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谓之所以能登上佞臣榜，仅仅因为一个人，他就是名垂青史的寇准寇大人；而其间的因缘际会，仅仅因为一件小事，那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溜须”事件。
关于溜须事件，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天禧三年（1019年），三起三落之后的寇准再度出山，取代王钦若成为宰相。也就在与寇准拜相的同一天，丁谓也再次升官*中书省成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二人成为同事，关系也非常亲密。寇准曾多次向担任丞相的进士同年李沆推荐丁谓，但被李拒绝。寇准问其原因，李回答说：“看他这个人啊，能使他位居人上吗？”寇准说：“像丁谓这样的人，相公能始终压抑他屈居人下吗？”然而，有一天，中央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会后，身为内阁成员的寇、丁二人都参加了宴会。宴会间，寇准的胡须上沾有一些饭粒汤水，身旁的丁谓见了，起身上前替他徐徐拂去。这一举动在同事兼好友间，自是常理也合常情。可是寇准不以为谢，反而板起了脸，冷笑着说了一句让丁谓下不了台的话：“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
这就是典故“溜须拍马”中“溜须”的出处。
现在想来，寇大人说这句话，无非有两种解释：一是寇大人认为丁谓身为参政，却为他人拂羹汤，不成体统；一是寇大人装大，在地位略低于自己的同事面前充上级，意在公共场合摆谱。前者是传统的解释，我以为，结合寇大人的为人，后一种解释更切合当时的情境。假如真是不成体统的话，作为朋友，寇大人理应更低调处理，不必小题大做。
其实，说起来，丁谓也不是那种喜欢溜须拍马之辈。
丁谓听了“好友”寇准这话，顿时备感尴尬，从此记恨上了寇准。在后来的权力斗争中，最终将寇准击败，把他赶到雷州。
那么，丁谓为什么会上佞臣榜，而寇准却上了忠臣榜呢？
先来看丁谓这个人吧。
丁谓的遗憾也许就是现代人的遗憾，现代人的遗憾也就是寇准的遗憾。
丁谓，字谓之，后改为公言。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
生于966年，正牌的科举进士。丁谓年少的时候就以才出名，当时著名文学家王禹偁看到丁谓寄来的作品后大惊，以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二百年来才有如此之作。可见他仕途之高，令人头晕，也就不足为怪了。淳化三年，也就是初登进士甲科之时，就担任了大理评事、饶州通判，相当于副省长。只过了一年，就调回了中央，以直史馆、太子中允的身份到福建路（北宋废“道”为“路”，初为征收赋税、转运漕粮而设，后逐渐带有行政区划和军区的性质）去采访。回来之后，就当地的茶盐等重要问题写了篇调查报告，引起了皇帝的重视，当上了转运使，相当于节度使，并且还兼职三司户部判官。不过，由于宋代派系斗争的传统，丁谓仕途后来也有起伏。
丁谓的才干，其实远在寇准之上。
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一个“一举而三役济”的故事，说的就是丁谓。大中祥符年间，禁宫失火，楼榭亭台，付之一炬。宋真宗命晋国公丁渭担负起灾后重建的重任，修葺宫廷。丁谓采取了“挖沟取土，解决土源；引水入沟，运输建材；废土建沟，处理垃圾”的重建方案，命人。
将街衢挖成壕沟以取土，再把水引入壕沟，以便将城外的建材通过水路运进城中，等房屋建好后，那些壕沟又成了废墟垃圾的回填场所，不仅“省费以亿方计”，还大大缩短了工期。这样精巧的规划、缜密的思维，即使是现代都市的规划师也未必想得到，只要看看城市里的马路有人恨不得装条拉链就知道了。
再看他另一件大事。丁谓官拜副相之后，四川一带发生了以王均为首的少数民族叛乱，中央先后征调大批兵马前往平乱，都被叛军打得落花流水。丁谓受命于危难之际，深入蛮地，竟然以兵不血刃之势，安抚了叛乱。
接下来看看寇准。
