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坎坷人生
() 说起我到黑龙江去，那又是一段说不清，搞不明的历史误会。
我1965年高中毕业后，通过高考，进外贸公司半工半读，学制三年，应该于1968年毕业后才正式参加工作。可我们只读了一年，就逢*，停课参加公司的运动，先四清，后造反。当时大家反正听党的话，跟党走。因为停课，我们三年学制只上了一年课，68年毕业就无从谈起。政策上也没有一个说法，至今公司劳资科认可的我们这批人的工龄是从1967年算起。至于1965－1967这二年时间，既不算学令，又不算工龄，真的成了历史问题。据说半工半读是**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当时上面发文停办，将我们这批半工半读的学生转为学徒，这就是计算工龄的依据。
按当初招生规定，我们学成毕业，就是公司科室的练习生，转正后属干部编制，定行政级别，最低工资不低于44元。*以后，*发明了三十六元万岁。我们半路出家，转为学徒，学徒满师也就是工人编制，成为三十六元的万岁族。既转学徒，我连正式工人都算不上，可干部下放又轮到我的头上了。我算什么东西，自己一辈子也没搞明白。
1969年夏，我在出差回来刚到公司，还没到办公室，在走廊就遇上办公室一帮同事张贴大红纸的报名喜报。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大字报，红喜报几乎天天有，我也不以为怪。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一见我到，就举着还没有张贴的大红纸报名决心书说：“正好，你回来了。四个面向报名，把你名字填上去了。”我还不知道四个面向是怎么回事，就顺口应道：“好。”到了办公室一问，原来动员干部下放，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边疆（仅凭记忆，大致如此），这叫四个面向。既然是党的号召，响应号召是当时的时尚。何况我们又不算干部编制，干部下放与我无关，无所谓，他们都表态积极响应，把我名字填上去就让他们填吧。就这样，我也算报了名了。其实，我根本没想过会轮到我。干部四个面向，我又不是干部，想挤也挤不进去。
几天后，批准名单公布了，我竟然名列其中。一个外贸企业的小学徒，离市级机关干部还差十万八千里，怎么一步登天了？企业学徒，工人，干部，就有三步，企业到机关又差一档，还市级机关干部......我怎么也连不上去。可名单批下来了，还大红喜报高高挂在大楼过道里，整个外贸大楼都在敲锣打鼓，那可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我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了。
自己年轻无所谓，四海为家，在那个年代是时代的召唤，是流行的时尚。轮得上还算幸运，不少人写血书（真的写），有人表态爬也要爬到黑龙江去，还没资格，轮不上。“幸运之神”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只感到突然，没有思想准备。回去跟父母大人一说，他们虽感突然，也不反对。家庭问题不大，我唯一的牵挂就是刚确定恋爱关系才一年的女朋友了，这是我，也是她的初恋。
晚上到她外婆家，她从小跟外婆长大。我把公司批准我去黑龙江的情况如实相告，她外婆反对，她不表态。在送我出来的路上，我俩默默地走，我征求她的看法和意见，她不啃声，一路无语。临别，她问：“什么时候走？”我说：“等通知。”可我心里想这一去就是十万八千里的北大荒，还是边疆第一线，准备打仗去的，实在不知说什么好。
在我们出发的那天，我们被绑上大红花，轰上大彩车，一路上锣鼓喧天，彩车成龙，车站广场人山人海，我本不让她到车站去，可她还是出现在北站的欢送的人群中。我费了好大的劲，摘掉胸前的大红花，溜进人流到她跟前说几句悄悄话，她给我的送别语是：“到那儿就给我写信，我等你。”我无言以对，直到汽笛声响，来人催我上车，我才点头，算是答应她，给她写信。
上车后，我脑袋一片空白，随着车轮启动，锣鼓喧天，嚎啕哭声和滚滚车轮的轰鸣声把我们送出了上海。
这是她第一次在我单位的同事面前亮相，那时的青年谈朋友大多是保密的，我们也不例外，我不想让她到火车站来送行，其实除了怕别时难以外，其中保密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单位的同事都不知道我有女朋友，他们第一次见到她，见她那么年轻漂亮，私下都说看不出我还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我听了后心里也是美滋滋的。车开了，我还在想。
我感觉得出，她不希望我走，可又没有办法。她理解我，支持我。我也理解她，可又一种愧对她的感觉。我实在不知道自己要在黑龙江呆多久，以后会怎么样，今后还能不能回上海，什么时候能回来，如果回不来又该怎么办？......
当时对我们这批人去黑龙江插队落户,还没有要迁户口的说法。下放干部迁户口的说法，还是我们到了黑龙江以后才知道。当时主持上海rì常工作的马天水与时任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的潘复生已经商定，上海下放干部的户口关系也要从上海转到黑龙江。
我们“四个面向”下放黑龙江插队落户的时代背景是当时zhōng yāng下发的“八.二八命令”，要准备打仗。那时中苏关系紧张，黑龙江边境冲突，珍宝岛战火已经燃起。我们插队的逊克县就位于黑龙江边，与对岸的苏联就一江之隔，属于战备一线区域的一线。而我插队的干岔子公社下辖区内就有一个干岔子岛，其中一块无名岛还正巧划归于我所插队落户的生产队的地盘。当时，中苏边境冲突矛盾焦点就在黑龙江的四大争议岛，珍宝岛已经打起来了，而干岔子岛却是四大争议岛中面积最大的争议岛，其战略地位可想而知。所谓战备一线（黑龙江）的一线地区（黑河）的一线（逊克县）的前线，毫不为过。
我们去的时候，当地战备大撤退，老百姓能往内地撤的就撤，携家带口往里撤。而我们这帮上海干部却逆势往往前赶，准备打战。老百姓不理解，当地老乡事后问我为什么我们上海干部要到前线来送死？我也说不明白。后来我们才知道，*在上海夺权后要在上海改朝换代，把上海各级老干部赶下去，以便腾出位子，提拔他自己的人马取而代之。
回想起来，当时的人们真的单纯，忠诚得近乎幼稚，包括一帮革命一生的老家伙，何况我这个初入社会的毛头小伙子。这帮政客把我们推到一线当炮灰使，而我们竟然感到无上荣光，真去拼命。
到了生产队插队落户，我与知识青年住一个宿舍，土坯房。外间灶头上按一只大锅，烧炕烧水用，边上一只大水缸，二只水桶一根扁担，别的啥也没有，连砍柴火用的斧子都扔在屋外。火墙里间就是大炕了，可并排睡六个人，两边搭了个架子，横支木档，铺上木板算是上铺，也可睡五六个人。大家的箱子行李只好堆在南墙边，窗下的箱子上放盏油灯就当写字台用了，可以写写信。里外也就是一间小屋，估计也就十来个平方的面积，在当地也就是单身汉腾出的一间空屋，暂时安排十位知青，我也被安排挤在里面住，真的同吃同住同劳动。
既然插队落户，我们当然与知识青年同吃，同住，并与老乡同劳动。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的根本区别，主要是知识青年与老乡一样劳动记工分，我们不计工分。因为下放干部还由原单位发工资，有大锅饭吃。其他与老乡和知识青年都一样，下大田劳动：chūn播铲地，秋收打粮，冬天上山打柴，回来猫冬。
