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视死如归
() 好汉不提当年勇，想想如今，我连当年十分之一的水平都没有。
为了宽我的心，减少我的jīng神和**上的痛苦，一帮办公室的老同事有意陪我聚一聚。他们相约：特地为我组织一次老友聚会，让我散散心，以图重温我们过去共事的欢乐时光，恢复我的信心。小沈作为组织者，专门打电话来征求我的意见。相约而来的是我原来所在的办公室的老同事，老朋友和小朋友。
我已经调离办公室多年了，这帮老朋友小朋友们还没有忘记我，这给我一个很大的jīng神安慰。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每当我调离一个部门的时候，我不要他们开欢送会。欢送欢送，欢欢喜喜地送，结果还是别。我有一个信条：当你调离的时候，下边的老百姓一致拍手欢送，甚至背后拍手称快的时候，说明你失败了，工作没做好，不受群众欢迎，拍手欢送。如果大家象送瘟神一样地送你走，那就完了，说明你彻底失败了。我先后当过三个部门的负责人，其他兼职不算。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每当我调离的时候，下属都从心底里不希望我离开。哪怕在*中二次被冲击审查的时候，即使我被撤职靠边，群众心里有杆秤，同情和抱不平者居多，幸灾乐祸者寥寥无几。尽管那时高压下人们内心不敢表露，但对我被撤职，似乎还没有群众拍手称快的记忆。
离别多年的老同事相邀，而且是自发的私人聚会，我领情了。就内心而言，我真想和大家一起聚一聚，享受一下过去快乐的时光。可如今我有心无力，接到小沈的电话邀约，我百感交集，在电话中我对她直言，谢谢大家，我的身体状况实在难以承受。为了说服我，小沈特地点明时间地点由我定，他们派车来接我，哪怕到我家来也行。她还再三强调活动什么形式都不搞，纯粹是大家聚一聚，吃喝聊天，解解闷，散散心。电话里，她一定要我答应。
我说：“我现在坐也坐不了多久，吃也不行。”再三解释也不行，我随口说了一句：“你知道我现在怎么吃饭的吗？”她不解，我就如实告诉她：“我现在吃饭是吞下去的，连面条都嚼不断，嘴里嚼了半天，吐出了一看面条还是一条一条的......”我话还没有说完，电话中传来她的抽泣声。一阵阵越来越紧的抽泣声，触及到我受伤的泪腺神经，止不住泪水溢出，也跟着泣不成声。
这一下不得了，电话中传来她的嚎啕哭声。不好，我闯祸了。我意识到自己不对，尽量克制自己，反过来劝她不要哭。此时，电话中彼此均已泣不成声。我让她把电话挂了。
不一会儿，电话铃声又响。这次是办公室的老同事老罗来问，刚才是怎么回事？他被小沈一哭，慌得莫名其妙。我连说我的不是，请这位年逾七旬的老前辈帮我劝劝小沈，都怪我不好，说话没留意。老罗实我公司老一辈的老外销，大家尊称他“罗老”，退休后公司续聘，做我的助手——管家。我请他干旋一下，等我身体状况有所好转时，我再请他们到我家来一聚，以了此情结。
对于今后，我无法回避。不想是不现实的，我不敢想不等于不想。可越是不敢想，反倒越想越多。
如今，人已如此，到此地步，废人一个，连生活都不能自理，还谈何工作，谈何事业？我已经没有发言权、自主权了。可我毕竟还只有四十来岁，正值事业中天之际，就落得如此下场。心不甘，却无奈。
老婆见我整rì心事重重，闷闷不乐，总要来开导我，劝慰我，说什么“会好的”之类的空话，屁话。我知道她为了让我宽心，安心养伤。可她说多了，我就烦了。说得越多，我就越烦。会好的？屁话，不死就算好了。康复？不可能，我心里有数，不坏就算好的。今年二十，明年十八？这种屁话，只有回到娘肚子里的胎儿才信。我要求不高，只希望能达到生活自理，不要成为家庭负担就可以了。以后若能工作，经济上也能自理则上上大吉，此生有望。其他一切统统可以置于脑后，非我力所能及的，不予考虑。我已经没有本事，没有必要去瞎cāo心了。
当务之急，第一步活下来了，没死就活着。既然活着，就有第二步，怎么活？
如今我成了半爿人，整个身体左半边基本完好无损，可右半身从头到脚伤痕累累：右眼看不见，牙齿合不拢，胸腹，手脚多处粉碎xìng骨折，右手握不成拳头，右腿不能行走......生活也不能自理，活着真是活受罪。特别是神经系统的损伤，看不见摸不着，却使我痛苦异常。特别是我脑子还会思考，会想问题，越想问题越多。自己如今这副样子，继续工作是没指望了，单位领导在大会上宣布我是因公负伤，上下左右对我也都不错。饭碗不愁，级别待遇也无需我自己cāo心，可我们这种人不会享福，不肯吃闲饭。
我只有一个女儿，在读初中，尚未成年。她的生活道路还没有启程，理应得到父母的照应和庇护。作为父亲，我的基本责任还没有完成。可如今我已落得如此地步，身心俱摧，且康复无望。看来得靠拐杖渡过后半身了。今后自己生活能否自理还大有问题。自己也照顾不了自己，还谈何其他？我非但无力照顾自己的女儿，还会成为她的包袱，一背几十年的终生包袱，太沉重了。我怎么能让尚未成年的独生女儿，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去应对社会的挑战呢？
想到这里，我真的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早生多生几个孩子呢？人到晚年，遇到难处，才想到多子多福。解放初，又打仗（抗美援朝）又建设，说人多好办事，一度提倡光荣妈妈，鼓励多生多育。结果造chéng rén口爆炸,此后，社会就出现入托难，就学难，就业难，交通难，住房难......一茬一茬难下去，一直要到养老难，送终难。我还不到五十，还不够晚年的资格，可我越想越复杂，越想问题越多。
历史真会嘲弄人。当年光荣妈妈的光荣产物——他们的子女，婚后限养一胎，社会又造就了独生子女的一代。父母一代和儿女一代的生育政策截然相反，两个极端。上一代的“功绩”——多子女，由下一代——只生一个来偿还，天公有眼，父债子还。隔代还债，古以有之。
我自己还不算是光荣妈妈的一代，可我晚婚晚育，三十成婚在当时算晚的了，属恋爱婚姻的“老大难”一档。晚婚自然晚育，女儿出生时还没有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生二胎也可以。当时尽管社会上还没有强制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可党内已经提倡只生一个好，我那时尽管靠边，可毕竟还算是党员，还是自觉地响应党的号召，只生一个，生男生女都一样。