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比丁谓大五岁，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淳化五年为参知政事。寇准之所以能流芳百世，其实也只因一件事，那就是中学课本里讲的“澶渊之盟”。宋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大举侵宋，寇准力主抵抗，并促使宋真宗渡河亲征，与辽订立“澶渊之盟”，暂时稳定了局势。《宋史》上提到寇准最多的就是两个字“正直”。不过，说他“直”，没话讲；说他“正”，就值得重新考量了。
“澶渊之盟”后，有人对皇帝说：“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皇上听说过赌博吗？赌博就是倾其所有孤注一掷，寇准就是把您当作他的“孤注”啊。
这个比方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当时的中央并没有势力和辽国抗衡，会盟前，寇准曾经威胁和谈代表，说要是超过了某某数，就要砍他的头。想来皇帝听了这话，心上一定会隐隐作痛吧。
寇准一生为官远不止“三起三落”，但都是因其不“正”而导致的。仗着“澶渊之盟”有功，寇准的权力欲达到顶峰。“契丹既和，朝廷无事，寇准颇矜其功，虽上亦以此待准极厚。”因而，寇准得以毫无顾忌地大权独揽，实行宰相专政，常常居高临下咄咄逼人地左右皇帝。特别是在人事任免上，包括本来依制度不应由宰相插手的御史任用上，寇准都大权在握。史载：“准在中书，喜用寒峻，每御史阙，辄取敢言之士。”寇准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任，而不愿遵守规定，“尝除官，同列屡目吏持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谓进贤退不肖也。’因却而不视”。当时中央流行着一种偏见，瞧不起南方人，寇准也终生瞧不起南方人，一直排斥南方人。景德二年，14岁的晏殊以神童召试，时任宰相的寇准因为他“（属）江左人”，也想压制他。所以后来丁谓偏要把他贬到南方之南的雷州，让他病死在那里。
寇准第一次为相后不久即被他所瞧不起的南方人王钦若排挤罢相。罢相后出知陕州（今河南陕县），寇大人基本上不理政事，沿袭多年官场的旧习，终日宴游。“旧相出镇者，多不以吏事为意。寇准虽有重名，所至终日宴游。所爱伶人，或付与富室，辄厚有所得，然人皆乐之，不以为非也。”还有记载说寇准在知天雄军任上，与知雄州的李允则相互设宴，竞比奢华之事。大概因为政治失意，寇准终日与酒相伴，还曾写《醉题》一诗：“榴花满瓮拨寒醅，痛饮能令百恨开。大抵天真有高趣，腾腾须入醉乡来。”
有记载说，在一次过生日时，寇准大摆筵席，广邀宾客，当所有人到场之后，他突然穿出了一件新衣服，那是一种黄色且绣龙的皇帝制服，地地道道的龙袍！这消息立即披上了羽毛传进了京城。皇帝把宰相王旦叫来，问：“寇准乃反耶？”王旦听到大惊，立即表示去信呵斥，竟把大事化小了。
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六月，在王旦的力荐下，寇准重回权力之巅，任西府枢密正使。两个人本来应该同心合力，但寇准似乎不大瞧得起这个晚于他为相的同年。因此，他不是以合作的态度与王旦共事，而是不时地给他找些麻烦。史载：“（寇）准为枢密使，中书有事送枢密院，碍诏格，准即以闻。上谓（王）旦曰：‘中书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则？’旦拜谢曰：‘此实臣等过也。’中书吏既坐罚，枢密院吏惶恐告准曰：‘中书、枢密院日有相干，旧例只令诸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谢罪。’”就是说，寇准对东府送来的文件，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找差错，找到了，并不与东府商量，直接呈报给皇帝，借皇帝来责罚王旦，有意出东府的丑。
一报还一报，后来，东府的人也有样学样，凡西府送去的文件，他们也找岔子，以报复寇准。但王旦却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是直接把文书退给了枢密院，没有报告给宋真宗。当枢密院吏把这件事汇报给寇准时，寇准感到非常惭愧，第二天，见到王旦，对王旦说：“王同年大度如此耶！”
