算了，回去吧。
其实，*事发以后，上海外贸系统，特别是我公司等于发生了一次不小的地震。
上海外贸的地位，当时除了běi jīng总公司统管zhōng yāng商品出口和zhèng fǔ间协定贸易外，出口成交主要就是上海口岸。我公司当时是全国外贸出口的大户，系统内的老大哥，也是上海各外贸公司中出口额第一的头牌公司。这样的地位，自然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历次运动，上海外贸的权力争斗（路线斗争）总离不开我公司，正反典型都出在我公司。上海外贸走资派的典型，出自我公司。公司革委会王主任是四届人大代表。就我所知，先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出自我公司（包括已调离我公司）的就有四位，其它各级候补委员之类的，我也搞不清楚有几位。反正，公司出典型，我不幸成了一个反面的典型。
这次回沪探亲，其实我已经知道了底细，公司里却还在装糊涂，一直拖延回避。直到现在，虽然大家都知道我的（学习班）问题解决了，可公司组织上从未明确给我一个结论或结论xìng意见，至今也没有正式平反过。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已经解决了，到底是什么已经解决了我也搞不明白，似乎是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不去管它，我也管不着，我只能管自己，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去种田。
回到生产队，大队支部书记要我写一份入党报告。我说，自己没有资格。大队支部书记是当地老乡，他说服不了我。事后，他让支部副书记，我们一起插队的下放干部来老祝，老胡来做我的做工作。老胡问我为什么不写入党报告，我说不够资格。我把公司审查办学习班的是说了，公司党委书记说过，我没资格考虑入党问题，我要考虑的是好好劳动，认真改造的问题。其实我是借此推托，在我内心是把**看得很神圣，确实觉得高不可攀，我是不够条件。
二人各找我谈了一次，没结果。后来，老胡就胡搅蛮缠似的说他帮我写，只要我自己签个字。我被他搞得很尴尬，说你以为我不会写？拖了两天，他天天催，搞得我也不好意思，毕竟两人睡在一个炕上。于是，就写了一张入党报告交给他。过了一天，他代表支部（他也是支部委员，副书记）通知我：支部大会一致通过，我是党员了。此后，支部活动都通知我参加。
直到现在，我自己一直承认自己是给他们拉进党内的，我自己入党并没有宣过誓，农村生产队当时没条件，也没这个仪式。倒是后来自己当了支部书记，带着新党员宣过誓。可我入不入党，自己一直以一个正直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的。
入党不久，我们的插队生涯也告一段落。上海市终于决定落实政策，安排我们这批插队干部，为我们定了三个去向：老弱病残回上海，其它人，一部分支援小三线（莱芜，大屯，铜陵，梅山等矿），还有的就地转入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
我是小青年，够不上老弱病残，也轮不上支援三线，于是我就被转入上海市赴黑龙江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编入嫩江分团，任分团调查组成员兼驻兵团五师师部的双山组副组长。
慰问团总团驻哈尔滨，第一次集合就到哈尔滨。时任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的潘复生招待宴请，摆了十几桌酒席。大家入座后，等了许久也不开席。一会儿，服务员们慌忙地跑出来，到每个桌前，把桌上预先放好的酒瓶，酒杯，统统都拿走，撤了。大家正莫名其妙之时，突然有人宣布：“开饭。”你看我，我看你，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在工作人员的招呼下，大家闷头吃饭。不一会儿，大家都吃好了，看看桌上丰盛的菜肴基本上没动，最多也就吃了三分之一。这顿饭吃的，大家胸闷。