在东北黑油油、白茫茫的土地上，一年四季，丰富多彩。苦是苦，累是累，可我们战天斗地也乐在其中。
我到黑龙江后遇的第一个节rì就是当地所谓的“五月节”，也就是农业五月初五的端午节。端午节是当地仅次于chūn节的重大节rì，当时当地一年就认二个节rì，一个是chūn节，还有一个就是端午节。每逢这二个节rì，当地全体放假，其他如元旦，劳动节，甚至国庆节都不放假。“五月节”生产队宣布不出工，放假休息一天。往年当地老乡过“五月节”要杀猪庆贺，一家杀猪全村分享。我们刚去的那年正是准备打战的形势，生产队除了放假外啥也没有。
不出工，我们没事可干。因为我们一起下放的插兄被分到各个生产队，临近的革命大队就有外贸轻工的下放干部。今天放假，咱们也走走“亲戚”，去革命大队看看他们。
说走就走，我们从山梁子走，抄近路，来到了革命大队串门。他们队里的一帮插兄也休息没事可干，躺在炕上正无聊。我们一到，那高兴的劲儿，一帮老家伙简直象小孩一样，高兴极了。“朋友来了有好酒”，在革命大队插队的“老山东”来劲了，不等我们坐下就嚷嚷：“我到小卖部去。”
过了一阵，他手里拿了二瓶白酒，往炕上一放，急匆匆又往外跑。
这次出去老半天，两手空空，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往炕上一躺：“我从村头跑到村尾，家家户户都去了，想搞二个鸡蛋都没有。啥都没有。老乡说不是要打仗吗，去年大家把能搬的搬了，能吃的都吃了，连小猪都宰了，随时准备撤退上山，还有什么？”想想也是，一冬才熬过去，连土豆白菜都没了，chūn播还没完，青黄不接。算了，大家见见面，吹吹牛就行了。可“老山东”不甘心，从衣兜里掏出几个大蒜头，打开酒瓶，找来几个搪瓷杯，咕嘟咕嘟就把二瓶白酒倒光。“来，喝！”喝酒，真的喝酒，除了白酒一杯，一人几瓣生蒜头，其它啥也没有。
哇，这场面我没见过，连想都想不出来。恐怕坐山雕也没有尝蒜头下烧酒吧？
喝一口东北白酒，利害。我那时年轻，没喝酒的经验，只知道辣的味道。咬一口大蒜，辣上加辣，辣得我张嘴吐舌，南方人还不习惯生吃蒜头。这经历，这味道值得终身玩味。
说起革命大队，还有一件事令我难以忘怀。革命大队也真厉害，知青打架扔手榴弹。这也成为当时一件大事，闹得zhōng yāng都知道，据说还惊动了周总理。当时战备，每个村（生产大队）都有民兵。武装民兵连，配备的还是真枪实弹。一次队里的小青年吵架打起来了，吃亏的一方不服气，晚上乘大家睡觉后偷出一颗手榴弹，溜到对方宿舍外拉出弦就往对方宿舍里扔进去。“轰”一声，手榴弹炸开了。睡在排炕上的小青年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好手榴弹被扔在地下，人都睡在炕上。大家被吓坏了，地下炸了个洞，人却没被炸死。要不真的出人命了，小青年真是没头脑。我们生产队小青年打架也动过斧子，伤了人。这帮孩子真叫人头疼，他们其实没啥大的矛盾，就一语不合动起手来，过后就忘了。好的时候好得不得了，不好就吵就打。怎么办呢，都是孩子。我们下放干部只好把他们当孩子一样对待，第一年是高危期，幼稚，单纯，冲动是第一年的通病。随着时间的磨练，小青年慢慢长大，渐渐成熟起来，会动脑子想问题了。第二年就聪明了，第三年开始就显得成熟老练了，思想也开始也复杂起来。
当年秋收结束，上山打柴，准备过冬。这时，知青办把我借过去帮忙，到基层生产队去总结知青点的情况和经验，发扬先进个人和集体，为逊克县第一届知青代表大会作准备。
刚到公社，先就近在公社所在地干岔子大队蹲点。到那第一天，就给我一个下马威。已经冬天了，公社安排我到干岔子大队的一个知青宿舍蹲点，晚上我就到知青宿舍去了，黑灯瞎火，只有几个小青年已经钻到被窝里了，头上还带着皮帽子。我一看，火坑冰凉，看来根本没烧火炕，怪不得睡觉还带皮帽子。我想烧炕，没柴火，烧不了炕。开水也没有，柴火也没有。到屋外找柴火，也没有。天已经黑了，没办法，进屋我问小青年：“胡司令呢？”所谓胡司令姓胡，是他们知青点的头，在上海是区红卫兵司令，也是干岔子小有名气的胡司令。躲在被窝里的小青年说：“他到哪儿睡那儿，没个准。天冷了，他晚上一般不会回来了。”另一个青年话外有音地说：“他总有热炕头睡。”看来今晚就这样了，我也钻进我的被窝，把军大衣，棉裤统统压在被上，闷头睡觉。冷是冷，睡还是睡，累了困了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天也亮了。我悄悄起来，到屋外劈柴火，想回屋烧水。柴火有了，打开水缸盖一看，哪有水啊，缸底一团冰块。仔细一看，水缸都冻裂了，开了一条大裂口，这水缸已经没法用了。我问小青年：“你们每天洗脸刷牙怎么办？”他们说以前水缸好的时候，就舀水缸里的水用，现在水缸破了就混呗，有时到井边，有时到食堂，有时到老乡家，有时就不洗了......。唉，这帮孩子！他们的父母要知道了，该怎么办？
那时，兴隆大队知青点搞得不错。一天，我要到兴隆大队去，兴隆大队在西边，西北风挺厉害。我就把自己去东北越冬所备的棉衣裤，棉手套，棉大衣，皮帽子，大头鞋等全副武装通统用上，一个人迎着西北风往兴隆大队走去。路不远，也就十里八里地的路程。我“全副武装”上路走了半个小时的光景，西北风越刮越猛，顶风迎面根本没法走。我就转过身来，背对着风倒着走。这背后的冷风透骨，厚厚的军大衣好像没穿似的，比正面迎风冻耳朵更冷。后来知道，这天气温有零下四十三度。怪不得，棉大衣不管用。
冬天，县里要开知青代表大会。我被借到县知青办去参与筹备工作，我们到车陆公社参加现场军训。一天，南山着火了。大家一起奔去扑火，还好冬天，山上积雪未化，火在山边草甸子上烧枯草。大家一起拿柳条子刮火头，不大会儿就凯旋而归。这场火没烧到山上，只能算一场小小的练兵。
要说真的打山火，那是chūn天在东方红大队那场山火。那场火，烧了几个山头。那天我正在东方红大队，就赶上了这场山火。我们参与扑火的老百姓基本上都是赤手空拳，根本没有灭火器材。
火情就是命令，看到山上哪有火，人就往那去。山上根本没有路，人就跟着火走。到了火场，先得看风向。我们顺风跟在火苗外围，用树枝或柳条顺势刮削火苗，一片一片地灭火。我们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就做这些。什么迎面遇火搏斗，那时傻蛋干的傻事。树木着火我们只能退避观望，选择外围合适地段控制火情，别让火势漫延就是成功。有时火势太大，控制不住，我们还得避开，已经烧着了的就让它烧吧，只要把火区外围控制住，它烧完了火就灭了。什么迎着烈火上，那是送死，是没见过什么是烈火的文人秀才的编出来的。还好那天风势不大，经过大半天的扑打，山头已经看不到明火了，发现有余烟的地方，指挥部另派专人前去处理，后面来人通知我们，已接到指挥部命令，说火势已经控制住了让我们撤离，我们才开始撤离。
此时，我们一个个灰头土脸，这时才觉得又累又饿又渴，人一下就垮了下来。
我们上山跟着火乱跑，这会儿跑到哪儿了谁也不知道。山上根本没有路，这时我们一伙人傻眼了。没吃，没喝，走又走不动，有几个小青年躺在地上乱叫：“喂，有人吗？我们在这儿。”叫了半天，有人应了:“喂，我们在这儿。”大家边喊边靠拢，队伍越来越大。大家一起找出路，总算在林子里看到一条车轱辘印，这肯定是老乡上山打柴留下的痕迹。大家沿着这条“路”走，总会找到村子的。可人走不动了，队伍越拉越长。大家又累又饿又渴，这个季节上山一片枯黄，根本找不到吃的。忽然，我们发现车轱辘道上有一个挺大的牛蹄子印，里边还有一点积水。我趴下去一看，水是还挺清的，就有一点小虫子在游动。实在渴得慌，我趴在地上小心奕奕地去喝口水，不错，润润嗓子也好。一个青年过来问我：“能喝吗？”我点点头，不置可否。他立马趴下去，“呼”一口，吸了满口泥沙，“噗，噗!”地连吐带抹，大呼上当。把旁边的人笑成一团，老乡说：“你怎么这么傻，这牛蹄子水能喝吗？”还有人说：“要喝也得慢慢喝一点。”
