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马光（1019-1086）北宋大臣、史学家。字君实，陕州夏县（现在属山西省）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宝元进土。他立志编撰《通志》，作为封建统治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上进。英宗命设局续修。神宗时赐书名《资治通鉴》。死后追封为温国公。遗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
成书时间：1084年
类别：历史著作
内容导读
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
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
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辱先作事不足垂后。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一部实用政治百科全书。
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四月，司马光受命于英宗皇帝，遍阅历代旧史，旁采诸家传记，删繁去冗，举要提纲，前后用了十九年时间，写完全书。因其“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历史素材，故神宗晕帝“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
《资治通鉴》记载了从战国到北宋一千年间历史的风云变幻，记载了古代王朝的盛衰兴亡。自问世之日便成为历代帝王相将、权臣谋士的必读之书。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才编写《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历史上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创业之君，如汉高祖、汉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汉文帝和汉景帝。中兴之君，如汉宣帝。至于“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使“祖考之业”日趋颓下的陵夷之君，像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桓帝、灵帝，都属于这一类。在司马光看来，最坏的是那些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像陈后主、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对于乱亡之君，《通鉴》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的鉴戒。
对于军事的记载，《通鉴》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例证。
《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它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文化方面，《通鉴》也有记载，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
《通鉴》还有历史评论。一类是属于司马光自己写的，每篇以“臣光曰”开头；还有一类是选录前人的评论，开头都写明作者名氏。当然，司马光所选录的前人史论，都是符合自己的观点，大部分用于表述他的政治思想。
《通鉴》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司马光是奉诏编书的，皇家的崇文院，据宋仁宗时所编《崇文总目》的记载，共列书籍30669卷，是当时全国藏书最多的地方，司马光和他的助手都可以查阅。宋神宗又以颍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司马光洛阳的住宅里，“聚书出五千卷”，其他协修人也各有自己的藏书。司马光等人所取材料，除十七史外，凡前代留存下来的史书也无不搜集。对于私家的藏书，他们也多方借阅，如刘恕曾亲自去藏书家宋敏求的家中，口诵手抄。可见，《通鉴》所搜集的材料是很丰富的。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它已成为为官从政者案头必备的教科书，被奉为金科玉律，无上宝典。
古往今来，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他对司马光及《资治通鉴》给予了极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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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为何要编写《资治通鉴》呢？
据说，司马光看到当时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通史，使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很困难；同时他为了给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于是，他便决心动手编一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史书，并确定此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希望宋神宗借以改进政治，安定国家。
成书时间：1084年
类别：历史著作
内容导读
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
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
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辱先作事不足垂后。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一部实用政治百科全书。
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四月，司马光受命于英宗皇帝，遍阅历代旧史，旁采诸家传记，删繁去冗，举要提纲，前后用了十九年时间，写完全书。因其“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历史素材，故神宗晕帝“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
《资治通鉴》记载了从战国到北宋一千年间历史的风云变幻，记载了古代王朝的盛衰兴亡。自问世之日便成为历代帝王相将、权臣谋士的必读之书。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才编写《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历史上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创业之君，如汉高祖、汉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汉文帝和汉景帝。中兴之君，如汉宣帝。至于“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使“祖考之业”日趋颓下的陵夷之君，像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桓帝、灵帝，都属于这一类。在司马光看来，最坏的是那些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像陈后主、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对于乱亡之君，《通鉴》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的鉴戒。
对于军事的记载，《通鉴》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例证。
《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它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文化方面，《通鉴》也有记载，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
《通鉴》还有历史评论。一类是属于司马光自己写的，每篇以“臣光曰”开头；还有一类是选录前人的评论，开头都写明作者名氏。当然，司马光所选录的前人史论，都是符合自己的观点，大部分用于表述他的政治思想。
《通鉴》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司马光是奉诏编书的，皇家的崇文院，据宋仁宗时所编《崇文总目》的记载，共列书籍30669卷，是当时全国藏书最多的地方，司马光和他的助手都可以查阅。宋神宗又以颍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司马光洛阳的住宅里，“聚书出五千卷”，其他协修人也各有自己的藏书。司马光等人所取材料，除十七史外，凡前代留存下来的史书也无不搜集。对于私家的藏书，他们也多方借阅，如刘恕曾亲自去藏书家宋敏求的家中，口诵手抄。可见，《通鉴》所搜集的材料是很丰富的。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它已成为为官从政者案头必备的教科书，被奉为金科玉律，无上宝典。
古往今来，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他对司马光及《资治通鉴》给予了极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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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为何要编写《资治通鉴》呢？
据说，司马光看到当时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通史，使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很困难；同时他为了给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于是，他便决心动手编一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史书，并确定此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希望宋神宗借以改进政治，安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