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性派（Monophysitism）却不同意。他们认为，既然是本性，那就只能有一种。基督虽然是人，但他的人性已经完全地融入了神性。因此从本质上说，基督只有一个本性，这就是神性。只有人性或兼有二性的说法是不通的。
这可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来，最好的办法是“一个基督，各自表述”。反正大家都是基督徒，也都是罗马人。爱国不分先后，信教不分派别，岂不天下太平？
可惜都不干。
不干也有道理。作为主教和神学家，当然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占上风。作为帝国，既然为了统一臣民的思想而选择了基督教，又岂能容忍他们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罗马皇帝不能坐视不管。
事实上他们也管了。只不过，君士坦丁的做法比较粗鲁和野蛮。他在主教会议上强迫阿里乌派接受正统观念，否则就逮捕法办。希拉克略则想两面讨好。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基督虽然有人和神两种本性，却只有一个意志，这就叫“基督一志论”（Monothelitism）。
那么，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争论的双方都对这种说法不满，以至于希拉克略派到亚历山大城的新主教也不得不动粗。血腥的镇压当然不可能换来衷心的拥护。到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Ⅱ）执政的时代，更加无法遏制的冲突和悲剧终于酿成。
流放教皇
君士坦斯比希拉克略更难。
新皇帝是在文成公主进藏那年（公元641年，大唐贞观十五年）开始执政的。这时，帝国的领土早在阿拉伯人的铁蹄下一片片沦丧。从波斯人那里收复失地仅仅六年，忠于安拉的穆斯林军队就杀声震天地冲了过来。耶路撒冷和叙利亚相继沦陷，被俘的帝国长官甚至还被缝进了死骆驼中。
阿拉伯人的迅速崛起是下一章要讲的事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没有让人左右为难的基督。作为严格的一神教，伊斯兰明确宣称先知穆罕默德是人不是神。唯一的神是安拉，穆罕默德只是安拉的使者。因此，穆斯林并不会去争论先知究竟有两种本性还是只有一种。也因此，他们可以一心一意秉承安拉的意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希拉克略却只能徒呼奈何地听任教士们唇枪舌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土次第沦入敌手。他去世后九个月，亚历山大城也向穆斯林军队举起了降旗。那可是拜占庭最富庶的商业中心，希腊文化的重镇和基督教世界的首府啊！
帝国到了这步田地，教士们却还在那里不识大体地喋喋不休，这实在让皇帝陛下寒心和恼怒。公元648年，已经即位七年的君士坦斯发布诏令，禁止再讨论基督的本性和意志问题，违者将受到体罚、监禁甚至流放。
君士坦斯的这一决定多半是想釜底抽薪，没想到实际效果却是火上浇油。诏令发布第二年，罗马教省和西部地区就反了，而且带头人就是教皇马丁一世（Martin Ⅰ）。
这当然很严重。
我们知道，基督教是有着严密组织机构的。他们的教务行政区叫教区，大的教区叫教省。教区的主管叫主教，教省的叫大主教，首都或大都会的叫都主教，最高级别的叫宗主教（Patriarch，东正教称为牧首）。所谓教皇，其实就是罗马城主教、罗马教省都主教和西部地区宗主教。
罗马主教当然不是唯一的宗主教，却因为西罗马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Valentinianus Ⅲ）的一纸文书而得以自封为教会最高首脑，以后又被西方教会逐渐接受为普世最高主教，因此称为Papa（父亲），汉译教皇。[2]
不过，当时的罗马教皇虽然由选举产生，依照惯例却仍然需要罗马皇帝认可，哪怕这罗马其实是拜占庭。然而在公元649年，也就是君士坦斯发布诏令的第二年，罗马城的神职人员公然罔顾东罗马皇帝的权威，自说自话地就让马丁接手了去世教皇的职务，并开始行使职权。
