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惔，字真长，沛国萧人，汉室之裔，历司徒左长史、侍中、丹阳尹，故世称刘尹，为会稽王司马昱所信重，年三十六而卒。其人生卒年史书未载，但活跃于晋穆帝公元三四五年至公元三五六年（永和中）、约逝于公元三四九年至公元三四零年（永和四至五年间）则无可疑。《晋书》卷七五《刘惔传》极简略，反而是《世说新语》各篇中保存了大量关于刘惔的资料。该文章也主要以《世说》为依据来讨论刘惔的生平。
研究刘惔生平，先看东晋穆帝朝的政局。穆帝朝尤其是公元三四五年至公元三五六年（永和年间），是东晋一朝比较安定的时期，公元三六七年（永和十二年）里，内外门阀士族相维相制，北方后赵浸衰以至分裂，无力南图，因而形成了“中外无事十有余年”（《晋书》卷八《穆帝纪》史臣曰）的大环境，因而名士风流、清言隽永，就成了永和之政的重要标志。这一时期主要主持朝政的会稽王司马昱和扬州刺史殷浩，都以能清言著称；而司马昱最为信重的“入室之宾”刘惔与王濛，更是一代名士之宗。
然而，在永和年间的安定环境下，隐藏着不安定的因素。自公元三四二年左右（咸康末年）王导、庾亮相继而卒后，一直是王导外甥庐江何充与庾亮弟冰夹辅王室，而冰弟翼镇荆州，既互相合作、又彼此抗衡，然而穆帝即位两月之后庾冰即卒，次年庾翼卒，再次年何充卒。此数人去世后，元老名臣所余无几，而王庾二族亦无足以继承世业的子弟，不得已之下，何充于庾翼卒后调整朝局，以桓温代庾翼镇荆州，与先已镇徐州的皇太后父褚裒分居上下游要镇，而于中枢提拔夙负盛名的名士殷浩。何充曾自言：“桓温、褚裒为方伯，殷浩居门下，我可无劳矣。”以为这样就可以维持一个内外相维的安定局面。然而，不久何充即去世，代之辅政的是元帝幼子会稽王司马昱，司马昱继承了何充留下的格局，但是与何充略有不同的是，来自上游桓温的压力此时已经比较明显，故司马昱要倚任殷浩甚至褚裒来对抗桓温。然永和人物论雄才大略实无过于桓温者，殷、褚清名甚盛，但均无实际才干，司马昱本人被谢安评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亦可知其政治才华何如。随着桓温实力增加与威望上升，中枢诸人迟早将无力与之对抗，这是何充甚至司马昱都没有想到的。因而永和一朝的政局，于安定中寓危机，于风雅中寓凶险，虽不见刀光剑影，政治斗争却十分激烈。刘惔，就是活跃于这样一个时代。
刘惔为永和名士之首，长于清言，但于学理并无太多成就，也并无长篇大论的玄学著作，永和一朝名士大抵如田余庆先生所言：“他们一般的特点是嗜五石散，习南华言，浮华相扇，标榜为高……虽然鸿篇巨著不多，但一语惊人，便成名誉。”刘惔的身上自然也具备这样的特点，他交游广泛，嗜谈玄理，从老一辈的王导、支遁、蔡谟、何充，到同辈的王濛、桓温、殷浩、谢尚、许询、谢安等人，都与之有所交往，而且多有挥麈谈玄的记录，足称一代玄宗。而由于其身居高位，又为会稽王昱上客，兼与各方势力均有交游，其人较之其他名士（如许询、阮裕、高柔）必然更多的参与政治，而非仅是世人所习知的风流首望。然而，《晋书》本传中的刘惔形象却十分空洞，鲜见德言，且无政绩。为何名高当世的刘惔在正史中表现得如此无力呢？还是先以《世说新语》和《晋书》中可见的刘惔事迹为根据，来分析他的交游圈，并由此入手重塑他的形象。
永和年间与刘惔并称的，是太原王濛。王刘不仅并为会稽王上宾，皆长于清谈，而且交谊深厚。《世说新语·伤逝第十七》“王长史病笃”条云：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纳棺中，因恸绝。
同条刘孝标注引《王濛别传》云：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国刘惔与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虽友于之爱不能过也。
从现有史料看，王刘二人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是比较纯粹的友情，没有掺杂政治因素在内。或者可以这样说，此二人虽居清职，不关要任，他们的交往可以保持在单纯玄言酬对的层次。与刘惔交往形式类于王濛的，还有许询，许辟司徒掾不就，出入京邑，与当时名士*酬答，亦与刘惔至交。但在刘惔的交游圈内，刘王、刘许交情这一类型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如与桓温、殷浩以至会稽王昱的交往那样，带有或浓或淡的政治色彩。
刘惔与桓温的关系，相对与王濛的交往来说要复杂得多，二人少年友善，又是连襟，按常理说，应该关系极为友好，但实情远非如此。在玄学修养方面，刘惔自视为第一流，桓温则学无根柢，自然不可能成为刘惔日常谈论的同伴；在政治才能方面，刘惔倒是极为推重桓温，《晋书》卷九八《桓温传》载刘惔语云：“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猥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
桓温少年时并无名望，庾翼荐温于明帝，愿明帝“勿以常婿蓄之”就是明证，而刘惔彼时就已重其如此，可知两人相交之深。然而，庾翼卒后，何充将转桓温为荆州时，刘惔却又极力反对，《世说新语·识鉴第七》“小庾临终”条云：小庾（翼）临终，自表以子园客（按，爰之小字园客）为代，朝廷虑其不从命，未知所遣，乃共议用桓温。刘尹云：“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复制。”
又《晋书》卷七五《刘惔传》云：惔每奇温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温为荆州，惔言于帝（按，指会稽王昱，后为简文帝，故称）曰：“温不可使居形胜地，其位号常宜抑之。”劝帝自镇上流，而己为军司，帝不纳。又请自行，复不听。
按史称刘惔知桓温有“不臣之迹”，应不至如此，否则曾亲见王敦以上游之势凌践皇室的何充岂会容其西上？或许是后代作史者鉴于桓温晚节之跋扈、以及刘惔对他始终戒备的态度而作此论，但刘惔对桓温的观感由是可知。然而刘惔请抑桓温而以己为代，也并非只为政治安定，不顾军国之要，更非仅出于争名夺利，详见后论。
桓温出镇荆州，最大的问题是解决庾氏势力。庾氏自成帝公元三三四年（咸和九年）陶侃卒后即得荆州，至公元三四五年（永和元年）已历十一载，经营既久，根深蒂固。晋世荆州刺史例带都督诸军事号，所统兵力，除都督府兵、南蛮校尉府兵及诸州郡兵外，尚有另两支特殊军队，一为驻守襄阳或其附近的边将，多带梁州刺史或南中郎将、都督（或监、督，下同）梁州或沔中军事；一为郡治夏口的江夏相，通常带督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庾亮、庾翼兄弟初领荆州时，梁州刺史本是出身流民帅、久镇襄阳的桓宣，庾翼通过北伐将其排挤出襄阳，并借桓宣在北伐中失败之由解除其兵权，甚至夺取了本以桓宣部曲立郡的义成郡，交给长子庾方之。桓温到荆州后，不仅要夺取时镇夏口的庾翼次子庾爰之所部（实即原庾翼所领），还必须剥夺庾方之手中的义成郡，将久经战阵的沔中诸军掌握在手中，才能高枕无忧。据《晋书》卷七三《庾翼传》，代庾方之为义成太守、以征虏将军监沔中军事的，正是刘惔。
桓温为何携极力反对自己出任荆州的刘惔至镇，并处以沔中要地，现在已无可考知。一种可能是桓温犹念昔日情好，就像任谢奕以司马一样，虽然谢奕恃旧不虔、蓬首纵酒、不理机务，桓温仍以旧交容之；另一种可能，就是桓温确实切需刘惔压制沔中，如任袁乔以江夏相督三郡军事之比。两种可能中，作者比较倾向于后者，然而无论是哪种可能，在刘惔镇沔中的时期，从史料中仍然可以看出二人关系的复杂。《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桓大司马乘雪欲猎”条云：桓大司马（温）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许。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
同条刘孝标注引《语林》曰：宣武（按，温封南郡公，谥宣武）征还，刘尹数十里迎之。桓都不语，直云：“垂长衣，谈清言，竟是谁功？”刘答曰：“晋德灵长，功岂在尔？”
