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难与自救
大唐当局原本并不喜欢佛教。

不喜欢是可以理解的。被他们取代的隋,不但皇帝姓杨而且尊佛。即便为了画清界限,李唐也要改弦更张,何况被道教尊为教主的老子据说还姓李。因此,尽管老子究竟是谁并无定论,更非号称“道德天尊”的真神,跟李世民他们家也风马牛不相及,唐太宗仍然在贞观十一年(637)颁布尊道抑佛的命令,宣布道教的地位在佛教之上。

这一年,武则天进宫,成为唐太宗的女人。

年方十四的武则天当然管不了这事,出面据理力争的是高僧法琳。他甚至对唐太宗说,陛下的李氏出自鲜卑,与陇西李氏毫无关系。意思也很清楚:大唐是胡人的王朝,应该尊奉胡人的宗教,何况拓跋的血统比老子高贵多了。

法琳自以为得计,却没想到犯了大忌,李氏父子最痛恨的就是把他们视为胡人。想当年,纯正鲜卑血统的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时,就明确而坦然地宣布自己不是胡人,也不怕下阿鼻地狱。法琳哪壶不开提哪壶,岂非找死?

勃然大怒的太宗皇帝将法琳打入死牢,并且下令说:法琳不是在著作中声称口诵观音的人刀枪不入吗?那就让他在狱中好好念诵菩萨的圣号,七天之后再来试刀。

期满之日,执法官问:念观音有效吗?

法琳答:贫僧不念观音,只念陛下。

执法官说:你怎么念起陛下来?

法琳答:因为陛下就是观音。

太宗皇帝轻蔑地撇了撇嘴,将法琳流放到益州。[1]

法琳躲过一劫,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南朝,北朝》中所说,自从胡僧佛图澄被后赵皇帝羯人石勒尊为“大和尚”,佛教在中国就跟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要依靠皇权与道教争夺江湖地位,国家则要借助宗教维持统治。只不过,主动权在后者手里。皇帝可以选择佛教,也可以选择道教,还可以在二者之间搞平衡。

原因,则多种多样。

隋文帝是公私兼顾。这个武川军阀诞生在佛寺,由一位比丘尼抚养成人,对佛教有着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兴佛不但可以报答养育之恩,证明自己得天独厚,还能与灭佛的前朝撇清关系,争取到佛教信徒的众多人心。[2]

后来武则天的崇佛,原因也在这里。

于是,前面的皇帝灭佛,后面的篡位者就兴佛,比如杨隋;前面的王朝崇佛,后面的取代者就抑佛,比如李唐。他们必须这样选择,非如此不能显示自己正确。佛道两教的此消彼长,也不是什么风水轮流转,而是强权在操纵。

这实在与信仰无关。

中国的皇帝,也没谁真有信仰。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权的稳固、统治的长久,佛教却总让他们放心不下。五胡十六国以后,佛教兴盛发达,僧尼不入编户,不纳赋税,不敬王者,许多寺院甚至有着自己的法律法规(僧律)和武装力量(僧兵),俨然王土之上的国中之国。幸亏它们规模有限也未联成一体,否则那些方丈岂非割据的诸侯?[3]

问题是他们还要自称“佛子释种”,等于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即便那些带发修行的居士,虽然也娶妻生子,但谁能保证孩子们不会被教育成“中国面孔天竺心”?

更严重的是,靠着佛教,外来文化和异端邪说有了“思想租界”。那些崇洋媚外和离经叛道的异己分子,完全可以躲进那里“政治避难”,以佛祖的名义蛊惑人心,不断挑战儒家伦理的底线。其种种表现,已如前章所述。

这很危险。寺院超过规模,会亡国;信徒超过数量,会亡种;文明根基动摇,会亡天下。因此,在统治阶级和正统儒家眼里,佛教岂止精神鸦片,简直就是定时炸弹。唐太宗只是贬低佛教,仍然让佛教与道教并行,已是开明。

相比较而言,道教让人放心得多。

道教能够成立,自然有它的道理,也有它的优点,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具有中国特色。比方说,食人间烟火,修现世功德,讲修身养性,求长生不老。这些都非常符合华夏文明的现实精神,何况道教的养生之道也不乏技术含量。

更何况,它好歹也是中国人“自主研发”的。

可惜道教不争气,总也斗不过佛教。说起来这也怪不得他们。中国原本没有宗教土壤,不可能自发产生宗教,只能照猫画虎。这样硬生生弄出来的东西,便只能一半是佛教的山寨版,一半是巫术的升级版,哪里比得上体大思精内涵丰富的佛教?人心所向,皇权也奈何不得。