马丁也当仁不让，三个月后便召开了主教会议。105名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和非洲的主教齐聚一堂，共同声讨并谴责一性派和一志论。马丁让人把会议情形画成了壁画，还给君士坦斯写了一封公开信。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将决议呈送皇帝陛下御览，并同时将其副本传遍全国。
显然，这无异于挑衅，甚至摊牌。
这时的君士坦斯还不到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因此尽管马丁在信中表达了对帝国元首的忠诚，年轻的陛下仍然怒不可遏。在经历了一系列噩梦般的折腾后，躺在病床上的教皇还是被蛮不讲理的武夫们押解到君士坦丁堡，并在单独监禁三个月后被送上了帝国法庭的被告席。
罪名却是叛国。
教皇坦然地面对审判。他甚至建议证人们在出庭时不必宣誓说真话，这样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信口开河。他也赞扬了操办此事的人。他们是那样地敬业和专业，以至于每个程序都中规中矩，显然经过了认真和有效的排练。
走完法定程序之后，教皇被带到宫中的庭院，剥去法衣接受鞭挞。年轻的皇帝在阳台上观看了全过程，然后将死刑判决改为流放。武则天被立为皇后那年，也就是公元655年的9月，前教皇死在了黑海以北的克里米亚（Crimea），那地方对于曾经的文明中心罗马来说真可谓地老天荒。
马丁在流放地只存活了两年，他当然没有看到君士坦斯最后的下场。此君在高句丽灭亡那年（668）被臣属谋杀在浴室里，距离他流放马丁是十五年。
但，作为背上叛国罪名的殉道者，马丁却看到了世态的炎凉。他的职位很快就被拜占庭皇帝可以接受的人继承，原先跟他并肩作战的主教们也不再关心他的痛痒，仿佛他早已在地球上消失。据马丁自己在临终前说，那些人把他遗忘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根本就不想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
孤独的马丁只好孤独地死去。
很难谴责主教们的冷漠无情。毕竟，马丁可以赴死，教会却要存活。这就不能跟君士坦丁堡弄得太僵，同时又必须保持罗马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这样的平衡木并不好走。
因此，当君士坦斯决意置马丁于死地，甚至不惜诬陷他勾结阿拉伯人时，罗马教会便不得不做出让步。这不仅因为他们在名义上还是拜占庭帝国的臣民，也因为基督教世界已经四分五裂，东方教会并不跟他们同心同德。
事实上，当时的宗主教有五个，排名为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Antioch）和耶路撒冷，后面四个宗主教的辖区都在东方——小亚细亚、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尽管东方四大教区之间也有意见分歧，但在文化传统等方面与西方更有隔阂，这不能不让罗马感到压力。[3]
与君士坦丁堡，矛盾就更多。
其实，自从迁都以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就一直非常微妙，而且这种微妙跟唐代的长安和洛阳不同。洛阳只是陪都，罗马却是废都。这个曾经的世界中心已经由百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沦落为只有几万人的小城，而且饱受摧残和蹂躏。它那往日的辉煌都被埋在了废墟之中，只剩下无数的冤魂在暗夜呻吟，在天空徘徊。
幸亏还有教会。
的确，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城的威望、秩序甚至市民的生存，都只能靠教会来维持。教皇实际上承担了罗马皇帝的责任，远在天边的皇帝则既派不出一兵一卒，又掏不出一分一厘。那么请问，他又凭什么对罗马指手画脚？
显然，曾经的文明中心罗马虽然自知再也无法成为帝国的政治首都，却不能不力保宗教首都的地位。而且在罗马主教看来，他们作为耶稣大弟子圣彼得的继承人，原本就应该享有这样的崇高地位和绝对权威。[4]