桓温自徐州征还，刘惔远迎数十里；桓温镇荆州后出猎，仍然先过刘惔；刘惔呼桓为“老贼”，更非寻常僚属甚至亲友所宜称，可见二人私交依然密切。然而上引二人互相嘲谑之词中却暗藏玄机。桓温谓刘惔能“垂长衣，谈清言”是赖于桓之事功，刘惔则以“晋德灵长”为言，于自我解嘲之外，似亦有警告桓温之意。二人不废交情而政治对立，可以说是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产生的奇异现象。
会稽王仗以对抗桓温荆州势力的，是名士殷浩，殷浩少年不就征辟，而长于清谈，故名高当世，时人拟之管葛。刘惔与殷浩的关系原本也是相当好的，两人不仅是谈论之友，在政治上也都属于会稽王一派，《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很多刘殷诸人相聚清谈的轶事。如《世说新语·赏誉第八》“王仲祖、刘真长造殷中军谈”条云：王仲祖（濛）、刘真长造殷中军（浩）谈，谈竟俱载去。刘谓王曰：“渊源真可（按，浩字渊源）。”王曰：“卿故堕其云雾中。”
可见刘惔对殷浩的谈论很是赞赏。又同书《识鉴第七》“王仲祖、谢仁祖、刘真长俱至丹阳墓所省殷扬州”条云：
王仲祖、谢仁祖（尚）、刘真长俱至丹阳墓所省殷扬州（浩），殊有确然之志。既反，王谢相谓曰：“渊源不起，当如苍生何？”深为忧叹。刘曰：“卿诸人真忧渊源不起邪？”
按王刘殷谢既以清谈相尚，又同为会稽王所敬待甚至倚仗，此时殷浩尚未表现出仕进之志，声望极高，与谢安坚卧东山以养名望走的是同一条路。王谢见殷浩坚决不仕，忧及社稷，刘惔却认定殷浩必将出山，可见其对殷浩了解颇深。然而殷浩手握中枢大权后，与刘惔关系却有所恶化。如《世说新语·轻诋第二十六》“谢镇西书与殷扬州”条云：谢镇西（尚）书与殷扬州，为真长求会稽，殷答曰：“真长标同伐异，侠之大者。常谓使君降阶为甚，乃复为之驱驰邪？”
刘惔性峭拔，见同书《赏誉第八》“谢车骑问谢公”条：谢车骑（玄）问谢公（安）：“真长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见耳。阿见子敬（按，王献之字子敬），尚使人不能已。”
同条注曰：
推此言意，则安以玄不见真长，故不重耳。见子敬尚重之，况真长乎？可知刘惔虽崖岸自高，允为一代名士，殷浩讥以“标同伐异，侠之大者”，又嘲谢尚以“降阶为甚，乃复为之驱驰”，非公平之论，故后人以入《轻诋》。又同书《文学第四》“殷中军尝至刘尹所”条云：殷中军尝至刘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游辞不已，刘亦不复答。殷去后，乃云：“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
按“馨”字晋宋人常用为形容词或副词语尾，如今“般、样”之义，“尔馨”犹言“如此、这种”。刘惔盖鄙殷浩，故谓之。由此似亦可见二人内实不协。殷刘之间的矛盾究竟因何而起，今已不可知，以理揆之，或与二人政治理念有关。《世说新语·政事第三》“殷浩始作扬州”条云：殷浩始作扬州，刘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襥。人问其故，答曰：“刺史严，不敢夜行。”
按殷浩为政严刻，自其以元老蔡谟不肯拜司徒而奏推之、几置之于死地之事可知。刘惔在郡以镇静信诚为主、风尘不能移，见《世说新语·德行第一》“刘尹在郡”条注引《刘尹别传》，类于王导“宽小过，总大纲”的方针。殷刘政治理念格格不入，而交谊竟也由此而败，或由刘尹峭拔、而殷浩严急之故。
另一个与刘惔关系深厚的政治人物，是会稽王司马昱。司马昱是元帝之子、穆帝叔祖，何充亡后，褚裒征入，有入相之望。《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何骠骑亡后”条云：
何骠骑（充）亡后，征褚公（裒）入。既至石头，王长史、刘尹同诣褚，褚曰：“真长，何以处我？”真长顾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视王，王曰：“国自有周公（按指会稽王昱）。”
刘惔虽使褚裒问王濛，实际二人既然同行，其意相同可想而知。又当时主张由会稽王辅政的，不止王刘二人。上引同条注云：《晋阳秋》曰：“充之卒，议者谓太后父裒宜秉朝政。裒自丹徒入朝，吏部尚书刘遐劝裒曰：‘会稽王令德，国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长史王胡之亦劝归藩，于是固辞归京。”
由此可知，王刘二人代表的是当时朝士推戴会稽王的潮流，并非个人之举，且由《晋书》卷八《穆帝纪》可知，会稽王昱在前一年已经录尚书六条事，实际上成为何充之副，参掌朝权。因此褚裒以皇太后之父、老一代名士、徐兖二州刺史的三重身份，仍然不得不还镇京口，让权与会稽王。
虽然大势如此，但作为实际劝说褚裒的人选，王刘二人仍可以说为会稽王尽了很大力量。然而会稽王执政后，二人在朝廷中的发言权却并不大。《世说新语·品藻第九》“王长史求东阳”条云：王长史求东阳，抚军（按即会稽王昱，时官抚军大将军）不用。后疾笃，临终，抚军哀叹曰：“吾将负仲祖。”于此命用之。长史曰：“人言会稽王痴，真痴。”
按王濛求东阳，非如当时一般官员以聚敛不足或家贫而求补郡县，实有为治之意，见同书《政事第三》“山遐去东阳”条：山遐去东阳，王长史就简文索东阳，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静致治。”
山遐为政刚猛，摧抑豪强，当时以为“政虽不伦，公强官长也”。王濛言山遐政猛，己若往东阳，以宽厚为政，可致大治。王濛之请，会稽王许之亦可，不许亦可，孰知初既不许，待其将亡又用之以释憾，徒存虚名，无补实际，反觉可笑。又刘惔前一年曾劝会稽王自镇荆州而不获许，当时荆州庾翼初丧，若以宽厚无为的会稽王自身出镇，而用刘惔为军司辅之，虽然仍难免与中枢龃龉，亦难以北伐成功，却可避免桓温觊觎晋鼎之举，并可因此免去上下游争相北伐捞取政治资本带来的实力损耗，成汉衰弱腐朽，亦未必非桓温不能平定。与桓温镇荆州后连年北伐中原借以威慑中枢的做法相比，于东晋王朝孰为更加有利还难说得很。会稽王轻易放弃了这一机会，而以野心**的桓温西上，其才力又不足制约西陕，最终造成“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局面。可见会稽王对刘惔的意见亦不重视。以此三条对读，可知会稽王不过以王刘为清谈宾友而已，在政治上实际并不采纳二人意见。而会稽王在中枢所倚任的名士殷浩，如上文所言又为政严急，不允众心。殷浩欲杀蔡谟，其素倚以为助的徐兖二州刺史荀羡声言：“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举！”言下已有决裂之意，他人可知。仅以此数条而论，谢安以会稽王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就可说实是的评；而刘惔在会稽王主导的中央*中无所作为，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有盛誉无事迹的刘恢
与刘惔约略同时的沛国刘氏人物，还有一个刘恢。刘恢事迹不见于《晋书》，而仅存于《世说新语》的两章短文之中。其一，《世说新语·赏誉第八》“庾稚恭与桓温书”条云：
庾稚恭（翼）与桓温书，称：“刘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义怀通乐，既佳，且足作友，正实良器，推此与君同济艰不（按同“否”）者也。”
同条注云：宋明帝《文章志》云：“刘恢字道生，沛国人。识局明济，有文武才。王濛每称其思理淹通，蕃屏之高选。为车骑司马，年三十六卒，赠前将军。”
另条见同书《排调第二十五》“袁羊尝诣刘恢”条：
袁羊（按，袁乔小字羊）尝诣刘恢，恢在内眠未起。袁因作诗调之曰：“角枕粲文茵，锦衾烂长筵。”刘尚晋明帝女，主见诗不平，曰：“袁羊，古之遗狂！”
同条注云：《晋阳秋》曰：恢尚庐陵长公主，名南弟。
按自上引两条《世说》及其注中，读者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信息：
一、刘恢受庾翼赏识，从庾翼对他工作态度和才能的评价看，可能担任了庾翼的僚属。
