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重塑言官体系
第二十八章重塑言官体系
朱棣不急不缓地走回御座。//
“太祖皇帝宵旰勤政、孜孜求治、夙夜不倦，此情此景朕还历历在目。”朱棣端坐在御座上正容说道，在一片寂静中，他的声音不疾不徐、从容铿镪。“因此，在朕的心目中太祖皇帝无愧于千古名君的称号，同时也是朕学习的榜样。”
朱棣目中波光流动，扫视着群臣。“因此，朕登极以来不贪钟鼓之乐，不爱锦衣玉食，不恋娇娃美色，精白诚心以对天下。使寒者得衣，饥者得食，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黄童白叟共享太平盛世，是朕之愿！”
“然太祖皇帝是开国皇帝，为了巩固江山社稷不得已杀戮稍盛。朕思虑如今的情形与开国之初已然不同，因此以宽为政，以仁为本。”说到这里，朱棣的脸色突然变冷。“大约朕以宽仁待人，一些人便以为朕是懦弱可欺之主——今且告汝，朕立意创大明极盛之世，效太祖为一代令主。顺朕此心，犯颜直谏也由得尔，痛批龙鳞也由得尔，逆朕此志，则三尺之冰正为汝设！”
这一番长篇大论说得铮铮有力，偌大的宫殿中二百余人都听得股栗变色，直挺挺跪着，一声咳痰不闻。
“朕不以言语罪人……”众人刚刚松了一口气，却听见朱棣紧接着厉声说道：“但也不容臣子以诳言欺君！”
“李贯先是说百年方可见效，后来又狡辩说一年就可略见成效。朕不和这种反复小人计较细微未节，就以一年为限给他一个机会。李贯……李贯！……黄俨，去将李贯弄醒！”
见李贯仍然神智不清地蜷缩着躺在地上，连皇上的话都不做出反应，黄俨大步走上前去拎住李贯地衣领，来来回回数计耳光下来，总算将李贯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唤醒了。
太监在大庭广众之下扇官员耳光。这种辱污性的行为本该会激起公愤。但由于黄俨奉的是圣旨，而且此刻殿上气氛异常。竟然谁也没有对这件事不依不饶。
看着李贯，朱棣突然想起了一个故事：汉武帝时，博士狄山认为在和匈奴的关系以“和亲”最为有利，主张对匈奴人施“仁义”，应该去教化匈奴人。他以为：匈奴的残暴源于不识礼仪，因此，应该用儒家的一套去感化匈奴人。汉武帝问张汤。张汤说：“这是儒生地愚蠢无知。”狄山却强辩：“我虽然愚蠢，但却愚忠，像张烫那样是诈忠。”汉武帝不悦，对狄山道：“让你管理一个郡，能否保证无盗贼？”狄山对曰：“不能。”汉武帝再问：“管理一个县呢？”狄山回答：“不能。”汉武帝追问：“管理一个山头若何？”狄山思衬，再回答不可以大概就要被治罪了，于是勉强回答：“可以。”于是汉武帝派狄山去山上防御匈奴。结果不出一个月，狄山就被匈奴杀了。这个主张以礼仪教化匈奴的腐儒最终死于野蛮人地手中。
想到这里。朱棣对李贯说道：“既然你说一年时间便可初见成效，那么朕就令你去教化鞑靼人。若一年后鞑靼人不再侵扰大明，朕不仅赦你无罪，还会让你官升三极。但是若一年后鞑靼人仍然恶习不改侵扰边境，则将你数罪并罚！你本人固然死罪难逃，九族也将被发配辽东与移户为奴！若你不肯前往鞑靼而选择自尽。九族皆死！”
李贯那张被打得通红的脸居然显出了一片死灰之色。
去鞑靼人那里负责教化？！
即便鞑靼人不杀他，可那种游牧生活他又怎么适应得了？
退一步说，即便他能够适应游牧生活，可是一年之期过后，若鞑靼人继续侵扰大明——可以肯定这是必将发生的事——那时皇上震怒之余，一句话就可以让鞑靼人杀掉他。
……小命不保还是小事。这个时代的人家族观念极强，一般情况下官员为了避免连累家族往往会选择自尽。可皇上居然强调李贯若自尽则诛其九族，显然是连他自尽的权力也给剥夺了。
李贯很希望自己能够再次昏迷，因为他实在无法承受这种令人绝望的痛苦。
赛义咳嗽一声正待为李贯说情，却被朱棣生硬地打断。
“如果李贯你能在朝堂上找出十名自愿前往鞑靼负责教化的官员。朕便赦你无罪。当然。事败后这些官员将受到相应地惩罚。”
李贯身子一颤，下意识地朝身旁的官员们望去。他的目光所及之处。以前的“好友”们或者聚精会神地看着地面，或者专心致志地盯着墙壁，就是没有人肯答回应他乞求的目光。明白无人肯为他火中取栗，李贯的眼神逐渐涣散。
见火候差不多了，朱棣又说道：“朕还可以给你另外两个选择。”