回到招待所，有人就睡闷头觉。后来，他们解释说，陈永贵突然来了，就在我们餐厅隔壁。潘复生陪他用餐，谁知道陈永贵拿了二个馒头就走了。这下把省领导吓的，赶快让服务员把酒统统撤了。原来这么回事，大家算明白了。陈永贵是政治局委员，他这么一弄，谁敢大吃大喝？可我们这顿饭吃的，看来酒有酒的功能。没酒，就没有气氛。吃饭也没味道，这么好的菜肴只吃这么点儿，瞎了大半，多可惜。
我们上海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的工作，主要是慰问上海知识青年，总结经验，发扬先进，调查问题，提出建议。我们嫩江分团负责嫩江地区所属县市的上海插队知青，和黑龙江建设兵团五师所辖各团的知青（包括各地知青）工作。分团团部在齐齐哈尔，调查组有事，我就在团部，写写材料、报告，看看大参考。当时别说大参考，小参考（参考消息）也是内部刊物。大参考属高干内参，师以上单位师级以上高干才有资格看。我们分团，黑龙江省大概安师级单位对待的。平时，我就到双山五师师部，有任务就下去，下基层，跑连队。良种场，养殖场，马场，鹿场等都去过，主要是总结先进，也参与调查一些重大案件。
在连队，我们也和知识青年一起劳动。回顾起来，有些事终身难忘。我曾经一顿吃过二斤四两包子，如今自己想来都觉得不可理解。
那是一次在连队铲地，东北平原辽阔无边，一眼望不到头。铲地，与南方的除草差不多。众人横排一行，从地头出发，一人一陇往前铲。半小时后，横排的队伍就明显拉开了前后距离。铲得快的遥遥领先，拉在后面的人只见前面的人越离越远，人影越来越小，直到人影也看不见，从地平线上消失了。按地理常识判断，平地目标从地平线消失，就有八里的距离。看来这一条陇，至少有十里八里长。
rì当正午，我铲了半天，一条陇还没铲到头。前面先铲到头的小青年，返头往回铲，来帮我们后边的做接应。等接应我与过来接应的青年会合，再回头往后一看，我后边还有不少人没上来，看来我还不算最慢的。前帮后，快帮慢，总算大家会聚到那边的地头。大家累坏了，喝口水，躺在地头歇息。
很快，炊事班送饭来了。大家早都饿坏了，一看今天午饭吃包子，小青年一哄而上抢包子。我也去拿了五个包子，一口气就吃完了，觉得还没饱。一问，还有，再去拿五个，又吃完了，好像饱了。可这罗卜丝馅的包子太好吃了，平时光吃白面馒头，今天有包子当然要吃个够。我看还有，又去拿了五个。其实，十个包子吃下去时，肚子已经吃饱了，可嘴还馋，又吃了二个，吃不动了，肚子胀得慌。看着还有三个包子，我吃不下了，就给别的青年消灭了。
吃饱了，我去付饭票。一算账，包子二两一个，十五个包子，三斤。哇，我一顿吃了十二个包子，二斤四两！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一顿午饭吃二斤四两，这是我个人一顿饭量的最高纪录，如今想来不可想象。与周边小青年一打听，女青年也至少吃五个包子，吃十个的也有。看来，饿狼之谓，所言不虚。幸好东北农村吃饭不限量，比城里吃商品粮好。平时食堂里的白面馒头四两一个，一顿饭一二个馒头很正常。那时，我们上海人下馆子吃饺子，要几两饺子还被人笑话。当地当时以斤计量，半斤是起码的最小计量单位，你要二两三两不被人笑话，白眼？上馆子吃大馃子，上海人叫油条，一般吃一二根油条，加些稀饭、豆浆什么的。可我们对服务员说要二根油条都觉得开不了口，因为馆子里油条也是论斤卖，至少半斤。所以，我们看着当地人在街上一抓一把地吃油条，觉得新鲜。如今大概不会了。
兵团里老职工能人不少，有一次团里招待，席上有道普通的炒土豆丝，我怎么看都象细粉丝，象我们上海人眼中的细粉。团长说是土豆丝，我不信。可吃一口，确实是土豆丝的味道。这土豆丝切得又细又匀，跟细粉丝一样，可见刀功不一般。团长说，这厨师原来是zhōng yāng首长的私人厨师。