二、王濛对刘恢评价很高，认为他长于玄理，又是方镇佳选。宋明帝也称其“识局明济，有文武才”。
三、刘恢曾任车骑司马，赠前将军。
四、刘恢与袁乔交情甚好。
五、刘恢尚庐陵长公主，是晋明帝女婿。
根据这数条，可以再作出一点推论：刘恢与庾翼关系密切，任庾翼僚属，又是晋明帝女婿，为庾氏甥婿，桓温连襟。这样一来，庾翼写信给桓温时提到刘恢，很可能不是向桓温介绍自己新发现的人才，而是与他谈论一个双方都熟悉的人的工作表现，同时对此人作出全面性评价。虽然没有确实的证据，但从书信文句和情理两方面推断，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说到这里，读者不得不奇怪了。一个同时受到庾翼、王濛赏识的文武全才，又与名士首望刘惔同族，还联姻帝室，与桓温不但是连襟而且熟稔。这样的人物实在不该停留在车骑司马这个或可谓之要任、却不能独当一面的位置，即使不幸终于此职，以东晋南朝人好作家传的习惯，也不该没有一篇《别传》记录其生前事迹，反而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时，只能以晚出的宋明帝《文章志》为据来叙述其生平，而且即使《文章志》也只能对刘恢作出简括的评价，说得直白一些，便是无事实可纪。既无事实可纪，何来如是高名？况且，《晋书》称刘惔尚明帝女庐陵公主，以晋室之重礼法，公主就算改嫁，也无嫁与前夫同族之理。这又是怎么回事？
四、刘恢等于刘惔？
在以上的探索中，似乎有一个问题：载于《世说新语》且有高名的刘恢形象越来越难以成立。既然已经以假设打破了《世说新语》记载的刘恢形象，而且感觉还能自圆其说，那么是不是可以继续大胆假设下去呢？只要最终可以证实假设成立就万事大吉了。一种可能的假设就是：有高名而无事迹的刘恢和风流名士刘惔根本就是一个人，两人形象之所以会分化，原因在于名字的误写，而且从刘宋一直误到现代，甚至连刘孝标这样广读群书的注家都没能注意到这一点。
事实上，清人吴仕鉴在《晋书斠注》中已经指出了此点，而近人余嘉锡先生进一步发挥此说，详载于《世说新语笺疏》中卷下《赏誉第八下》“庾稚恭与桓温书”条笺疏，其论云：
《晋书·刘惔传》曰：“字真长，沛国相人也。”吴仕鉴《斠注》曰：“《世说》《德行篇》注引《刘尹别传》作沛国萧人。又赏誉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曰：‘刘恢字道生，沛国人。’案本传云：迁丹阳尹。《隋志》亦云：‘梁有丹阳尹刘恢集二卷，亡。’本传云：‘年三十六。’《世说》注引《文章志》亦云三十六卒。是刘恢皆为刘惔之讹。惟一字真长，一字道生。或古人亦有两字欤？”
嘉锡案：刘惔传云：“尚明帝女庐陵公主。”而本书《排调篇》“袁羊尝诣刘恢”条云：“刘尚晋明帝女。”注引《晋阳秋》曰：“恢尚庐陵长公主，名南弟。”益可证其为一人。《佚存丛书》本《蒙求》“刘恢倾酿”句下李翰自注引《世说》曰：“刘恢字真长，为丹阳尹，常云：‘见何次道饮酒，使人欲倾家酿。’”案此事见本篇，作“刘尹云，见何次道”云云。而《蒙求》以为真长名恢，亦可为古本《世说》恢、惔互出之证。然孝标注书，于一人仕履，例不重叙。真长始末已见《德行篇》“刘尹在郡”条下。而于此又别引《文章志》，则亦未悟其为一人也。本书《言语篇》云：“竺道潜在简文座，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高僧传》卷四《竺道潜传》作“沛国刘恢嘲之”云云。《刘惔传》不云“为车骑司马，赠前将军”，此可以补史阙。
嘉锡又案：《魏志·管辂传》引《晋诸公赞》曰：“刘邠位至太子仆。子粹，字纯嘏，侍中。次宏，字终嘏，太常。次汉，字仲嘏，光禄大夫。宏子耽，晋陵内史。耽子恢，字真长，尹丹阳，为中兴名士也。”所叙恢祖父名字，与本书《赏誉上》篇“洛中雅雅有三嘏”条及《晋书·刘惔传》并合。惟仲嘏之名，《赏誉上》作“漠”、《晋书》作“潢”为异耳。而真长之名，则一作恢、一作惔，其官又同为丹阳尹。然则恢之与惔即是一人，无疑也。
余先生此论甚长，但仅以尚主、籍贯及《隋志》、《三国志》裴注记载便断定刘惔必与刘恢为一人，感觉说服力尚有不足。事实上徐震堮先生在《世说新语校笺》中就认为上引“袁羊尝诣刘恢”条中的“刘恢”均为“刘惔”之误，而于“庾稚恭与桓温书”条不言刘恢之名有误，言外之意，刘恢与刘惔是两个人，只是“袁羊尝诣刘恢”一条因为某种原因导致各版本都抄录错了而已。又二刘籍贯相同不足以否定二人实为一人，且《隋志》、裴注虽然均有可确定应为“刘惔”而误为“刘恢”者，也不能据此便认为《世说新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此，要证明二人的同一性，还需要寻找其他证据。而考察刘恢的历官赠官，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按前引“庾稚恭与桓温书”条注引宋明帝《文章志》，刘恢曾任车骑司马，赠前将军。《宋书》卷四零《百官志下》末尾列出一份官品，云“凡新置不见此条者，随秩位所视。盖右所定也。”这缺失的两字，一般公认为“”二字，则补全后该句为“……盖右所定也。”也就是说，这是一份西晋官品。而《宋书·百官志》末尾列出西晋官品，并特别指出“凡新置不见此条者，随秩位所视”，证明刘宋官员品秩是以西晋制度为本的，只有个别新置官员不在西晋官品包含范围内，才采用“品视某官”的方式标记。同时众所周知，刘宋官制直接承袭东晋，因此西晋、东晋、刘宋三朝的官品基本可以划上等号。按照这份官品看，车骑司马属于“抚军以上及持节都督领护长史、司马”，官第六品，而前将军则属于“诸征、镇至龙骧将军”的序列，官第三品。魏晋南朝赠官之制，赠官当与生前居官品级大致相等，第六品的车骑司马如果没有特别的表现如死于王事之类，是不可能超赠三品将军的，而司马为军府上佐，车骑又是重号，如果身为车骑司马的刘恢战死于外，史书中也应当提及，不可能无声无息。因此可以推断是，车骑司马只是刘恢历官的某个阶段，不是最终任职，其最终任职应当是三品左右的*。
既然说到车骑司马，那就看看刘恢生活的年代究竟有谁曾任车骑将军。刘恢受庾翼赞赏，被王濛青目，与袁乔友善，可能还是桓温的熟人。庾翼是刘恢上司，暂且不论，其他三人年辈应与刘恢相似。按王濛公元三四五年左右（永和初）卒，年三十九，已见前引；袁乔《晋书》卷八三有传，言平蜀后与桓温分道击破隗文、邓定之叛，寻卒，年三十六；桓温晋孝武帝公元三七三年（宁康元年）卒，年六十二，刘恢则当生于西晋怀帝公元三一二年（永嘉六年），公元三四五年（永和元年）时三十四岁。据此，则刘恢也应生活于穆帝朝前后，而其为庾翼所知，出仕应早在成康二帝之时。检《晋书》卷七《成帝、康帝纪》，成帝朝曾任车骑将军者有郗鉴、南顿王司马宗、东海王司马冲，康帝时任车骑将军的只有庾冰。按刘恢如与桓温年辈相近，成帝咸和元年尚是十几岁的少年，不可能任郗鉴或南顿王宗的司马；东海王冲任车骑将军在成帝咸和九年（按拜车骑时已十二月，应在公元三三五年（咸康元年）至公元三四零年（咸康五年），当时刘恢大概是二十多岁，依其逝世年龄算来比较可能；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任庾冰的司马，庾冰于康帝公元三四三年（建元元年）加车骑将军，公元三四三年（建元二年）卒，计算起来当时刘恢应该是三十出头。但如果三十出头尚为六品官的话，似乎很难在三十六岁做到三品*，因此该篇采刘恢为东海王冲司马的说法。东海王冲于成帝公元三三九年（咸康六年）迁骠骑将军，公元三四一年（咸康八年）卒，《文章志》言刘恢为车骑司马，不言转骠骑司马，或未随府而转，而是另任他职，或即出都为庾翼僚属，故庾翼作书与桓温，赞其才略。然自此以后刘恢任职经历即难以考证。
到了这里，读者暂时放下刘恢，回头看一下刘惔的任职经历。《世说新语·德行第一》“刘尹在郡”条注引《刘尹别传》，谓刘惔曾任司徒左长史、侍中、丹阳尹。又《初学记》卷十一引何法盛《晋中兴书》云（《太平御览》卷二二零所引同）：刘恢，字真长。少清峻。与王濛为中书郎。时人以濛比袁曜卿。以恢比荀奉倩。这里“刘恢”显然是“刘惔”之误，则刘惔又曾任中书郎。