可现在我未老先残，一个女儿怎么办？她虽然渡过了入托难，上学难二关，可升学，就业......一系列大关还在后边，面临社会，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她的学业，我不用cāo心。我从小就培养她的自立jīng神，读书靠自己。从女儿入学开始，我就按我的路子，基本不管，旁观为主，放任自流，必要干预，启发自动，顺势引导。为此，我和她妈还闹过多次。比如，她刚入学时，回家做作业，挺自觉，也认真。她妈有空就陪伴在侧，一道一道题目看她做，一旦有错当即指正，还帮她擦橡皮，在一旁看着，督促让她立即改正。这样的作业自然挺漂亮，拿回来全是勾（表示对的），孩子也挺高兴，学习也有积极xìng，自觉xìng。可我认为长此以往不是好办法，会助长孩子的依赖xìng。大人怎么说，她就怎么做。即使错了也有道理：是你们这么说的——错不在她。我看老婆这套包办代替的教育方法有问题，就对她说：“读书是孩子读书，还是你读书？孩子的作业，让她自己去做。”我不要老婆检查孩子的作业了，我自己来检查。
此后，孩子做完作业，习惯地交给大人检查。一般都是一次通过，有时有错，我就让孩子自己检查一遍。她检查后发现错误，就自己改正。有一次，她检查了二遍，可还有一处错误没有找出来，我特地让她再检查一遍。她还是没有发现错误，我连问二遍：“都检查过了？”她自信满满地说：“都检查过了。”既然如此，我就故意放她一码，让她过关。第二天，她放学回家。一到家，她踢开房门就摔书包，大发脾气直嚷嚷：“世界上没有这么龊矻的爸爸的！”她委屈极了，简直狠得咬牙切齿。原来，作业交上去后吃了一个大叉（错）。小孩子的作业还从来没有吃过叉，这是她第一次尝到叉的味道，而且经过我的检查后再交上去的。她狠死了爸爸，明知错了却不告诉她，不是故意让她错吗！我问她：“读书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从此以后，她就知道读书是她自己的事，我再也不必为她读书cāo心了。此前，在她幼时，凡遇她任xìng蛮不讲理而哭闹的时候，我就任她去哭，而且不许任何人去护她，等她哭累了，最后她自己也明白了，说：“哭是没有用的。”孩子都是很聪敏的，就看大人怎么引导。我的孩子自小我就培养她自知、自立和自理能力，三岁就进全托幼儿园全托，当时（八十年代初）全托的孩子是很少的，而且她外婆刚退休回家，很想自己带孩子，正因为外婆太喜欢这孩子了，我怕她把孩子惯坏了，才下决心故意把孩子送全托班。为此，她外婆也曾与我也争吵哭闹过一番，我争取到了老婆的支持，才算成功。孩子进幼儿园的第一天就没有哭闹，至少没有当我的面哭过。据老师反映，她在幼儿园的一贯表现也都不错。
这次我受伤，她妈到深圳在医院里就告诉我女儿初中直升高中的好消息，可惜当时我的脑子还是稀里糊涂的，人还没有苏醒过来呢。其实，当时我还有一点社会关系可以帮忙的。为了孩子，走走关系，打个招呼也不难，包括女儿就读的育才中学。可我一概回避，没开口。一没必要，二不想害人。主要是不想害女儿，以免在她成长的道路上制造误区，让她坐享其成，学会依赖，以后偷懒。我希望她自己的路自己走。女儿也确实不负我望，她读书的成绩一贯稳定，用我的说法叫老八路，即成绩稳定在八十分以上，最差也不会低于八十分。而且不论题目难易，总能保持中上水平。她读书的成绩一贯稳定，从不冒尖，很少得第一名。又从不拉后，跌出班级年级的排名前列。这是我的理想目标，不求第一，只求可靠。现在她自己直升高中，虽然令我宽慰，可她毕竟还未成年，她的人生之路还没有起步，作为父亲的我还没有尽到基本的职责就躺倒了，这岂能让我甘心？我越想问题越多。
上学靠她自己，工作也靠她自己，婚姻也靠她自己，这些都不用我cāo心。我明白，对这些事情，大人cāo心也是瞎起劲，白cāo心。孩子大了，自己自有主见，大人说了不算。除非她来问我，或征求我的意见，我才帮她参谋参谋。
我担心的是她成家以后的rì子怎么过，对他们这代人的家庭关，我不敢想象。他们是独生子女的一代，不是龙就是凤，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从小得宠，娇惯成xìng，谁都不是好惹的。你是龙，我是凤，都是宝贝，谁怕谁？在我看来，龙凤世界真是挺可怕的。
试想他们这一代，在城里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一个独养女儿，找一个独养儿子，结为一对小夫妻。二人世界挺好，诗情画意......且慢，这时他们这代人的父母辈还都活着呢。一算细帐，不得了。一对小夫妻，生养一/二个孩子，上有父母公婆（或爹妈岳父母）。三代同堂，少说也有七口。四世同堂，还要加上父母公婆的父母公婆......一对小夫妻在外面对竞争社会的剧烈竞争，回家对内还要照看二代老人（满打满算将有4+8=12位老人），一/二代子孙。别说照顾不过来，连看望都看望不过来。可怕，真的可怕。这代小夫妻要赡养几口老小，我也算不过来，也不敢算。如果再加上一个我这个还不算老的伤残老子，真够我女儿背一辈子包袱了。想到这里，我不敢再往下想了，我只有一条路——我不能成为家庭和社会的包袱。
我再一次视死如归。人生对我来说，也算快虚度半百了。历代帝王山呼万岁，享年不到半百的也不少，何况还有许多不到三四十岁驾崩的万岁爷。如此一想，我的心也平了。死人的事天天都在发生，问题是轮到谁而已，反正谁都会论上，一个人生下来开始就意味着将来的死，只是时间的早晚和死的方式。这是谁都无法回避的自然规律，我觉得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痛苦，**和jīng神的痛苦才是最可怕的。人活着受折磨太难受了，活受罪才真叫痛苦，生不如死。我被打劫、被击倒后抛出车外，躺倒在地，自己当时毫无知觉，并没有痛苦可言。也许在别人看来，我六窍出血的模样挺可怕，以为我一定很痛苦，可我当时毫无一丝痛苦的记忆。如果当时我就这么死了，不就毫无知觉地死了吗？多痛快！可我没死，如今又活过来了，开始体验到痛苦，切身遭受的**和jīng神的折磨，使我痛苦不堪。如此看来，我想暴毙并不可怕，也许未必就是不得好死。突然死亡，倒也痛快，当事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完了，还来不及感受痛苦，因此也就没有痛苦可言。