竞争不过,只好动粗。

于是,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之后,又有了唐武宗的会昌毁佛和后周世宗的整顿佛门,史称“三武一宗”四次大法难。尽管此前由于武则天和其他皇帝的扶植,佛教在唐代曾达到鼎盛。但在武宗的打击下,已是元气大伤。

这虽然理无可恕,却也情有可原。

原因不仅在于武宗崇道,更因为佛教的过速发展已经严重影响到政权稳定和国计民生。以当时的生活水平,十户人家才能供养一个僧人,而会昌五年(845)还俗的僧尼就多达二十六万,大唐子民的负担之重可想而知。这时就算换了武则天,恐怕也得调整政策,何况武则天只有一个。[4]

但,三武一宗以后,却再也没有灭佛的事情发生。佛教不但与朝廷,与道教和儒家也相安无事。文学作品如《红楼梦》中,佛僧和道士还往往联手。明代嘉靖皇帝崇道,清代雍正皇帝信佛,都没有引起政局的动荡。自称破尘居士或圆明居士,在宫中举行法会说法受徒的雍正皇帝,甚至照样毫不留情地刮起廉政风暴,将帝国的财政扭亏为盈。[5]

这当然不会是皇权政治变成了神权政治,只可能是佛教发生了变化,当权者、儒家和道教也做出了相应调整。他们学会了和平共处和中庸之道,也懂得了“斗则两败,和则俱存”的道理,终于携起手来致力于中华文明的共建。

首先是佛教在帝国的结构中摆正了位置。他们通过种种方式和途径,包括对寺院规模和僧尼数量的自我控制,一再向统治者表明心曲:自己将永不谋求执政地位,也不打算将中华帝国变成中华佛国。但,这只能保证他们不再遭受迫害和法难。要想长期生存,必须自我革命,自我拯救。

也就是说,彻底中国化。

中国化早就开始了。第一步是巫术化的浮屠道,时间在东汉到五胡十六国;第二步是玄学化的般若学,时间在西晋到东晋。靠着这两步,佛教从鲜为人知的外来文化变成了风靡天下的中华时尚。这就让他们意识到,与华夏传统相结合才是自强自立的不二法门,而代表着这传统的是儒家,因此还必须迈出关键的第三步——实现自身的儒学化。

儒学化的佛教就是禅宗。[6]

禅宗虽然创始于唐,大行其道却是在宋,佛教不再有性命之忧也是在宋。这说明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佛教的中国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是从惠能开始的,他提出的“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正是佛教的儒学化纲领。[7]

这就同时给我们提出了四个问题:禅宗怎样实现了佛教的儒学化?实现这一革命目标的为什么不是别的宗派,而是禅宗?变革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在这时发生?禅宗在改变了佛教的同时又改变了别的什么?

那就让我们探个究竟。

人间佛法

从谂禅师驻锡赵州观音院以后,学佛的人便一天天地多了起来,有一次竟然来了好些僧徒。于是,院主(监寺)就请这位后来被称为赵州从谂或赵州和尚的得道高僧,去看看那些慕名而来的新人,给他们上开学第一课。

八十高龄的赵州和尚慈眉善眼。他走上前去,和蔼可亲地依次询问:同学,你以前到过我们寺院吗?

第一位新生双手合十答道:弟子来过。

赵州说:好好好,吃茶去。

又问另一个。

回答是:弟子没有来过。

赵州又说:好好好,吃茶去。

如此这般询问一遍,开学典礼就宣布结束。

院主不懂。他问:大和尚,前面那个是来过的,你让他吃茶去。后面这个没来过,怎么也让他吃茶去?

赵州大声说:院主!

院主说:在!

赵州说:吃茶去![8]

啊!莫非学佛参禅就是吃茶?

正是。因为六祖惠能说得非常明确: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禅,当然就是喝茶,也就是吃饭、洗碗、打扫卫生、挑水砍柴,等等。[9]

准确地说,就是生活。

这是一种人间佛法。

人间佛法是符合中华传统的,因为先秦诸子的思想就是人间哲学。就连最抽象的周易哲学和老子哲学,也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物理学之后”(形而上学),而是中国式的“伦理学之后”,是可以付诸行动的实践理性和实用哲学。[10]

孔孟之道,儒家伦理,更是如此。

不同之处,也就是儒家讲修身,禅宗讲修行。但修身和修行,都在生活中。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孝子?晚上铺好席被服侍父母就寝,早上去探视请安,叫“昏定晨省(省读如醒)”。同样,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佛?也很简单,那就是踏踏实实把自己的事做好,甚至自己养活自己。