按《宋书·百官志》不言司徒长史官品，但言诸公府长史秩千石，从事中郎六百石，而公府从事中郎第六品，意公府长史司马应不低于第六品。桓温的谋士郗超自中书侍郎转司徒左长史，中书侍郎（即中书郎）五品，且于《宋书》所载晋官品中列于五品前列，则可知司徒左长史不低于五品；又前引王濛以司徒左长史求为东阳，晋制，郡国守相皆五品，东阳又非大郡，似亦可证明司徒左长史为五品官。依上文推测原理，刘惔为司徒左长史亦当在成康二帝时。成帝朝曾任司徒的只有王导和琅邪王司马岳二人，康帝时未任命司徒。按司徒府与他府不同，虽无司徒亦置长史及属僚，盖因其事务繁多，不可一日或缺。因此刘惔究竟为何人长史并不重要，但其在成康二朝间任此职则确定无疑。
在任司徒左长史之后，刘惔任过侍中、丹阳尹，按照《晋书》卷七三《庾翼传》记载，尚曾任征虏将军、义成太守、监沔中军事。作者认为刘惔应是先任侍中，然后以征虏将军出镇沔中，而非由司徒左长史直接出镇，原因在于东晋文武换职时尽量力求官品一致，如要鼓励文官任武职，军号相对原官或许会有所提升，但幅度有限。《晋书》卷七九《谢尚传》云：迁会稽王友，入补给事黄门侍郎，出为建武将军、历阳太守，转督江夏义阳随三郡军事、江夏相，将军如故。
按《宋书·百官志》黄门侍郎第五品，建武将军为“五武”之一，第四品，这大概是由于谢尚“辍黄散以授军旅”、行为值得鼓励的缘故，但也不过提升一级而已。刘惔出镇沔中，所带征虏将军军号在第三品，与侍中同阶，而司徒左长史据前推测应在第五品，一个五品官员骤以三品将军出居要地，未免资望太轻。然而，如果刘惔之前经历过侍中一职的话，这一迁升顺序就可以获得解释，因为侍中为清要之任，常在帝侧，位望甚重；又司徒左长史迁侍中的记载虽未检得，但郗超自司徒左长史迁散骑常侍却见于本传，而晋朝散骑常侍位望甚重，位次侍中而已，不似南朝之轻，则以司徒左长史迁侍中亦无不可。自此再以侍中加重号出镇沔中，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作者主张刘惔的升迁路线是中书郎——司徒左长史——侍中——征虏将军、义成太守、监沔中军事——丹阳尹。
不过，刘惔的历官也有问题，刘惔尚主后以驸马都尉奉朝请，见《晋书·职官志》，之后历官记载就直接从见于《初学记》所引《晋中兴书》的中书郎开始，可是驸马都尉虽然官第六品，但与中书郎这一要职之间轻重悬异，而中书郎关掌机要，并非仅凭某个权臣的意愿就可以超越用之，虽然刘惔声名极隆，也没有自驸马都尉奉朝请直升中书郎的道理。于是在刘惔的历官次序中出现了一个断层。然而，如果把刘惔与刘恢的历官结合起来看，就完全可以解释了。刘恢曾任车骑司马，这个位置正好与驸马都尉同是第六品，而且车骑司马为重号将军军府僚属，以此而言则不为轻；东海王冲为帝叔，位尊而无实权，以此而言亦不为重，正处季孟之间，刘惔自驸马都尉迁升车骑司马，其位稍重，于理可通。以年龄计之，刘任车骑司马应在其二十余岁时，也可证明此点。其解车骑司马后出都为庾翼僚属，深得庾翼好评，而不久还为中书郎，又是自六品晋至五品，似乎可以认为是受到庾翼赏识的结果。之后刘历迁司徒左长史、侍中、征虏将军义成太守监沔中军事、丹阳尹，终于丹阳尹任上，而丹阳尹正是三品官，与所赠前将军品级严密契合。这才是作者认为刘惔与刘恢为同一人的最重要原因。
另外，刘恢与王濛、袁乔、桓温等人相友善，袁乔姑且不论，王、桓也都是刘惔的好友。按理说，刘恢与刘惔同为沛国刘氏子弟，年龄相近，交友亦相类，又皆能玄言，理当关系密切，但《世说新语》中却不见他与刘惔来往的任何记载。又王濛为会稽王上客，与刘惔一样交游广泛，他对刘恢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刘氏声誉必然盛极一时，但竟也找不到刘恢与其他名士交往的记录，这难道不奇怪吗？这样的奇怪现象，只能从二刘本是一人方面求得解释。
说到这里，大概还有两点疑问没能廓清。一是刘惔字真长，人所共知，而刘恢则字道生。二是刘惔在郡以无为为治，孙绰诔以“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而刘恢号称有文武才，为蕃屏高选，两人政治才能似乎也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然而这两点都可以解释。
史言刘恢字道生，与刘惔字真长不同，吴仕鉴认为是一人两字，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道生”或是小字，晋人称人小字已成风习，无论称人者还是被称者均不以为轻*。“道生”者，是因天师道而得生之意。刘惔本籍沛国，过江居京口，沛国属徐州，而当时青徐二州滨海地带士庶多有奉天师道者，此风流布，濡染内地亦所难免，京口又多青徐流民，则刘惔家奉道也不足为奇，长辈给子孙起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小字，更是理所当然。
至于刘惔“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之评，实际上与王导晚年所谓“世谓我愦愦，后人当思我愦愦”之意相同，其为政方针仍是东晋开国以来王导所倡的“不存小察、弘以大纲”。这种方针的特点是“宽小过，总大纲”，以和靖致治。以此为政虽未免宽纵豪右，但于内部矛盾重重的东晋王朝而言，却非此不能保持大局的稳定，刘惔为郡以镇静信诚为治，风尘所不能移，已见前引，当是深得王导政崇简易的精髓，实际上与桓温“全欲德被江汉，耻以威刑率物”的方针也是一样的。因此不能以刘惔在郡无为即认为其是空谈之士。
能表现刘惔政治才能的事件，除其在郡以镇静为政之外，还有另外一件，即受命出镇沔中。此事现在已无直接记载，但从桓温以刘惔镇沔中一事的背景和之后情形，或许能看出一些端倪。
以襄阳为中心的沔中之地本由桓宣戍守。庾翼于康帝公元三四三年（建元元年）进屯襄阳，排挤桓宣，次年桓宣发愤而卒，庾翼遂以长子方之为义成太守，代领桓宣所部，同时留司马应诞镇襄阳，命参军司马勋以梁州刺史戍西城，对沔中地区形成严密控制。这种严密的布置，当然主要是为了形成互相支援的对外防御体系，但在荆州易手之际，却也给必须控制汉沔要地的桓温出了难题。司马勋身在西城，距襄阳略远，又是晚渡荒人，于庾氏不甚亲密，尚可通过拉拢方式解决，但庾方之作为剥夺权力的主要目标，应诞以庾翼司马出镇新得之地襄阳，可想而知是庾氏亲信将领，二人又都手握兵力，如果不能妥善处置，必然造成动乱，甚至会威胁到桓温对整个荆州都督区的控制。桓温敢于在如此时期将刘惔放在这个位置上，想必是对他的手段有一定信心。
刘惔到沔中后的行事虽不见诸史传，但想必是以极其老辣的手段迅速控制了局势，在没有伤及沔中元气的情况下解决了庾氏势力。否则次年桓温伐蜀，恐怕也轮不到刘惔后任、以江夏相监沔中诸戍并督三郡军事的袁乔担任先锋。当然，田余庆先生在研究王庾江州之争的过程中已经指出：“有许多本来只能由武装冲突来解决的问题，在现存的简括的史料中竟然都是和平过程，这很难令人相信。”但即使刘惔夺取沔中之事也属于田先生所论述的情况之列，也无损于对其人能力的估计，毕竟这种棘手问题即使武力解决也有相当难度。刘惔在解决沔中问题中的表现，也正合王濛“蕃屏之高选”的评价，与庾翼的评论和宋明帝《文章志》的记载亦能契合。
刘惔另一可为人称道的，是其出色的远见。除料桓温得荆州则不可复制以外，还有一件事也是值得一提的。《世说新语·识鉴第七》“桓公将伐蜀”条云：
桓公将伐蜀，在事诸贤咸以李势在蜀既久，承藉累叶，且形据上流，三峡未易可克。唯刘尹曰：“伊必能克蜀。观其蒲博，不必得则不为。”
桓温公元三五六年（永和二年）十一月伐蜀，拜表辄行，公元三五七年（永和三年）正月即克成都，果如刘惔之言。
把以上几点合起来，刘惔与刘恢为同一人的说法想必变得甚为可信了吧。此时门阀士族尚有生命力，名士能用兵者见于正史的即有袁乔、谢尚、王恬、荀羡等人，因此刘惔不似一般认为的那样但能清谈也不足为奇。
刘惔在沔中的时间不长，公元三五五年（永和元年）八月桓温西上，以刘惔镇沔中，次年正月何充卒，二月会稽王辅政，三月殷浩拜扬州，参前王刘二人共阻褚裒入相之语，则刘惔当是在何充逝后不久甚至逝前即已征还，其后代刘惔监沔中诸戍的是江夏相袁乔。按袁乔自徐州随桓温至荆州，初任安西咨议参军、长沙相，未到职，后乃继刘惔镇沔中，因此我有些怀疑前引“袁羊尝诣刘恢（惔）”条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襄阳，然而并无根据，只得付之阙如。
五、结论