直到后面的后勤队上来，我们总算熬过了饥渴的困境，拖着疲惫的步履往回挪。
回顾插队落户的生活，是苦，是累，是冷。但生活丰富多彩，北大荒的土地肥沃广阔，大有作为，也体会到与天奋斗的乐趣。
由于下乡第一年的冬天，县里开知青代表大会，把我抽到知青办协助工作。所以我第一年冬天没有时间回家探亲，直到第二年chūn天，大批知青和下放干部探亲回来，我才有机会回沪探亲。
第一次回沪探亲，心情自然轻快。乘在从逊克开往北安的长途汽车上，我为解旅途疲惫，不由得试诗一首：“残雪薄冰水荧荧，舟车越野浪里行；今奔江南迎*，返回北国苗更青”。
第一次回沪探亲，心情自然轻松。到了上海的第二天，我就到原单位报到。现在想来真傻，其实我这次是回来探亲，干嘛要回原单位报到？单位已经把我们踢到北大荒去了。回来探亲理应回家好好休息，看看家人，陪陪女朋友多好。可那时的人就那么傻，不仅是雷锋傻，我也傻，大家都傻乎乎的。
我们这种人是那个时代培养出来的，尽管单位里已经把你踢出去了，可我们还把原单位当娘家，组织观念很强。回上海探亲第二天，我没想到去看分别一年的女朋友，而第一反应却是到单位去报到。现在想想是傻，单位已经把你的关系转出去了，你算什么（东西或人）？可那时我们这种人总觉得回去探亲，先要回原单位报到，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人。
到了公司（原单位），先到革委会组织组“报到”。组织组长第一句话就把我就问得莫名其妙：“你总算回来了。”什么总算回来了？是盼我回来，还是不欢迎我回来？事后我想起来了，人家其他下放干部去年冬天都已经回来探亲了，就我拖到今年chūn天才回来。我说那里有事，县里开知青代表大会，知青办让我去帮忙。“好吧，”组织组长淡淡说，“我们等你好久了。王主任要与你谈话。”我还以为是组织上的关心，即刻跑到革委会主任办公室，见到王主任。王主任与我寒暄几句就切入正题，说：“你要好好考虑考虑自己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王主任见我毫无思想准备，就说：“组织上会帮你的。”让我再回组织组找组织组长。组织组长说：“明天，你按公司的上班时间到公司吧。”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我回来探亲的，到公司上班行吗？要不要跟黑龙江方面打个招呼？”组织组长说：“让你到公司，是参加运动，不是上班。组织上的问题不要你考虑。”
我感觉上觉得好像不合常理，似乎有问题，但又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参加运动就参加运动吧，反正组织上会和黑龙江打招呼的。相信组织相信党，这在当时是最起码的常识。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第二天，我按照公司的上班时间，准时来到公司“上班”，具体安排当然要听组织的，我就先到组织组。其实，公司组织组早已经安排好了，就等我回来，叫我到秘书科参加运动。怪不得说我“总算回来了”。我到秘书科，秘书科支部书记已经带着一批运动骨干，在一间为我专辟的办公室等我。我也许太迟钝了，到这时侯，我竟然还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
这是公司工军革领导班子布置的政治任务，以秘书科运动骨干为主体，特地为我专门组织了一个“帮促”小组，帮我认识自己的问题及其严重xìng，促我提高认识。不过，我自己作为当事人并不知道，自己还蒙在鼓里，莫知莫觉。
学习班头两天，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问题在哪儿？后来，有一次我在厕所里偶遇小孙，还是小孙在厕所里偷偷地给我塞了一张纸条，写了几条，我也看不明白，好像是我给他信里的内容。他看到我就远远地躲开，当时的情况大家都明白，一个被审查的人就像瘟疫传播者一样，人皆避之不及。没人敢打招呼，连眼神都不一样，更没人敢跟你说话，以免引火烧身，让人抓个立场问题。我自然不去拖累别人，看上去小孙在躲避我，我也不去找他，就一个人老老实实地参加运动吧。
学习班先学习文件，九大文件学习后，先让我谈思想，要我谈对党的九大的看法，对*的看法。然后，就开始对我帮促，先要我端正态度（整态度）。
秘书科在运动中还有一个新发明：把我的“黑话”写在小黑板上，联系实际天天批。
那时社会上各单位都有天天读，读**语录。天天批，就是在班组天天读的小黑板上再写上**黑话，对照学习和批判。在秘书科的小黑板上，除了**语录和**黑话外，再加列一段我的黑话，联系实际天天批。我一下子就进入了伟人的行列，真是发明人的创举。
幸亏这是他们发明的，要不，一旦把我的话与伟人并列，那我的“野心”就真的昭然若揭了，野心家的大帽子必然会迎面而来，那将更有政治杀伤力。还好，这是他们发明的，这笔帐算不到我的头上。
一星期后，学习班扩大，由秘书科扩大到公司级。公司组成了以我的大名命名的专题学习班，从群众xìng的小评论到公司xìng的大字报、大批判。小组帮促到批判，部门批判会到全公司拉线广播批判。大字报从办公室开始，延伸到走廊，再扩大到公司楼面，楼梯，发展到站整个外贸大楼。
我自己认识不够，公司就组织了以我的大名命名的专题战斗队，并以战斗队的名义开始战斗，张贴针对我的大字报，大批判，引导公司运动，指导科室斗批的方向。
我不知就里，交待不出，检查无门。战斗队就批判“启发”我，让我自己去看大字报。一直看了好几个半天，我才开始有点明白了，原来毛病出在我给小孙的一封信中，怪不得小孙莫名其妙地塞张纸条给我。
小孙是我们工读班的同学，*中的战友，公司革委会宣传组成员。我到黑龙江去以后，把他视为自己到东北后与公司保持联系的联络人。所以，我到东北后，给他写过几封信。其中有一封信落到了军宣队代表手中，被军代表小郝发现了有重大现行问题。这封信，就成了整我的铁证，把柄。
据小孙事后说，他收到我的信后，曾把我的信拿到革委会王主任那里，给他看，动机无非是讨好领导，表示我给他写信。尽管公司里许多人都说，是小孙把我出卖了，并且从此就看不起他。可我至今依然相信，他向领导出示我的信，无非想向领导表功，并无陷害我的意思。
因为我自信：我的信绝无消极负面的内容，当时如此，现在看也如此。通观全文，完全可以看出，我对生活的积极，乐观和幽默，即使到艰苦的边疆也是乐观的。我相信正因为此，小孙才会主动拿给公司主要领导去看，他本意是想邀功。王主任看了我的信后，起初还是肯定的，回到他的办公室后顺便与军宣队代表讲了，算是领导通气吧，当时推行工（宣队）、军（宣队）、革（革命委员会）联合办公。军代表听说后，要王主任把信给他，说要拿去看看。军代表一看，这就看出问题来了，而且是政治上原则xìng的大问题。
在我的信中，有一段问起自己在公司时的小兄弟的情况，劝自己这一派的这位小兄弟不要消沉，其中说了“我也不愿为现成左派效力”和“但社会就是这样组成的，有什么办法呢？”之类的话语。
这话错吗？我一直不认账：社会上有左中右，是**说的。可我说就不行？战斗队开小会斗，大会批，发动公司上下批判会口诛笔伐，上纲上线，说我是没落文人，代表了失败阶级的yīn暗心理，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恶毒攻击左派，矛头指向九大`，否定*的胜利成果......
