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晃的帝国
公元610年堪称非比寻常。就在这一年，再赴江都的隋炀帝开通了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至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全长八百里。与此同时，伊斯兰教的伟大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得到了天启，而一位名叫希拉克略（Heraclius）的人则成为拜占庭（Byzantium）的皇帝。
新的历史就这样开启了。
此后的世界，便是拜占庭、阿拉伯和隋唐帝国叱咤风云的舞台。当然，三大帝国命运各异。一个半世纪后，大唐达到鼎盛然后衰退，阿拉伯扩张至极面临分裂，拜占庭则跌入低谷准备复兴。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创造了影响世界的文明，而且这文明还都与宗教有关。
不妨先看拜占庭。
拜占庭又称东罗马帝国。不过，东罗马也好，拜占庭也罢，都是后人的说法。正如东晋人从来不说自己是东晋，拜占庭人也从来就认为自己是罗马。他们的国家依然叫做罗马帝国，他们的元首也依然叫做罗马皇帝，尽管帝国的首都早就不在罗马，罗马城也衰颓得不像样子。
实际上在受过古典教育的人眼里，新帝国就像一个破落户私生的混血儿和败家子，不但丢失了祖传的罗马城，还说着拙劣的希腊语，以一种来历不明的宗教为国教。这种宗教的成熟和传播虽然是在古罗马，它的创立者耶稣基督却是犹太人，其教义更是与罗马文明的传统八竿子打不着。[1]
这样的国家，怎么也好意思叫做罗马？
然而拜占庭人却不这么看。作为当时西方世界最强大帝国的臣民，安纳托利亚（Anatolia，即小亚细亚）、埃及和叙利亚以及整个多瑙河以南东欧的主人，他们跟长安城里的中国人一样认为自己是居住在文明世界的中心，只不过这中心在他们那里叫做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是在公元330年5月11日成为罗马帝国之首都的，之前的它则是博斯普鲁斯海峡（Strait of Bosporus）西岸的希腊要塞，叫拜占庭。谁都没想到的是，拜占庭虽然由于成为新首都而被改了名字，它的原名却被后人用来称呼迁都之后的新帝国，看来历史确实喜欢开玩笑。
把拜占庭变成帝国新都的，当然是那位赫赫有名的大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他迁都拜占庭的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要实现“新首都，新帝国，新宗教”的政治主张和理想。这个新宗教就是信仰唯一之神的基督教，因此帝国政府必须远离众神喧嚣又破败不堪的老罗马城。
于是，皇帝陛下不辞劳苦地亲自跑马圈地。看着那些疲惫不堪的随从，君士坦丁庄严宣布：在我前面引路的是不可见的神灵——上帝。当然，为了证明信仰的虔诚，新首都的城市中央建起了圣索菲亚（St.Sophia）大教堂，奥古斯都广场上皇帝雕像的手中也既拿着地球仪，又拿着十字架——前者象征着征服世界，后者象征着追随基督。
君士坦丁的这种宗教热情显然需要解释。因此，作为依靠军队拥戴和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的皇帝，他声称自己在进军的途中亲眼看见太阳里出现了十字架形的光芒。受这一神迹的启示，此公便将罗马军旗的图案改成了十字架。据他自己和历史学家们说，从此君士坦丁战无不胜。
呵呵，上帝与他同在。
可惜这种说法越是神乎其神就越是形迹可疑，君士坦丁的信仰确实值得商榷。事实上，他虽然大力扶植基督教，却又宽容地保护异教徒，尤其是大权在握之后。他甚至一再推迟履行入教的手续，直到临终之前才接受了洗礼。
显然，君士坦丁是基督徒，更是政治家。在他那里，帝国的统一和政权的稳固才是第一位的。因此，当基督教各派为教义争得面红耳赤时，君士坦丁却超然物外，甚至将教士们视为命根子的神学理论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当然也不会为了基督教去打击多神教。别忘了，拜占庭的新名字是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之城），不是上帝之城或基督之城。
实际上君士坦丁推崇基督教，看重的不是教义，而是它主张一神崇拜。这种单纯的性质正是大一统帝国需要的。这就正如汉帝国独尊儒术并非多么喜欢儒学，只不过儒家学说更适合成为统一帝国的统一思想。
君士坦丁是古罗马的汉武帝。
不能说君士坦丁的选择没有道理。事实上，异教徒们很快就发现了基督教的过人之处：崇高的精神、纯净的心灵和严谨的组织，以及坚定不移的信仰。基督徒的行为举止也令人尊敬。他们扶贫济困，宽恕敌人，勇于殉道，尊重妇女并唾弃背叛。所有这些，都来自他们唯一之主的教导。
