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周易》一直享有群径之首，文艺之原的美誉，其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1、《周易》对治乱兴衰规律的研究最能启发人们的政治智慧，帮助人们拨各乱反正
“拨乱反正”一词最早见天《公羊传》，《公羊传》云：“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
《春秋》为汉时显学，人们从中可以寻找到拨乱反正的智慧。司马迁十分推崇《春秋》，他在《史记》中说：“《春秋》者，就义之大宗也。”“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在盛赞《春秋》的同时，司马迁将《春秋》与《周易》作了一番比较，认为《春秋》与《周易》在拨乱反正方面有着不同的功效。司马迁说：“《春秋》推见主隐，《易》本隐之以显。”也就是说，《春秋》是通过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例来表明其中所隐含的道理，而《周易》则是根据抽象普遍的哲学原理来揭示具体的规律。在司马迁看来，《周易》的哲学思维水平更高，对于拨乱反正的指导性更强，给人政治智慧的启发性更大。
魏晋时期，阮籍也十分推崇《周易》，他认为《周易》的变化之道是拨乱反正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阮籍将六艺进行了比较，认为六艺之文，《乐》偏于仁，《诗》偏于义，《礼》偏于礼，《书》偏于知，《春秋》偏于信。“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始终也。”
唐代，孔颖达时《周易》六十四卦所代表之“时”作了研究，归纳出四种类型。孔颖达说：“然时还虽多，大体不出四种者。一者治时，颐养之世是也。二者乱时，大过之世是也。三者离散之时，解缓之世是也。四者改易之时，革变之世也。”孔颖达时时还进行研究，目的是为了掌握治乱兴表的规律，用以指导实际的政治决策，以减少错误，获得最大利益。
宋代，杨万里在《诚斋易传席》中指出了他时《周易》的根本理解。杨万里认为，《周易》不公讲变，而且讲“通变”。“变”，客观事物的变化；“通变”，人们主观上的应变之方。客观事物的变化，有治有乱，有得有失，并不尽如人意。因此，圣人感谢到忧虑，致力于研究使现实符合理想的通变之道。这种通变之道能启发人的智慧，指导人的决策。杨万里又进一步强调了《周易》拨乱反正的作用，突出了《周易》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地位，他说：“得其道者，虽可哲，慝可淑，青可福，危可安，乱可治，致身圣贤而跻世泰各，犹反手也。”
总之，《周易》关于治乱兴表的论述，在不同时代都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也充分说明，《同易》对治乱兴表规律的研究，的确能启发人们的政治智慧，帮助人们拨乱反正。
2、《周易》对政治得失和治民之道的看法影响深运
概括而言，《周易》对政治得失和治民之道的看法，属于民本思想的范畴，对儒家、道家以及统治阶层影响深远。
《周易·系辞》指出，《周易》能“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意思是说，《周易》对自然规律有着深刻的了解，对民众的忧患安乐有着切身的体察。
《周易》树立了一个评价政治得失的标准——“吉凶与同患”。即政治的得失取决于，君主是否以民众的吉凶为吉凶、以民众的忧患为忧患。
至于君臣关系，同样是相互依存的，尽管上下有别，君尊臣卑，但仍要刚柔相济、阴阳协调，组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政治统一体。
凡是加强君民、君臣的依存关系使二者达到和谐统一的政治，就是成功的政治，反之，凡是破坏这种依存关系，使二者形成对抗局面的政治，就会不保而国不安，是失败的政治。由于这种依存关系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础，从根本上决定政治的得失，所以君主和臣民者应该以大局为重，根据一体化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使这种关系不被破坏，物别是处于权力结构顶端的君主更应该如此一些。
如《乾卦》：“亢龙有悔。”《文言传》认为这是君主破坏了依存关系的一种错误行为，严厉遣责说：“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亡，知得而不知丧。”“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为了纠正“亢龙有悔”所造成的偏差，《易传》主张君主应该奉行谦卑的美德，以加强君主对于臣民的依存关系。《谦卦·彖传》云：“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序卦传》云：“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谦为有大而不自居之义。君主虽拥有广土众民，掌握最大的权力，但唯有自处谦卑，甘居人下，才能争取到臣民的支持和辅助，事事亨通，保持其尊贵光荣不可逾越的地位。
《易传》把这种谦卑的美德贯彻到治民之道中，提出了一系列闪耀着民本思想光辉的具体措施。
其一，《易传》强调君主应该关心人民的生活，推行“损上益下”的惠民政策，建立“不伤财，不害民”的制度，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衷心悦服。《易传》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其二，《易传》认为，为了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应该用伦理教化的方法，而不可用武力强制的手段。《易传》云：“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
其三，《易传》认为，居于尊位的君主只有以发于至诚的信任才能广系天下之心，因为诚信是国家团结的纽带、社会凝聚的动力。如果君民关系建立在彼此信赖的基础之上，君主以至诚之心对待人民，人民也会以至诚之心对待君主，至诚相感，上下交孚，于是君主就可以受到人民的衷心爱戴，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动而无违，得志于天下。《易传》云：“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兑，悦也。刚中而柔外，悦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悦以先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悦之大，民劝矣哉。刚来而下柔，动而悦，随。大亨贞元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悦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