由于这次意外被劫，事发突然，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如今既然准备自行了断，就一定要做好准备，以便安心而去，不留任何不良的后遗症。
料理后事,成了我最大的心病，否则我会死不瞑目的。家事公事没完没了，人活着就得面对这一切。人死了，一切就了。所谓死了，死了就了。反正人总是要死的，活一百岁最后也是死路一条。人死了，事就了，一了百了。我死后，公事不要我cāo心，单位里不少我一个，我死了无所谓，反正自己也没有什么遗留问题要交代的，自己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单位里死一个人算什么，开一个追悼会就完了，追悼会开过就过去了。倒是家里，我死了以后，老婆倒霉，家事全靠她了，难是肯定难的。人死了，家属倒霉，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会淡化，会过去的。我相信，她们会挺过去，没有我的家庭生活，他们早晚还是会适应的。一句话，死了一个人，地球照样转。
现在我活着很累，**和jīng神上都很痛苦：担心自己成为废人以后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后果，担心自己成为家庭和社会的包袱。我决心不做任何人的包袱，不做家庭的包袱，不做社会的包袱。我无力，心已死。及早解脱，才是我最好的出路。
经过几天的思想折磨，我终于想穿了，超脱了。
首先，自己放下了思想包袱，无所谓了。方向已明，我就暗暗地开始选择自己力所能及的最佳方案，以求对自己，对家庭，对亲人，对社会都有一个合理的交代，千万不可留有任何不良后果，不留任何后遗症。
此时我的心境平静下来了:我不是想怎么活,而是想怎么死。思来想去，我所能办到的唯一可行而有效的方案就是自己跳楼。我家住高层大楼十八楼，卧室连着内阳台，阳台墙高与窗台差不多，我估量一下约有一米多一点，最多也不会超过一米二。我现在可以在室内活动，每天都要到南面阳台上去锻炼，就以我眼下的水平，趴上阳台翻出去，自己还是有把握，能办到的。
从上望下看，楼下直通到底层天井，除了间隔几层有几个凉衣架外别无其他任何阻挡物，一下到底没问题，十八楼下去可以确保一了百了，不会不死不活的，而且就几秒钟的瞬间就完了，还来不及反应，不会有痛苦的。
大主意已定，我悄悄地开始盘算，选择最佳时机，以图取得最佳效果，包括对个人要干脆利索，确保一次成功，不要不死不活。对邻居（主要是楼下十七户人家）影响不大，最多也就影响下面三四户人家的晾衣架中的一二个，以及底楼的天井、草地和围墙，行人是不会走到小区围墙里来的，不必忧虑。主要考虑的是对家庭不好交待，但没办法，只求缓和一些，选个相对合适的时机，尽可能制造一个意外坠楼的假象，再让家人倒霉一次，又遇上一次意外事故......
想到这里问题来了,要不要留遗书？本想留几句，主要是解释一下动机：自己不想成为家庭和社会的包袱，以减轻老婆和女儿rì后的负担，让她们想开些。可是只要留下只字片语，就等于宣告自杀。一旦被定为自杀，问题就复杂了，个人问题会演变为社会问题，何况社会上就有一些人惯于倒推思维，说不定有人还会扣帽子，比如说自杀就意味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由此而推导出这个人有问题，而且很可能是大问题，要不为什么会自杀？这种可能xìng，我不得不防，这使我想起了*期间的一段莫名其妙的经历。
一九六九年秋末冬初，我已经被“光荣批准”四个面向、下放插队黑龙江，列入第二批出发的行列。出发前，我们这个小组被派到闸北区北站街道知青办协助工作。所以，这段期间，我们主要就在闸北区活动，经常要下学校里弄去。一次，我们经过天目路被堵，行走不得，一问才知遇上临时交通管制，原来是全市xìng的公审大会结束，一批被判死刑的死刑犯被押上大卡车游街示众、押赴刑场去执行枪决。车队浩浩荡荡，摩托车队开路，宣传广播车高音喇叭震耳，押解犯人的大卡车有十几辆，还有吉普和小车穿插往返......路人行走不得，就挤在路边看热闹，我也跻身于其中。
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枪毙鬼”的模样可想而知，一个个五花大绑，胸前挂着被打这大红叉的牌子，两边还有壮汉背手、揪发、昂面示众，其脸sè没有一个好看的。我看到其中一个嘴角挂着一条长长粘连的血丝，随风飘溢，只觉得一阵恶心，不由得晕倒在地。
待我苏醒过来，我已经躺在附近的妇产科医院急诊室的长椅上。原来是与我同行的人见我晕倒就急匆匆地把我送到路边上的一家医院，他们也不知道这是妇产科医院。我躺在在急诊间的长椅上躺了，医生说我是脑贫血，让我喝了一杯红糖水，躺一会儿就好了。此事很快传到我公司去了，说我进过妇产科医院，被单位一些老同事们传为笑谈，仅此倒也罢了，笑料可以一笑了之，不必当真。可谁料还真有人把此事当真，而且还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怀疑我是否与这批被公审的对象有什么瓜葛？真是天晓得！
我自己对此毫无知觉，自己根本不知道也不认识其中的任何人，只是有脑贫血的毛病，偏巧在这时发病晕倒，谁知道有人会大做文章。过了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个机密。一位当时接触过机要的造反派同事事后向我透露，当时工宣队为此进行了秘密的内查外调，查我与其中的犯人有什么瓜葛。此事也许和rì后军宣队认定我有重大现行嫌疑有关，怪不得半年后我到黑龙江的来信被军宣队抓“现行”（反革命）嫌疑，大做文章，等我隔年回来探亲就办专题学习办，被莫名其妙地审查半年，至今还不给个明确的结论，因为毕竟嫌疑是嫌疑，没有正当理由而又说不出口，不登大雅之堂，当然不可能给个什么明确的结论。