经过以上论证过程，可以推知永和名士之首刘惔并非千年以来史家所公认的清谈客，而是才兼文武、且甚有远见的政治人物。其在正史上地位不高，不是因为欠缺政治才能，而是由于会稽王以之为清谈宾友，政治上并不重视其意见，而其本身又早逝的缘故。限于对资料的掌握，该篇论述中掺杂了许多推论，不敢说确凿，仅为一种观点而已。
研究刘惔生平，先看东晋穆帝朝的政局。穆帝朝尤其是公元三四五年至公元三五六年（永和年间），是东晋一朝比较安定的时期，公元三六七年（永和十二年）里，内外门阀士族相维相制，北方后赵浸衰以至分裂，无力南图，因而形成了“中外无事十有余年”（《晋书》卷八《穆帝纪》史臣曰）的大环境，因而名士风流、清言隽永，就成了永和之政的重要标志。这一时期主要主持朝政的会稽王司马昱和扬州刺史殷浩，都以能清言著称；而司马昱最为信重的“入室之宾”刘惔与王濛，更是一代名士之宗。
然而，在永和年间的安定环境下，隐藏着不安定的因素。自公元三四二年左右（咸康末年）王导、庾亮相继而卒后，一直是王导外甥庐江何充与庾亮弟冰夹辅王室，而冰弟翼镇荆州，既互相合作、又彼此抗衡，然而穆帝即位两月之后庾冰即卒，次年庾翼卒，再次年何充卒。此数人去世后，元老名臣所余无几，而王庾二族亦无足以继承世业的子弟，不得已之下，何充于庾翼卒后调整朝局，以桓温代庾翼镇荆州，与先已镇徐州的皇太后父褚裒分居上下游要镇，而于中枢提拔夙负盛名的名士殷浩。何充曾自言：“桓温、褚裒为方伯，殷浩居门下，我可无劳矣。”以为这样就可以维持一个内外相维的安定局面。然而，不久何充即去世，代之辅政的是元帝幼子会稽王司马昱，司马昱继承了何充留下的格局，但是与何充略有不同的是，来自上游桓温的压力此时已经比较明显，故司马昱要倚任殷浩甚至褚裒来对抗桓温。然永和人物论雄才大略实无过于桓温者，殷、褚清名甚盛，但均无实际才干，司马昱本人被谢安评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亦可知其政治才华何如。随着桓温实力增加与威望上升，中枢诸人迟早将无力与之对抗，这是何充甚至司马昱都没有想到的。因而永和一朝的政局，于安定中寓危机，于风雅中寓凶险，虽不见刀光剑影，政治斗争却十分激烈。刘惔，就是活跃于这样一个时代。
刘惔为永和名士之首，长于清言，但于学理并无太多成就，也并无长篇大论的玄学著作，永和一朝名士大抵如田余庆先生所言：“他们一般的特点是嗜五石散，习南华言，浮华相扇，标榜为高……虽然鸿篇巨著不多，但一语惊人，便成名誉。”刘惔的身上自然也具备这样的特点，他交游广泛，嗜谈玄理，从老一辈的王导、支遁、蔡谟、何充，到同辈的王濛、桓温、殷浩、谢尚、许询、谢安等人，都与之有所交往，而且多有挥麈谈玄的记录，足称一代玄宗。而由于其身居高位，又为会稽王昱上客，兼与各方势力均有交游，其人较之其他名士（如许询、阮裕、高柔）必然更多的参与政治，而非仅是世人所习知的风流首望。然而，《晋书》本传中的刘惔形象却十分空洞，鲜见德言，且无政绩。为何名高当世的刘惔在正史中表现得如此无力呢？还是先以《世说新语》和《晋书》中可见的刘惔事迹为根据，来分析他的交游圈，并由此入手重塑他的形象。
永和年间与刘惔并称的，是太原王濛。王刘不仅并为会稽王上宾，皆长于清谈，而且交谊深厚。《世说新语·伤逝第十七》“王长史病笃”条云：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纳棺中，因恸绝。
同条刘孝标注引《王濛别传》云：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国刘惔与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虽友于之爱不能过也。
从现有史料看，王刘二人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是比较纯粹的友情，没有掺杂政治因素在内。或者可以这样说，此二人虽居清职，不关要任，他们的交往可以保持在单纯玄言酬对的层次。与刘惔交往形式类于王濛的，还有许询，许辟司徒掾不就，出入京邑，与当时名士*酬答，亦与刘惔至交。但在刘惔的交游圈内，刘王、刘许交情这一类型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如与桓温、殷浩以至会稽王昱的交往那样，带有或浓或淡的政治色彩。
刘惔与桓温的关系，相对与王濛的交往来说要复杂得多，二人少年友善，又是连襟，按常理说，应该关系极为友好，但实情远非如此。在玄学修养方面，刘惔自视为第一流，桓温则学无根柢，自然不可能成为刘惔日常谈论的同伴；在政治才能方面，刘惔倒是极为推重桓温，《晋书》卷九八《桓温传》载刘惔语云：“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猥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
桓温少年时并无名望，庾翼荐温于明帝，愿明帝“勿以常婿蓄之”就是明证，而刘惔彼时就已重其如此，可知两人相交之深。然而，庾翼卒后，何充将转桓温为荆州时，刘惔却又极力反对，《世说新语·识鉴第七》“小庾临终”条云：小庾（翼）临终，自表以子园客（按，爰之小字园客）为代，朝廷虑其不从命，未知所遣，乃共议用桓温。刘尹云：“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复制。”
又《晋书》卷七五《刘惔传》云：惔每奇温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温为荆州，惔言于帝（按，指会稽王昱，后为简文帝，故称）曰：“温不可使居形胜地，其位号常宜抑之。”劝帝自镇上流，而己为军司，帝不纳。又请自行，复不听。
按史称刘惔知桓温有“不臣之迹”，应不至如此，否则曾亲见王敦以上游之势凌践皇室的何充岂会容其西上？或许是后代作史者鉴于桓温晚节之跋扈、以及刘惔对他始终戒备的态度而作此论，但刘惔对桓温的观感由是可知。然而刘惔请抑桓温而以己为代，也并非只为政治安定，不顾军国之要，更非仅出于争名夺利，详见后论。
桓温出镇荆州，最大的问题是解决庾氏势力。庾氏自成帝公元三三四年（咸和九年）陶侃卒后即得荆州，至公元三四五年（永和元年）已历十一载，经营既久，根深蒂固。晋世荆州刺史例带都督诸军事号，所统兵力，除都督府兵、南蛮校尉府兵及诸州郡兵外，尚有另两支特殊军队，一为驻守襄阳或其附近的边将，多带梁州刺史或南中郎将、都督（或监、督，下同）梁州或沔中军事；一为郡治夏口的江夏相，通常带督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庾亮、庾翼兄弟初领荆州时，梁州刺史本是出身流民帅、久镇襄阳的桓宣，庾翼通过北伐将其排挤出襄阳，并借桓宣在北伐中失败之由解除其兵权，甚至夺取了本以桓宣部曲立郡的义成郡，交给长子庾方之。桓温到荆州后，不仅要夺取时镇夏口的庾翼次子庾爰之所部（实即原庾翼所领），还必须剥夺庾方之手中的义成郡，将久经战阵的沔中诸军掌握在手中，才能高枕无忧。据《晋书》卷七三《庾翼传》，代庾方之为义成太守、以征虏将军监沔中军事的，正是刘惔。
桓温为何携极力反对自己出任荆州的刘惔至镇，并处以沔中要地，现在已无可考知。一种可能是桓温犹念昔日情好，就像任谢奕以司马一样，虽然谢奕恃旧不虔、蓬首纵酒、不理机务，桓温仍以旧交容之；另一种可能，就是桓温确实切需刘惔压制沔中，如任袁乔以江夏相督三郡军事之比。两种可能中，作者比较倾向于后者，然而无论是哪种可能，在刘惔镇沔中的时期，从史料中仍然可以看出二人关系的复杂。《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桓大司马乘雪欲猎”条云：桓大司马（温）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许。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
同条刘孝标注引《语林》曰：宣武（按，温封南郡公，谥宣武）征还，刘尹数十里迎之。桓都不语，直云：“垂长衣，谈清言，竟是谁功？”刘答曰：“晋德灵长，功岂在尔？”
桓温自徐州征还，刘惔远迎数十里；桓温镇荆州后出猎，仍然先过刘惔；刘惔呼桓为“老贼”，更非寻常僚属甚至亲友所宜称，可见二人私交依然密切。然而上引二人互相嘲谑之词中却暗藏玄机。桓温谓刘惔能“垂长衣，谈清言”是赖于桓之事功，刘惔则以“晋德灵长”为言，于自我解嘲之外，似亦有警告桓温之意。二人不废交情而政治对立，可以说是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产生的奇异现象。