这么一来，问题就大了,军代表定xìng为现行问题。
于是，战斗逐步升级：帮促升为批斗，学习班变战斗队。每天叫我在秘书科门口摆测字摊，写交待材料，写检查。不就是那封信吗，反正信在你们手中，我交待也只能说个大概，写也反反复复就这么几句。检查写来写去也就是那么几条，我写着烦，他们看着也烦。一开始，还不许我抽烟。后来，我趴在桌上打瞌睡都没有人来管我了。
当时的外贸大楼还是原来怡和大楼的建筑，上下一共五层。我公司处于二层，针对我的专题大字报，从科室贴到走廊。走廊里贴满了，又贴到楼梯边，二楼贴满了，就向上下楼梯延伸。一时间，整个大楼从一楼到五楼的楼道，全被针对我的大字报占满了。乖乖，好厉害！我一个无名小卒，而且已经被发配到黑龙江种田去了，回来探亲，就搞成这么大的架势，我真的没有想到。从此我名扬外贸，臭名上下。
正因为此，竟把我的初恋女友吓跑了。
原来，有一次她到局里办事，走过外贸大楼，看到上上下下都是批判我的大字报，而且上纲上线，罪恶滔天。她毫无思想准备，因为我还没有与她讲过办学习班的事，她只知道我回来，到公司参加运动。那时，群众运动，人人参与，谁敢不参加运动？她根本不知道，更想不到我成了运动的主攻对象。看到这种场面，她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吓坏了，连大字报都没有看完，就不敢再看下去了，哭着逃回了家。这些，我当时读不知道。
后来，是她的外婆在我面前哭诉，说她从那天到外贸大楼看了大字报后，一路哭回家。到家把门一关，把门反锁，一个人关在屋里哭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对任何人读不理不睬，父母，同事，要好的同学，小姊妹一概不见。听了外婆的叙说，我也心酸，垂泪，无语。苦了她了，想到我被批准到黑龙江插队落户时，她还是顶住了父母的反对意见，坚持不与我断，还一个人自己到火车站送我。如今，又为我的境遇而受折磨。我真的心疼，更不忍。想到自己的前途渺茫，插队落户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这次又背上政治包袱，将永世不得翻身。我算完了，而她还那么年轻，漂亮，求上进，我不能拖累她，影响她的前途。考虑再三，我决定快到斩乱麻，乘此与她断了恋爱关系，我不能耽误她的青chūn。于是，我提笔给她写了一封信，切断我们的后路，以免大家jīng神上再受更多更久的折磨。信发出后，我象卸了一个沉重的jīng神包袱，反而感到轻松了些。尽管还不时会想念她，但我坚持不再与她联系。
为此，写了一首《返chūn归》：盼归yù浴江南chūn,安知盛暑炙煞人。忠心耿耿反革命,吓走巧玲一身轻。
这样折腾了几个月，夏天总过去了。
想想自己忠心耿耿闹革命,发配边疆也心甘,还准备打仗送命,真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jīng神来鞭策自己,象信徒扦悔一样自觉地“斗私批修”,就为到东北插队后给同学的一封私函里有几句所谓的牢sāo话,就打我现行，我当时也一度想不通。我那时才二十来岁,自己又没干过什么坏事,抱着问心无愧的心态接受审查“摆测字摊”的。好在我没有民愤,人缘不错。人们对我这个有“现行问题”的小青年当然要“划清界线”,尽量避开，但毕竟还没有落井下石的仇人。除了工宣队,军宣队和战斗队的训话以及开批判会时的声讨发言外,平时没人敢跟我答话,走过我身边时都低头匆匆而过,好象我是严重传染病人一样,谁都怕染上政治“现行”的传染病毒。这倒也好,没人敢靠近我,也就没人来管我。
我每天按时摆“测字摊”,把马列书籍一摊,想看则看,看不了就打磕睡。rì子一久,也很乐胃。啥也不干,工资照发,一分不少。我就这样老老实实地接受审查,不老实不行,要挨批整态度。我抽烟挨过批，可打磕睡倒没挨过批。
自此，我发现:不要你说你别说,不要你干你别干,老老实实的好。至于心里想什么怎么想,只要不乱说乱写,爱想就想,不想最好。jīng神痛苦其实是想出来的,不想就解脱了。
这次审查，我对家里没有具体讲，只讲到公司参加运动。我妈看我早出晚归，到公司参加运动，一天到晚没个闲，回到家里也不说话，就到水龙头边一个劲地冲凉水，从头到脚淋个遍，问我也问不出名堂。问得我烦了，我就一句话不说，出去漫无目标地乱转几圈，回来闷头睡大觉，以图麻痹自己。
当公司宣布审查结束，让我返回黑龙江时，我要求组织给个结论，让我回去有个交待。革委会王主任只让我回去好好改造，说组织上的事不要我管。我没有办法，只好回去种田了。
那时计划经济，车船票紧张，个人买票不好买，说不定要排几个通宵的队，也没把握。
当我正为此发愁之际，组织上还显得挺关心似的，帮我代买了返程票，还为我找了一个旅伴，让与我同时下放到黑龙江去的老刘，陪我一起走。我也正愁一个人走，路途遥远不方便，希望找个旅伴一起走，途中相互有个照应。一听组织上为我找了老刘，根本未加思索，就答应了。
事后方知，组织上这样安排，是jīng心布置，别有用意的：一让老刘一路监视我的言行，随时汇报；二是有个内部结论带到黑龙江：我有现行问题，只能永远劳动。对此，当时我却一无所知。
这次返回，正处夏末，我们走水路。
从上海坐船到大连，在老虎滩游个泳，弄得一身油，洗也洗不净。从大连坐火车到佳木斯，再乘上名副其实的轮船（船靠两侧的大水轮滚动前行），沿乌苏里江到黑龙江逆流而上，到奇克镇是1971年9月13rì。这一天当时我也没在意，事后*事发，我就记住了这个rì子。
回到黑龙江以后，我在生产队就自觉地按公司的要求老老实实好好劳动，改造世界观。秋收，打场，上山砍柴。抛开烦恼，一切照旧，战天斗地，无忧无虑。
九.一三事发后不久，开始内部分级传达zhōng yāng关于**集团的相关文件。
当时传达讲级别，逐级分批传达。公社党委书记当时按战备一线配备，行政十七级。第一批传达到十五级，正好到县委书记一级。
一讲级别，可下放干部就不好办了，级别高的有的是。我们公社就有三个行政十三级的老家伙，比县委书记还高。县里不好办了，经一级级向上请示，最后决定：凡上海下放干部，统统集中，一起听传达。
这样，我这个没有级别的下放干部也就和老家伙一起到地区听传达，看rì本电影。我只记得rì本电影有《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一类的战争片。
老家伙聚在一起，我后来才发现，这批下放干部原来是*的改造换代的牺牲品。而我根本还不是干部，更不是机关的行政干部，机关干部下放竟把我这个企业学徒也拖到里面去当替死鬼。
我1965年高中毕业后，通过高考，进外贸公司半工半读，学制三年，应该于1968年毕业后才正式参加工作。可我们只读了一年，就逢*，停课参加公司的运动，先四清，后造反。当时大家反正听党的话，跟党走。因为停课，我们三年学制只上了一年课，68年毕业就无从谈起。政策上也没有一个说法，至今公司劳资科认可的我们这批人的工龄是从1967年算起。至于1965－1967这二年时间，既不算学令，又不算工龄，真的成了历史问题。据说半工半读是**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当时上面发文停办，将我们这批半工半读的学生转为学徒，这就是计算工龄的依据。