真是世事难料，不得不防。政治包袱背不起，老婆从年轻时就背上一个时代（天赐）的政治包袱，搞得一辈子不得翻身。政治嫌疑更可怕，帽子悬在空中，不知什么时候会砸下来，而且自己还被蒙在鼓里，不知所以，莫知莫觉，这比定xìng有结论的罪名更玄乎，更可怕。对自己而言，我自己反正一了百了，顾不上也无所谓了，可这个黑锅一旦背上，死后也不得安宁。我可不能给家人背黑锅，特别是不能给我未成年的女儿留下任何隐患。难啊，真是难。活也难，死也难。
遗言不留吧，后事还没有个交代，自己也于心不安，也许会死不瞑目。思来想去，料理后事才是当务之急。我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处理，并暗自实施而不露痕迹。
家中事务说简单很简单，因为我没有财产纠葛，一是我既没有什么个人财产，也没有外债往来，二是自己只有一个独生女儿，不存在遗产分割的麻烦。孩子和二位老人只有拜托老婆尽心了，我相信她会的，只是辛苦她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也只能发狠心——死人不管了。
最困难、也最使我烦心的是如何做好家属工作，既不能露出破绽，让她们察觉，又要让她们心理上有足够的准备，尽量减少她们的痛苦。这事难就难在不能挑明了说，我只能以委婉地以几种假设的可能去试探。
我先做老婆工作，趁她忙完家务，抽空陪我的时候，冷静地与她分析我的未来，列出今后的几种可能。先说好的，虚晃一枪，再用假设的口吻说，如果我不行了，为了孩子也要节哀，不要影响孩子心灵，要以身作则带好孩子，做好孩子的工作，乐观地面向未来，克服困难，迎接新生活。她不许我胡思乱想，要我安心养伤。我一本正经地说，自己当然希望能够康复，谁不想好？她信了。可我心里明白，对我而言，身体恢复以往的状况已经不可能了，能维持现状略有改善就上上大吉了。
同女儿怎么开口？我一直在默默地寻找机会，制造话题。
学校放暑假，女儿除了返校活动外，那儿也不去，整天在家帮妈妈陪伴照应我。为了让我好好休息，她连电视也不开，整rì看书，还不时过来看看我，问我有什么事情让她做。她会帮我弄午餐，下面条已经算是熟手了。我差不多每天中午都是喝药酒，吃面条，她也可以帮我弄。长此以往，我嘴上不说，心里内疚。以往放暑假，我总要抽空带她去游几次泳，调剂一下她的暑假生活。现在我非但不能陪她出去散三心，反而把她整rì拖在家中，还要帮我弄午饭。我说了多次，让她与同学、小朋友一起去玩玩，看电影，游泳都可以，说了多次，她最多也就和邻居家的同龄小朋友聊聊天，有时二个邻居家的小朋友也到我家来找她玩会儿。
我不能把自己的真实意图同她直接了当地明说，而必须不露声sè，采取潜移默化的手法，使她思想上有所准备，jīng神上增加抗压力，增强承受力。
我在轻松的气氛下，以老爸的口吻和家长的身份，对她的成长，如何认识社会，如何处理社会关系谈起，强调人生的道路必须靠自己，靠实践，靠努力去奋斗，不要轻信更不要依赖任何人，包括我，连老子也不一定靠得住。世界上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
我和女儿探讨人生，她也颇有兴趣讨论这个话题，我们谈得很融洽，很自然。我们甚至不用回避生死的议题，我说没有人会长生不老，老爸早晚会死的。她基本认同我的观点，不象她妈那么敏感。这样的谈话，她乐意，我也满意。
我相信我的女儿，自小我就培养她的自主自立。我可以夸张地说一句，生她是母，养育是父。
自我成年以后，我的体重一贯是基本稳定，很少波动，上下也就一/二斤的范围之内。
我一生中的第一次明显减磅是到黑龙江后的第一年，体重一下就掉了十来斤。
第二次减磅就是老婆坐月子，她生孩子，我体重降了。当爸爸也挺累的，我白天上班，回家除了平rì家务外，还要照顾老婆孩子，早上买菜买豆浆，晚上洗尿布，调nǎi粉给孩子喂nǎi。这孩子小时候有一个怪习惯，对母rǔ可有可无，她的断nǎi很简单，一天没吃母rǔ也没闹，不吃就不吃了，就这么就断nǎi了。她习惯于含着nǎi瓶睡觉，边睡边嘬能喝掉半瓶到一瓶nǎi。相反，在她醒着的时候就不肯好好喝，往往喝两口就肯不喝了。对她的这个习惯，她妈和外婆都没有办法。我发现入睡时能稀里糊涂地喝不少，于是晚上喂nǎi也成了我的专利，我能让孩子喝饱睡好。老婆月子做好了，我的体重骤降七八斤，与我女儿的体重查不多，难怪在公司上班时每天午休时常为我在沙发上留一席之位的老张同我开玩笑说，女儿不是我老婆生的，而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
第三次减磅就是被劫受伤，两个礼拜体重掉了十来斤肉。
我们父女闲聊人生，气氛轻松，内涵深刻。女儿似乎明白了人早晚总是会死的，也知道自己的道路自己走，同意我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
正在我考虑后事，胡思乱想的时段，一个电话打乱了我的思绪。
电话是小姚从乡下打来的，自从我受伤躺倒以后，她就没有了方向，因为我到深圳时是单枪匹马，虽是公派外出却是独自闯荡，没有自己的公司，没有经费，，自负盈亏、dú lì核算，完全是个光杆司令，用不起人，只好自费用了一个个体小裁缝。小姚就是我在上海准备外派时由我老婆请到家里来做衣服的上门裁缝，结识后彼此印象不错，我到深圳就带她一起去，她作为在沪既没有户口又没有工作的无业人员自然乐意跟我走。可天有不测风云，我倒了，她也完了。
电话是她在家乡打来的，问我的近况，我老婆接的电话。她们说了一通后，老婆拿着话筒问我：“小姚的电话，接不接？”
我接过电话，说我看来不行了，本想让她继续自找出路、另谋生计。可她却也想到死,说她哭了几天，觉得没意思，准备上街卖老鼠药......这可把我吓了一跳。
我自己正在默默地考虑自己的后路，可她却准备要死，这给我一下猛击，使我产生了深深的犯罪感——我害了她。不行，她不能死。一旦她死了，我的心灵永世不得安宁。她不能死，连死的念头都是可怕的。她才二十几岁的青chūn年华，这个想法也不能想，我在电话里不由失声哭告她不能动这种脑筋，要她坚强，违心地说我会好的，简直是强颜欢笑，伤心哪！
我这个人欠不得人情，如果自己觉得欠了人家的人情，就心心挂念，人情不还就睡不好觉。