会稽王仗以对抗桓温荆州势力的，是名士殷浩，殷浩少年不就征辟，而长于清谈，故名高当世，时人拟之管葛。刘惔与殷浩的关系原本也是相当好的，两人不仅是谈论之友，在政治上也都属于会稽王一派，《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很多刘殷诸人相聚清谈的轶事。如《世说新语·赏誉第八》“王仲祖、刘真长造殷中军谈”条云：王仲祖（濛）、刘真长造殷中军（浩）谈，谈竟俱载去。刘谓王曰：“渊源真可（按，浩字渊源）。”王曰：“卿故堕其云雾中。”
可见刘惔对殷浩的谈论很是赞赏。又同书《识鉴第七》“王仲祖、谢仁祖、刘真长俱至丹阳墓所省殷扬州”条云：
王仲祖、谢仁祖（尚）、刘真长俱至丹阳墓所省殷扬州（浩），殊有确然之志。既反，王谢相谓曰：“渊源不起，当如苍生何？”深为忧叹。刘曰：“卿诸人真忧渊源不起邪？”
按王刘殷谢既以清谈相尚，又同为会稽王所敬待甚至倚仗，此时殷浩尚未表现出仕进之志，声望极高，与谢安坚卧东山以养名望走的是同一条路。王谢见殷浩坚决不仕，忧及社稷，刘惔却认定殷浩必将出山，可见其对殷浩了解颇深。然而殷浩手握中枢大权后，与刘惔关系却有所恶化。如《世说新语·轻诋第二十六》“谢镇西书与殷扬州”条云：谢镇西（尚）书与殷扬州，为真长求会稽，殷答曰：“真长标同伐异，侠之大者。常谓使君降阶为甚，乃复为之驱驰邪？”
刘惔性峭拔，见同书《赏誉第八》“谢车骑问谢公”条：谢车骑（玄）问谢公（安）：“真长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见耳。阿见子敬（按，王献之字子敬），尚使人不能已。”
同条注曰：
推此言意，则安以玄不见真长，故不重耳。见子敬尚重之，况真长乎？可知刘惔虽崖岸自高，允为一代名士，殷浩讥以“标同伐异，侠之大者”，又嘲谢尚以“降阶为甚，乃复为之驱驰”，非公平之论，故后人以入《轻诋》。又同书《文学第四》“殷中军尝至刘尹所”条云：殷中军尝至刘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游辞不已，刘亦不复答。殷去后，乃云：“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
按“馨”字晋宋人常用为形容词或副词语尾，如今“般、样”之义，“尔馨”犹言“如此、这种”。刘惔盖鄙殷浩，故谓之。由此似亦可见二人内实不协。殷刘之间的矛盾究竟因何而起，今已不可知，以理揆之，或与二人政治理念有关。《世说新语·政事第三》“殷浩始作扬州”条云：殷浩始作扬州，刘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襥。人问其故，答曰：“刺史严，不敢夜行。”
按殷浩为政严刻，自其以元老蔡谟不肯拜司徒而奏推之、几置之于死地之事可知。刘惔在郡以镇静信诚为主、风尘不能移，见《世说新语·德行第一》“刘尹在郡”条注引《刘尹别传》，类于王导“宽小过，总大纲”的方针。殷刘政治理念格格不入，而交谊竟也由此而败，或由刘尹峭拔、而殷浩严急之故。
另一个与刘惔关系深厚的政治人物，是会稽王司马昱。司马昱是元帝之子、穆帝叔祖，何充亡后，褚裒征入，有入相之望。《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何骠骑亡后”条云：
何骠骑（充）亡后，征褚公（裒）入。既至石头，王长史、刘尹同诣褚，褚曰：“真长，何以处我？”真长顾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视王，王曰：“国自有周公（按指会稽王昱）。”
刘惔虽使褚裒问王濛，实际二人既然同行，其意相同可想而知。又当时主张由会稽王辅政的，不止王刘二人。上引同条注云：《晋阳秋》曰：“充之卒，议者谓太后父裒宜秉朝政。裒自丹徒入朝，吏部尚书刘遐劝裒曰：‘会稽王令德，国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长史王胡之亦劝归藩，于是固辞归京。”
由此可知，王刘二人代表的是当时朝士推戴会稽王的潮流，并非个人之举，且由《晋书》卷八《穆帝纪》可知，会稽王昱在前一年已经录尚书六条事，实际上成为何充之副，参掌朝权。因此褚裒以皇太后之父、老一代名士、徐兖二州刺史的三重身份，仍然不得不还镇京口，让权与会稽王。
虽然大势如此，但作为实际劝说褚裒的人选，王刘二人仍可以说为会稽王尽了很大力量。然而会稽王执政后，二人在朝廷中的发言权却并不大。《世说新语·品藻第九》“王长史求东阳”条云：王长史求东阳，抚军（按即会稽王昱，时官抚军大将军）不用。后疾笃，临终，抚军哀叹曰：“吾将负仲祖。”于此命用之。长史曰：“人言会稽王痴，真痴。”
按王濛求东阳，非如当时一般官员以聚敛不足或家贫而求补郡县，实有为治之意，见同书《政事第三》“山遐去东阳”条：山遐去东阳，王长史就简文索东阳，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静致治。”
山遐为政刚猛，摧抑豪强，当时以为“政虽不伦，公强官长也”。王濛言山遐政猛，己若往东阳，以宽厚为政，可致大治。王濛之请，会稽王许之亦可，不许亦可，孰知初既不许，待其将亡又用之以释憾，徒存虚名，无补实际，反觉可笑。又刘惔前一年曾劝会稽王自镇荆州而不获许，当时荆州庾翼初丧，若以宽厚无为的会稽王自身出镇，而用刘惔为军司辅之，虽然仍难免与中枢龃龉，亦难以北伐成功，却可避免桓温觊觎晋鼎之举，并可因此免去上下游争相北伐捞取政治资本带来的实力损耗，成汉衰弱腐朽，亦未必非桓温不能平定。与桓温镇荆州后连年北伐中原借以威慑中枢的做法相比，于东晋王朝孰为更加有利还难说得很。会稽王轻易放弃了这一机会，而以野心**的桓温西上，其才力又不足制约西陕，最终造成“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局面。可见会稽王对刘惔的意见亦不重视。以此三条对读，可知会稽王不过以王刘为清谈宾友而已，在政治上实际并不采纳二人意见。而会稽王在中枢所倚任的名士殷浩，如上文所言又为政严急，不允众心。殷浩欲杀蔡谟，其素倚以为助的徐兖二州刺史荀羡声言：“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举！”言下已有决裂之意，他人可知。仅以此数条而论，谢安以会稽王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就可说实是的评；而刘惔在会稽王主导的中央*中无所作为，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有盛誉无事迹的刘恢
与刘惔约略同时的沛国刘氏人物，还有一个刘恢。刘恢事迹不见于《晋书》，而仅存于《世说新语》的两章短文之中。其一，《世说新语·赏誉第八》“庾稚恭与桓温书”条云：
庾稚恭（翼）与桓温书，称：“刘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义怀通乐，既佳，且足作友，正实良器，推此与君同济艰不（按同“否”）者也。”
同条注云：宋明帝《文章志》云：“刘恢字道生，沛国人。识局明济，有文武才。王濛每称其思理淹通，蕃屏之高选。为车骑司马，年三十六卒，赠前将军。”
另条见同书《排调第二十五》“袁羊尝诣刘恢”条：
袁羊（按，袁乔小字羊）尝诣刘恢，恢在内眠未起。袁因作诗调之曰：“角枕粲文茵，锦衾烂长筵。”刘尚晋明帝女，主见诗不平，曰：“袁羊，古之遗狂！”
同条注云：《晋阳秋》曰：恢尚庐陵长公主，名南弟。
按自上引两条《世说》及其注中，读者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信息：
一、刘恢受庾翼赏识，从庾翼对他工作态度和才能的评价看，可能担任了庾翼的僚属。
二、王濛对刘恢评价很高，认为他长于玄理，又是方镇佳选。宋明帝也称其“识局明济，有文武才”。
三、刘恢曾任车骑司马，赠前将军。
四、刘恢与袁乔交情甚好。
五、刘恢尚庐陵长公主，是晋明帝女婿。