按当初招生规定，我们学成毕业，就是公司科室的练习生，转正后属干部编制，定行政级别，最低工资不低于44元。*以后，*发明了三十六元万岁。我们半路出家，转为学徒，学徒满师也就是工人编制，成为三十六元的万岁族。既转学徒，我连正式工人都算不上，可干部下放又轮到我的头上了。我算什么东西，自己一辈子也没搞明白。
1969年夏，我在出差回来刚到公司，还没到办公室，在走廊就遇上办公室一帮同事张贴大红纸的报名喜报。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大字报，红喜报几乎天天有，我也不以为怪。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一见我到，就举着还没有张贴的大红纸报名决心书说：“正好，你回来了。四个面向报名，把你名字填上去了。”我还不知道四个面向是怎么回事，就顺口应道：“好。”到了办公室一问，原来动员干部下放，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边疆（仅凭记忆，大致如此），这叫四个面向。既然是党的号召，响应号召是当时的时尚。何况我们又不算干部编制，干部下放与我无关，无所谓，他们都表态积极响应，把我名字填上去就让他们填吧。就这样，我也算报了名了。其实，我根本没想过会轮到我。干部四个面向，我又不是干部，想挤也挤不进去。
几天后，批准名单公布了，我竟然名列其中。一个外贸企业的小学徒，离市级机关干部还差十万八千里，怎么一步登天了？企业学徒，工人，干部，就有三步，企业到机关又差一档，还市级机关干部......我怎么也连不上去。可名单批下来了，还大红喜报高高挂在大楼过道里，整个外贸大楼都在敲锣打鼓，那可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我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了。
自己年轻无所谓，四海为家，在那个年代是时代的召唤，是流行的时尚。轮得上还算幸运，不少人写血书（真的写），有人表态爬也要爬到黑龙江去，还没资格，轮不上。“幸运之神”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只感到突然，没有思想准备。回去跟父母大人一说，他们虽感突然，也不反对。家庭问题不大，我唯一的牵挂就是刚确定恋爱关系才一年的女朋友了，这是我，也是她的初恋。
晚上到她外婆家，她从小跟外婆长大。我把公司批准我去黑龙江的情况如实相告，她外婆反对，她不表态。在送我出来的路上，我俩默默地走，我征求她的看法和意见，她不啃声，一路无语。临别，她问：“什么时候走？”我说：“等通知。”可我心里想这一去就是十万八千里的北大荒，还是边疆第一线，准备打仗去的，实在不知说什么好。
在我们出发的那天，我们被绑上大红花，轰上大彩车，一路上锣鼓喧天，彩车成龙，车站广场人山人海，我本不让她到车站去，可她还是出现在北站的欢送的人群中。我费了好大的劲，摘掉胸前的大红花，溜进人流到她跟前说几句悄悄话，她给我的送别语是：“到那儿就给我写信，我等你。”我无言以对，直到汽笛声响，来人催我上车，我才点头，算是答应她，给她写信。
上车后，我脑袋一片空白，随着车轮启动，锣鼓喧天，嚎啕哭声和滚滚车轮的轰鸣声把我们送出了上海。
这是她第一次在我单位的同事面前亮相，那时的青年谈朋友大多是保密的，我们也不例外，我不想让她到火车站来送行，其实除了怕别时难以外，其中保密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单位的同事都不知道我有女朋友，他们第一次见到她，见她那么年轻漂亮，私下都说看不出我还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我听了后心里也是美滋滋的。车开了，我还在想。
我感觉得出，她不希望我走，可又没有办法。她理解我，支持我。我也理解她，可又一种愧对她的感觉。我实在不知道自己要在黑龙江呆多久，以后会怎么样，今后还能不能回上海，什么时候能回来，如果回不来又该怎么办？......
当时对我们这批人去黑龙江插队落户,还没有要迁户口的说法。下放干部迁户口的说法，还是我们到了黑龙江以后才知道。当时主持上海rì常工作的马天水与时任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的潘复生已经商定，上海下放干部的户口关系也要从上海转到黑龙江。
我们“四个面向”下放黑龙江插队落户的时代背景是当时zhōng yāng下发的“八.二八命令”，要准备打仗。那时中苏关系紧张，黑龙江边境冲突，珍宝岛战火已经燃起。我们插队的逊克县就位于黑龙江边，与对岸的苏联就一江之隔，属于战备一线区域的一线。而我插队的干岔子公社下辖区内就有一个干岔子岛，其中一块无名岛还正巧划归于我所插队落户的生产队的地盘。当时，中苏边境冲突矛盾焦点就在黑龙江的四大争议岛，珍宝岛已经打起来了，而干岔子岛却是四大争议岛中面积最大的争议岛，其战略地位可想而知。所谓战备一线（黑龙江）的一线地区（黑河）的一线（逊克县）的前线，毫不为过。
我们去的时候，当地战备大撤退，老百姓能往内地撤的就撤，携家带口往里撤。而我们这帮上海干部却逆势往往前赶，准备打战。老百姓不理解，当地老乡事后问我为什么我们上海干部要到前线来送死？我也说不明白。后来我们才知道，*在上海夺权后要在上海改朝换代，把上海各级老干部赶下去，以便腾出位子，提拔他自己的人马取而代之。
回想起来，当时的人们真的单纯，忠诚得近乎幼稚，包括一帮革命一生的老家伙，何况我这个初入社会的毛头小伙子。这帮政客把我们推到一线当炮灰使，而我们竟然感到无上荣光，真去拼命。
到了生产队插队落户，我与知识青年住一个宿舍，土坯房。外间灶头上按一只大锅，烧炕烧水用，边上一只大水缸，二只水桶一根扁担，别的啥也没有，连砍柴火用的斧子都扔在屋外。火墙里间就是大炕了，可并排睡六个人，两边搭了个架子，横支木档，铺上木板算是上铺，也可睡五六个人。大家的箱子行李只好堆在南墙边，窗下的箱子上放盏油灯就当写字台用了，可以写写信。里外也就是一间小屋，估计也就十来个平方的面积，在当地也就是单身汉腾出的一间空屋，暂时安排十位知青，我也被安排挤在里面住，真的同吃同住同劳动。
既然插队落户，我们当然与知识青年同吃，同住，并与老乡同劳动。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的根本区别，主要是知识青年与老乡一样劳动记工分，我们不计工分。因为下放干部还由原单位发工资，有大锅饭吃。其他与老乡和知识青年都一样，下大田劳动：chūn播铲地，秋收打粮，冬天上山打柴，回来猫冬。
在东北黑油油、白茫茫的土地上，一年四季，丰富多彩。苦是苦，累是累，可我们战天斗地也乐在其中。
我到黑龙江后遇的第一个节rì就是当地所谓的“五月节”，也就是农业五月初五的端午节。端午节是当地仅次于chūn节的重大节rì，当时当地一年就认二个节rì，一个是chūn节，还有一个就是端午节。每逢这二个节rì，当地全体放假，其他如元旦，劳动节，甚至国庆节都不放假。“五月节”生产队宣布不出工，放假休息一天。往年当地老乡过“五月节”要杀猪庆贺，一家杀猪全村分享。我们刚去的那年正是准备打战的形势，生产队除了放假外啥也没有。
