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国内乱不断的时候，毗邻的俄国也不太平。
1907年1月14日晚上，两声枪响打断了基辅歌剧院内盛大的演出。惊恐声平息之后，人们发现内阁总理斯托雷平倒在血泊中，这一切就发生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视野之内。凶手是一名社会党人。斯托雷平自5年前任总理以来，以不妥协、不留情面的作风著称。不久前，由于第二届俄国杜马（议会）否决了他的允许农奴充分享有财产权的改革提案，他随即解散了杜马。
俄国政府也处于动荡之中，但俄国的对华侵略政策却没有因斯托雷平总理被刺而变化。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诋毁清政府在蒙古进行的军事和行政改革，指责清政府在外蒙古推行的新政措施是敌视俄国的行为，并且试图在军事上大加干涉。
在中国大革命一触即发之时，俄国人看到清朝朝庭忙于处理内乱，无暇顾忌边疆事务，煽动被它收买的外蒙封建领主和活佛，酝酿叛乱。
1907年2月18日，外蒙叛乱集团在沙俄支持下宣布“独立”。清庭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向蒙古诸王公陈述利害，试图劝慰安抚：“如以本大臣办事不洽蒙情，宁将予一人置诸锋刃，不可受人愚弄，将蒙古送于他人之手。抑或不愿内地官吏管辖，如欲改为自治，本大臣立刻即为电奏请旨，但不可倡言独立。”但办事大臣三多的斡旋努力未能奏效。
1907年3月，在大革命的前夕，清庭驻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等被分裂势力告知：限“于七日内将仓库、银、缎、军装等项，一律交蒙参赞接收，自备资斧回籍”。奎芳拒不答应，清庭有心出兵但乌里雅苏台远新疆万里之遥，并非易事。一个月后，武汉起义爆发。
到1907年5月，蒙古“独立军”已达5000余人，在沙俄支持下进攻科布多。中国中央政府驻新疆军队曾奉命东援，但大势已去，1907年6月6日，外蒙古全境失陷。
1907年的3月18日，在透露出几丝微弱曙光的京城，在边疆告急、内乱纷扰中清庭按照调整后的预备立宪清单宣布：裁撤旧设之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按照君主立宪之制组织责任内阁。
阁员包括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康有为、那桐，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善耆，度支大臣载泽，学务大臣梁启超，陆军大臣锡良，海军大臣载洵，司法大臣沈家本，农工商大臣溥伦，邮传大臣盛宣怀，理藩大臣寿耆。
此时，政启的上谕规定“国务大臣辅弼皇帝担负责任”，内阁总理大臣就所管事务，“对于各省长官及各藩属长官，得发训示”，“监督指挥各省长官及各藩属长官”，“除国务大臣外，凡例应奏事人员，于国务有所陈奏者，由国务大臣代奏”。强调内阁对皇帝负责，加强了以内阁为首的中央集权，完全削去各省督抚直接上奏和入对的权力，使各省从属于内阁。但内阁在行政、法律、财政诸多方面又受到资政院的制约，中央权力的中心由皇帝开始移向内阁。
这次政体的变化其实是中国行政史上的重大转折。
但当时的舆论反响却并不一致。民主党立宪派人士认为在内阁成员13人中，皇族多达7人，指责其为“皇族内阁”，他们援引英国皇族不能担任内阁成员的范例，力主解散此内阁，要求重新组建内阁。资政院也立即就此事进行了院内外活动。
如果具体从内阁成员的政治倾向来看，此时的奕劻内阁也已经不是旧式内阁。奕劻本人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外务部总理大臣、首席军机大臣，极力主张三权分立的政体改革原则，在他首席设计的官制改革方案中，明确立法权属议会。
载泽无论在满人官僚还是在汉人官僚中间都有强大的支持。
陆军大臣锡良是权贵出身的大臣中最为开明者，还有海军大臣载洵，二人都与民主党等立宪派人士有深层次的接触和合作。溥伦自1905年来历任资政院总裁，凡事主张“先交资政院参议”谈论，与度支部大臣载泽等经常发生争论。他们之间的争端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之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行政机构同资政院已发生了实际上的相互牵制作用。