相反，东部教会则始终处于拜占庭皇帝的控制之下。这些君主原本是俗人，却居然主持召开宗教会议，任命主教和惩罚教士。如此将教俗两界的权力集于一身，本身就让人无法容忍。如果他还要自命为上帝的代言人，让君士坦丁堡取代罗马的地位，那就更不能接受。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也是罗马的底线。[5]
罗马必须说不，也有资格说不。
也许，这就是马丁要惹是生非的原因。换句话说，罗马教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感到，绝不能把对教义的解释权让渡给拜占庭皇帝，更必须用三位一体的正统观念来统一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和信仰，非如此不能捍卫教会的、同时也是上帝的权威和尊严。
因此，尽管这一次罗马教会在人事上做了让步，但教权与皇权之争不会停止，西部和东部则终有一别。也因此，当拜占庭皇帝再一次粗暴干预宗教事务，试图将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时，新的风暴就会掀起。
上帝的愤怒
公元726年，也就是唐玄宗的开元十四年，一座火山在爱琴海底爆发。灼热的岩浆喷涌而出，海面上掀起了滔天的巨浪，火山灰遮蔽着整个天空，仿佛末日已经来临。
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
正如传统社会的中国人会把这种现象视为天谴，本次火山爆发也被拜占庭人看作了上帝的愤怒，皇帝陛下对此更是坚信不疑。因此，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了。
此时的皇帝是利奥三世（Leo Ⅲ）。这个叙利亚出生的退伍军人在公元717年的3月登上皇位，接手之时帝国的山河正如百年之前一样破碎。而且在他即位后不久，阿拉伯的海军和陆军就对君士坦丁堡发起了进攻。两路军队从东部穿越了小亚细亚，爱琴海上的一支舰队也来势汹汹。
利奥三世沉着应战。他聪明地与保加利亚人结成了联合阵线，那些来到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也显然更愿意与拜占庭人结盟，而非与阿拉伯人为邻。皇帝还向上天求助。他用十字架拍打着海面，请求上帝保佑它忠诚的仆民。
终于，在718年的夏天，无心恋战的阿拉伯人沮丧地撤出了战场，利奥三世却没有感到欣喜。因为当他一片片收复失地时，看到的竟是满目疮痍。过去那些繁华的都市现在遍布贫民窟，美轮美奂的建筑物则统统变成了残垣断壁，阿拉伯人已经成功地让拜占庭帝国遍体鳞伤。
皇帝陛下悲愤满腔。
现在看来，利奥三世应该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同时也是一个喜欢思考问题的人。他很可能反思了帝国这数百年的历史，探讨了民族多灾多难的原因。答案也很简单：一定是拜占庭人做了什么错事，从而引起了上帝的愤怒。
问题在于错在哪里。
火山爆发给了他启示。事实上，在他进行君士坦丁堡保卫战的718年，爱琴海也曾有过一次这样的灾难，结果是双方军队都损失惨重，阿拉伯人的舰船也大部分被烧光。但是现在阿拉伯人已经撤退了，上帝却还要表示愤怒，而且只惩罚拜占庭人，那就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这就要弄清楚阿拉伯人与拜占庭人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在信仰的坚定性和纯粹性。
众所周知，阿拉伯人跟拜占庭人以及犹太人一样，信仰的都是一神教。一神教的特点是只崇拜唯一的神，而且无论这神是被叫做上帝（God）、安拉（Allāh）或雅赫维（Yahveh），都是没有形象的。唯其无形，才无限，也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能够“无中生有”地创造一切。
因此，犹太、基督和伊斯兰这三大一神教，都反对偶像崇拜。伊斯兰教甚至认为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是最恶劣和最不可饶恕的罪恶，违者是一定要罚入火狱的。穆斯林也严格地遵守了这一规定。他们在占领了拜占庭的行省后，便立即重新铸造硬币，以便抹去上面的雕像。
拜占庭人就差多了。
与早期基督徒遵循着犹太人的足迹，严格遵守禁止偶像崇拜的摩西律法不同，拜占庭人在公元6世纪开始对圣像崇拜习以为常。许多虔诚的教徒在基督、圣母和圣徒的形象面前祈祷，教堂中也布满了偶像。这些教徒中当然也包括拜占庭皇帝，帝国的防卫者希拉克略就是其中之一。