在兵团，我发现凡是参谋长酒量都厉害。我喝酒的酒量不大，可酒风和技巧还可以。我按总理规定的外事纪律掌握，在酒席上一般以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来应付，基本上可以对付。可东北人喝酒豪爽，在生产队时老乡就一个酒盅轮着转，论到谁，一口干。酒盅继续往下传，桌上没有一个打退票的。在兵团，酒杯不能轻易举，举杯就要碰杯，碰杯就得干。
一次，军民联欢。一位副参谋长自以为酒量过人，他能喝一斤半白酒没事，二斤也喝过。这次，他在自己桌上已经喝了一斤多，来劲了。举杯到另一桌敬酒，碰到一位县妇联主任，参谋长要她干杯。这位妇联主任不是好惹的，她要了二个喝水用的玻璃杯，把酒洒满，与参谋长一人一杯。这位参谋长二话不说，一口喝光，再洒满，看着这位妇联主任。她也爽快，干了。二人连干三杯，参谋长站不住了。第二天，听说他嘴歪了，酒jīng中毒，这闹的！
在逊克时还听说，在庆祝鄂论chūn定居十周年的庆典上，鄂伦chūn屯一席酒喝了七天七夜。我不相信，他们说真的。怎么喝法呢？就是酒席不散，谁喝醉了，就上炕睡觉，别人继续喝。这边喝酒，那边睡觉。睡醒了喝，喝醉了睡，一直闹了七天七宵。可见酒的厉害，酒的利害。酒有酒的功能，无酒不成席，酒可助xìng，过则败兴，乱xing，伤身。喝酒要有酒量，酒德，酒风。我佩服周总理这三位一体的功夫，他酒量大，酒德好，酒风高，真是我们的好榜样。
铲地结束，到萨尔图去整理材料。萨尔图就是大庆油田的基地，当时还是一个小乡村，一条土路，二边土坯房。路边不远处有个大土坑，据说就是王进喜跳下去堵漏的泥坑。
在我的记忆中，萨尔图就是一个漫天灰沙的土屯子，当时各方面的条件还比不上土地黑黝黝的北大荒。唯一令人难忘的特征就是晚上到处点“天灯”，黑夜里远处连成一线，远比城里的路灯壮观，那是油井燃烧的与油伴生的天然气，白白烧掉，火头整天不息，白天不明显，晚上照“天灯”。油井里冒出来的天然气不烧不行，否则污染空气，还有危险。rì夜烧得屯子里外一片黑，人睡一夜觉后，早晨起来，你会发现鼻孔黑，鼻涕也是黑的。屯子里到处是坑，chūn天化雪积水后就变成泥潭，泥潭上面一层黑油。老乡家的猪大都是放养的，猪不怕脏，泥潭里滚过以后，粘了一身黑油。所以，在萨尔图看不到白毛猪，白毛也滚黑了。
如今，恐怕再也见不到这种场景了。
生产队安排我和卢湾区下放的一位插兄老胡一起，负责上海知青的生活安排。因为第一年匆忙接受大批知识青年时，是临时安排的，连个青年食堂也没有。我们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一下子接收安排四五十个上海知青，哪来得及盖房子？
于是，第二年在老乡的帮助下，发动青年大家一起备料，和泥，造房子，盖了一个大食堂。在食堂后面荒地上开辟了一片菜园子，平时我们二个就管食堂，养猪，养鸡，种菜园子。
从垦荒，chūn播，夏锄到秋收，冬藏，一年四季忙得很，又苦又累，躺到炕上就睡。睁开眼就出工，卖苦力。可也有享受的乐趣，特别是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时，真的幸福，满足。当年，我们的生活就大有改善，夏天蔬菜一茬接一茬，秋天鸡，蛋，肉等荤菜想吃就吃，杀鸡，宰猪随便抓来就是，青年食堂的伙食也立马改善了，与上年简直不能比。白面馒头随便吃，比城市户口吃商品粮的自在。白面在城里算是细粮，是限量供应的，当时连běi jīng人一年吃不上几顿饺子，可我们现在是农民了，自己种自己吃，比吃商品粮还好。我们冬天包了饺子吃不完，就把饺子装在麻袋里，然后把整麻袋的饺子往屋顶上一扔。因为冬天室外冰天雪地，饺子撂在雪堆里，一个冬天都坏不了。我们有天然冰柜，想吃就拿，现成的。