不出工，我们没事可干。因为我们一起下放的插兄被分到各个生产队，临近的革命大队就有外贸轻工的下放干部。今天放假，咱们也走走“亲戚”，去革命大队看看他们。
说走就走，我们从山梁子走，抄近路，来到了革命大队串门。他们队里的一帮插兄也休息没事可干，躺在炕上正无聊。我们一到，那高兴的劲儿，一帮老家伙简直象小孩一样，高兴极了。“朋友来了有好酒”，在革命大队插队的“老山东”来劲了，不等我们坐下就嚷嚷：“我到小卖部去。”
过了一阵，他手里拿了二瓶白酒，往炕上一放，急匆匆又往外跑。
这次出去老半天，两手空空，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往炕上一躺：“我从村头跑到村尾，家家户户都去了，想搞二个鸡蛋都没有。啥都没有。老乡说不是要打仗吗，去年大家把能搬的搬了，能吃的都吃了，连小猪都宰了，随时准备撤退上山，还有什么？”想想也是，一冬才熬过去，连土豆白菜都没了，chūn播还没完，青黄不接。算了，大家见见面，吹吹牛就行了。可“老山东”不甘心，从衣兜里掏出几个大蒜头，打开酒瓶，找来几个搪瓷杯，咕嘟咕嘟就把二瓶白酒倒光。“来，喝！”喝酒，真的喝酒，除了白酒一杯，一人几瓣生蒜头，其它啥也没有。
哇，这场面我没见过，连想都想不出来。恐怕坐山雕也没有尝蒜头下烧酒吧？
喝一口东北白酒，利害。我那时年轻，没喝酒的经验，只知道辣的味道。咬一口大蒜，辣上加辣，辣得我张嘴吐舌，南方人还不习惯生吃蒜头。这经历，这味道值得终身玩味。
说起革命大队，还有一件事令我难以忘怀。革命大队也真厉害，知青打架扔手榴弹。这也成为当时一件大事，闹得zhōng yāng都知道，据说还惊动了周总理。当时战备，每个村（生产大队）都有民兵。武装民兵连，配备的还是真枪实弹。一次队里的小青年吵架打起来了，吃亏的一方不服气，晚上乘大家睡觉后偷出一颗手榴弹，溜到对方宿舍外拉出弦就往对方宿舍里扔进去。“轰”一声，手榴弹炸开了。睡在排炕上的小青年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好手榴弹被扔在地下，人都睡在炕上。大家被吓坏了，地下炸了个洞，人却没被炸死。要不真的出人命了，小青年真是没头脑。我们生产队小青年打架也动过斧子，伤了人。这帮孩子真叫人头疼，他们其实没啥大的矛盾，就一语不合动起手来，过后就忘了。好的时候好得不得了，不好就吵就打。怎么办呢，都是孩子。我们下放干部只好把他们当孩子一样对待，第一年是高危期，幼稚，单纯，冲动是第一年的通病。随着时间的磨练，小青年慢慢长大，渐渐成熟起来，会动脑子想问题了。第二年就聪明了，第三年开始就显得成熟老练了，思想也开始也复杂起来。
当年秋收结束，上山打柴，准备过冬。这时，知青办把我借过去帮忙，到基层生产队去总结知青点的情况和经验，发扬先进个人和集体，为逊克县第一届知青代表大会作准备。
刚到公社，先就近在公社所在地干岔子大队蹲点。到那第一天，就给我一个下马威。已经冬天了，公社安排我到干岔子大队的一个知青宿舍蹲点，晚上我就到知青宿舍去了，黑灯瞎火，只有几个小青年已经钻到被窝里了，头上还带着皮帽子。我一看，火坑冰凉，看来根本没烧火炕，怪不得睡觉还带皮帽子。我想烧炕，没柴火，烧不了炕。开水也没有，柴火也没有。到屋外找柴火，也没有。天已经黑了，没办法，进屋我问小青年：“胡司令呢？”所谓胡司令姓胡，是他们知青点的头，在上海是区红卫兵司令，也是干岔子小有名气的胡司令。躲在被窝里的小青年说：“他到哪儿睡那儿，没个准。天冷了，他晚上一般不会回来了。”另一个青年话外有音地说：“他总有热炕头睡。”看来今晚就这样了，我也钻进我的被窝，把军大衣，棉裤统统压在被上，闷头睡觉。冷是冷，睡还是睡，累了困了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天也亮了。我悄悄起来，到屋外劈柴火，想回屋烧水。柴火有了，打开水缸盖一看，哪有水啊，缸底一团冰块。仔细一看，水缸都冻裂了，开了一条大裂口，这水缸已经没法用了。我问小青年：“你们每天洗脸刷牙怎么办？”他们说以前水缸好的时候，就舀水缸里的水用，现在水缸破了就混呗，有时到井边，有时到食堂，有时到老乡家，有时就不洗了......。唉，这帮孩子！他们的父母要知道了，该怎么办？
那时，兴隆大队知青点搞得不错。一天，我要到兴隆大队去，兴隆大队在西边，西北风挺厉害。我就把自己去东北越冬所备的棉衣裤，棉手套，棉大衣，皮帽子，大头鞋等全副武装通统用上，一个人迎着西北风往兴隆大队走去。路不远，也就十里八里地的路程。我“全副武装”上路走了半个小时的光景，西北风越刮越猛，顶风迎面根本没法走。我就转过身来，背对着风倒着走。这背后的冷风透骨，厚厚的军大衣好像没穿似的，比正面迎风冻耳朵更冷。后来知道，这天气温有零下四十三度。怪不得，棉大衣不管用。
冬天，县里要开知青代表大会。我被借到县知青办去参与筹备工作，我们到车陆公社参加现场军训。一天，南山着火了。大家一起奔去扑火，还好冬天，山上积雪未化，火在山边草甸子上烧枯草。大家一起拿柳条子刮火头，不大会儿就凯旋而归。这场火没烧到山上，只能算一场小小的练兵。
要说真的打山火，那是chūn天在东方红大队那场山火。那场火，烧了几个山头。那天我正在东方红大队，就赶上了这场山火。我们参与扑火的老百姓基本上都是赤手空拳，根本没有灭火器材。
火情就是命令，看到山上哪有火，人就往那去。山上根本没有路，人就跟着火走。到了火场，先得看风向。我们顺风跟在火苗外围，用树枝或柳条顺势刮削火苗，一片一片地灭火。我们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就做这些。什么迎面遇火搏斗，那时傻蛋干的傻事。树木着火我们只能退避观望，选择外围合适地段控制火情，别让火势漫延就是成功。有时火势太大，控制不住，我们还得避开，已经烧着了的就让它烧吧，只要把火区外围控制住，它烧完了火就灭了。什么迎着烈火上，那是送死，是没见过什么是烈火的文人秀才的编出来的。还好那天风势不大，经过大半天的扑打，山头已经看不到明火了，发现有余烟的地方，指挥部另派专人前去处理，后面来人通知我们，已接到指挥部命令，说火势已经控制住了让我们撤离，我们才开始撤离。
此时，我们一个个灰头土脸，这时才觉得又累又饿又渴，人一下就垮了下来。
我们上山跟着火乱跑，这会儿跑到哪儿了谁也不知道。山上根本没有路，这时我们一伙人傻眼了。没吃，没喝，走又走不动，有几个小青年躺在地上乱叫：“喂，有人吗？我们在这儿。”叫了半天，有人应了:“喂，我们在这儿。”大家边喊边靠拢，队伍越来越大。大家一起找出路，总算在林子里看到一条车轱辘印，这肯定是老乡上山打柴留下的痕迹。大家沿着这条“路”走，总会找到村子的。可人走不动了，队伍越拉越长。大家又累又饿又渴，这个季节上山一片枯黄，根本找不到吃的。忽然，我们发现车轱辘道上有一个挺大的牛蹄子印，里边还有一点积水。我趴下去一看，水是还挺清的，就有一点小虫子在游动。实在渴得慌，我趴在地上小心奕奕地去喝口水，不错，润润嗓子也好。一个青年过来问我：“能喝吗？”我点点头，不置可否。他立马趴下去，“呼”一口，吸了满口泥沙，“噗，噗!”地连吐带抹，大呼上当。把旁边的人笑成一团，老乡说：“你怎么这么傻，这牛蹄子水能喝吗？”还有人说：“要喝也得慢慢喝一点。”
直到后面的后勤队上来，我们总算熬过了饥渴的困境，拖着疲惫的步履往回挪。