相反，古罗马的宗教则显得不堪，如果那也能够叫做宗教的话。要知道，它可是连一个合适的名字都没有，更不要说神学教义、道德规范和组织机构。那些名目繁多的神每个都来历不明，而且不乏通奸乱伦和弑父杀子诸多罪行，根本就不足以成为帝国臣民的道德楷模。
这时不管换了谁，也会选择基督教。
可惜，君士坦丁的上帝并没能保佑他的帝国。基督教被定为国教不过三年，罗马就分裂为东西两半，西边那半也在大部分臣民皈依基督之后不久便轰然倒塌。就连东边的君士坦丁堡最终也未能幸免。它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并被改名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意思是伊斯兰之城。
这可真让人哭笑不得。
当然，东罗马帝国灭亡要到公元1453年，也就是中国明朝的景泰四年。但在公元610年，希拉克略接手的却无疑是一个烂摊子：国库空空如也，军队士气低落，敌人则从四面八方将帝国团团围定，包括北方的日耳曼蛮族，以及来自中亚的好战民族阿瓦尔人（the Avars）和波斯人。
波斯人是罗马帝国的老对手和死对头，尤其是在萨珊王朝（Sassanid Dynasty）取代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后。他们不但频频发动战争，在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方面也大唱对台戏。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徒时，萨珊王朝大批收容他们；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波斯人又支持其异端。被中国人称为景教的那个派别，就是在萨珊波斯形成的。
毫无疑问，波斯人对基督教并没有兴趣，他们信仰的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因此，收容基督徒和支持其异端，都不妨碍他们在公元614年的5月蜂拥而入圣城耶路撒冷，将基督教的古迹夷为平地。更过分的是，这些异教徒还撬走了教堂中耶稣受难的真十字架，并把它作为战利品连同俘虏一起运往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
是可忍孰不可忍，何况波斯人并没有就此收手。在横扫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后，他们又让东罗马人的埃及总督举手投降。能够为帝国提供四分之一收入的宝地无可奈何地落入敌手，再也没有一粒粮食从亚历山大港运往君士坦丁堡，希拉克略也不得不中止了对市民免费的面包供应。
公元620年，咄咄逼人的波斯军队前进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对岸，与君士坦丁堡隔水相望。这条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通道是那样地狭窄，以至于拜占庭皇帝一眼就能看见敌营中闪烁的火光，甚至能想象出他们的饮酒狂欢。
兵临城下国难当头，被逼入死角的希拉克略不能不把自己变成罗马帝国的防卫者。实际上，当他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皇位时，也就把臣民的厚望放在了肩头。如果不能让摇晃的帝国重新站立，他的下场不会好过前任。
那么，上帝会保佑他吗？
基督让人为难
拯救帝国，对希拉克略来说并不容易。
希拉克略原本是亚美尼亚人（Armenians），父亲则是东罗马帝国的非洲总督，也叫希拉克略。当时，非洲总督权力极大，在任皇帝则被认为很不称职。那个依靠政变上台的家伙根本无法对付日趋严重的内忧外患。帝国需要强者，人民需要领袖。因此，当希拉克略的舰队在秋高气爽之日来到君士坦丁堡准备夺权时，城内城外竟是一片欢腾。
躲进教堂的老皇帝则被两个元老院议员捆绑起来。他毫无悬念地被罢黜，并处以极刑，还被株连九族。临刑前，这个倒霉鬼用充满怨恨的目光看着新皇帝希拉克略，然后鼓起勇气不无嘲讽地对他说：你会更好！
希拉克略记住了这句话。
事实上，接过权杖的希拉克略一直都很努力。他即位之后就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全面改革，调整政府机构，整顿财政系统，加强军事建设，甚至亲自出面与阿瓦尔人谈判，带兵跟波斯人作战，结果却是仅仅幸免于被俘。看来，脆弱的帝国已是积重难返，希拉克略必须借助更为强大的力量。
他想到了宗教。
跟君士坦丁相信十字军旗战无不胜一样，希拉克略也认为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当年，从迦太基（Carthage）起航前往君士坦丁堡时，这位年轻的将领就把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钉在了自己的船桅上。现在，他当然也坚信上帝、基督和圣母绝不会让异教徒长期占领圣城和大主教的驻节地，无论这些异族是波斯人、阿瓦尔人还是斯拉夫人。