当地老乡还有一个习惯，一家杀猪，全村吃肉。谁家今天杀了猪，左邻右舍少不了吃肉。那时，东北农村吃肉就要肥肉，不象上海还把肉分门别类，什么肋条，夹心，大排，小排的。那时老乡杀猪往往把猪头，猪脚剁掉不要。老胡看着这么好的猪头，猪耳，还有蹄膀，猪爪子白扔了，多可惜。尽管他再三劝说解释，说这些都是好东西，能吃，劝大家别仍。可老乡说：“哪有人不吃肉，吃这玩意儿？”有的还笑话老胡：“你要的话，以后我们宰猪就把猪头，猪脚都给你。”此后，凡老乡家杀猪，真的就把猪头猪脚给老胡送来。时间一长，老胡和我二个人吃不了那么多，老胡就烧了一大锅盐水，腾出一只大水缸放盐水，把剩余的猪头，猪腿，猪爪子一股脑儿往盐水缸里扔进去。有一段时间，我们二个几乎每天晚上喝酒，吃肉。老乡来了就一起吃，他们尝过以后发现猪头肉，猪耳朵，脚爪子，蹄膀比猪肉还好吃。他们说上海人会吃，从此以后老乡也吃猪头，猪腿了。
我们自己还学会了磨豆腐，做豆浆。东北大豆有的是，马料都有炒黄豆。只要自己做，豆浆随便喝，豆腐随便吃。我们队里一个老乡，等生产队把大田里的豆子收割完后，去捡拉在地里路边的豆荚，回家打场，一个秋天，光捡来的大豆就打了八麻袋，上千斤豆子——全是正宗的东北大豆。为此，大队还准备开批判会把他作为一个典型，批判他挖社会主义墙脚，后来被老娘们吵吵一通，才不了了之。不检白不检，扔在地里也瞎了。队长书记为此也征求我们下放干部的意见，我们就顺势推给老娘们，说她们吵吵你批判会怎么开？最后算是没有开批判会。当时谁敢戴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大帽子。
下放生活真的丰富多彩，我们当农民比老乡轻快。因为我们下放干部工资照发，种地又不要交公粮。老乡和知青劳动记工分，靠年终分红才有几个钱。我们队的收入低，一天的工分值只有两毛一分钱，等于一个月的收入只有六七元钱。累死累活，一年挣不到一百元。如此一想，我们该知足了，一切烦恼统统可以抛到脑后。
过了一年，公社好像又想起我了，通知我到公社去一次。我到公社去了才知道，上面要让我带一个连的上海青年到县里去参加修筑战备公路。
我们这代人就是听党的话，真的象革命歌曲里唱的：哪里需要，到那里去。公社叫我去修路，其实当时我也上面到底是谁，反正是组织决定，当然没有二话。到公社领受任务后，我就带了几个青年骨干，作为先遣队就先出发，为我连后续的一百来个知识青年队伍上山打前站。
到了山上，修路指挥部划定了我连负责修筑的路段。那是一条穿越小兴安岭的盘山公路，两边是林子，中间一条土路。我们要按当时的四级公路的标准，修筑一条两车通行的沙石路。
任务明确以后，我就到现场观察地形，先要找水源，准备安营扎寨，以便安顿后续大部队的吃住。周围荒山一片，我找到一条小溪，水流清彻见底，喝一口，冰凉可口，水质不错。就这儿了，环顾四周，不远处正好有一块还算比较平坦的荒地，还就在我们负责的工段边上，是块安营扎寨好地方。
我把先遣队的几个小青年叫来，发给一人一把斧子，让他们上山砍桦树，去枝，把树干堆在一起，回来支帐篷，搭铺。当晚，帐篷就拉上了油布，铺也是桦树干和树枝搭的，铺上干草，我躺下试试，还可以。就招呼小青年打开被褥，啃干粮，睡觉。可没想到，一个多星期后，铺下的草长高了，有几根蒿子顶到小青年被窝缝里来了。我只好钻到铺下，把蒿子连根拔了。
第二天一早，我到四周找了几块比较方正的石块，搭了个灶，放上铁锅，还行。我再挑了两个空水桶，到小溪打了一挑水，回来已经有个小青年起“床”了。我叫他洗脸刷牙，去烧火。等大伙儿起床时，水已经开了。我叫炊事员准备面板，和面，做饭，争取当天开伙。
只一天，我们先遣队就把大部队的吃住后勤解决了。队伍上来，我们就可以干了。
修路开始了。
这条路还算是条路——自然的路，至少不要开山辟路。平时勉强可以通车，汽车，马车可以走，就是chūn天化雪时麻烦，经常会翻浆泫车，路面坑坑洼洼的。冬天大雪封山，走爬犁倒挺滑溜，可危险。
我按指挥部的要求，先到路边划了路宽，树了标杆。原来的路大部分不够宽，要填石筑路基。指挥部已经把石料堆在路边，三五十米一堆。
我带着青年，一人发一把石锤，等马车把石块卸下以后，抡起石锤就砸。我砸石头的水平还可以，砸石块跟劈板子差不多，只要看准石板、石块的纹路，顺势一锤下去石块就开了。我越干越欢，不多会儿，歇口气的时候，发现手掌心起了水泡。没事，拿箭指甲的指甲钳，剪破水泡再干。到中午休息，吃饭时再一看，早上的水泡没了，可这水泡外面又有了新的水泡。乘休息时，把这第二层水泡挑破，挤干，一会儿又没事儿了。下午再干，到收工时，掌心又出了第三层水泡。一天之内，手掌心干出三层水泡，这在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不过也没事，挑破就好了。