总之，我们可以说，民本思想最早来源于《周易》，是《周易》对政治得失和治民之道的根本看法，其影响深远，效用无穷。
1、《周易》对治乱兴衰规律的研究最能启发人们的政治智慧，帮助人们拨各乱反正
“拨乱反正”一词最早见天《公羊传》，《公羊传》云：“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
《春秋》为汉时显学，人们从中可以寻找到拨乱反正的智慧。司马迁十分推崇《春秋》，他在《史记》中说：“《春秋》者，就义之大宗也。”“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在盛赞《春秋》的同时，司马迁将《春秋》与《周易》作了一番比较，认为《春秋》与《周易》在拨乱反正方面有着不同的功效。司马迁说：“《春秋》推见主隐，《易》本隐之以显。”也就是说，《春秋》是通过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例来表明其中所隐含的道理，而《周易》则是根据抽象普遍的哲学原理来揭示具体的规律。在司马迁看来，《周易》的哲学思维水平更高，对于拨乱反正的指导性更强，给人政治智慧的启发性更大。
魏晋时期，阮籍也十分推崇《周易》，他认为《周易》的变化之道是拨乱反正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阮籍将六艺进行了比较，认为六艺之文，《乐》偏于仁，《诗》偏于义，《礼》偏于礼，《书》偏于知，《春秋》偏于信。“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始终也。”
唐代，孔颖达时《周易》六十四卦所代表之“时”作了研究，归纳出四种类型。孔颖达说：“然时还虽多，大体不出四种者。一者治时，颐养之世是也。二者乱时，大过之世是也。三者离散之时，解缓之世是也。四者改易之时，革变之世也。”孔颖达时时还进行研究，目的是为了掌握治乱兴表的规律，用以指导实际的政治决策，以减少错误，获得最大利益。
宋代，杨万里在《诚斋易传席》中指出了他时《周易》的根本理解。杨万里认为，《周易》不公讲变，而且讲“通变”。“变”，客观事物的变化；“通变”，人们主观上的应变之方。客观事物的变化，有治有乱，有得有失，并不尽如人意。因此，圣人感谢到忧虑，致力于研究使现实符合理想的通变之道。这种通变之道能启发人的智慧，指导人的决策。杨万里又进一步强调了《周易》拨乱反正的作用，突出了《周易》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地位，他说：“得其道者，虽可哲，慝可淑，青可福，危可安，乱可治，致身圣贤而跻世泰各，犹反手也。”
总之，《周易》关于治乱兴表的论述，在不同时代都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也充分说明，《同易》对治乱兴表规律的研究，的确能启发人们的政治智慧，帮助人们拨乱反正。
2、《周易》对政治得失和治民之道的看法影响深运
概括而言，《周易》对政治得失和治民之道的看法，属于民本思想的范畴，对儒家、道家以及统治阶层影响深远。
《周易·系辞》指出，《周易》能“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意思是说，《周易》对自然规律有着深刻的了解，对民众的忧患安乐有着切身的体察。
《周易》树立了一个评价政治得失的标准——“吉凶与同患”。即政治的得失取决于，君主是否以民众的吉凶为吉凶、以民众的忧患为忧患。
至于君臣关系，同样是相互依存的，尽管上下有别，君尊臣卑，但仍要刚柔相济、阴阳协调，组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政治统一体。
凡是加强君民、君臣的依存关系使二者达到和谐统一的政治，就是成功的政治，反之，凡是破坏这种依存关系，使二者形成对抗局面的政治，就会不保而国不安，是失败的政治。由于这种依存关系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础，从根本上决定政治的得失，所以君主和臣民者应该以大局为重，根据一体化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使这种关系不被破坏，物别是处于权力结构顶端的君主更应该如此一些。
如《乾卦》：“亢龙有悔。”《文言传》认为这是君主破坏了依存关系的一种错误行为，严厉遣责说：“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亡，知得而不知丧。”“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为了纠正“亢龙有悔”所造成的偏差，《易传》主张君主应该奉行谦卑的美德，以加强君主对于臣民的依存关系。《谦卦·彖传》云：“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序卦传》云：“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谦为有大而不自居之义。君主虽拥有广土众民，掌握最大的权力，但唯有自处谦卑，甘居人下，才能争取到臣民的支持和辅助，事事亨通，保持其尊贵光荣不可逾越的地位。
《易传》把这种谦卑的美德贯彻到治民之道中，提出了一系列闪耀着民本思想光辉的具体措施。
其一，《易传》强调君主应该关心人民的生活，推行“损上益下”的惠民政策，建立“不伤财，不害民”的制度，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衷心悦服。《易传》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其二，《易传》认为，为了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应该用伦理教化的方法，而不可用武力强制的手段。《易传》云：“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
其三，《易传》认为，居于尊位的君主只有以发于至诚的信任才能广系天下之心，因为诚信是国家团结的纽带、社会凝聚的动力。如果君民关系建立在彼此信赖的基础之上，君主以至诚之心对待人民，人民也会以至诚之心对待君主，至诚相感，上下交孚，于是君主就可以受到人民的衷心爱戴，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动而无违，得志于天下。《易传》云：“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兑，悦也。刚中而柔外，悦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悦以先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悦之大，民劝矣哉。刚来而下柔，动而悦，随。大亨贞元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悦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
总之，我们可以说，民本思想最早来源于《周易》，是《周易》对政治得失和治民之道的根本看法，其影响深远，效用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