因此，在完善制度和积蓄力量的同时，希拉克略也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循循善诱地告诉臣民们，帝国将要进行的是一场信仰的保卫战。神圣的上帝之剑将刺向邪恶的魔鬼心脏，沦陷区的基督教兄弟则将得到解放。
希拉克略的这一说法得到了教会的支持。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打开库门慷慨解囊，甚至允许帝国政府借用教堂的金银盘子来铸造硬币。这位大主教还请人在城门上画了基督和圣母的像，以至于在后来的危难关头，不少虔诚的信徒亲眼看见圣母本人出现在城墙上，而且就在自己身旁。
于是，公元622年，希拉克略率领他的军队在大主教的祝福下开始了远征。此后漫长而艰难的战斗毋庸赘述，那不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总之最后的结果，是拜占庭的大军在公元627年的年底兵临泰西封城下，并于次年4月3日与波斯人签订了条约，战争以希拉克略的全胜宣告结束。
这是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前一年的事。
两年后，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的公元630年（贞观四年），波斯人掠去的真十字架被送回耶路撒冷。这件圣物是由希拉克略赤着脚扛进圣城的，由此证明了上帝是如何宠爱他赤诚的仆民。至于留给波斯人的，则是此起彼伏的内乱和无政府状态，以及最终被阿拉伯人灭亡的命运。
异教徒们安静了，基督教的世界却喧嚣不已。
事实上就在希拉克略为帝国的存亡殚精竭虑时，基督教各派别也一刻都没有停止他们的口水战。争论的焦点在于耶稣基督的性质，争论的原因也很简单：基督是上帝之子，又是圣母玛利亚生的。那么，基督到底是人还是神？或者既是人也是神？他的本性又是什么？神性？人性？是只有神性或只有人性，还是既有完整的人性，又有完整的神性？
基督真是让人为难。
这并不奇怪。因为无形的上帝使凡人受孕，生下可以复活的耶稣，本身就很荒谬。然而正因为荒谬，才需要信仰也只能信仰。这是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的基本观点。他的话，道破了信仰的秘密和宗教的天机。
没错，如果想得清楚，那又何必信仰？
实际上，如果说宗教也是一种思考，那么，它思考的也只是宇宙的终极问题，而终极问题是不可思考的，或者说是想不出答案的。答案只在信仰之中。作为答案的上帝，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信仰的直白。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也只作为信仰而存在，无须证明也不能证明。
难怪有人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也因此，聪明的做法是放弃争论，虔诚信仰。
但是这很难。事实上，理性地意识到荒谬需要信仰或信仰必定荒谬，是只有德尔图良这样的人才能达到的境界，也是了不起的境界。对于一般信众而言，如果不想迷迷糊糊地相信（迷信），就必须把上述问题都搞清楚。教会也有责任给广大信众一个交代，否则就是失职。
教会给出了解释，而且这解释正是德尔图良在公元3世纪提出的，叫“三位一体”（Trinity）。这种学说认为，作为无须证明的宇宙本体，上帝只有一个，却又包含着三个同等的位格（Person），即智慧生命的存在显现。第一个位格是造物主，即圣父；第二个是道成肉身的救世主，即圣子；第三个是永远存在于基督徒心灵中的指导思想，即圣灵。
圣父、圣子、圣灵，虽然是三个位格，本体却只有上帝一个。一个本体，三个位格，就叫“三位一体”。不过，这样的教义不能靠思考去理解，只能靠信仰来接受。德尔图良甚至说，让柏拉图和辩证法什么的见鬼去吧！我们要做和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除此之外，别无所信！
这当然是真正的信仰，可惜偏偏有人叫板。利比亚的主教阿里乌（Arius，又译阿利乌）就跳出来说，不管上帝有几个位格，反正基督是人不是神。因为既然上帝唯一，如果又说基督是神，那就成了多神教。这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是这样一来，基督的性质便又一下子成了问题。如果基督是人，那么他也有神性吗？如果没有，请问凭什么成为救世主？如果有，他的人性和神性又是什么关系？
正统教义的说法是：一个位格，两个全性。
也就是说，基督只有圣子这一个位格，却有人和神两个完全的本性，也有完全的人格和完全的神格。他的神格与圣父同体，人格则与世人相同，但没有原罪。因此，基督作为圣父的独生子，是二性的，也是一位的。