头几天，我连进度不错。可三天后，小青年的热劲过去了。出工不出力，磨洋工，请病假，闹工伤......花样越来越多。我看不行，自己带头蛮干不是办法。我就到工地上实地度量，把路宽，边沟，路基，和我连承担的路段的工程总量算了一下，只要一人一天干三米就行。
第二天，我就宣布：一人一天三米任务，要保质保量。谁干完了，让我验收。现场验收通过，就算一天任务完成，可以回去休息。
小青年反应很快，马上有人就问：“到县城去行吗？”
我说：“前提是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到县城去不去我不管。但去了不许闯祸，不许留夜，回来吃晚饭。”
东北初夏，天亮得早。夏至，早晨四点钟天就亮了。
从我宣布完成任务可以休息的消息以后，第二天一早，还没到上工时间，太阳已经升上来了。我一个人，先到工地去转转。刚到工地，就有一个小青年光着膀子，满头是汗，拉我去验收。我一看，还有二个小青年光着膀子在修边沟。我想，这俩小子今天怎么起这么早？
我先到这个小青年干的一段去看看，看来看去，干得漂亮，超额，整齐，结实。我认帐，验收合格。小青年一下跳起来欢呼：“哈，我可以看电影去了！”原来这小子要到城里看电影去。
不一会儿，那二个也干完了，让我验收，也一次通过。
没想到，这几个小子开工前就把一天的活干完了，而且质量很好，比平时盯屁股逼出来的活漂亮多了，根本无须返工补课。我问他们啥时干的？他们回答说，天一亮就来干了，还说起早干活凉快。我想这倒也是，四点钟天亮，干到七八点也有三四个小时了，差不多。我追问一句：“有没有作弊？”他们一下急眼了，要发誓。我说：“好好，相信你们，今天验收通过。”
这时，上工的哨子才吹起来。大伙儿出工时，这三个小青年已经换了一身整洁的衣服，嘴里还啃着馒头，在路旁，边吃早饭边等顺风车。一会儿，他们拦到一辆卡车，爬上车厢，热烈欢呼，高高兴兴上县城去了。
这一招真灵，后来我就省事多了，这真叫“多快好省”。
这事很快在知识青年中传开了，他们叫好，可领导上就难办了。参加修路其它连队反映到指挥部，指挥部有支持、反对和不管的几种不同意见。后来还专门派了技术员到我连工地，重点检查施工质量，没发现什么问题，指挥部就不干预了。至于其他连队怎么说、怎么干，我不管，也管不着。
小青年大白天到县城去玩，一时闹得县城里也沸沸扬扬，让我提心吊胆，怕出问题。我就对进城的口子收紧了点，一要请假，二要理由正当，三是不要乱说，不许惹祸，惹事生非者回来算账，以后取消进城资格。其它还有按时归队，不许喝酒等要求。小青年和我关系挺好，也为我们大家争气，总算没出大的问题。
对我的这种做法，已经有破坏之类的议论，我怕再引起路线之争。万一被上面再抓个典型，我可吃不了兜着走。总算还好，修路不过是临时任务，干完了，人就散了。没人来搞路线斗争，平安收兵，顺利完成任务，上上大吉。我的一颗心放下了，当时就是：“不做不错，多做多错”的环境，我再也不敢说“社会就是这样”之类的话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不说不错”，比“不做不错”更重要。
现在反过头来思考，其实这不就是承包吗？我在1972年上山修路时，不就悄悄地干了，当时还有点心虚或没把握的感觉。那时只有jīng神鼓励，没有物质刺激。我啥也没有，干完了就走，赢得了时间，大家都赢得了时间。我为工程赢得了时间（进度），小青年为自己赢得了时间，他可以去娱乐，会友，休息。要不，磨洋工，别说八小时出不了活，十八小时也白搭。出工不出力，磨洋工，混rì子，摆样子，谁能治？没治！只有当事人自己有数，爱咋的咋的。这就是自觉，要靠自觉xìng。自觉xìng哪儿来？是自发的，内在的动力驱动，一靠觉悟，二要jīng神。外力驱动不过是辅助药，最多也就是催化剂。这辅助的外力，无非是jīng神激励和物质刺激。可当时只讲jīng神，没有物质。我搞的时间激励，不知算jīng神还算物质？直到现在，我自己还没搞明白。