听了这句话，李贯呆滞的眼神中重新出现生气。蝼蚁尚且贪生，如果能够活命，李贯也不想死。
“第二个选择，便是你在百日之内说服十名身份在秀才以上的读书人自愿前往鞑靼负责教化事宜，且教化失败后接受相应地惩罚，朕便赦免你。”
李贯的脸抽搐了一下。
让读书人清谈那是没得说。对于“以人头换票据”的政策，想要让读书人提出批评意见那简直轻而易举。他们会说这种政策太残酷太血腥，会说此举有失泱泱大国的气度，会说这么做不符儒家以仁治国的方针，会说如此一来便违背了孔孟的忠恕之道……至于说让他们亲自去教化鞑靼人，而且不成功还要遭受惩罚，这些只会空口白话地家伙却是绝对不肯地。
当然。目前大明至少有五千万人口，读书读傻了的家伙肯定有。但，想要在百日之内找出十个傻到这份上的家伙，难度却也太高了。退一步说，即便在期限内能够成功找出十个替死鬼，但李贯在士林中的名声大约会比臭狗屎还臭——若想不连累家族，这个选择却只能放弃。
将得失利弊分析透彻后。李贯的眼神明显黯淡一些。
“第三个选择，便去说服那些受鞑靼侵扰的边民。这次鞑靼侵扰的方向是辽东。在鞑靼进犯辽东之前。该地区共有一百二十四个移民屯。鞑靼人退去之后，只剩下九十一个……另外三十三个移民屯都被攻克，里面地移民要么被杀死，要么被掠走。这九十一个移民屯中的任何一个如果认为教化狄夷是更好地选择，并且愿意为你担保，那么朕同样赦你无罪。所谓担保，即你仍然去教化鞑靼人。若一年之后鞑靼仍然侵扰大明边境，则负担担保地移民屯移民均治罪。”
李贯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都被冻住了。
这算是什么选择？即便鞑靼人不曾进入辽东抢劫，边民们也不可能愿意做出那样地担保。更何况，鞑靼人攻击移民屯时犯下了烧杀抢掠的罪行，这种情况下，移民自然更加不可能做出那样的担保！
见朱棣如同猫戏老鼠一样折磨着李贯，大臣们不免兔死狐悲。看出大臣们的想法，朱棣也不为己甚。于是说出了最终地解决办法。
“你去辽东依次说服各个移民屯，若你所去的移民屯不愿为你担保，则由屯长打你十鞭，然后换下一个移民屯尝试，周而复始，直到找出愿意为你担保的移民屯或是试完辽东剩下的九十一个移民屯。若全都试完了却仍旧找不到一个支持者。那么朕便允你自尽抵罪，而且不加罪你的家人……也罢，朕也不限制范围了。试完辽东的移民屯之后，你还可以尝试说服大明境内任意超过五十户的自然村，只要有任意十个符合条件的自然村愿意为你担保，朕便赦你无罪。”
听到这里，李贯大喜，连忙叩头谢恩。
他知道，一个移民屯接一个移民屯地试下去，最终的结果便是一共挨上九百一十鞭然后自尽。但如此一来。至少不会牵连家人。对于早已心如死灰的李贯来说。这已经是极好的结局了。至于说尝试说服辽东以外的自然村……如果不需要担保或许可行，因为关内的百姓没有直接遭受鞑靼人地烧杀抢掠。而且。尽管太祖将富户四处迁移对乡村的宗族势力有所影响，但这种宗族势力仍然不可忽视。也就是说，只要能够诱使族长同意自己的观点，那便可以成功。
但是既然需要担保，李贯却根本不抱丝毫希望了。教化政策失败后就会将担保的村民治罪，那么谁会发了疯冒这种风险？
再说了，即便抛开这种办法能否求得生路不谈，只要一旦尝试，他李贯必将成为士林之耻为千夫所指。那样即便活着，也会连累家族的名声。因此，李贯唯一的选择便是让移民们鞭打出气后自尽。
朱棣盯着李贯看了一会儿。从那逐渐恢复平静的但又充满了死志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已经做出了符合自己期望的选择。因此，朱棣满意地点了点头。
其实如果只是为了立威，那么杀掉李贯也就是了，顶多用点酷刑，用不着这么复杂。朱棣之所以这么处理，其实大有深意。
明朝建立了历史上最为完善的监察制度与组织机构，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十分独特地言官群体。按照明制，这个群体总人数一般保持在200人左右，为历代之最。大凡从中央到地方地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所以，明代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并以群体地面貌在整个社会形成一股威慑力量。