回顾插队落户的生活，是苦，是累，是冷。但生活丰富多彩，北大荒的土地肥沃广阔，大有作为，也体会到与天奋斗的乐趣。
由于下乡第一年的冬天，县里开知青代表大会，把我抽到知青办协助工作。所以我第一年冬天没有时间回家探亲，直到第二年chūn天，大批知青和下放干部探亲回来，我才有机会回沪探亲。
第一次回沪探亲，心情自然轻快。乘在从逊克开往北安的长途汽车上，我为解旅途疲惫，不由得试诗一首：“残雪薄冰水荧荧，舟车越野浪里行；今奔江南迎*，返回北国苗更青”。
第一次回沪探亲，心情自然轻松。到了上海的第二天，我就到原单位报到。现在想来真傻，其实我这次是回来探亲，干嘛要回原单位报到？单位已经把我们踢到北大荒去了。回来探亲理应回家好好休息，看看家人，陪陪女朋友多好。可那时的人就那么傻，不仅是雷锋傻，我也傻，大家都傻乎乎的。
我们这种人是那个时代培养出来的，尽管单位里已经把你踢出去了，可我们还把原单位当娘家，组织观念很强。回上海探亲第二天，我没想到去看分别一年的女朋友，而第一反应却是到单位去报到。现在想想是傻，单位已经把你的关系转出去了，你算什么（东西或人）？可那时我们这种人总觉得回去探亲，先要回原单位报到，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人。
到了公司（原单位），先到革委会组织组“报到”。组织组长第一句话就把我就问得莫名其妙：“你总算回来了。”什么总算回来了？是盼我回来，还是不欢迎我回来？事后我想起来了，人家其他下放干部去年冬天都已经回来探亲了，就我拖到今年chūn天才回来。我说那里有事，县里开知青代表大会，知青办让我去帮忙。“好吧，”组织组长淡淡说，“我们等你好久了。王主任要与你谈话。”我还以为是组织上的关心，即刻跑到革委会主任办公室，见到王主任。王主任与我寒暄几句就切入正题，说：“你要好好考虑考虑自己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王主任见我毫无思想准备，就说：“组织上会帮你的。”让我再回组织组找组织组长。组织组长说：“明天，你按公司的上班时间到公司吧。”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我回来探亲的，到公司上班行吗？要不要跟黑龙江方面打个招呼？”组织组长说：“让你到公司，是参加运动，不是上班。组织上的问题不要你考虑。”
我感觉上觉得好像不合常理，似乎有问题，但又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参加运动就参加运动吧，反正组织上会和黑龙江打招呼的。相信组织相信党，这在当时是最起码的常识。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第二天，我按照公司的上班时间，准时来到公司“上班”，具体安排当然要听组织的，我就先到组织组。其实，公司组织组早已经安排好了，就等我回来，叫我到秘书科参加运动。怪不得说我“总算回来了”。我到秘书科，秘书科支部书记已经带着一批运动骨干，在一间为我专辟的办公室等我。我也许太迟钝了，到这时侯，我竟然还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
这是公司工军革领导班子布置的政治任务，以秘书科运动骨干为主体，特地为我专门组织了一个“帮促”小组，帮我认识自己的问题及其严重xìng，促我提高认识。不过，我自己作为当事人并不知道，自己还蒙在鼓里，莫知莫觉。
学习班头两天，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问题在哪儿？后来，有一次我在厕所里偶遇小孙，还是小孙在厕所里偷偷地给我塞了一张纸条，写了几条，我也看不明白，好像是我给他信里的内容。他看到我就远远地躲开，当时的情况大家都明白，一个被审查的人就像瘟疫传播者一样，人皆避之不及。没人敢打招呼，连眼神都不一样，更没人敢跟你说话，以免引火烧身，让人抓个立场问题。我自然不去拖累别人，看上去小孙在躲避我，我也不去找他，就一个人老老实实地参加运动吧。
学习班先学习文件，九大文件学习后，先让我谈思想，要我谈对党的九大的看法，对*的看法。然后，就开始对我帮促，先要我端正态度（整态度）。
秘书科在运动中还有一个新发明：把我的“黑话”写在小黑板上，联系实际天天批。
那时社会上各单位都有天天读，读**语录。天天批，就是在班组天天读的小黑板上再写上**黑话，对照学习和批判。在秘书科的小黑板上，除了**语录和**黑话外，再加列一段我的黑话，联系实际天天批。我一下子就进入了伟人的行列，真是发明人的创举。
幸亏这是他们发明的，要不，一旦把我的话与伟人并列，那我的“野心”就真的昭然若揭了，野心家的大帽子必然会迎面而来，那将更有政治杀伤力。还好，这是他们发明的，这笔帐算不到我的头上。
一星期后，学习班扩大，由秘书科扩大到公司级。公司组成了以我的大名命名的专题学习班，从群众xìng的小评论到公司xìng的大字报、大批判。小组帮促到批判，部门批判会到全公司拉线广播批判。大字报从办公室开始，延伸到走廊，再扩大到公司楼面，楼梯，发展到站整个外贸大楼。
我自己认识不够，公司就组织了以我的大名命名的专题战斗队，并以战斗队的名义开始战斗，张贴针对我的大字报，大批判，引导公司运动，指导科室斗批的方向。
我不知就里，交待不出，检查无门。战斗队就批判“启发”我，让我自己去看大字报。一直看了好几个半天，我才开始有点明白了，原来毛病出在我给小孙的一封信中，怪不得小孙莫名其妙地塞张纸条给我。
小孙是我们工读班的同学，*中的战友，公司革委会宣传组成员。我到黑龙江去以后，把他视为自己到东北后与公司保持联系的联络人。所以，我到东北后，给他写过几封信。其中有一封信落到了军宣队代表手中，被军代表小郝发现了有重大现行问题。这封信，就成了整我的铁证，把柄。
据小孙事后说，他收到我的信后，曾把我的信拿到革委会王主任那里，给他看，动机无非是讨好领导，表示我给他写信。尽管公司里许多人都说，是小孙把我出卖了，并且从此就看不起他。可我至今依然相信，他向领导出示我的信，无非想向领导表功，并无陷害我的意思。
因为我自信：我的信绝无消极负面的内容，当时如此，现在看也如此。通观全文，完全可以看出，我对生活的积极，乐观和幽默，即使到艰苦的边疆也是乐观的。我相信正因为此，小孙才会主动拿给公司主要领导去看，他本意是想邀功。王主任看了我的信后，起初还是肯定的，回到他的办公室后顺便与军宣队代表讲了，算是领导通气吧，当时推行工（宣队）、军（宣队）、革（革命委员会）联合办公。军代表听说后，要王主任把信给他，说要拿去看看。军代表一看，这就看出问题来了，而且是政治上原则xìng的大问题。
在我的信中，有一段问起自己在公司时的小兄弟的情况，劝自己这一派的这位小兄弟不要消沉，其中说了“我也不愿为现成左派效力”和“但社会就是这样组成的，有什么办法呢？”之类的话语。
这话错吗？我一直不认账：社会上有左中右，是**说的。可我说就不行？战斗队开小会斗，大会批，发动公司上下批判会口诛笔伐，上纲上线，说我是没落文人，代表了失败阶级的yīn暗心理，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恶毒攻击左派，矛头指向九大`，否定*的胜利成果......