秋去冬来，大雁南飞。我也加入冬季猫冬探亲的候鸟行列。
回到上海，一天在家，突然来了个不速之客，点明找我。尽管我并不认识，也没人说起此人，既然找我，我自然要接待。此人自我介绍是市六办专案组的，言谈中，他对我在公司被受审查的情况了如指掌。我相信，他真是上面来的。他的意思很明白，说公司对我办学习班是*嫡系——空四军在外贸局搞的典型。说我是受迫害的，要我放下包袱，积极参加批林整风运动，约我次rì到市府六办见面。
第二天我应约到市府六办，他们传达了领导对我的问题的批示和意见，想当面听听我的意见。我听了不知所以，只听不说。要说意见，我就要一个组织结论。他们说，他们就是根据领导指示，代表组织与我谈话。其实，我指公司有个正式的组织结论，但我又不好说六办不是代表组织。
正好，与我一起插队的老姚和小王，都是上海财贸办出去的。我把六办来人和去六办的情况跟他们说了，小王说他去问问。小王了解的情况是，随着空四军王维国垮台，空四军派驻外贸局的军代表已被押回部队审查，我的问题市财办很重视，所以派专案组长来看你，想听听你的意见和要求。经小王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
到了公司，一切依旧。组织组长换了个人，对我好像不认识似的，可我认识他。革委会还是老样子，就军代表回部队了。王主任就跟我说了一句：“回来了？”就说他要去开会，完了。我看无趣，也没戏，心里凉了半截。算了，回去吧。
其实，*事发以后，上海外贸系统，特别是我公司等于发生了一次不小的地震。
上海外贸的地位，当时除了běi jīng总公司统管zhōng yāng商品出口和zhèng fǔ间协定贸易外，出口成交主要就是上海口岸。我公司当时是全国外贸出口的大户，系统内的老大哥，也是上海各外贸公司中出口额第一的头牌公司。这样的地位，自然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历次运动，上海外贸的权力争斗（路线斗争）总离不开我公司，正反典型都出在我公司。上海外贸走资派的典型，出自我公司。公司革委会王主任是四届人大代表。就我所知，先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出自我公司（包括已调离我公司）的就有四位，其它各级候补委员之类的，我也搞不清楚有几位。反正，公司出典型，我不幸成了一个反面的典型。
这次回沪探亲，其实我已经知道了底细，公司里却还在装糊涂，一直拖延回避。直到现在，虽然大家都知道我的（学习班）问题解决了，可公司组织上从未明确给我一个结论或结论xìng意见，至今也没有正式平反过。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已经解决了，到底是什么已经解决了我也搞不明白，似乎是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不去管它，我也管不着，我只能管自己，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去种田。
回到生产队，大队支部书记要我写一份入党报告。我说，自己没有资格。大队支部书记是当地老乡，他说服不了我。事后，他让支部副书记，我们一起插队的下放干部来老祝，老胡来做我的做工作。老胡问我为什么不写入党报告，我说不够资格。我把公司审查办学习班的是说了，公司党委书记说过，我没资格考虑入党问题，我要考虑的是好好劳动，认真改造的问题。其实我是借此推托，在我内心是把**看得很神圣，确实觉得高不可攀，我是不够条件。
二人各找我谈了一次，没结果。后来，老胡就胡搅蛮缠似的说他帮我写，只要我自己签个字。我被他搞得很尴尬，说你以为我不会写？拖了两天，他天天催，搞得我也不好意思，毕竟两人睡在一个炕上。于是，就写了一张入党报告交给他。过了一天，他代表支部（他也是支部委员，副书记）通知我：支部大会一致通过，我是党员了。此后，支部活动都通知我参加。