应该说，明朝的言官体系还是起过一些正面作用的。比如说，嘉靖皇帝沉溺斋醮青词，不理政事，御史杨爵痛心疾首。上书极谏，被下诏狱，备受酷刑，数次昏死，仍泰然处之。其他言官冒死声援，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但终使嘉靖顾忌退让。又比如说。万历皇帝演戏嬉乐，忽闻巡城御史呵呼声。亟命止歌，竟曰：我畏御史。
既然连皇帝地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言官的约束，那么为祸甚烈的权臣和宦官自然更是言官监视、打击的主要对象——尽管权臣或权宦垮台的根本原因都只是因为失去了皇帝的宠信，但言官的进谏或多或少总归能够起那么一丁点作用。
不过，朱棣却很不喜欢明朝地言官体系，因为与它所起到的正面作用相比，其负面影响似乎更大。
明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地言官有好几类。为方便理解，朱棣将之分为四种派别：鸡毛蒜皮派、为反而反派、哗众取宠派、党争走狗派。
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而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都是七品官（监察御史和督给事中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和给事中为从七品）。将言官的官衔设定得低一些，本意是希望言官们不要在乎自己的官职，敢于用自己的官职来博得名誉。其实，明代对于言官的素养品质则有着更高的标准。
首先，“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但这种主观标准显然没办法检验。当吏部提名某位官员担任言官时，谁又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此人并非“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
其次，必须正派刚直，介直敢言。而不患得患失，爱身固禄——这同样是一种没办法检验地主观标准。
再次，具有突出的学识才干，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洞悉利弊动态，又能博涉古今，引鉴前史。除此之外，还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历练稳重；对于年龄、出身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
但这条规定也落在了空处。
明朝的读书人用八股文作为敲门砖考上进士时，很多时候就是七品官。如此一来。进士们或者完全没有。或者只有极少的工作经验就会担任言官。在这种前提下，绝大多数言官都无法胜任他们的工作。他们往往根本没有或者是没有丰富地地方行政和管理经验。对水利、农业、练兵、财税、马政、军事、外交都完全不懂。不懂怎么办呢？坐在言官的位子上总得有所作为吧？既然正事办不好，那自然只能将精力放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了。比如说不讲个人卫生、衣服没穿整齐、腰带没系好……这类言官，属于鸡毛蒜皮派。
与鸡毛蒜皮派不同，另一群同样对国家大事不懂的言官却总是恬不知耻地妄议朝政，妄加揣测，故意从反对中枢高级官员的举措中来获取“不阿”、“刚直”之名——也就是说，这类言官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因此朱棣将之形容为“为反而反派”。比如说崇祯皇帝加三饷。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地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当国家发生战争时，适量的增加赋税并非全无道理。但在言官们激烈的反对下，崇祯最终被迫停派了三饷。后来，崇祯在农民起义、小冰期自然灾害以及关外建奴的三重压迫下，希望与建奴议和获得喘息的机会。好吧，既然言官反对为了支持战争而增加赋税，那么选择和平总归可以了吧？还是不行！似乎不坚决反对皇帝的任何措施，他们这些言官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收税打仗言官们固然要拼命反对，因为没钱打仗于是和谈同样会遭受言官们的激烈反对！