这可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来，最好的办法是“一个基督，各自表述”。反正大家都是基督徒，也都是罗马人。爱国不分先后，信教不分派别，岂不天下太平？
可惜都不干。
不干也有道理。作为主教和神学家，当然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占上风。作为帝国，既然为了统一臣民的思想而选择了基督教，又岂能容忍他们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罗马皇帝不能坐视不管。
事实上他们也管了。只不过，君士坦丁的做法比较粗鲁和野蛮。他在主教会议上强迫阿里乌派接受正统观念，否则就逮捕法办。希拉克略则想两面讨好。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基督虽然有人和神两种本性，却只有一个意志，这就叫“基督一志论”（Monothelitism）。
那么，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争论的双方都对这种说法不满，以至于希拉克略派到亚历山大城的新主教也不得不动粗。血腥的镇压当然不可能换来衷心的拥护。到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Ⅱ）执政的时代，更加无法遏制的冲突和悲剧终于酿成。
流放教皇
君士坦斯比希拉克略更难。
新皇帝是在文成公主进藏那年（公元641年，大唐贞观十五年）开始执政的。这时，帝国的领土早在阿拉伯人的铁蹄下一片片沦丧。从波斯人那里收复失地仅仅六年，忠于安拉的穆斯林军队就杀声震天地冲了过来。耶路撒冷和叙利亚相继沦陷，被俘的帝国长官甚至还被缝进了死骆驼中。
阿拉伯人的迅速崛起是下一章要讲的事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没有让人左右为难的基督。作为严格的一神教，伊斯兰明确宣称先知穆罕默德是人不是神。唯一的神是安拉，穆罕默德只是安拉的使者。因此，穆斯林并不会去争论先知究竟有两种本性还是只有一种。也因此，他们可以一心一意秉承安拉的意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希拉克略却只能徒呼奈何地听任教士们唇枪舌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土次第沦入敌手。他去世后九个月，亚历山大城也向穆斯林军队举起了降旗。那可是拜占庭最富庶的商业中心，希腊文化的重镇和基督教世界的首府啊！
帝国到了这步田地，教士们却还在那里不识大体地喋喋不休，这实在让皇帝陛下寒心和恼怒。公元648年，已经即位七年的君士坦斯发布诏令，禁止再讨论基督的本性和意志问题，违者将受到体罚、监禁甚至流放。
君士坦斯的这一决定多半是想釜底抽薪，没想到实际效果却是火上浇油。诏令发布第二年，罗马教省和西部地区就反了，而且带头人就是教皇马丁一世（Martin Ⅰ）。
这当然很严重。
我们知道，基督教是有着严密组织机构的。他们的教务行政区叫教区，大的教区叫教省。教区的主管叫主教，教省的叫大主教，首都或大都会的叫都主教，最高级别的叫宗主教（Patriarch，东正教称为牧首）。所谓教皇，其实就是罗马城主教、罗马教省都主教和西部地区宗主教。
罗马主教当然不是唯一的宗主教，却因为西罗马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Valentinianus Ⅲ）的一纸文书而得以自封为教会最高首脑，以后又被西方教会逐渐接受为普世最高主教，因此称为Papa（父亲），汉译教皇。[2]
不过，当时的罗马教皇虽然由选举产生，依照惯例却仍然需要罗马皇帝认可，哪怕这罗马其实是拜占庭。然而在公元649年，也就是君士坦斯发布诏令的第二年，罗马城的神职人员公然罔顾东罗马皇帝的权威，自说自话地就让马丁接手了去世教皇的职务，并开始行使职权。
马丁也当仁不让，三个月后便召开了主教会议。105名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和非洲的主教齐聚一堂，共同声讨并谴责一性派和一志论。马丁让人把会议情形画成了壁画，还给君士坦斯写了一封公开信。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将决议呈送皇帝陛下御览，并同时将其副本传遍全国。