直到现在，我自己一直承认自己是给他们拉进党内的，我自己入党并没有宣过誓，农村生产队当时没条件，也没这个仪式。倒是后来自己当了支部书记，带着新党员宣过誓。可我入不入党，自己一直以一个正直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的。
入党不久，我们的插队生涯也告一段落。上海市终于决定落实政策，安排我们这批插队干部，为我们定了三个去向：老弱病残回上海，其它人，一部分支援小三线（莱芜，大屯，铜陵，梅山等矿），还有的就地转入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
我是小青年，够不上老弱病残，也轮不上支援三线，于是我就被转入上海市赴黑龙江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编入嫩江分团，任分团调查组成员兼驻兵团五师师部的双山组副组长。
慰问团总团驻哈尔滨，第一次集合就到哈尔滨。时任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的潘复生招待宴请，摆了十几桌酒席。大家入座后，等了许久也不开席。一会儿，服务员们慌忙地跑出来，到每个桌前，把桌上预先放好的酒瓶，酒杯，统统都拿走，撤了。大家正莫名其妙之时，突然有人宣布：“开饭。”你看我，我看你，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在工作人员的招呼下，大家闷头吃饭。不一会儿，大家都吃好了，看看桌上丰盛的菜肴基本上没动，最多也就吃了三分之一。这顿饭吃的，大家胸闷。
回到招待所，有人就睡闷头觉。后来，他们解释说，陈永贵突然来了，就在我们餐厅隔壁。潘复生陪他用餐，谁知道陈永贵拿了二个馒头就走了。这下把省领导吓的，赶快让服务员把酒统统撤了。原来这么回事，大家算明白了。陈永贵是政治局委员，他这么一弄，谁敢大吃大喝？可我们这顿饭吃的，看来酒有酒的功能。没酒，就没有气氛。吃饭也没味道，这么好的菜肴只吃这么点儿，瞎了大半，多可惜。
我们上海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的工作，主要是慰问上海知识青年，总结经验，发扬先进，调查问题，提出建议。我们嫩江分团负责嫩江地区所属县市的上海插队知青，和黑龙江建设兵团五师所辖各团的知青（包括各地知青）工作。分团团部在齐齐哈尔，调查组有事，我就在团部，写写材料、报告，看看大参考。当时别说大参考，小参考（参考消息）也是内部刊物。大参考属高干内参，师以上单位师级以上高干才有资格看。我们分团，黑龙江省大概安师级单位对待的。平时，我就到双山五师师部，有任务就下去，下基层，跑连队。良种场，养殖场，马场，鹿场等都去过，主要是总结先进，也参与调查一些重大案件。
在连队，我们也和知识青年一起劳动。回顾起来，有些事终身难忘。我曾经一顿吃过二斤四两包子，如今自己想来都觉得不可理解。
那是一次在连队铲地，东北平原辽阔无边，一眼望不到头。铲地，与南方的除草差不多。众人横排一行，从地头出发，一人一陇往前铲。半小时后，横排的队伍就明显拉开了前后距离。铲得快的遥遥领先，拉在后面的人只见前面的人越离越远，人影越来越小，直到人影也看不见，从地平线上消失了。按地理常识判断，平地目标从地平线消失，就有八里的距离。看来这一条陇，至少有十里八里长。
rì当正午，我铲了半天，一条陇还没铲到头。前面先铲到头的小青年，返头往回铲，来帮我们后边的做接应。等接应我与过来接应的青年会合，再回头往后一看，我后边还有不少人没上来，看来我还不算最慢的。前帮后，快帮慢，总算大家会聚到那边的地头。大家累坏了，喝口水，躺在地头歇息。