我现在还不能死，我要活下去。
为了宽我的心，减少我的jīng神和**上的痛苦，一帮办公室的老同事有意陪我聚一聚。他们相约：特地为我组织一次老友聚会，让我散散心，以图重温我们过去共事的欢乐时光，恢复我的信心。小沈作为组织者，专门打电话来征求我的意见。相约而来的是我原来所在的办公室的老同事，老朋友和小朋友。
我已经调离办公室多年了，这帮老朋友小朋友们还没有忘记我，这给我一个很大的jīng神安慰。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每当我调离一个部门的时候，我不要他们开欢送会。欢送欢送，欢欢喜喜地送，结果还是别。我有一个信条：当你调离的时候，下边的老百姓一致拍手欢送，甚至背后拍手称快的时候，说明你失败了，工作没做好，不受群众欢迎，拍手欢送。如果大家象送瘟神一样地送你走，那就完了，说明你彻底失败了。我先后当过三个部门的负责人，其他兼职不算。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每当我调离的时候，下属都从心底里不希望我离开。哪怕在*中二次被冲击审查的时候，即使我被撤职靠边，群众心里有杆秤，同情和抱不平者居多，幸灾乐祸者寥寥无几。尽管那时高压下人们内心不敢表露，但对我被撤职，似乎还没有群众拍手称快的记忆。
离别多年的老同事相邀，而且是自发的私人聚会，我领情了。就内心而言，我真想和大家一起聚一聚，享受一下过去快乐的时光。可如今我有心无力，接到小沈的电话邀约，我百感交集，在电话中我对她直言，谢谢大家，我的身体状况实在难以承受。为了说服我，小沈特地点明时间地点由我定，他们派车来接我，哪怕到我家来也行。她还再三强调活动什么形式都不搞，纯粹是大家聚一聚，吃喝聊天，解解闷，散散心。电话里，她一定要我答应。
我说：“我现在坐也坐不了多久，吃也不行。”再三解释也不行，我随口说了一句：“你知道我现在怎么吃饭的吗？”她不解，我就如实告诉她：“我现在吃饭是吞下去的，连面条都嚼不断，嘴里嚼了半天，吐出了一看面条还是一条一条的......”我话还没有说完，电话中传来她的抽泣声。一阵阵越来越紧的抽泣声，触及到我受伤的泪腺神经，止不住泪水溢出，也跟着泣不成声。
这一下不得了，电话中传来她的嚎啕哭声。不好，我闯祸了。我意识到自己不对，尽量克制自己，反过来劝她不要哭。此时，电话中彼此均已泣不成声。我让她把电话挂了。
不一会儿，电话铃声又响。这次是办公室的老同事老罗来问，刚才是怎么回事？他被小沈一哭，慌得莫名其妙。我连说我的不是，请这位年逾七旬的老前辈帮我劝劝小沈，都怪我不好，说话没留意。老罗实我公司老一辈的老外销，大家尊称他“罗老”，退休后公司续聘，做我的助手——管家。我请他干旋一下，等我身体状况有所好转时，我再请他们到我家来一聚，以了此情结。
对于今后，我无法回避。不想是不现实的，我不敢想不等于不想。可越是不敢想，反倒越想越多。
如今，人已如此，到此地步，废人一个，连生活都不能自理，还谈何工作，谈何事业？我已经没有发言权、自主权了。可我毕竟还只有四十来岁，正值事业中天之际，就落得如此下场。心不甘，却无奈。
老婆见我整rì心事重重，闷闷不乐，总要来开导我，劝慰我，说什么“会好的”之类的空话，屁话。我知道她为了让我宽心，安心养伤。可她说多了，我就烦了。说得越多，我就越烦。会好的？屁话，不死就算好了。康复？不可能，我心里有数，不坏就算好的。今年二十，明年十八？这种屁话，只有回到娘肚子里的胎儿才信。我要求不高，只希望能达到生活自理，不要成为家庭负担就可以了。以后若能工作，经济上也能自理则上上大吉，此生有望。其他一切统统可以置于脑后，非我力所能及的，不予考虑。我已经没有本事，没有必要去瞎cāo心了。
当务之急，第一步活下来了，没死就活着。既然活着，就有第二步，怎么活？
如今我成了半爿人，整个身体左半边基本完好无损，可右半身从头到脚伤痕累累：右眼看不见，牙齿合不拢，胸腹，手脚多处粉碎xìng骨折，右手握不成拳头，右腿不能行走......生活也不能自理，活着真是活受罪。特别是神经系统的损伤，看不见摸不着，却使我痛苦异常。特别是我脑子还会思考，会想问题，越想问题越多。自己如今这副样子，继续工作是没指望了，单位领导在大会上宣布我是因公负伤，上下左右对我也都不错。饭碗不愁，级别待遇也无需我自己cāo心，可我们这种人不会享福，不肯吃闲饭。
我只有一个女儿，在读初中，尚未成年。她的生活道路还没有启程，理应得到父母的照应和庇护。作为父亲，我的基本责任还没有完成。可如今我已落得如此地步，身心俱摧，且康复无望。看来得靠拐杖渡过后半身了。今后自己生活能否自理还大有问题。自己也照顾不了自己，还谈何其他？我非但无力照顾自己的女儿，还会成为她的包袱，一背几十年的终生包袱，太沉重了。我怎么能让尚未成年的独生女儿，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去应对社会的挑战呢？
想到这里，我真的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早生多生几个孩子呢？人到晚年，遇到难处，才想到多子多福。解放初，又打仗（抗美援朝）又建设，说人多好办事，一度提倡光荣妈妈，鼓励多生多育。结果造chéng rén口爆炸,此后，社会就出现入托难，就学难，就业难，交通难，住房难......一茬一茬难下去，一直要到养老难，送终难。我还不到五十，还不够晚年的资格，可我越想越复杂，越想问题越多。
历史真会嘲弄人。当年光荣妈妈的光荣产物——他们的子女，婚后限养一胎，社会又造就了独生子女的一代。父母一代和儿女一代的生育政策截然相反，两个极端。上一代的“功绩”——多子女，由下一代——只生一个来偿还，天公有眼，父债子还。隔代还债，古以有之。
我自己还不算是光荣妈妈的一代，可我晚婚晚育，三十成婚在当时算晚的了，属恋爱婚姻的“老大难”一档。晚婚自然晚育，女儿出生时还没有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生二胎也可以。当时尽管社会上还没有强制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可党内已经提倡只生一个好，我那时尽管靠边，可毕竟还算是党员，还是自觉地响应党的号召，只生一个，生男生女都一样。