王旦的行为虽然让寇准感动不已，但寇准还是一有机会就不放过攻击王旦。他的行为与后来王旦处处保他相比较，真是“复复何言”。
当寇准得知将要被罢免枢密使时，便托人求王旦要更高一点的官（使相）。对于寇准这种跑官要官的做法，王旦感到很吃惊，说使相怎么可以自己要求呢，并表示他不私下接受别人的请托。王旦这种态度使寇准又羞又恼，“深恨之”。但当宋真宗问起王旦，寇准罢枢密使后应当给他个什么官时，王旦却说：“准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与使相，令处方面，其风采亦足为朝廷之光也。”在寇准为使相的任命颁出后，“准入见，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荐准者。准始愧叹，出语人曰：‘王同年器识，非准所可测也’”。
王旦为相12年，病重之际，宋真宗让人把王旦抬进宫中，问以后事：“卿万一有不讳，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谁乎？”王旦开始并不直接回答宋真宗的提问，仅说：“知臣莫若君。”宋真宗没办法，只好一一点名来问，王旦都不表态。最后，真宗只好请王旦直说：“试以卿意言之。”王旦这才说：“以臣之愚，莫若寇准。”但宋真宗对寇准的性格不满意，说：“准性刚褊，卿更思其次。”这时，王旦固执地坚持：“他人，臣不知也。”
在皇帝眼里，寇准心胸狭隘，又过于偏执。与其他大臣也屡有冲突。无论君子、小人，都不喜欢他，宋真宗因此也不愿碰这只烫手山芋。
但是，毕竟有王旦临死前的推荐，寇准终于找到了机会。天禧三年，永兴军内有个叫朱能的巡检，勾结内侍周怀政伪造了天书。寇准为了*热中此道的宋真宗，上奏云“天书降于乾佑山中”。果然此计奏效。十来天后，寇大人就被召赴京。到这年六月，王钦若因事下台，寇准为相。
然而，这一次，寇大人一上来就碰上了丁谓这样一个才气和才干都比他高的对手。寇准在和丁谓的争斗中，因为看不起刘皇后而得罪了她。担心自己的处境，寇大人决意发动政变。然而，机事不密，一次酒后失言，自己走漏消息，被丁谓的亲信觉察到了，很快寇大人就走上不归路，曾被寇准压制过的冯拯等多人纷纷出了口恶气。半年后，真宗还念念不忘：“寇准之居相位，多致人言。”
莫名其妙的是，“多致人言”的寇大人竟然也能名垂青史！唉，说到这里，不得不叹，有些事情，原本就不该这样。
有些事情，真的……
关于溜须事件，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天禧三年（1019年），三起三落之后的寇准再度出山，取代王钦若成为宰相。也就在与寇准拜相的同一天，丁谓也再次升官*中书省成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二人成为同事，关系也非常亲密。寇准曾多次向担任丞相的进士同年李沆推荐丁谓，但被李拒绝。寇准问其原因，李回答说：“看他这个人啊，能使他位居人上吗？”寇准说：“像丁谓这样的人，相公能始终压抑他屈居人下吗？”然而，有一天，中央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会后，身为内阁成员的寇、丁二人都参加了宴会。宴会间，寇准的胡须上沾有一些饭粒汤水，身旁的丁谓见了，起身上前替他徐徐拂去。这一举动在同事兼好友间，自是常理也合常情。可是寇准不以为谢，反而板起了脸，冷笑着说了一句让丁谓下不了台的话：“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
这就是典故“溜须拍马”中“溜须”的出处。
现在想来，寇大人说这句话，无非有两种解释：一是寇大人认为丁谓身为参政，却为他人拂羹汤，不成体统；一是寇大人装大，在地位略低于自己的同事面前充上级，意在公共场合摆谱。前者是传统的解释，我以为，结合寇大人的为人，后一种解释更切合当时的情境。假如真是不成体统的话，作为朋友，寇大人理应更低调处理，不必小题大做。
其实，说起来，丁谓也不是那种喜欢溜须拍马之辈。
丁谓听了“好友”寇准这话，顿时备感尴尬，从此记恨上了寇准。在后来的权力斗争中，最终将寇准击败，把他赶到雷州。
那么，丁谓为什么会上佞臣榜，而寇准却上了忠臣榜呢？
先来看丁谓这个人吧。
丁谓的遗憾也许就是现代人的遗憾，现代人的遗憾也就是寇准的遗憾。
丁谓，字谓之，后改为公言。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
