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飞扬的诸多追随者们也要求启用刘飞扬，宣称：如不用刘飞扬，指日可亡；如用刘飞扬，或可不亡。至此，处理局势必用刘飞扬的强大舆论已经形成。
但事实上，刘飞扬对武汉起义是一清二楚的，虽然武汉的起义并没有他的参与，但是他很清楚国民党的孙中山等一直在筹划武汉的起义。国民党等革命党在刘飞扬控制的新军外，大量的做着军队的工作。一些革命党人加入军队当中，在里面充当中下层军官，以此进行革命宣传和行动。
在湖北的新军中，革命党人是各地中最多的，而且军队中大多数的士兵，经过宣传教育后也倾向于革命。
而国民党等革命党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刘飞扬，所以他本人就是中国最大的革命者，他是不可能真心去镇压革命的。但是，刘飞扬他一直没有发动革命是因为他并不想用革命的暴力手段进行一场破坏力大的内战。
他支持“新政”以改变国内的落后，支持改良派、立宪派等以开启民智。一方面，使中国继续向前进步，一方面，以落后的清王朝的事实来教育民众，也使民主党等立宪派认清清王朝的面目，最后达到以一场低烈度的战争来结束清王朝，开启新时代。
所以，直到此时刘飞扬还是利用清庭来获取更大的权力，最后一击致命。
因此，早在3月份，张謇从江苏赴京途中，即专程赴上海拜访刘飞扬，其目的是与其交换当前时局的意见并鼓动刘飞扬出山。刘飞扬对张謇表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飞扬出山，我一切遵从民意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朝庭，并且要求民主党等立宪派同我合作。”
张謇对这次面谈结果也表示满意，他对随从说：“刘飞扬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
东交民巷使馆区也传出“非刘出来不能收拾大局”的声音。
“西方记者莫里循在与友人谈到这一时期的中国政局时断言：刘飞蛋白质是皇室的惟一希望，在中国有好声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惟一可以从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人。同期的《泰晤士报》直接刊文，公开提出要清廷召回刘飞扬，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是能够挽救时局的惟一人物。在列强的心目中，处于‘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之列’的刘飞扬不但关系着中国政局的稳定，而且这种稳定也关系着他们各自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利益。”
1907年4月15日、日及28日，政启三下谕旨起用刘飞扬，刘一番推诿之后，于5月4日赴京上任。刘飞扬的犹豫不决不仅仅是出于一代权臣的老谋深算，也有他的现实顾虑。
对于如何应对武汉起义，清庭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
盛宣怀认为：“武汉地据中心，乱事一日不定，恐他省望风响应，糜烂更不堪设想；即兵力、财力亦将无可分布，外人生心，尤属可虑。故大军急赴武汉，再复武汉，则各省便可无事。安危大局，决于迟速之间。惟自来用兵，未有统帅畏缩不前而能使将士用命者也。为今之计：一在催锡良进兵；一在命刘飞扬赴鄂。”除盛宣怀之外，翰林院侍读景润、给事中高润生等人也持速战之意。
而第二军军长刘洪恩在刘飞扬的授意下，致电政启，主张多方策应，徐图之，待到战机来临，以围歼。
刘飞扬是在争议之中赴任的。在刘飞扬的新任头衔中，特别被加上了“督办剿抚事宜”几字，而当初清庭下达给锡良的任务却只有“剿办”。“剿办”改为“剿抚”，实质上表明了清庭对湖北新军采取的攻势策略发生了改变。这与刘飞扬的拖延时间，达到自己获取最大权力的愿望是一致的。
自5月8日开始，第二军达到汉口，双方在汉口、汉阳展开对峙。
从5月10日起，清庭多次下令，要求陆、海军发动前后夹攻。但第二军军长刘洪恩则回电称大军新到，而匪军以逸待劳，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要求朝庭加派援军。
局势的发展在此时已经超过了朝庭的料想。在这样一个骤变的时代，谁都不能确切地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或者不会发生什么。在1907年5月中旬，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等省都先后宣布脱离清王朝。