可现在我未老先残，一个女儿怎么办？她虽然渡过了入托难，上学难二关，可升学，就业......一系列大关还在后边，面临社会，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她的学业，我不用cāo心。我从小就培养她的自立jīng神，读书靠自己。从女儿入学开始，我就按我的路子，基本不管，旁观为主，放任自流，必要干预，启发自动，顺势引导。为此，我和她妈还闹过多次。比如，她刚入学时，回家做作业，挺自觉，也认真。她妈有空就陪伴在侧，一道一道题目看她做，一旦有错当即指正，还帮她擦橡皮，在一旁看着，督促让她立即改正。这样的作业自然挺漂亮，拿回来全是勾（表示对的），孩子也挺高兴，学习也有积极xìng，自觉xìng。可我认为长此以往不是好办法，会助长孩子的依赖xìng。大人怎么说，她就怎么做。即使错了也有道理：是你们这么说的——错不在她。我看老婆这套包办代替的教育方法有问题，就对她说：“读书是孩子读书，还是你读书？孩子的作业，让她自己去做。”我不要老婆检查孩子的作业了，我自己来检查。
此后，孩子做完作业，习惯地交给大人检查。一般都是一次通过，有时有错，我就让孩子自己检查一遍。她检查后发现错误，就自己改正。有一次，她检查了二遍，可还有一处错误没有找出来，我特地让她再检查一遍。她还是没有发现错误，我连问二遍：“都检查过了？”她自信满满地说：“都检查过了。”既然如此，我就故意放她一码，让她过关。第二天，她放学回家。一到家，她踢开房门就摔书包，大发脾气直嚷嚷：“世界上没有这么龊矻的爸爸的！”她委屈极了，简直狠得咬牙切齿。原来，作业交上去后吃了一个大叉（错）。小孩子的作业还从来没有吃过叉，这是她第一次尝到叉的味道，而且经过我的检查后再交上去的。她狠死了爸爸，明知错了却不告诉她，不是故意让她错吗！我问她：“读书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从此以后，她就知道读书是她自己的事，我再也不必为她读书cāo心了。此前，在她幼时，凡遇她任xìng蛮不讲理而哭闹的时候，我就任她去哭，而且不许任何人去护她，等她哭累了，最后她自己也明白了，说：“哭是没有用的。”孩子都是很聪敏的，就看大人怎么引导。我的孩子自小我就培养她自知、自立和自理能力，三岁就进全托幼儿园全托，当时（八十年代初）全托的孩子是很少的，而且她外婆刚退休回家，很想自己带孩子，正因为外婆太喜欢这孩子了，我怕她把孩子惯坏了，才下决心故意把孩子送全托班。为此，她外婆也曾与我也争吵哭闹过一番，我争取到了老婆的支持，才算成功。孩子进幼儿园的第一天就没有哭闹，至少没有当我的面哭过。据老师反映，她在幼儿园的一贯表现也都不错。
这次我受伤，她妈到深圳在医院里就告诉我女儿初中直升高中的好消息，可惜当时我的脑子还是稀里糊涂的，人还没有苏醒过来呢。其实，当时我还有一点社会关系可以帮忙的。为了孩子，走走关系，打个招呼也不难，包括女儿就读的育才中学。可我一概回避，没开口。一没必要，二不想害人。主要是不想害女儿，以免在她成长的道路上制造误区，让她坐享其成，学会依赖，以后偷懒。我希望她自己的路自己走。女儿也确实不负我望，她读书的成绩一贯稳定，用我的说法叫老八路，即成绩稳定在八十分以上，最差也不会低于八十分。而且不论题目难易，总能保持中上水平。她读书的成绩一贯稳定，从不冒尖，很少得第一名。又从不拉后，跌出班级年级的排名前列。这是我的理想目标，不求第一，只求可靠。现在她自己直升高中，虽然令我宽慰，可她毕竟还未成年，她的人生之路还没有起步，作为父亲的我还没有尽到基本的职责就躺倒了，这岂能让我甘心？我越想问题越多。
上学靠她自己，工作也靠她自己，婚姻也靠她自己，这些都不用我cāo心。我明白，对这些事情，大人cāo心也是瞎起劲，白cāo心。孩子大了，自己自有主见，大人说了不算。除非她来问我，或征求我的意见，我才帮她参谋参谋。
我担心的是她成家以后的rì子怎么过，对他们这代人的家庭关，我不敢想象。他们是独生子女的一代，不是龙就是凤，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从小得宠，娇惯成xìng，谁都不是好惹的。你是龙，我是凤，都是宝贝，谁怕谁？在我看来，龙凤世界真是挺可怕的。
试想他们这一代，在城里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一个独养女儿，找一个独养儿子，结为一对小夫妻。二人世界挺好，诗情画意......且慢，这时他们这代人的父母辈还都活着呢。一算细帐，不得了。一对小夫妻，生养一/二个孩子，上有父母公婆（或爹妈岳父母）。三代同堂，少说也有七口。四世同堂，还要加上父母公婆的父母公婆......一对小夫妻在外面对竞争社会的剧烈竞争，回家对内还要照看二代老人（满打满算将有4+8=12位老人），一/二代子孙。别说照顾不过来，连看望都看望不过来。可怕，真的可怕。这代小夫妻要赡养几口老小，我也算不过来，也不敢算。如果再加上一个我这个还不算老的伤残老子，真够我女儿背一辈子包袱了。想到这里，我不敢再往下想了，我只有一条路——我不能成为家庭和社会的包袱。
我再一次视死如归。人生对我来说，也算快虚度半百了。历代帝王山呼万岁，享年不到半百的也不少，何况还有许多不到三四十岁驾崩的万岁爷。如此一想，我的心也平了。死人的事天天都在发生，问题是轮到谁而已，反正谁都会论上，一个人生下来开始就意味着将来的死，只是时间的早晚和死的方式。这是谁都无法回避的自然规律，我觉得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痛苦，**和jīng神的痛苦才是最可怕的。人活着受折磨太难受了，活受罪才真叫痛苦，生不如死。我被打劫、被击倒后抛出车外，躺倒在地，自己当时毫无知觉，并没有痛苦可言。也许在别人看来，我六窍出血的模样挺可怕，以为我一定很痛苦，可我当时毫无一丝痛苦的记忆。如果当时我就这么死了，不就毫无知觉地死了吗？多痛快！可我没死，如今又活过来了，开始体验到痛苦，切身遭受的**和jīng神的折磨，使我痛苦不堪。如此看来，我想暴毙并不可怕，也许未必就是不得好死。突然死亡，倒也痛快，当事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完了，还来不及感受痛苦，因此也就没有痛苦可言。