生于966年，正牌的科举进士。丁谓年少的时候就以才出名，当时著名文学家王禹偁看到丁谓寄来的作品后大惊，以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二百年来才有如此之作。可见他仕途之高，令人头晕，也就不足为怪了。淳化三年，也就是初登进士甲科之时，就担任了大理评事、饶州通判，相当于副省长。只过了一年，就调回了中央，以直史馆、太子中允的身份到福建路（北宋废“道”为“路”，初为征收赋税、转运漕粮而设，后逐渐带有行政区划和军区的性质）去采访。回来之后，就当地的茶盐等重要问题写了篇调查报告，引起了皇帝的重视，当上了转运使，相当于节度使，并且还兼职三司户部判官。不过，由于宋代派系斗争的传统，丁谓仕途后来也有起伏。
丁谓的才干，其实远在寇准之上。
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一个“一举而三役济”的故事，说的就是丁谓。大中祥符年间，禁宫失火，楼榭亭台，付之一炬。宋真宗命晋国公丁渭担负起灾后重建的重任，修葺宫廷。丁谓采取了“挖沟取土，解决土源；引水入沟，运输建材；废土建沟，处理垃圾”的重建方案，命人。
将街衢挖成壕沟以取土，再把水引入壕沟，以便将城外的建材通过水路运进城中，等房屋建好后，那些壕沟又成了废墟垃圾的回填场所，不仅“省费以亿方计”，还大大缩短了工期。这样精巧的规划、缜密的思维，即使是现代都市的规划师也未必想得到，只要看看城市里的马路有人恨不得装条拉链就知道了。
再看他另一件大事。丁谓官拜副相之后，四川一带发生了以王均为首的少数民族叛乱，中央先后征调大批兵马前往平乱，都被叛军打得落花流水。丁谓受命于危难之际，深入蛮地，竟然以兵不血刃之势，安抚了叛乱。
接下来看看寇准。
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比丁谓大五岁，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淳化五年为参知政事。寇准之所以能流芳百世，其实也只因一件事，那就是中学课本里讲的“澶渊之盟”。宋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大举侵宋，寇准力主抵抗，并促使宋真宗渡河亲征，与辽订立“澶渊之盟”，暂时稳定了局势。《宋史》上提到寇准最多的就是两个字“正直”。不过，说他“直”，没话讲；说他“正”，就值得重新考量了。
“澶渊之盟”后，有人对皇帝说：“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皇上听说过赌博吗？赌博就是倾其所有孤注一掷，寇准就是把您当作他的“孤注”啊。
这个比方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当时的中央并没有势力和辽国抗衡，会盟前，寇准曾经威胁和谈代表，说要是超过了某某数，就要砍他的头。想来皇帝听了这话，心上一定会隐隐作痛吧。
寇准一生为官远不止“三起三落”，但都是因其不“正”而导致的。仗着“澶渊之盟”有功，寇准的权力欲达到顶峰。“契丹既和，朝廷无事，寇准颇矜其功，虽上亦以此待准极厚。”因而，寇准得以毫无顾忌地大权独揽，实行宰相专政，常常居高临下咄咄逼人地左右皇帝。特别是在人事任免上，包括本来依制度不应由宰相插手的御史任用上，寇准都大权在握。史载：“准在中书，喜用寒峻，每御史阙，辄取敢言之士。”寇准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任，而不愿遵守规定，“尝除官，同列屡目吏持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谓进贤退不肖也。’因却而不视”。当时中央流行着一种偏见，瞧不起南方人，寇准也终生瞧不起南方人，一直排斥南方人。景德二年，14岁的晏殊以神童召试，时任宰相的寇准因为他“（属）江左人”，也想压制他。所以后来丁谓偏要把他贬到南方之南的雷州，让他病死在那里。
寇准第一次为相后不久即被他所瞧不起的南方人王钦若排挤罢相。罢相后出知陕州（今河南陕县），寇大人基本上不理政事，沿袭多年官场的旧习，终日宴游。“旧相出镇者，多不以吏事为意。寇准虽有重名，所至终日宴游。所爱伶人，或付与富室，辄厚有所得，然人皆乐之，不以为非也。”还有记载说寇准在知天雄军任上，与知雄州的李允则相互设宴，竞比奢华之事。大概因为政治失意，寇准终日与酒相伴，还曾写《醉题》一诗：“榴花满瓮拨寒醅，痛饮能令百恨开。大抵天真有高趣，腾腾须入醉乡来。”