哗众取宠派地言官则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他们绝不会在乎所论是否属实，只会在意能否凭借刻薄地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举足轻重大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此捞取政治资本！比如说明神宗因为生病，“头晕眼黑，心满肋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结果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在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便以此写了一本《酒色财气四箴疏》，借题发挥，给皇帝横加了四个罪名：“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而田大益更是将万历与“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厉王、汉桓帝、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引用当时曾任过礼部尚书地于慎行地话说。“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谴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大学士许国也愤慨地说：“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
最可恨的当属党争走狗派。他们终日斗嘴，以清流自诩，相互攻击，充当权臣们党同伐异的急先锋。这类言官本质上是被豢养的恶犬，只要主人一声令下便冲上前去撕咬。至于说是否会将朝堂弄得乌烟瘴气却不会在乎。
言官们敢于不负责任的乱说八道，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言官地位特殊，即便瞎说，皇帝或者高官也不好对之处罚。二是如果皇帝或者高官对之处罚，他们便可以从中获得“刚正不阿”的清名。
朱棣深恶这种情况，因此特意拿李贯开刀。
当然。直接将李贯杀掉还是不妥当地——哪怕是以“不忠”的罪名。李贯毕竟是言官，若是直接杀他，那便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因此，朱棣便给了李贯三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如果李贯坚持地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他将名利双收——成功教化狄夷可得名，连升三极可得利。
第二个和第三个选择，只要李贯能够获得士林或者百姓当中任意一个群体的同情和支持，那么他便可以保住性命并拥有足够的名声。
不过朱棣深信。李贯最后的结果除了丢掉性命外。还得不到百姓和士林的支持。
百姓的观点相较文人而言自然朴实得多：既然鞑靼人杀我汉民，那么大明为什么不可以杀戮鞑靼人？李贯居然反对杀鞑靼人。不是奸臣是什么？
读书人倒是多少会有些兔死狐悲地感觉。只是满嘴跑火车而已，居然丢掉性命之余还会身败名裂，这对于只会耍嘴皮子而不会做实事的读书人来说实在很可怕。但读书人也不可能在公开场合支持李贯，毕竟去教化鞑靼人不仅危险而且看不到任何成功的可能。