由于这次意外被劫，事发突然，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如今既然准备自行了断，就一定要做好准备，以便安心而去，不留任何不良的后遗症。
料理后事,成了我最大的心病，否则我会死不瞑目的。家事公事没完没了，人活着就得面对这一切。人死了，一切就了。所谓死了，死了就了。反正人总是要死的，活一百岁最后也是死路一条。人死了，事就了，一了百了。我死后，公事不要我cāo心，单位里不少我一个，我死了无所谓，反正自己也没有什么遗留问题要交代的，自己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单位里死一个人算什么，开一个追悼会就完了，追悼会开过就过去了。倒是家里，我死了以后，老婆倒霉，家事全靠她了，难是肯定难的。人死了，家属倒霉，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会淡化，会过去的。我相信，她们会挺过去，没有我的家庭生活，他们早晚还是会适应的。一句话，死了一个人，地球照样转。
现在我活着很累，**和jīng神上都很痛苦：担心自己成为废人以后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后果，担心自己成为家庭和社会的包袱。我决心不做任何人的包袱，不做家庭的包袱，不做社会的包袱。我无力，心已死。及早解脱，才是我最好的出路。
经过几天的思想折磨，我终于想穿了，超脱了。
首先，自己放下了思想包袱，无所谓了。方向已明，我就暗暗地开始选择自己力所能及的最佳方案，以求对自己，对家庭，对亲人，对社会都有一个合理的交代，千万不可留有任何不良后果，不留任何后遗症。
此时我的心境平静下来了:我不是想怎么活,而是想怎么死。思来想去，我所能办到的唯一可行而有效的方案就是自己跳楼。我家住高层大楼十八楼，卧室连着内阳台，阳台墙高与窗台差不多，我估量一下约有一米多一点，最多也不会超过一米二。我现在可以在室内活动，每天都要到南面阳台上去锻炼，就以我眼下的水平，趴上阳台翻出去，自己还是有把握，能办到的。
从上望下看，楼下直通到底层天井，除了间隔几层有几个凉衣架外别无其他任何阻挡物，一下到底没问题，十八楼下去可以确保一了百了，不会不死不活的，而且就几秒钟的瞬间就完了，还来不及反应，不会有痛苦的。
大主意已定，我悄悄地开始盘算，选择最佳时机，以图取得最佳效果，包括对个人要干脆利索，确保一次成功，不要不死不活。对邻居（主要是楼下十七户人家）影响不大，最多也就影响下面三四户人家的晾衣架中的一二个，以及底楼的天井、草地和围墙，行人是不会走到小区围墙里来的，不必忧虑。主要考虑的是对家庭不好交待，但没办法，只求缓和一些，选个相对合适的时机，尽可能制造一个意外坠楼的假象，再让家人倒霉一次，又遇上一次意外事故......
想到这里问题来了,要不要留遗书？本想留几句，主要是解释一下动机：自己不想成为家庭和社会的包袱，以减轻老婆和女儿rì后的负担，让她们想开些。可是只要留下只字片语，就等于宣告自杀。一旦被定为自杀，问题就复杂了，个人问题会演变为社会问题，何况社会上就有一些人惯于倒推思维，说不定有人还会扣帽子，比如说自杀就意味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由此而推导出这个人有问题，而且很可能是大问题，要不为什么会自杀？这种可能xìng，我不得不防，这使我想起了*期间的一段莫名其妙的经历。
一九六九年秋末冬初，我已经被“光荣批准”四个面向、下放插队黑龙江，列入第二批出发的行列。出发前，我们这个小组被派到闸北区北站街道知青办协助工作。所以，这段期间，我们主要就在闸北区活动，经常要下学校里弄去。一次，我们经过天目路被堵，行走不得，一问才知遇上临时交通管制，原来是全市xìng的公审大会结束，一批被判死刑的死刑犯被押上大卡车游街示众、押赴刑场去执行枪决。车队浩浩荡荡，摩托车队开路，宣传广播车高音喇叭震耳，押解犯人的大卡车有十几辆，还有吉普和小车穿插往返......路人行走不得，就挤在路边看热闹，我也跻身于其中。
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枪毙鬼”的模样可想而知，一个个五花大绑，胸前挂着被打这大红叉的牌子，两边还有壮汉背手、揪发、昂面示众，其脸sè没有一个好看的。我看到其中一个嘴角挂着一条长长粘连的血丝，随风飘溢，只觉得一阵恶心，不由得晕倒在地。
待我苏醒过来，我已经躺在附近的妇产科医院急诊室的长椅上。原来是与我同行的人见我晕倒就急匆匆地把我送到路边上的一家医院，他们也不知道这是妇产科医院。我躺在在急诊间的长椅上躺了，医生说我是脑贫血，让我喝了一杯红糖水，躺一会儿就好了。此事很快传到我公司去了，说我进过妇产科医院，被单位一些老同事们传为笑谈，仅此倒也罢了，笑料可以一笑了之，不必当真。可谁料还真有人把此事当真，而且还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怀疑我是否与这批被公审的对象有什么瓜葛？真是天晓得！
我自己对此毫无知觉，自己根本不知道也不认识其中的任何人，只是有脑贫血的毛病，偏巧在这时发病晕倒，谁知道有人会大做文章。过了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个机密。一位当时接触过机要的造反派同事事后向我透露，当时工宣队为此进行了秘密的内查外调，查我与其中的犯人有什么瓜葛。此事也许和rì后军宣队认定我有重大现行嫌疑有关，怪不得半年后我到黑龙江的来信被军宣队抓“现行”（反革命）嫌疑，大做文章，等我隔年回来探亲就办专题学习办，被莫名其妙地审查半年，至今还不给个明确的结论，因为毕竟嫌疑是嫌疑，没有正当理由而又说不出口，不登大雅之堂，当然不可能给个什么明确的结论。