而在汉口对峙时，在京师近旁的山西、辽东境内，有两支军队发生了哗变。
一支是驻守大同的新军第八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是段祺瑞，他从北洋加入南洋新军后，在进京勤王战中，由一上尉参谋在战后提升至少校。之后几年他累绩升为上校师长，驻守山西大同。
兵变的另一支部队是驻锦州的新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是刘飞扬是原左宗棠给刘飞扬的亲兵伍祥桢，跟随刘飞扬后逐步提升至上校师长。
两支哗变的军队都是在刘飞扬的授意下展开的，刘飞扬想以此来索取更大的权力。
1907年5月24日，段祺瑞致电资政院，要求“采用英国立宪主义”提出了十二条政纲。
刘飞扬则提出召开国会，重新组织责任内阁，以安抚兵变，收拢民心。人民力量党联合一部分民主党等立宪派议员也向政启施加压力，资政院总裁世续代表议员们提出解散现有内阁，另组新内阁。
在众多方面的压力之下，1907年5月30日，政启皇帝下“罪己诏”，检讨多年来的政策失误。
紧接着，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康有为、那桐主动提出辞职，载泽等主要的皇族国务大臣也提交辞呈。同日，清廷发布上谕，批准了内阁总辞职，并宣布“刘飞扬著授为内阁总理大臣，该大臣现已前赴湖北督师，著将应办各事略为布置，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迅即筹划改良政治一切适宜”。
1907年6月1日，朝庭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刘飞扬为内阁总理大臣，要他赶快从前线回京，筹组新责任内阁。
1907年6月3日，刘飞扬抵达北京，6日组织新内阁，以陈其昌为外务大臣，袁世凯为民政大臣，张力才为度支大臣，梁启超为学务大臣，刘洪恩为陆军大臣，林德风为海军大臣，沈家本为司法大臣，张謇为农工商大臣，吴信锋为邮传部大臣，达寿为理藩大臣。并以胡惟德、乌珍、陈锦涛、杨度、田文烈、谭学衡、德兴阿、熙彦、梁加浩、荣勋分任各部副臣。
刘飞扬的内阁成员中大多为他的嫡系，没有皇室成员，但是并没有排斥民主党和满人。
第二百三十九章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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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刘飞扬对武汉起义是一清二楚的，虽然武汉的起义并没有他的参与，但是他很清楚国民党的孙中山等一直在筹划武汉的起义。国民党等革命党在刘飞扬控制的新军外，大量的做着军队的工作。一些革命党人加入军队当中，在里面充当中下层军官，以此进行革命宣传和行动。
在湖北的新军中，革命党人是各地中最多的，而且军队中大多数的士兵，经过宣传教育后也倾向于革命。
而国民党等革命党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刘飞扬，所以他本人就是中国最大的革命者，他是不可能真心去镇压革命的。但是，刘飞扬他一直没有发动革命是因为他并不想用革命的暴力手段进行一场破坏力大的内战。
他支持“新政”以改变国内的落后，支持改良派、立宪派等以开启民智。一方面，使中国继续向前进步，一方面，以落后的清王朝的事实来教育民众，也使民主党等立宪派认清清王朝的面目，最后达到以一场低烈度的战争来结束清王朝，开启新时代。
所以，直到此时刘飞扬还是利用清庭来获取更大的权力，最后一击致命。
因此，早在3月份，张謇从江苏赴京途中，即专程赴上海拜访刘飞扬，其目的是与其交换当前时局的意见并鼓动刘飞扬出山。刘飞扬对张謇表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飞扬出山，我一切遵从民意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朝庭，并且要求民主党等立宪派同我合作。”
张謇对这次面谈结果也表示满意，他对随从说：“刘飞扬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
东交民巷使馆区也传出“非刘出来不能收拾大局”的声音。
“西方记者莫里循在与友人谈到这一时期的中国政局时断言：刘飞蛋白质是皇室的惟一希望，在中国有好声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惟一可以从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人。同期的《泰晤士报》直接刊文，公开提出要清廷召回刘飞扬，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是能够挽救时局的惟一人物。在列强的心目中，处于‘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之列’的刘飞扬不但关系着中国政局的稳定，而且这种稳定也关系着他们各自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利益。”