提倡这种修行方式,并建立起相应清规戒律的,是惠能的四世法孙、马祖道一的法嗣百丈怀海。百丈怀海在禅宗发展史上的地位,应该视为仅次于菏泽神会。神会的重大贡献和历史功绩,是确立了南宗的正统身份。南顿北渐,北方神秀一系是渐教,南方惠能一系是顿宗,这个说法就是从他开始的。禅宗的正宗是南宗,也是从他开始的。为此,神会只身一人与神秀派公开辩论,差一点就惹来杀身之祸。

这就有点像基督教的圣保罗。事实上,如果不是圣保罗提出了原罪和救赎两大教义,基督教未必成功。同样,没有神会不畏强暴力挽狂澜,惠能的学说也很可能就烟消云散无疾而终。要知道,当时北宗的后台老板可是皇家。[11]

神会,是禅宗的圣保罗。

不过神会获得成功,却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当时,两京沦陷神州陆沉,九十高龄的神会挺身而出,设坛度僧收“香水钱”以供军需。战后,唐肃宗为了报恩,建造菏泽寺作为神会的驻锡之地,所以史称菏泽大师、菏泽宗。[12]

禅宗起死回生既然如此,后续发展当然也不能脱离人世自命清高。然而与朝廷共赴国难的机会毕竟百年不遇,筹款效忠的事也不可再三。更重要的是,佛教要想彻底打消统治者的顾虑,必须让对方相信:寺院僧尼不但不会谋反,也不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因为他们将自食其力。

怀海的“百丈清规”由此产生。

百丈清规的正式名称是“禅门规式”,它明确而详细地规定了禅宗寺院僧团的组织体制、宗教礼仪和生活方式。这些规定经过完善,尤其是在元世祖时奉旨修订后,便成为禅院僧尼必须遵守的丛林清规。丛林是阿兰若(Aranyaka)的梵文汉译,意思是僧侣的修行处,当然也包括禅院。

这是佛教儒学化的重要一步。

实际上百丈怀海创立的禅院制度和禅林清规,从组织上和思想上都渗入了中华的精神和主张。比如:丛林以无事为兴盛,长幼以慈和为进德,待客以至诚为供养,处众以谦恭为有礼。这岂非温良恭俭让,再加道家的清静无为?

百丈怀海还规定,禅院僧尼在学佛修道的同时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自己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他本人更是亲自开荒种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样一种“农禅”生活,与儒家主张的耕读生涯,又是何其相似乃尔![13]

但对于佛教,却是革命。

佛教的诞生地印度是一个坚持种姓制度的地方,属于婆罗门阶层的僧侣充满了优越感和高贵感,根本就不屑于自己动手,甚至视掘地、除草、种树为“不净业”。因此,他们只能靠布施和供养。也因此,他们并不只吃素。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目的是节约开支,尽管他的素菜并不便宜。

怀海却清醒地意识到,佛教招人厌恶与吃不吃肉没有多少关系,有关系的是那寄生虫式的乞食制度,哪怕吃的只是咸菜和稀粥。作为农业民族,华人在心理上是排斥不劳而获巧取豪夺的。因此,禅门僧侣的自力更生,就能为佛教重新赢得尊重,也使禅僧与其他僧尼判然有别,使禅院从一般寺院分离出来,从而使禅宗最终成为独立的宗派。

如此怀海,岂非宗教改革家?

当然。事实上这样一种丛林清规,不但对于佛教,就连对于禅的理解都是革命性的。前面说过,禅(Dhyana)在梵文中的本义是静虑,因此英文通常翻译为Meditation,意思是沉思或冥想。怀海和惠能却把这个定义完全颠覆。成佛的途径不但是瞬间顿悟,而且是身体力行。这离那个既条分缕析又超然物外的印度佛教,实在是十万八千里。

难怪他们要自称“教外别传”了。

与儒学却越靠越拢。成佛与成圣,修行与修身,慈悲与仁爱,几乎可以置换,只不过禅宗并不治国平天下。但他们主张的普度众生,岂非也可理解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理想?如果还赞成忠孝,与儒家伦理更是全无冲突。

披着袈裟的,已俨然是儒者。

然而这种变革却只有禅宗才能实现。这不仅因为惠能主张人间佛法,也因为他坚持众生皆有佛性。佛性问题与丛林清规是有关系的。因为鄙视劳作的人,也不会当真认为众生平等。小乘佛教坚持人性是人性,佛性是佛性,其实就是主张一部分人天生种姓高贵,也只有这部分人才能成佛。

佛与众生,在他们那里其实有天壤之别。

惠能抹平了这一界限。虽然“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大乘佛教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变成现实的却是惠能。他以樵夫和行者的身份成为禅宗六祖,便雄辩地证明了任何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就像孟子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佛性作为般若智慧的种子是人人都有的,只看你会不会耕耘。

这是一种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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