真是世事难料，不得不防。政治包袱背不起，老婆从年轻时就背上一个时代（天赐）的政治包袱，搞得一辈子不得翻身。政治嫌疑更可怕，帽子悬在空中，不知什么时候会砸下来，而且自己还被蒙在鼓里，不知所以，莫知莫觉，这比定xìng有结论的罪名更玄乎，更可怕。对自己而言，我自己反正一了百了，顾不上也无所谓了，可这个黑锅一旦背上，死后也不得安宁。我可不能给家人背黑锅，特别是不能给我未成年的女儿留下任何隐患。难啊，真是难。活也难，死也难。
遗言不留吧，后事还没有个交代，自己也于心不安，也许会死不瞑目。思来想去，料理后事才是当务之急。我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处理，并暗自实施而不露痕迹。
家中事务说简单很简单，因为我没有财产纠葛，一是我既没有什么个人财产，也没有外债往来，二是自己只有一个独生女儿，不存在遗产分割的麻烦。孩子和二位老人只有拜托老婆尽心了，我相信她会的，只是辛苦她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也只能发狠心——死人不管了。
最困难、也最使我烦心的是如何做好家属工作，既不能露出破绽，让她们察觉，又要让她们心理上有足够的准备，尽量减少她们的痛苦。这事难就难在不能挑明了说，我只能以委婉地以几种假设的可能去试探。
我先做老婆工作，趁她忙完家务，抽空陪我的时候，冷静地与她分析我的未来，列出今后的几种可能。先说好的，虚晃一枪，再用假设的口吻说，如果我不行了，为了孩子也要节哀，不要影响孩子心灵，要以身作则带好孩子，做好孩子的工作，乐观地面向未来，克服困难，迎接新生活。她不许我胡思乱想，要我安心养伤。我一本正经地说，自己当然希望能够康复，谁不想好？她信了。可我心里明白，对我而言，身体恢复以往的状况已经不可能了，能维持现状略有改善就上上大吉了。
同女儿怎么开口？我一直在默默地寻找机会，制造话题。
学校放暑假，女儿除了返校活动外，那儿也不去，整天在家帮妈妈陪伴照应我。为了让我好好休息，她连电视也不开，整rì看书，还不时过来看看我，问我有什么事情让她做。她会帮我弄午餐，下面条已经算是熟手了。我差不多每天中午都是喝药酒，吃面条，她也可以帮我弄。长此以往，我嘴上不说，心里内疚。以往放暑假，我总要抽空带她去游几次泳，调剂一下她的暑假生活。现在我非但不能陪她出去散三心，反而把她整rì拖在家中，还要帮我弄午饭。我说了多次，让她与同学、小朋友一起去玩玩，看电影，游泳都可以，说了多次，她最多也就和邻居家的同龄小朋友聊聊天，有时二个邻居家的小朋友也到我家来找她玩会儿。
我不能把自己的真实意图同她直接了当地明说，而必须不露声sè，采取潜移默化的手法，使她思想上有所准备，jīng神上增加抗压力，增强承受力。
我在轻松的气氛下，以老爸的口吻和家长的身份，对她的成长，如何认识社会，如何处理社会关系谈起，强调人生的道路必须靠自己，靠实践，靠努力去奋斗，不要轻信更不要依赖任何人，包括我，连老子也不一定靠得住。世界上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
我和女儿探讨人生，她也颇有兴趣讨论这个话题，我们谈得很融洽，很自然。我们甚至不用回避生死的议题，我说没有人会长生不老，老爸早晚会死的。她基本认同我的观点，不象她妈那么敏感。这样的谈话，她乐意，我也满意。
我相信我的女儿，自小我就培养她的自主自立。我可以夸张地说一句，生她是母，养育是父。
自我成年以后，我的体重一贯是基本稳定，很少波动，上下也就一/二斤的范围之内。
我一生中的第一次明显减磅是到黑龙江后的第一年，体重一下就掉了十来斤。
第二次减磅就是老婆坐月子，她生孩子，我体重降了。当爸爸也挺累的，我白天上班，回家除了平rì家务外，还要照顾老婆孩子，早上买菜买豆浆，晚上洗尿布，调nǎi粉给孩子喂nǎi。这孩子小时候有一个怪习惯，对母rǔ可有可无，她的断nǎi很简单，一天没吃母rǔ也没闹，不吃就不吃了，就这么就断nǎi了。她习惯于含着nǎi瓶睡觉，边睡边嘬能喝掉半瓶到一瓶nǎi。相反，在她醒着的时候就不肯好好喝，往往喝两口就肯不喝了。对她的这个习惯，她妈和外婆都没有办法。我发现入睡时能稀里糊涂地喝不少，于是晚上喂nǎi也成了我的专利，我能让孩子喝饱睡好。老婆月子做好了，我的体重骤降七八斤，与我女儿的体重查不多，难怪在公司上班时每天午休时常为我在沙发上留一席之位的老张同我开玩笑说，女儿不是我老婆生的，而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
第三次减磅就是被劫受伤，两个礼拜体重掉了十来斤肉。
我们父女闲聊人生，气氛轻松，内涵深刻。女儿似乎明白了人早晚总是会死的，也知道自己的道路自己走，同意我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
正在我考虑后事，胡思乱想的时段，一个电话打乱了我的思绪。
电话是小姚从乡下打来的，自从我受伤躺倒以后，她就没有了方向，因为我到深圳时是单枪匹马，虽是公派外出却是独自闯荡，没有自己的公司，没有经费，，自负盈亏、dú lì核算，完全是个光杆司令，用不起人，只好自费用了一个个体小裁缝。小姚就是我在上海准备外派时由我老婆请到家里来做衣服的上门裁缝，结识后彼此印象不错，我到深圳就带她一起去，她作为在沪既没有户口又没有工作的无业人员自然乐意跟我走。可天有不测风云，我倒了，她也完了。
电话是她在家乡打来的，问我的近况，我老婆接的电话。她们说了一通后，老婆拿着话筒问我：“小姚的电话，接不接？”
我接过电话，说我看来不行了，本想让她继续自找出路、另谋生计。可她却也想到死,说她哭了几天，觉得没意思，准备上街卖老鼠药......这可把我吓了一跳。
我自己正在默默地考虑自己的后路，可她却准备要死，这给我一下猛击，使我产生了深深的犯罪感——我害了她。不行，她不能死。一旦她死了，我的心灵永世不得安宁。她不能死，连死的念头都是可怕的。她才二十几岁的青chūn年华，这个想法也不能想，我在电话里不由失声哭告她不能动这种脑筋，要她坚强，违心地说我会好的，简直是强颜欢笑，伤心哪！
我这个人欠不得人情，如果自己觉得欠了人家的人情，就心心挂念，人情不还就睡不好觉。
我现在还不能死，我要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