更妙的是，这样操作还可以淡化朱棣杀言官的色彩。因为表面上并非是朱棣要杀李贯——成功了名利双收，失败了自领其罪本就天经地义——更何况李贯自己也清楚凭教化不可能成功，若固执己见反而会连累家族……若李贯将来不肯去去教化鞑靼人反而选择自尽，那么这笔帐自然算不到朱棣头上。
有了李贯这个榜样，估计会稍稍扼制言官胡说八道的风气。如果能够青史留名，那么很多读书人都可以不在乎丢官甚至丢掉性命，然而若是丢官丢性命之余还会身败名裂，那便绝对不是一个正常人愿意接受的结局了。
当然，朱棣也知道用李贯来杀鸡骇猴只是治标不治本。世间万物皆有因果，让那些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八股进士去作言官，本身就超出了他们地能力范围。
八股文的地位是在明朝确立的。按朱棣的个人理解，八股文的发扬光大与朱元璋的文字狱有着莫大地关系。文字狱从1384年一直延续到1396年，长达十三年，造成了人人自危、不敢提笔的局面，以致文官们不得不请求设计出一种标准的文牍的措辞，以免犯忌。这种恶劣的环境为八股文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1370年，朱元璋下令设科取士，规定以八股文作为取士的标准，以“四书”、“五经”为题，不允许有自己的见解，必须依照古人的思想。这种考试的内容比较僵化，限制了人们地思想。
朱棣知道八股文地危害，自然不会允许它继续荼毒后世。恩科考试之前，朱棣已经通过各种途径透露当今天子“轻制艺、重策论”，而主考官又由善于揣摩上意的李至刚担任，因此这种录取标准执行地还算彻底。朱棣不要求举子写文章时严格按照八股文行文格式，只要求他们必须有自己的见解、必须有创造性的思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只要将这种取士标准坚持二十年，相信风气就会完全扭转过来。
这个举措只是解放文人的思想，却不能保证那些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新科进士干好言官这份工作。所以朱棣紧接着还有一招，那就是规定“参加工作不足九年者不得为言官”。这样规定能够让言官们拥有充分的工作经验，言事时便能够有的放矢。
另外，言官的进谏程序也得稍微修改一下。
言官中的六科给事中虽说只是七品小官，但其权力却大得骇人——他们如果认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敕令有不妥之处，居然可以将敕令退回！至于说内阁、尚书发出的命令那便更不用谈。
正常情况下，守规矩的明朝皇帝若是遇到敕令被封还的事基本上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明朝的皇权看起来很厉害，但实际上皇帝也不能一言九鼎。因为精力有限的缘故，低品官员的任命一般都是由吏部决定，也就是说，由于给事中官衔太低，皇帝甚至不方便直接剥夺他的职务。虽说可以直接下中旨进行干涉，但这种敕令极有可能被吏部给事中给封还。
朱棣准备将程序改成这样：给事中有权封还敕令，而皇帝经过思考后认为自己正确，便可以下达第二次敕令。接下来给事中如果仍然认为该敕令有不妥之处，第二次封还皇帝的敕令时就必须联合十名以上的言官签上名字。这时候皇帝如果仍然坚持自己正确，而签名的十人也依然坚决反对，那便前往死谏台喝毒酒死谏（当然，十杯酒中只有一杯有毒）。若十名言官依次喝完死谏酒（直到有人喝下那杯毒酒为止），那么皇帝便必须放弃自己的坚持——一个人或许会为了名留青史而脑子发热，但十个人都愿意以性命阻止那道敕令的实施，那恐怕就不是脑子发热，而是皇帝的旨意确实有问题。退一步说，既然有十名言官愿意以性命为代价死谏，那么这道敕令即便正确，也绝对会遭到朝野反对……不实施也罢。
将给事中封还敕令的程序修改成这样后，主要是为了防止个别言官为了名垂千古便不顾实际情况地乱搞。在朱棣看来，言官不顾实际地对国策进行干涉、阻挠，很有可能对国家所造成极为严重的伤害。举例来说，在传统观念中坚持战争永远比要求谈和更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另一个历史时空中崇祯皇帝准备与建奴言和，当时的建奴一开始根本没有占领中国的野心，如果没有言官系统的激烈反对，和谈成功的可能性极大。然后，明朝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消灭流寇上，未必不能将明朝的国祚延长。可惜，清谈误事，言官误国……