显然，这无异于挑衅，甚至摊牌。
这时的君士坦斯还不到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因此尽管马丁在信中表达了对帝国元首的忠诚，年轻的陛下仍然怒不可遏。在经历了一系列噩梦般的折腾后，躺在病床上的教皇还是被蛮不讲理的武夫们押解到君士坦丁堡，并在单独监禁三个月后被送上了帝国法庭的被告席。
罪名却是叛国。
教皇坦然地面对审判。他甚至建议证人们在出庭时不必宣誓说真话，这样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信口开河。他也赞扬了操办此事的人。他们是那样地敬业和专业，以至于每个程序都中规中矩，显然经过了认真和有效的排练。
走完法定程序之后，教皇被带到宫中的庭院，剥去法衣接受鞭挞。年轻的皇帝在阳台上观看了全过程，然后将死刑判决改为流放。武则天被立为皇后那年，也就是公元655年的9月，前教皇死在了黑海以北的克里米亚（Crimea），那地方对于曾经的文明中心罗马来说真可谓地老天荒。
马丁在流放地只存活了两年，他当然没有看到君士坦斯最后的下场。此君在高句丽灭亡那年（668）被臣属谋杀在浴室里，距离他流放马丁是十五年。
但，作为背上叛国罪名的殉道者，马丁却看到了世态的炎凉。他的职位很快就被拜占庭皇帝可以接受的人继承，原先跟他并肩作战的主教们也不再关心他的痛痒，仿佛他早已在地球上消失。据马丁自己在临终前说，那些人把他遗忘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根本就不想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
孤独的马丁只好孤独地死去。
很难谴责主教们的冷漠无情。毕竟，马丁可以赴死，教会却要存活。这就不能跟君士坦丁堡弄得太僵，同时又必须保持罗马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这样的平衡木并不好走。
因此，当君士坦斯决意置马丁于死地，甚至不惜诬陷他勾结阿拉伯人时，罗马教会便不得不做出让步。这不仅因为他们在名义上还是拜占庭帝国的臣民，也因为基督教世界已经四分五裂，东方教会并不跟他们同心同德。
事实上，当时的宗主教有五个，排名为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Antioch）和耶路撒冷，后面四个宗主教的辖区都在东方——小亚细亚、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尽管东方四大教区之间也有意见分歧，但在文化传统等方面与西方更有隔阂，这不能不让罗马感到压力。[3]
与君士坦丁堡，矛盾就更多。
其实，自从迁都以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就一直非常微妙，而且这种微妙跟唐代的长安和洛阳不同。洛阳只是陪都，罗马却是废都。这个曾经的世界中心已经由百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沦落为只有几万人的小城，而且饱受摧残和蹂躏。它那往日的辉煌都被埋在了废墟之中，只剩下无数的冤魂在暗夜呻吟，在天空徘徊。
幸亏还有教会。
的确，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城的威望、秩序甚至市民的生存，都只能靠教会来维持。教皇实际上承担了罗马皇帝的责任，远在天边的皇帝则既派不出一兵一卒，又掏不出一分一厘。那么请问，他又凭什么对罗马指手画脚？
显然，曾经的文明中心罗马虽然自知再也无法成为帝国的政治首都，却不能不力保宗教首都的地位。而且在罗马主教看来，他们作为耶稣大弟子圣彼得的继承人，原本就应该享有这样的崇高地位和绝对权威。[4]
相反，东部教会则始终处于拜占庭皇帝的控制之下。这些君主原本是俗人，却居然主持召开宗教会议，任命主教和惩罚教士。如此将教俗两界的权力集于一身，本身就让人无法容忍。如果他还要自命为上帝的代言人，让君士坦丁堡取代罗马的地位，那就更不能接受。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也是罗马的底线。[5]