公元610年堪称非比寻常。就在这一年，再赴江都的隋炀帝开通了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至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全长八百里。与此同时，伊斯兰教的伟大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得到了天启，而一位名叫希拉克略（Heraclius）的人则成为拜占庭（Byzantium）的皇帝。
新的历史就这样开启了。
此后的世界，便是拜占庭、阿拉伯和隋唐帝国叱咤风云的舞台。当然，三大帝国命运各异。一个半世纪后，大唐达到鼎盛然后衰退，阿拉伯扩张至极面临分裂，拜占庭则跌入低谷准备复兴。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创造了影响世界的文明，而且这文明还都与宗教有关。
不妨先看拜占庭。
拜占庭又称东罗马帝国。不过，东罗马也好，拜占庭也罢，都是后人的说法。正如东晋人从来不说自己是东晋，拜占庭人也从来就认为自己是罗马。他们的国家依然叫做罗马帝国，他们的元首也依然叫做罗马皇帝，尽管帝国的首都早就不在罗马，罗马城也衰颓得不像样子。
实际上在受过古典教育的人眼里，新帝国就像一个破落户私生的混血儿和败家子，不但丢失了祖传的罗马城，还说着拙劣的希腊语，以一种来历不明的宗教为国教。这种宗教的成熟和传播虽然是在古罗马，它的创立者耶稣基督却是犹太人，其教义更是与罗马文明的传统八竿子打不着。[1]
这样的国家，怎么也好意思叫做罗马？
然而拜占庭人却不这么看。作为当时西方世界最强大帝国的臣民，安纳托利亚（Anatolia，即小亚细亚）、埃及和叙利亚以及整个多瑙河以南东欧的主人，他们跟长安城里的中国人一样认为自己是居住在文明世界的中心，只不过这中心在他们那里叫做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是在公元330年5月11日成为罗马帝国之首都的，之前的它则是博斯普鲁斯海峡（Strait of Bosporus）西岸的希腊要塞，叫拜占庭。谁都没想到的是，拜占庭虽然由于成为新首都而被改了名字，它的原名却被后人用来称呼迁都之后的新帝国，看来历史确实喜欢开玩笑。
把拜占庭变成帝国新都的，当然是那位赫赫有名的大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他迁都拜占庭的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要实现“新首都，新帝国，新宗教”的政治主张和理想。这个新宗教就是信仰唯一之神的基督教，因此帝国政府必须远离众神喧嚣又破败不堪的老罗马城。
于是，皇帝陛下不辞劳苦地亲自跑马圈地。看着那些疲惫不堪的随从，君士坦丁庄严宣布：在我前面引路的是不可见的神灵——上帝。当然，为了证明信仰的虔诚，新首都的城市中央建起了圣索菲亚（St.Sophia）大教堂，奥古斯都广场上皇帝雕像的手中也既拿着地球仪，又拿着十字架——前者象征着征服世界，后者象征着追随基督。
君士坦丁的这种宗教热情显然需要解释。因此，作为依靠军队拥戴和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的皇帝，他声称自己在进军的途中亲眼看见太阳里出现了十字架形的光芒。受这一神迹的启示，此公便将罗马军旗的图案改成了十字架。据他自己和历史学家们说，从此君士坦丁战无不胜。
呵呵，上帝与他同在。
可惜这种说法越是神乎其神就越是形迹可疑，君士坦丁的信仰确实值得商榷。事实上，他虽然大力扶植基督教，却又宽容地保护异教徒，尤其是大权在握之后。他甚至一再推迟履行入教的手续，直到临终之前才接受了洗礼。
显然，君士坦丁是基督徒，更是政治家。在他那里，帝国的统一和政权的稳固才是第一位的。因此，当基督教各派为教义争得面红耳赤时，君士坦丁却超然物外，甚至将教士们视为命根子的神学理论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当然也不会为了基督教去打击多神教。别忘了，拜占庭的新名字是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之城），不是上帝之城或基督之城。
实际上君士坦丁推崇基督教，看重的不是教义，而是它主张一神崇拜。这种单纯的性质正是大一统帝国需要的。这就正如汉帝国独尊儒术并非多么喜欢儒学，只不过儒家学说更适合成为统一帝国的统一思想。
君士坦丁是古罗马的汉武帝。
不能说君士坦丁的选择没有道理。事实上，异教徒们很快就发现了基督教的过人之处：崇高的精神、纯净的心灵和严谨的组织，以及坚定不移的信仰。基督徒的行为举止也令人尊敬。他们扶贫济困，宽恕敌人，勇于殉道，尊重妇女并唾弃背叛。所有这些，都来自他们唯一之主的教导。
相反，古罗马的宗教则显得不堪，如果那也能够叫做宗教的话。要知道，它可是连一个合适的名字都没有，更不要说神学教义、道德规范和组织机构。那些名目繁多的神每个都来历不明，而且不乏通奸乱伦和弑父杀子诸多罪行，根本就不足以成为帝国臣民的道德楷模。