1907年4月15日、日及28日，政启三下谕旨起用刘飞扬，刘一番推诿之后，于5月4日赴京上任。刘飞扬的犹豫不决不仅仅是出于一代权臣的老谋深算，也有他的现实顾虑。
对于如何应对武汉起义，清庭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
盛宣怀认为：“武汉地据中心，乱事一日不定，恐他省望风响应，糜烂更不堪设想；即兵力、财力亦将无可分布，外人生心，尤属可虑。故大军急赴武汉，再复武汉，则各省便可无事。安危大局，决于迟速之间。惟自来用兵，未有统帅畏缩不前而能使将士用命者也。为今之计：一在催锡良进兵；一在命刘飞扬赴鄂。”除盛宣怀之外，翰林院侍读景润、给事中高润生等人也持速战之意。
而第二军军长刘洪恩在刘飞扬的授意下，致电政启，主张多方策应，徐图之，待到战机来临，以围歼。
刘飞扬是在争议之中赴任的。在刘飞扬的新任头衔中，特别被加上了“督办剿抚事宜”几字，而当初清庭下达给锡良的任务却只有“剿办”。“剿办”改为“剿抚”，实质上表明了清庭对湖北新军采取的攻势策略发生了改变。这与刘飞扬的拖延时间，达到自己获取最大权力的愿望是一致的。
自5月8日开始，第二军达到汉口，双方在汉口、汉阳展开对峙。
从5月10日起，清庭多次下令，要求陆、海军发动前后夹攻。但第二军军长刘洪恩则回电称大军新到，而匪军以逸待劳，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要求朝庭加派援军。
局势的发展在此时已经超过了朝庭的料想。在这样一个骤变的时代，谁都不能确切地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或者不会发生什么。在1907年5月中旬，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等省都先后宣布脱离清王朝。
而在汉口对峙时，在京师近旁的山西、辽东境内，有两支军队发生了哗变。
一支是驻守大同的新军第八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是段祺瑞，他从北洋加入南洋新军后，在进京勤王战中，由一上尉参谋在战后提升至少校。之后几年他累绩升为上校师长，驻守山西大同。
兵变的另一支部队是驻锦州的新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是刘飞扬是原左宗棠给刘飞扬的亲兵伍祥桢，跟随刘飞扬后逐步提升至上校师长。
两支哗变的军队都是在刘飞扬的授意下展开的，刘飞扬想以此来索取更大的权力。
1907年5月24日，段祺瑞致电资政院，要求“采用英国立宪主义”提出了十二条政纲。
刘飞扬则提出召开国会，重新组织责任内阁，以安抚兵变，收拢民心。人民力量党联合一部分民主党等立宪派议员也向政启施加压力，资政院总裁世续代表议员们提出解散现有内阁，另组新内阁。
在众多方面的压力之下，1907年5月30日，政启皇帝下“罪己诏”，检讨多年来的政策失误。
紧接着，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康有为、那桐主动提出辞职，载泽等主要的皇族国务大臣也提交辞呈。同日，清廷发布上谕，批准了内阁总辞职，并宣布“刘飞扬著授为内阁总理大臣，该大臣现已前赴湖北督师，著将应办各事略为布置，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迅即筹划改良政治一切适宜”。
1907年6月1日，朝庭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刘飞扬为内阁总理大臣，要他赶快从前线回京，筹组新责任内阁。
1907年6月3日，刘飞扬抵达北京，6日组织新内阁，以陈其昌为外务大臣，袁世凯为民政大臣，张力才为度支大臣，梁启超为学务大臣，刘洪恩为陆军大臣，林德风为海军大臣，沈家本为司法大臣，张謇为农工商大臣，吴信锋为邮传部大臣，达寿为理藩大臣。并以胡惟德、乌珍、陈锦涛、杨度、田文烈、谭学衡、德兴阿、熙彦、梁加浩、荣勋分任各部副臣。
刘飞扬的内阁成员中大多为他的嫡系，没有皇室成员，但是并没有排斥民主党和满人。
第二百三十九章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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