很快，炊事班送饭来了。大家早都饿坏了，一看今天午饭吃包子，小青年一哄而上抢包子。我也去拿了五个包子，一口气就吃完了，觉得还没饱。一问，还有，再去拿五个，又吃完了，好像饱了。可这罗卜丝馅的包子太好吃了，平时光吃白面馒头，今天有包子当然要吃个够。我看还有，又去拿了五个。其实，十个包子吃下去时，肚子已经吃饱了，可嘴还馋，又吃了二个，吃不动了，肚子胀得慌。看着还有三个包子，我吃不下了，就给别的青年消灭了。
吃饱了，我去付饭票。一算账，包子二两一个，十五个包子，三斤。哇，我一顿吃了十二个包子，二斤四两！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一顿午饭吃二斤四两，这是我个人一顿饭量的最高纪录，如今想来不可想象。与周边小青年一打听，女青年也至少吃五个包子，吃十个的也有。看来，饿狼之谓，所言不虚。幸好东北农村吃饭不限量，比城里吃商品粮好。平时食堂里的白面馒头四两一个，一顿饭一二个馒头很正常。那时，我们上海人下馆子吃饺子，要几两饺子还被人笑话。当地当时以斤计量，半斤是起码的最小计量单位，你要二两三两不被人笑话，白眼？上馆子吃大馃子，上海人叫油条，一般吃一二根油条，加些稀饭、豆浆什么的。可我们对服务员说要二根油条都觉得开不了口，因为馆子里油条也是论斤卖，至少半斤。所以，我们看着当地人在街上一抓一把地吃油条，觉得新鲜。如今大概不会了。
兵团里老职工能人不少，有一次团里招待，席上有道普通的炒土豆丝，我怎么看都象细粉丝，象我们上海人眼中的细粉。团长说是土豆丝，我不信。可吃一口，确实是土豆丝的味道。这土豆丝切得又细又匀，跟细粉丝一样，可见刀功不一般。团长说，这厨师原来是zhōng yāng首长的私人厨师。
在兵团，我发现凡是参谋长酒量都厉害。我喝酒的酒量不大，可酒风和技巧还可以。我按总理规定的外事纪律掌握，在酒席上一般以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来应付，基本上可以对付。可东北人喝酒豪爽，在生产队时老乡就一个酒盅轮着转，论到谁，一口干。酒盅继续往下传，桌上没有一个打退票的。在兵团，酒杯不能轻易举，举杯就要碰杯，碰杯就得干。
一次，军民联欢。一位副参谋长自以为酒量过人，他能喝一斤半白酒没事，二斤也喝过。这次，他在自己桌上已经喝了一斤多，来劲了。举杯到另一桌敬酒，碰到一位县妇联主任，参谋长要她干杯。这位妇联主任不是好惹的，她要了二个喝水用的玻璃杯，把酒洒满，与参谋长一人一杯。这位参谋长二话不说，一口喝光，再洒满，看着这位妇联主任。她也爽快，干了。二人连干三杯，参谋长站不住了。第二天，听说他嘴歪了，酒jīng中毒，这闹的！
在逊克时还听说，在庆祝鄂论chūn定居十周年的庆典上，鄂伦chūn屯一席酒喝了七天七夜。我不相信，他们说真的。怎么喝法呢？就是酒席不散，谁喝醉了，就上炕睡觉，别人继续喝。这边喝酒，那边睡觉。睡醒了喝，喝醉了睡，一直闹了七天七宵。可见酒的厉害，酒的利害。酒有酒的功能，无酒不成席，酒可助xìng，过则败兴，乱xing，伤身。喝酒要有酒量，酒德，酒风。我佩服周总理这三位一体的功夫，他酒量大，酒德好，酒风高，真是我们的好榜样。
铲地结束，到萨尔图去整理材料。萨尔图就是大庆油田的基地，当时还是一个小乡村，一条土路，二边土坯房。路边不远处有个大土坑，据说就是王进喜跳下去堵漏的泥坑。
在我的记忆中，萨尔图就是一个漫天灰沙的土屯子，当时各方面的条件还比不上土地黑黝黝的北大荒。唯一令人难忘的特征就是晚上到处点“天灯”，黑夜里远处连成一线，远比城里的路灯壮观，那是油井燃烧的与油伴生的天然气，白白烧掉，火头整天不息，白天不明显，晚上照“天灯”。油井里冒出来的天然气不烧不行，否则污染空气，还有危险。rì夜烧得屯子里外一片黑，人睡一夜觉后，早晨起来，你会发现鼻孔黑，鼻涕也是黑的。屯子里到处是坑，chūn天化雪积水后就变成泥潭，泥潭上面一层黑油。老乡家的猪大都是放养的，猪不怕脏，泥潭里滚过以后，粘了一身黑油。所以，在萨尔图看不到白毛猪，白毛也滚黑了。
如今，恐怕再也见不到这种场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