罗马必须说不，也有资格说不。
也许，这就是马丁要惹是生非的原因。换句话说，罗马教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感到，绝不能把对教义的解释权让渡给拜占庭皇帝，更必须用三位一体的正统观念来统一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和信仰，非如此不能捍卫教会的、同时也是上帝的权威和尊严。
因此，尽管这一次罗马教会在人事上做了让步，但教权与皇权之争不会停止，西部和东部则终有一别。也因此，当拜占庭皇帝再一次粗暴干预宗教事务，试图将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时，新的风暴就会掀起。
上帝的愤怒
公元726年，也就是唐玄宗的开元十四年，一座火山在爱琴海底爆发。灼热的岩浆喷涌而出，海面上掀起了滔天的巨浪，火山灰遮蔽着整个天空，仿佛末日已经来临。
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
正如传统社会的中国人会把这种现象视为天谴，本次火山爆发也被拜占庭人看作了上帝的愤怒，皇帝陛下对此更是坚信不疑。因此，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了。
此时的皇帝是利奥三世（Leo Ⅲ）。这个叙利亚出生的退伍军人在公元717年的3月登上皇位，接手之时帝国的山河正如百年之前一样破碎。而且在他即位后不久，阿拉伯的海军和陆军就对君士坦丁堡发起了进攻。两路军队从东部穿越了小亚细亚，爱琴海上的一支舰队也来势汹汹。
利奥三世沉着应战。他聪明地与保加利亚人结成了联合阵线，那些来到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也显然更愿意与拜占庭人结盟，而非与阿拉伯人为邻。皇帝还向上天求助。他用十字架拍打着海面，请求上帝保佑它忠诚的仆民。
终于，在718年的夏天，无心恋战的阿拉伯人沮丧地撤出了战场，利奥三世却没有感到欣喜。因为当他一片片收复失地时，看到的竟是满目疮痍。过去那些繁华的都市现在遍布贫民窟，美轮美奂的建筑物则统统变成了残垣断壁，阿拉伯人已经成功地让拜占庭帝国遍体鳞伤。
皇帝陛下悲愤满腔。
现在看来，利奥三世应该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同时也是一个喜欢思考问题的人。他很可能反思了帝国这数百年的历史，探讨了民族多灾多难的原因。答案也很简单：一定是拜占庭人做了什么错事，从而引起了上帝的愤怒。
问题在于错在哪里。
火山爆发给了他启示。事实上，在他进行君士坦丁堡保卫战的718年，爱琴海也曾有过一次这样的灾难，结果是双方军队都损失惨重，阿拉伯人的舰船也大部分被烧光。但是现在阿拉伯人已经撤退了，上帝却还要表示愤怒，而且只惩罚拜占庭人，那就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这就要弄清楚阿拉伯人与拜占庭人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在信仰的坚定性和纯粹性。
众所周知，阿拉伯人跟拜占庭人以及犹太人一样，信仰的都是一神教。一神教的特点是只崇拜唯一的神，而且无论这神是被叫做上帝（God）、安拉（Allāh）或雅赫维（Yahveh），都是没有形象的。唯其无形，才无限，也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能够“无中生有”地创造一切。
因此，犹太、基督和伊斯兰这三大一神教，都反对偶像崇拜。伊斯兰教甚至认为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是最恶劣和最不可饶恕的罪恶，违者是一定要罚入火狱的。穆斯林也严格地遵守了这一规定。他们在占领了拜占庭的行省后，便立即重新铸造硬币，以便抹去上面的雕像。
拜占庭人就差多了。
与早期基督徒遵循着犹太人的足迹，严格遵守禁止偶像崇拜的摩西律法不同，拜占庭人在公元6世纪开始对圣像崇拜习以为常。许多虔诚的教徒在基督、圣母和圣徒的形象面前祈祷，教堂中也布满了偶像。这些教徒中当然也包括拜占庭皇帝，帝国的防卫者希拉克略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