这么一来，问题就大了,军代表定xìng为现行问题。
于是，战斗逐步升级：帮促升为批斗，学习班变战斗队。每天叫我在秘书科门口摆测字摊，写交待材料，写检查。不就是那封信吗，反正信在你们手中，我交待也只能说个大概，写也反反复复就这么几句。检查写来写去也就是那么几条，我写着烦，他们看着也烦。一开始，还不许我抽烟。后来，我趴在桌上打瞌睡都没有人来管我了。
当时的外贸大楼还是原来怡和大楼的建筑，上下一共五层。我公司处于二层，针对我的专题大字报，从科室贴到走廊。走廊里贴满了，又贴到楼梯边，二楼贴满了，就向上下楼梯延伸。一时间，整个大楼从一楼到五楼的楼道，全被针对我的大字报占满了。乖乖，好厉害！我一个无名小卒，而且已经被发配到黑龙江种田去了，回来探亲，就搞成这么大的架势，我真的没有想到。从此我名扬外贸，臭名上下。
正因为此，竟把我的初恋女友吓跑了。
原来，有一次她到局里办事，走过外贸大楼，看到上上下下都是批判我的大字报，而且上纲上线，罪恶滔天。她毫无思想准备，因为我还没有与她讲过办学习班的事，她只知道我回来，到公司参加运动。那时，群众运动，人人参与，谁敢不参加运动？她根本不知道，更想不到我成了运动的主攻对象。看到这种场面，她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吓坏了，连大字报都没有看完，就不敢再看下去了，哭着逃回了家。这些，我当时读不知道。
后来，是她的外婆在我面前哭诉，说她从那天到外贸大楼看了大字报后，一路哭回家。到家把门一关，把门反锁，一个人关在屋里哭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对任何人读不理不睬，父母，同事，要好的同学，小姊妹一概不见。听了外婆的叙说，我也心酸，垂泪，无语。苦了她了，想到我被批准到黑龙江插队落户时，她还是顶住了父母的反对意见，坚持不与我断，还一个人自己到火车站送我。如今，又为我的境遇而受折磨。我真的心疼，更不忍。想到自己的前途渺茫，插队落户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这次又背上政治包袱，将永世不得翻身。我算完了，而她还那么年轻，漂亮，求上进，我不能拖累她，影响她的前途。考虑再三，我决定快到斩乱麻，乘此与她断了恋爱关系，我不能耽误她的青chūn。于是，我提笔给她写了一封信，切断我们的后路，以免大家jīng神上再受更多更久的折磨。信发出后，我象卸了一个沉重的jīng神包袱，反而感到轻松了些。尽管还不时会想念她，但我坚持不再与她联系。
为此，写了一首《返chūn归》：盼归yù浴江南chūn,安知盛暑炙煞人。忠心耿耿反革命,吓走巧玲一身轻。
这样折腾了几个月，夏天总过去了。
想想自己忠心耿耿闹革命,发配边疆也心甘,还准备打仗送命,真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jīng神来鞭策自己,象信徒扦悔一样自觉地“斗私批修”,就为到东北插队后给同学的一封私函里有几句所谓的牢sāo话,就打我现行，我当时也一度想不通。我那时才二十来岁,自己又没干过什么坏事,抱着问心无愧的心态接受审查“摆测字摊”的。好在我没有民愤,人缘不错。人们对我这个有“现行问题”的小青年当然要“划清界线”,尽量避开，但毕竟还没有落井下石的仇人。除了工宣队,军宣队和战斗队的训话以及开批判会时的声讨发言外,平时没人敢跟我答话,走过我身边时都低头匆匆而过,好象我是严重传染病人一样,谁都怕染上政治“现行”的传染病毒。这倒也好,没人敢靠近我,也就没人来管我。
我每天按时摆“测字摊”,把马列书籍一摊,想看则看,看不了就打磕睡。rì子一久,也很乐胃。啥也不干,工资照发,一分不少。我就这样老老实实地接受审查,不老实不行,要挨批整态度。我抽烟挨过批，可打磕睡倒没挨过批。
自此，我发现:不要你说你别说,不要你干你别干,老老实实的好。至于心里想什么怎么想,只要不乱说乱写,爱想就想,不想最好。jīng神痛苦其实是想出来的,不想就解脱了。
这次审查，我对家里没有具体讲，只讲到公司参加运动。我妈看我早出晚归，到公司参加运动，一天到晚没个闲，回到家里也不说话，就到水龙头边一个劲地冲凉水，从头到脚淋个遍，问我也问不出名堂。问得我烦了，我就一句话不说，出去漫无目标地乱转几圈，回来闷头睡大觉，以图麻痹自己。
当公司宣布审查结束，让我返回黑龙江时，我要求组织给个结论，让我回去有个交待。革委会王主任只让我回去好好改造，说组织上的事不要我管。我没有办法，只好回去种田了。
那时计划经济，车船票紧张，个人买票不好买，说不定要排几个通宵的队，也没把握。
当我正为此发愁之际，组织上还显得挺关心似的，帮我代买了返程票，还为我找了一个旅伴，让与我同时下放到黑龙江去的老刘，陪我一起走。我也正愁一个人走，路途遥远不方便，希望找个旅伴一起走，途中相互有个照应。一听组织上为我找了老刘，根本未加思索，就答应了。
事后方知，组织上这样安排，是jīng心布置，别有用意的：一让老刘一路监视我的言行，随时汇报；二是有个内部结论带到黑龙江：我有现行问题，只能永远劳动。对此，当时我却一无所知。
这次返回，正处夏末，我们走水路。
从上海坐船到大连，在老虎滩游个泳，弄得一身油，洗也洗不净。从大连坐火车到佳木斯，再乘上名副其实的轮船（船靠两侧的大水轮滚动前行），沿乌苏里江到黑龙江逆流而上，到奇克镇是1971年9月13rì。这一天当时我也没在意，事后*事发，我就记住了这个rì子。
回到黑龙江以后，我在生产队就自觉地按公司的要求老老实实好好劳动，改造世界观。秋收，打场，上山砍柴。抛开烦恼，一切照旧，战天斗地，无忧无虑。
九.一三事发后不久，开始内部分级传达zhōng yāng关于**集团的相关文件。
当时传达讲级别，逐级分批传达。公社党委书记当时按战备一线配备，行政十七级。第一批传达到十五级，正好到县委书记一级。
一讲级别，可下放干部就不好办了，级别高的有的是。我们公社就有三个行政十三级的老家伙，比县委书记还高。县里不好办了，经一级级向上请示，最后决定：凡上海下放干部，统统集中，一起听传达。
这样，我这个没有级别的下放干部也就和老家伙一起到地区听传达，看rì本电影。我只记得rì本电影有《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一类的战争片。
老家伙聚在一起，我后来才发现，这批下放干部原来是*的改造换代的牺牲品。而我根本还不是干部，更不是机关的行政干部，机关干部下放竟把我这个企业学徒也拖到里面去当替死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