这时不管换了谁，也会选择基督教。
可惜，君士坦丁的上帝并没能保佑他的帝国。基督教被定为国教不过三年，罗马就分裂为东西两半，西边那半也在大部分臣民皈依基督之后不久便轰然倒塌。就连东边的君士坦丁堡最终也未能幸免。它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并被改名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意思是伊斯兰之城。
这可真让人哭笑不得。
当然，东罗马帝国灭亡要到公元1453年，也就是中国明朝的景泰四年。但在公元610年，希拉克略接手的却无疑是一个烂摊子：国库空空如也，军队士气低落，敌人则从四面八方将帝国团团围定，包括北方的日耳曼蛮族，以及来自中亚的好战民族阿瓦尔人（the Avars）和波斯人。
波斯人是罗马帝国的老对手和死对头，尤其是在萨珊王朝（Sassanid Dynasty）取代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后。他们不但频频发动战争，在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方面也大唱对台戏。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徒时，萨珊王朝大批收容他们；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波斯人又支持其异端。被中国人称为景教的那个派别，就是在萨珊波斯形成的。
毫无疑问，波斯人对基督教并没有兴趣，他们信仰的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因此，收容基督徒和支持其异端，都不妨碍他们在公元614年的5月蜂拥而入圣城耶路撒冷，将基督教的古迹夷为平地。更过分的是，这些异教徒还撬走了教堂中耶稣受难的真十字架，并把它作为战利品连同俘虏一起运往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
是可忍孰不可忍，何况波斯人并没有就此收手。在横扫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后，他们又让东罗马人的埃及总督举手投降。能够为帝国提供四分之一收入的宝地无可奈何地落入敌手，再也没有一粒粮食从亚历山大港运往君士坦丁堡，希拉克略也不得不中止了对市民免费的面包供应。
公元620年，咄咄逼人的波斯军队前进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对岸，与君士坦丁堡隔水相望。这条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通道是那样地狭窄，以至于拜占庭皇帝一眼就能看见敌营中闪烁的火光，甚至能想象出他们的饮酒狂欢。
兵临城下国难当头，被逼入死角的希拉克略不能不把自己变成罗马帝国的防卫者。实际上，当他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皇位时，也就把臣民的厚望放在了肩头。如果不能让摇晃的帝国重新站立，他的下场不会好过前任。
那么，上帝会保佑他吗？
基督让人为难
拯救帝国，对希拉克略来说并不容易。
希拉克略原本是亚美尼亚人（Armenians），父亲则是东罗马帝国的非洲总督，也叫希拉克略。当时，非洲总督权力极大，在任皇帝则被认为很不称职。那个依靠政变上台的家伙根本无法对付日趋严重的内忧外患。帝国需要强者，人民需要领袖。因此，当希拉克略的舰队在秋高气爽之日来到君士坦丁堡准备夺权时，城内城外竟是一片欢腾。
躲进教堂的老皇帝则被两个元老院议员捆绑起来。他毫无悬念地被罢黜，并处以极刑，还被株连九族。临刑前，这个倒霉鬼用充满怨恨的目光看着新皇帝希拉克略，然后鼓起勇气不无嘲讽地对他说：你会更好！
希拉克略记住了这句话。
事实上，接过权杖的希拉克略一直都很努力。他即位之后就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全面改革，调整政府机构，整顿财政系统，加强军事建设，甚至亲自出面与阿瓦尔人谈判，带兵跟波斯人作战，结果却是仅仅幸免于被俘。看来，脆弱的帝国已是积重难返，希拉克略必须借助更为强大的力量。
他想到了宗教。
跟君士坦丁相信十字军旗战无不胜一样，希拉克略也认为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当年，从迦太基（Carthage）起航前往君士坦丁堡时，这位年轻的将领就把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钉在了自己的船桅上。现在，他当然也坚信上帝、基督和圣母绝不会让异教徒长期占领圣城和大主教的驻节地，无论这些异族是波斯人、阿瓦尔人还是斯拉夫人。