而主管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大臣寿耆则为蒙古族人。
这一内阁的人员组成，主要体现了政启的意志。而政启之所以不顾反对派的声音组建这样的内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这样的内阁并不违背清庭所承诺的立宪清单规定。他把这个内阁认定为预备责任内阁，按预备清单步骤，两年后的1909年将正式召开国会，届时选举产生正式责任内阁；二、这些有见识的权贵可以为他所倚重，至少比刘飞扬要让他感到放心。
政启皇帝唯一做的就是把刘飞扬系的人民力量党的人都剥离了内阁，使人民力量党在朝庭的力量大为削弱。
但是舆情和时局已经不再给清王朝机会。
随着保路运动的升级，武汉起义爆发，清庭力量在湖北极为空虚，新军在2天之内就控制了武汉三镇。清庭急令陆军大臣锡良率在直隶、河南的新军第二军赶往湖北镇压革命党人，令在上海的南洋海军提督李尚高率领海军舰只前往助攻。虽然从军事装备上讲武汉起义的新军革命远远逊于新军第二军，但这位刚离开武汉陆军大臣却没办法很好地完成这次军事任务。
在新军第二军，自军长刘洪恩以下的各级军官都是跟随刘飞扬一手提拔的，而且各级都在军校中经过思想教育。锡良在第二军里根本就没办法立即建立起自己的领导权威，也就无法统率军队。
内阁总理大臣奕劻首先出来力荐刘飞扬，认为朝廷应该立即请刘飞扬出山，改变目前的困局“非刘莫属”。那桐甚至以辞职来要求朝廷同意请袁出山，奕劻则拒绝上朝。
内阁副总理大臣那桐则看到当今局形除刘飞扬外，无人能具有力挽狂澜的能力。
但一些民主党等立宪派人士则不愿意让刘飞扬再次起复，但他们也无法统率军队，另一名内阁副总理康有为只得默认朝庭准备再次请刘飞扬出山。
第二百三十八章外患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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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月14日晚上，两声枪响打断了基辅歌剧院内盛大的演出。惊恐声平息之后，人们发现内阁总理斯托雷平倒在血泊中，这一切就发生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视野之内。凶手是一名社会党人。斯托雷平自5年前任总理以来，以不妥协、不留情面的作风著称。不久前，由于第二届俄国杜马（议会）否决了他的允许农奴充分享有财产权的改革提案，他随即解散了杜马。
俄国政府也处于动荡之中，但俄国的对华侵略政策却没有因斯托雷平总理被刺而变化。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诋毁清政府在蒙古进行的军事和行政改革，指责清政府在外蒙古推行的新政措施是敌视俄国的行为，并且试图在军事上大加干涉。
在中国大革命一触即发之时，俄国人看到清朝朝庭忙于处理内乱，无暇顾忌边疆事务，煽动被它收买的外蒙封建领主和活佛，酝酿叛乱。
1907年2月18日，外蒙叛乱集团在沙俄支持下宣布“独立”。清庭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向蒙古诸王公陈述利害，试图劝慰安抚：“如以本大臣办事不洽蒙情，宁将予一人置诸锋刃，不可受人愚弄，将蒙古送于他人之手。抑或不愿内地官吏管辖，如欲改为自治，本大臣立刻即为电奏请旨，但不可倡言独立。”但办事大臣三多的斡旋努力未能奏效。
1907年3月，在大革命的前夕，清庭驻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等被分裂势力告知：限“于七日内将仓库、银、缎、军装等项，一律交蒙参赞接收，自备资斧回籍”。奎芳拒不答应，清庭有心出兵但乌里雅苏台远新疆万里之遥，并非易事。一个月后，武汉起义爆发。
到1907年5月，蒙古“独立军”已达5000余人，在沙俄支持下进攻科布多。中国中央政府驻新疆军队曾奉命东援，但大势已去，1907年6月6日，外蒙古全境失陷。