根据这数条，可以再作出一点推论：刘恢与庾翼关系密切，任庾翼僚属，又是晋明帝女婿，为庾氏甥婿，桓温连襟。这样一来，庾翼写信给桓温时提到刘恢，很可能不是向桓温介绍自己新发现的人才，而是与他谈论一个双方都熟悉的人的工作表现，同时对此人作出全面性评价。虽然没有确实的证据，但从书信文句和情理两方面推断，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说到这里，读者不得不奇怪了。一个同时受到庾翼、王濛赏识的文武全才，又与名士首望刘惔同族，还联姻帝室，与桓温不但是连襟而且熟稔。这样的人物实在不该停留在车骑司马这个或可谓之要任、却不能独当一面的位置，即使不幸终于此职，以东晋南朝人好作家传的习惯，也不该没有一篇《别传》记录其生前事迹，反而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时，只能以晚出的宋明帝《文章志》为据来叙述其生平，而且即使《文章志》也只能对刘恢作出简括的评价，说得直白一些，便是无事实可纪。既无事实可纪，何来如是高名？况且，《晋书》称刘惔尚明帝女庐陵公主，以晋室之重礼法，公主就算改嫁，也无嫁与前夫同族之理。这又是怎么回事？
四、刘恢等于刘惔？
在以上的探索中，似乎有一个问题：载于《世说新语》且有高名的刘恢形象越来越难以成立。既然已经以假设打破了《世说新语》记载的刘恢形象，而且感觉还能自圆其说，那么是不是可以继续大胆假设下去呢？只要最终可以证实假设成立就万事大吉了。一种可能的假设就是：有高名而无事迹的刘恢和风流名士刘惔根本就是一个人，两人形象之所以会分化，原因在于名字的误写，而且从刘宋一直误到现代，甚至连刘孝标这样广读群书的注家都没能注意到这一点。
事实上，清人吴仕鉴在《晋书斠注》中已经指出了此点，而近人余嘉锡先生进一步发挥此说，详载于《世说新语笺疏》中卷下《赏誉第八下》“庾稚恭与桓温书”条笺疏，其论云：
《晋书·刘惔传》曰：“字真长，沛国相人也。”吴仕鉴《斠注》曰：“《世说》《德行篇》注引《刘尹别传》作沛国萧人。又赏誉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曰：‘刘恢字道生，沛国人。’案本传云：迁丹阳尹。《隋志》亦云：‘梁有丹阳尹刘恢集二卷，亡。’本传云：‘年三十六。’《世说》注引《文章志》亦云三十六卒。是刘恢皆为刘惔之讹。惟一字真长，一字道生。或古人亦有两字欤？”
嘉锡案：刘惔传云：“尚明帝女庐陵公主。”而本书《排调篇》“袁羊尝诣刘恢”条云：“刘尚晋明帝女。”注引《晋阳秋》曰：“恢尚庐陵长公主，名南弟。”益可证其为一人。《佚存丛书》本《蒙求》“刘恢倾酿”句下李翰自注引《世说》曰：“刘恢字真长，为丹阳尹，常云：‘见何次道饮酒，使人欲倾家酿。’”案此事见本篇，作“刘尹云，见何次道”云云。而《蒙求》以为真长名恢，亦可为古本《世说》恢、惔互出之证。然孝标注书，于一人仕履，例不重叙。真长始末已见《德行篇》“刘尹在郡”条下。而于此又别引《文章志》，则亦未悟其为一人也。本书《言语篇》云：“竺道潜在简文座，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高僧传》卷四《竺道潜传》作“沛国刘恢嘲之”云云。《刘惔传》不云“为车骑司马，赠前将军”，此可以补史阙。
嘉锡又案：《魏志·管辂传》引《晋诸公赞》曰：“刘邠位至太子仆。子粹，字纯嘏，侍中。次宏，字终嘏，太常。次汉，字仲嘏，光禄大夫。宏子耽，晋陵内史。耽子恢，字真长，尹丹阳，为中兴名士也。”所叙恢祖父名字，与本书《赏誉上》篇“洛中雅雅有三嘏”条及《晋书·刘惔传》并合。惟仲嘏之名，《赏誉上》作“漠”、《晋书》作“潢”为异耳。而真长之名，则一作恢、一作惔，其官又同为丹阳尹。然则恢之与惔即是一人，无疑也。
余先生此论甚长，但仅以尚主、籍贯及《隋志》、《三国志》裴注记载便断定刘惔必与刘恢为一人，感觉说服力尚有不足。事实上徐震堮先生在《世说新语校笺》中就认为上引“袁羊尝诣刘恢”条中的“刘恢”均为“刘惔”之误，而于“庾稚恭与桓温书”条不言刘恢之名有误，言外之意，刘恢与刘惔是两个人，只是“袁羊尝诣刘恢”一条因为某种原因导致各版本都抄录错了而已。又二刘籍贯相同不足以否定二人实为一人，且《隋志》、裴注虽然均有可确定应为“刘惔”而误为“刘恢”者，也不能据此便认为《世说新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此，要证明二人的同一性，还需要寻找其他证据。而考察刘恢的历官赠官，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按前引“庾稚恭与桓温书”条注引宋明帝《文章志》，刘恢曾任车骑司马，赠前将军。《宋书》卷四零《百官志下》末尾列出一份官品，云“凡新置不见此条者，随秩位所视。盖右所定也。”这缺失的两字，一般公认为“”二字，则补全后该句为“……盖右所定也。”也就是说，这是一份西晋官品。而《宋书·百官志》末尾列出西晋官品，并特别指出“凡新置不见此条者，随秩位所视”，证明刘宋官员品秩是以西晋制度为本的，只有个别新置官员不在西晋官品包含范围内，才采用“品视某官”的方式标记。同时众所周知，刘宋官制直接承袭东晋，因此西晋、东晋、刘宋三朝的官品基本可以划上等号。按照这份官品看，车骑司马属于“抚军以上及持节都督领护长史、司马”，官第六品，而前将军则属于“诸征、镇至龙骧将军”的序列，官第三品。魏晋南朝赠官之制，赠官当与生前居官品级大致相等，第六品的车骑司马如果没有特别的表现如死于王事之类，是不可能超赠三品将军的，而司马为军府上佐，车骑又是重号，如果身为车骑司马的刘恢战死于外，史书中也应当提及，不可能无声无息。因此可以推断是，车骑司马只是刘恢历官的某个阶段，不是最终任职，其最终任职应当是三品左右的*。
既然说到车骑司马，那就看看刘恢生活的年代究竟有谁曾任车骑将军。刘恢受庾翼赞赏，被王濛青目，与袁乔友善，可能还是桓温的熟人。庾翼是刘恢上司，暂且不论，其他三人年辈应与刘恢相似。按王濛公元三四五年左右（永和初）卒，年三十九，已见前引；袁乔《晋书》卷八三有传，言平蜀后与桓温分道击破隗文、邓定之叛，寻卒，年三十六；桓温晋孝武帝公元三七三年（宁康元年）卒，年六十二，刘恢则当生于西晋怀帝公元三一二年（永嘉六年），公元三四五年（永和元年）时三十四岁。据此，则刘恢也应生活于穆帝朝前后，而其为庾翼所知，出仕应早在成康二帝之时。检《晋书》卷七《成帝、康帝纪》，成帝朝曾任车骑将军者有郗鉴、南顿王司马宗、东海王司马冲，康帝时任车骑将军的只有庾冰。按刘恢如与桓温年辈相近，成帝咸和元年尚是十几岁的少年，不可能任郗鉴或南顿王宗的司马；东海王冲任车骑将军在成帝咸和九年（按拜车骑时已十二月，应在公元三三五年（咸康元年）至公元三四零年（咸康五年），当时刘恢大概是二十多岁，依其逝世年龄算来比较可能；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任庾冰的司马，庾冰于康帝公元三四三年（建元元年）加车骑将军，公元三四三年（建元二年）卒，计算起来当时刘恢应该是三十出头。但如果三十出头尚为六品官的话，似乎很难在三十六岁做到三品*，因此该篇采刘恢为东海王冲司马的说法。东海王冲于成帝公元三三九年（咸康六年）迁骠骑将军，公元三四一年（咸康八年）卒，《文章志》言刘恢为车骑司马，不言转骠骑司马，或未随府而转，而是另任他职，或即出都为庾翼僚属，故庾翼作书与桓温，赞其才略。然自此以后刘恢任职经历即难以考证。
到了这里，读者暂时放下刘恢，回头看一下刘惔的任职经历。《世说新语·德行第一》“刘尹在郡”条注引《刘尹别传》，谓刘惔曾任司徒左长史、侍中、丹阳尹。又《初学记》卷十一引何法盛《晋中兴书》云（《太平御览》卷二二零所引同）：刘恢，字真长。少清峻。与王濛为中书郎。时人以濛比袁曜卿。以恢比荀奉倩。这里“刘恢”显然是“刘惔”之误，则刘惔又曾任中书郎。
按《宋书·百官志》不言司徒长史官品，但言诸公府长史秩千石，从事中郎六百石，而公府从事中郎第六品，意公府长史司马应不低于第六品。桓温的谋士郗超自中书侍郎转司徒左长史，中书侍郎（即中书郎）五品，且于《宋书》所载晋官品中列于五品前列，则可知司徒左长史不低于五品；又前引王濛以司徒左长史求为东阳，晋制，郡国守相皆五品，东阳又非大郡，似亦可证明司徒左长史为五品官。依上文推测原理，刘惔为司徒左长史亦当在成康二帝时。成帝朝曾任司徒的只有王导和琅邪王司马岳二人，康帝时未任命司徒。按司徒府与他府不同，虽无司徒亦置长史及属僚，盖因其事务繁多，不可一日或缺。因此刘惔究竟为何人长史并不重要，但其在成康二朝间任此职则确定无疑。