因此，在完善制度和积蓄力量的同时，希拉克略也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循循善诱地告诉臣民们，帝国将要进行的是一场信仰的保卫战。神圣的上帝之剑将刺向邪恶的魔鬼心脏，沦陷区的基督教兄弟则将得到解放。
希拉克略的这一说法得到了教会的支持。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打开库门慷慨解囊，甚至允许帝国政府借用教堂的金银盘子来铸造硬币。这位大主教还请人在城门上画了基督和圣母的像，以至于在后来的危难关头，不少虔诚的信徒亲眼看见圣母本人出现在城墙上，而且就在自己身旁。
于是，公元622年，希拉克略率领他的军队在大主教的祝福下开始了远征。此后漫长而艰难的战斗毋庸赘述，那不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总之最后的结果，是拜占庭的大军在公元627年的年底兵临泰西封城下，并于次年4月3日与波斯人签订了条约，战争以希拉克略的全胜宣告结束。
这是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前一年的事。
两年后，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的公元630年（贞观四年），波斯人掠去的真十字架被送回耶路撒冷。这件圣物是由希拉克略赤着脚扛进圣城的，由此证明了上帝是如何宠爱他赤诚的仆民。至于留给波斯人的，则是此起彼伏的内乱和无政府状态，以及最终被阿拉伯人灭亡的命运。
异教徒们安静了，基督教的世界却喧嚣不已。
事实上就在希拉克略为帝国的存亡殚精竭虑时，基督教各派别也一刻都没有停止他们的口水战。争论的焦点在于耶稣基督的性质，争论的原因也很简单：基督是上帝之子，又是圣母玛利亚生的。那么，基督到底是人还是神？或者既是人也是神？他的本性又是什么？神性？人性？是只有神性或只有人性，还是既有完整的人性，又有完整的神性？
基督真是让人为难。
这并不奇怪。因为无形的上帝使凡人受孕，生下可以复活的耶稣，本身就很荒谬。然而正因为荒谬，才需要信仰也只能信仰。这是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的基本观点。他的话，道破了信仰的秘密和宗教的天机。
没错，如果想得清楚，那又何必信仰？
实际上，如果说宗教也是一种思考，那么，它思考的也只是宇宙的终极问题，而终极问题是不可思考的，或者说是想不出答案的。答案只在信仰之中。作为答案的上帝，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信仰的直白。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也只作为信仰而存在，无须证明也不能证明。
难怪有人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也因此，聪明的做法是放弃争论，虔诚信仰。
但是这很难。事实上，理性地意识到荒谬需要信仰或信仰必定荒谬，是只有德尔图良这样的人才能达到的境界，也是了不起的境界。对于一般信众而言，如果不想迷迷糊糊地相信（迷信），就必须把上述问题都搞清楚。教会也有责任给广大信众一个交代，否则就是失职。
教会给出了解释，而且这解释正是德尔图良在公元3世纪提出的，叫“三位一体”（Trinity）。这种学说认为，作为无须证明的宇宙本体，上帝只有一个，却又包含着三个同等的位格（Person），即智慧生命的存在显现。第一个位格是造物主，即圣父；第二个是道成肉身的救世主，即圣子；第三个是永远存在于基督徒心灵中的指导思想，即圣灵。
圣父、圣子、圣灵，虽然是三个位格，本体却只有上帝一个。一个本体，三个位格，就叫“三位一体”。不过，这样的教义不能靠思考去理解，只能靠信仰来接受。德尔图良甚至说，让柏拉图和辩证法什么的见鬼去吧！我们要做和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除此之外，别无所信！
这当然是真正的信仰，可惜偏偏有人叫板。利比亚的主教阿里乌（Arius，又译阿利乌）就跳出来说，不管上帝有几个位格，反正基督是人不是神。因为既然上帝唯一，如果又说基督是神，那就成了多神教。这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是这样一来，基督的性质便又一下子成了问题。如果基督是人，那么他也有神性吗？如果没有，请问凭什么成为救世主？如果有，他的人性和神性又是什么关系？
正统教义的说法是：一个位格，两个全性。
也就是说，基督只有圣子这一个位格，却有人和神两个完全的本性，也有完全的人格和完全的神格。他的神格与圣父同体，人格则与世人相同，但没有原罪。因此，基督作为圣父的独生子，是二性的，也是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