1907年的3月18日，在透露出几丝微弱曙光的京城，在边疆告急、内乱纷扰中清庭按照调整后的预备立宪清单宣布：裁撤旧设之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按照君主立宪之制组织责任内阁。
阁员包括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康有为、那桐，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善耆，度支大臣载泽，学务大臣梁启超，陆军大臣锡良，海军大臣载洵，司法大臣沈家本，农工商大臣溥伦，邮传大臣盛宣怀，理藩大臣寿耆。
此时，政启的上谕规定“国务大臣辅弼皇帝担负责任”，内阁总理大臣就所管事务，“对于各省长官及各藩属长官，得发训示”，“监督指挥各省长官及各藩属长官”，“除国务大臣外，凡例应奏事人员，于国务有所陈奏者，由国务大臣代奏”。强调内阁对皇帝负责，加强了以内阁为首的中央集权，完全削去各省督抚直接上奏和入对的权力，使各省从属于内阁。但内阁在行政、法律、财政诸多方面又受到资政院的制约，中央权力的中心由皇帝开始移向内阁。
这次政体的变化其实是中国行政史上的重大转折。
但当时的舆论反响却并不一致。民主党立宪派人士认为在内阁成员13人中，皇族多达7人，指责其为“皇族内阁”，他们援引英国皇族不能担任内阁成员的范例，力主解散此内阁，要求重新组建内阁。资政院也立即就此事进行了院内外活动。
如果具体从内阁成员的政治倾向来看，此时的奕劻内阁也已经不是旧式内阁。奕劻本人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外务部总理大臣、首席军机大臣，极力主张三权分立的政体改革原则，在他首席设计的官制改革方案中，明确立法权属议会。
载泽无论在满人官僚还是在汉人官僚中间都有强大的支持。
陆军大臣锡良是权贵出身的大臣中最为开明者，还有海军大臣载洵，二人都与民主党等立宪派人士有深层次的接触和合作。溥伦自1905年来历任资政院总裁，凡事主张“先交资政院参议”谈论，与度支部大臣载泽等经常发生争论。他们之间的争端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之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行政机构同资政院已发生了实际上的相互牵制作用。
而主管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大臣寿耆则为蒙古族人。
这一内阁的人员组成，主要体现了政启的意志。而政启之所以不顾反对派的声音组建这样的内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这样的内阁并不违背清庭所承诺的立宪清单规定。他把这个内阁认定为预备责任内阁，按预备清单步骤，两年后的1909年将正式召开国会，届时选举产生正式责任内阁；二、这些有见识的权贵可以为他所倚重，至少比刘飞扬要让他感到放心。
政启皇帝唯一做的就是把刘飞扬系的人民力量党的人都剥离了内阁，使人民力量党在朝庭的力量大为削弱。
但是舆情和时局已经不再给清王朝机会。
随着保路运动的升级，武汉起义爆发，清庭力量在湖北极为空虚，新军在2天之内就控制了武汉三镇。清庭急令陆军大臣锡良率在直隶、河南的新军第二军赶往湖北镇压革命党人，令在上海的南洋海军提督李尚高率领海军舰只前往助攻。虽然从军事装备上讲武汉起义的新军革命远远逊于新军第二军，但这位刚离开武汉陆军大臣却没办法很好地完成这次军事任务。
在新军第二军，自军长刘洪恩以下的各级军官都是跟随刘飞扬一手提拔的，而且各级都在军校中经过思想教育。锡良在第二军里根本就没办法立即建立起自己的领导权威，也就无法统率军队。
内阁总理大臣奕劻首先出来力荐刘飞扬，认为朝廷应该立即请刘飞扬出山，改变目前的困局“非刘莫属”。那桐甚至以辞职来要求朝廷同意请袁出山，奕劻则拒绝上朝。
内阁副总理大臣那桐则看到当今局形除刘飞扬外，无人能具有力挽狂澜的能力。
但一些民主党等立宪派人士则不愿意让刘飞扬再次起复，但他们也无法统率军队，另一名内阁副总理康有为只得默认朝庭准备再次请刘飞扬出山。
第二百三十八章外患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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