在任司徒左长史之后，刘惔任过侍中、丹阳尹，按照《晋书》卷七三《庾翼传》记载，尚曾任征虏将军、义成太守、监沔中军事。作者认为刘惔应是先任侍中，然后以征虏将军出镇沔中，而非由司徒左长史直接出镇，原因在于东晋文武换职时尽量力求官品一致，如要鼓励文官任武职，军号相对原官或许会有所提升，但幅度有限。《晋书》卷七九《谢尚传》云：迁会稽王友，入补给事黄门侍郎，出为建武将军、历阳太守，转督江夏义阳随三郡军事、江夏相，将军如故。
按《宋书·百官志》黄门侍郎第五品，建武将军为“五武”之一，第四品，这大概是由于谢尚“辍黄散以授军旅”、行为值得鼓励的缘故，但也不过提升一级而已。刘惔出镇沔中，所带征虏将军军号在第三品，与侍中同阶，而司徒左长史据前推测应在第五品，一个五品官员骤以三品将军出居要地，未免资望太轻。然而，如果刘惔之前经历过侍中一职的话，这一迁升顺序就可以获得解释，因为侍中为清要之任，常在帝侧，位望甚重；又司徒左长史迁侍中的记载虽未检得，但郗超自司徒左长史迁散骑常侍却见于本传，而晋朝散骑常侍位望甚重，位次侍中而已，不似南朝之轻，则以司徒左长史迁侍中亦无不可。自此再以侍中加重号出镇沔中，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作者主张刘惔的升迁路线是中书郎——司徒左长史——侍中——征虏将军、义成太守、监沔中军事——丹阳尹。
不过，刘惔的历官也有问题，刘惔尚主后以驸马都尉奉朝请，见《晋书·职官志》，之后历官记载就直接从见于《初学记》所引《晋中兴书》的中书郎开始，可是驸马都尉虽然官第六品，但与中书郎这一要职之间轻重悬异，而中书郎关掌机要，并非仅凭某个权臣的意愿就可以超越用之，虽然刘惔声名极隆，也没有自驸马都尉奉朝请直升中书郎的道理。于是在刘惔的历官次序中出现了一个断层。然而，如果把刘惔与刘恢的历官结合起来看，就完全可以解释了。刘恢曾任车骑司马，这个位置正好与驸马都尉同是第六品，而且车骑司马为重号将军军府僚属，以此而言则不为轻；东海王冲为帝叔，位尊而无实权，以此而言亦不为重，正处季孟之间，刘惔自驸马都尉迁升车骑司马，其位稍重，于理可通。以年龄计之，刘任车骑司马应在其二十余岁时，也可证明此点。其解车骑司马后出都为庾翼僚属，深得庾翼好评，而不久还为中书郎，又是自六品晋至五品，似乎可以认为是受到庾翼赏识的结果。之后刘历迁司徒左长史、侍中、征虏将军义成太守监沔中军事、丹阳尹，终于丹阳尹任上，而丹阳尹正是三品官，与所赠前将军品级严密契合。这才是作者认为刘惔与刘恢为同一人的最重要原因。
另外，刘恢与王濛、袁乔、桓温等人相友善，袁乔姑且不论，王、桓也都是刘惔的好友。按理说，刘恢与刘惔同为沛国刘氏子弟，年龄相近，交友亦相类，又皆能玄言，理当关系密切，但《世说新语》中却不见他与刘惔来往的任何记载。又王濛为会稽王上客，与刘惔一样交游广泛，他对刘恢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刘氏声誉必然盛极一时，但竟也找不到刘恢与其他名士交往的记录，这难道不奇怪吗？这样的奇怪现象，只能从二刘本是一人方面求得解释。
说到这里，大概还有两点疑问没能廓清。一是刘惔字真长，人所共知，而刘恢则字道生。二是刘惔在郡以无为为治，孙绰诔以“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而刘恢号称有文武才，为蕃屏高选，两人政治才能似乎也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然而这两点都可以解释。
史言刘恢字道生，与刘惔字真长不同，吴仕鉴认为是一人两字，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道生”或是小字，晋人称人小字已成风习，无论称人者还是被称者均不以为轻*。“道生”者，是因天师道而得生之意。刘惔本籍沛国，过江居京口，沛国属徐州，而当时青徐二州滨海地带士庶多有奉天师道者，此风流布，濡染内地亦所难免，京口又多青徐流民，则刘惔家奉道也不足为奇，长辈给子孙起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小字，更是理所当然。
至于刘惔“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之评，实际上与王导晚年所谓“世谓我愦愦，后人当思我愦愦”之意相同，其为政方针仍是东晋开国以来王导所倡的“不存小察、弘以大纲”。这种方针的特点是“宽小过，总大纲”，以和靖致治。以此为政虽未免宽纵豪右，但于内部矛盾重重的东晋王朝而言，却非此不能保持大局的稳定，刘惔为郡以镇静信诚为治，风尘所不能移，已见前引，当是深得王导政崇简易的精髓，实际上与桓温“全欲德被江汉，耻以威刑率物”的方针也是一样的。因此不能以刘惔在郡无为即认为其是空谈之士。
能表现刘惔政治才能的事件，除其在郡以镇静为政之外，还有另外一件，即受命出镇沔中。此事现在已无直接记载，但从桓温以刘惔镇沔中一事的背景和之后情形，或许能看出一些端倪。
以襄阳为中心的沔中之地本由桓宣戍守。庾翼于康帝公元三四三年（建元元年）进屯襄阳，排挤桓宣，次年桓宣发愤而卒，庾翼遂以长子方之为义成太守，代领桓宣所部，同时留司马应诞镇襄阳，命参军司马勋以梁州刺史戍西城，对沔中地区形成严密控制。这种严密的布置，当然主要是为了形成互相支援的对外防御体系，但在荆州易手之际，却也给必须控制汉沔要地的桓温出了难题。司马勋身在西城，距襄阳略远，又是晚渡荒人，于庾氏不甚亲密，尚可通过拉拢方式解决，但庾方之作为剥夺权力的主要目标，应诞以庾翼司马出镇新得之地襄阳，可想而知是庾氏亲信将领，二人又都手握兵力，如果不能妥善处置，必然造成动乱，甚至会威胁到桓温对整个荆州都督区的控制。桓温敢于在如此时期将刘惔放在这个位置上，想必是对他的手段有一定信心。
刘惔到沔中后的行事虽不见诸史传，但想必是以极其老辣的手段迅速控制了局势，在没有伤及沔中元气的情况下解决了庾氏势力。否则次年桓温伐蜀，恐怕也轮不到刘惔后任、以江夏相监沔中诸戍并督三郡军事的袁乔担任先锋。当然，田余庆先生在研究王庾江州之争的过程中已经指出：“有许多本来只能由武装冲突来解决的问题，在现存的简括的史料中竟然都是和平过程，这很难令人相信。”但即使刘惔夺取沔中之事也属于田先生所论述的情况之列，也无损于对其人能力的估计，毕竟这种棘手问题即使武力解决也有相当难度。刘惔在解决沔中问题中的表现，也正合王濛“蕃屏之高选”的评价，与庾翼的评论和宋明帝《文章志》的记载亦能契合。
刘惔另一可为人称道的，是其出色的远见。除料桓温得荆州则不可复制以外，还有一件事也是值得一提的。《世说新语·识鉴第七》“桓公将伐蜀”条云：
桓公将伐蜀，在事诸贤咸以李势在蜀既久，承藉累叶，且形据上流，三峡未易可克。唯刘尹曰：“伊必能克蜀。观其蒲博，不必得则不为。”
桓温公元三五六年（永和二年）十一月伐蜀，拜表辄行，公元三五七年（永和三年）正月即克成都，果如刘惔之言。
把以上几点合起来，刘惔与刘恢为同一人的说法想必变得甚为可信了吧。此时门阀士族尚有生命力，名士能用兵者见于正史的即有袁乔、谢尚、王恬、荀羡等人，因此刘惔不似一般认为的那样但能清谈也不足为奇。
刘惔在沔中的时间不长，公元三五五年（永和元年）八月桓温西上，以刘惔镇沔中，次年正月何充卒，二月会稽王辅政，三月殷浩拜扬州，参前王刘二人共阻褚裒入相之语，则刘惔当是在何充逝后不久甚至逝前即已征还，其后代刘惔监沔中诸戍的是江夏相袁乔。按袁乔自徐州随桓温至荆州，初任安西咨议参军、长沙相，未到职，后乃继刘惔镇沔中，因此我有些怀疑前引“袁羊尝诣刘恢（惔）”条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襄阳，然而并无根据，只得付之阙如。
五、结论
经过以上论证过程，可以推知永和名士之首刘惔并非千年以来史家所公认的清谈客，而是才兼文武、且甚有远见的政治人物。其在正史上地位不高，不是因为欠缺政治才能，而是由于会稽王以之为清谈宾友，政治上并不重视其意见，而其本身又早逝的缘故。限于对资料的掌握，该篇论述中掺杂了许多推论，不敢说确凿，仅为一种观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