有记载说，在一次过生日时，寇准大摆筵席，广邀宾客，当所有人到场之后，他突然穿出了一件新衣服，那是一种黄色且绣龙的皇帝制服，地地道道的龙袍！这消息立即披上了羽毛传进了京城。皇帝把宰相王旦叫来，问：“寇准乃反耶？”王旦听到大惊，立即表示去信呵斥，竟把大事化小了。
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六月，在王旦的力荐下，寇准重回权力之巅，任西府枢密正使。两个人本来应该同心合力，但寇准似乎不大瞧得起这个晚于他为相的同年。因此，他不是以合作的态度与王旦共事，而是不时地给他找些麻烦。史载：“（寇）准为枢密使，中书有事送枢密院，碍诏格，准即以闻。上谓（王）旦曰：‘中书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则？’旦拜谢曰：‘此实臣等过也。’中书吏既坐罚，枢密院吏惶恐告准曰：‘中书、枢密院日有相干，旧例只令诸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谢罪。’”就是说，寇准对东府送来的文件，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找差错，找到了，并不与东府商量，直接呈报给皇帝，借皇帝来责罚王旦，有意出东府的丑。
一报还一报，后来，东府的人也有样学样，凡西府送去的文件，他们也找岔子，以报复寇准。但王旦却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是直接把文书退给了枢密院，没有报告给宋真宗。当枢密院吏把这件事汇报给寇准时，寇准感到非常惭愧，第二天，见到王旦，对王旦说：“王同年大度如此耶！”
王旦的行为虽然让寇准感动不已，但寇准还是一有机会就不放过攻击王旦。他的行为与后来王旦处处保他相比较，真是“复复何言”。
当寇准得知将要被罢免枢密使时，便托人求王旦要更高一点的官（使相）。对于寇准这种跑官要官的做法，王旦感到很吃惊，说使相怎么可以自己要求呢，并表示他不私下接受别人的请托。王旦这种态度使寇准又羞又恼，“深恨之”。但当宋真宗问起王旦，寇准罢枢密使后应当给他个什么官时，王旦却说：“准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与使相，令处方面，其风采亦足为朝廷之光也。”在寇准为使相的任命颁出后，“准入见，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荐准者。准始愧叹，出语人曰：‘王同年器识，非准所可测也’”。
王旦为相12年，病重之际，宋真宗让人把王旦抬进宫中，问以后事：“卿万一有不讳，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谁乎？”王旦开始并不直接回答宋真宗的提问，仅说：“知臣莫若君。”宋真宗没办法，只好一一点名来问，王旦都不表态。最后，真宗只好请王旦直说：“试以卿意言之。”王旦这才说：“以臣之愚，莫若寇准。”但宋真宗对寇准的性格不满意，说：“准性刚褊，卿更思其次。”这时，王旦固执地坚持：“他人，臣不知也。”
在皇帝眼里，寇准心胸狭隘，又过于偏执。与其他大臣也屡有冲突。无论君子、小人，都不喜欢他，宋真宗因此也不愿碰这只烫手山芋。
但是，毕竟有王旦临死前的推荐，寇准终于找到了机会。天禧三年，永兴军内有个叫朱能的巡检，勾结内侍周怀政伪造了天书。寇准为了*热中此道的宋真宗，上奏云“天书降于乾佑山中”。果然此计奏效。十来天后，寇大人就被召赴京。到这年六月，王钦若因事下台，寇准为相。
然而，这一次，寇大人一上来就碰上了丁谓这样一个才气和才干都比他高的对手。寇准在和丁谓的争斗中，因为看不起刘皇后而得罪了她。担心自己的处境，寇大人决意发动政变。然而，机事不密，一次酒后失言，自己走漏消息，被丁谓的亲信觉察到了，很快寇大人就走上不归路，曾被寇准压制过的冯拯等多人纷纷出了口恶气。半年后，真宗还念念不忘：“寇准之居相位，多致人言。”
莫名其妙的是，“多致人言”的寇大人竟然也能名垂青史！唉，说到这里，不得不叹，有些事情，原本就不该这样。
有些事情，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