因此，朱棣无论如何也要将清谈的成本提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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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不急不缓地走回御座。//
“太祖皇帝宵旰勤政、孜孜求治、夙夜不倦，此情此景朕还历历在目。”朱棣端坐在御座上正容说道，在一片寂静中，他的声音不疾不徐、从容铿镪。“因此，在朕的心目中太祖皇帝无愧于千古名君的称号，同时也是朕学习的榜样。”
朱棣目中波光流动，扫视着群臣。“因此，朕登极以来不贪钟鼓之乐，不爱锦衣玉食，不恋娇娃美色，精白诚心以对天下。使寒者得衣，饥者得食，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黄童白叟共享太平盛世，是朕之愿！”
“然太祖皇帝是开国皇帝，为了巩固江山社稷不得已杀戮稍盛。朕思虑如今的情形与开国之初已然不同，因此以宽为政，以仁为本。”说到这里，朱棣的脸色突然变冷。“大约朕以宽仁待人，一些人便以为朕是懦弱可欺之主——今且告汝，朕立意创大明极盛之世，效太祖为一代令主。顺朕此心，犯颜直谏也由得尔，痛批龙鳞也由得尔，逆朕此志，则三尺之冰正为汝设！”
这一番长篇大论说得铮铮有力，偌大的宫殿中二百余人都听得股栗变色，直挺挺跪着，一声咳痰不闻。
“朕不以言语罪人……”众人刚刚松了一口气，却听见朱棣紧接着厉声说道：“但也不容臣子以诳言欺君！”
“李贯先是说百年方可见效，后来又狡辩说一年就可略见成效。朕不和这种反复小人计较细微未节，就以一年为限给他一个机会。李贯……李贯！……黄俨，去将李贯弄醒！”
见李贯仍然神智不清地蜷缩着躺在地上，连皇上的话都不做出反应，黄俨大步走上前去拎住李贯地衣领，来来回回数计耳光下来，总算将李贯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唤醒了。
太监在大庭广众之下扇官员耳光。这种辱污性的行为本该会激起公愤。但由于黄俨奉的是圣旨，而且此刻殿上气氛异常。竟然谁也没有对这件事不依不饶。
看着李贯，朱棣突然想起了一个故事：汉武帝时，博士狄山认为在和匈奴的关系以“和亲”最为有利，主张对匈奴人施“仁义”，应该去教化匈奴人。他以为：匈奴的残暴源于不识礼仪，因此，应该用儒家的一套去感化匈奴人。汉武帝问张汤。张汤说：“这是儒生地愚蠢无知。”狄山却强辩：“我虽然愚蠢，但却愚忠，像张烫那样是诈忠。”汉武帝不悦，对狄山道：“让你管理一个郡，能否保证无盗贼？”狄山对曰：“不能。”汉武帝再问：“管理一个县呢？”狄山回答：“不能。”汉武帝追问：“管理一个山头若何？”狄山思衬，再回答不可以大概就要被治罪了，于是勉强回答：“可以。”于是汉武帝派狄山去山上防御匈奴。结果不出一个月，狄山就被匈奴杀了。这个主张以礼仪教化匈奴的腐儒最终死于野蛮人地手中。
想到这里。朱棣对李贯说道：“既然你说一年时间便可初见成效，那么朕就令你去教化鞑靼人。若一年后鞑靼人不再侵扰大明，朕不仅赦你无罪，还会让你官升三极。但是若一年后鞑靼人仍然恶习不改侵扰边境，则将你数罪并罚！你本人固然死罪难逃，九族也将被发配辽东与移户为奴！若你不肯前往鞑靼而选择自尽。九族皆死！”
李贯那张被打得通红的脸居然显出了一片死灰之色。
去鞑靼人那里负责教化？！
即便鞑靼人不杀他，可那种游牧生活他又怎么适应得了？
退一步说，即便他能够适应游牧生活，可是一年之期过后，若鞑靼人继续侵扰大明——可以肯定这是必将发生的事——那时皇上震怒之余，一句话就可以让鞑靼人杀掉他。
……小命不保还是小事。这个时代的人家族观念极强，一般情况下官员为了避免连累家族往往会选择自尽。可皇上居然强调李贯若自尽则诛其九族，显然是连他自尽的权力也给剥夺了。
李贯很希望自己能够再次昏迷，因为他实在无法承受这种令人绝望的痛苦。
赛义咳嗽一声正待为李贯说情，却被朱棣生硬地打断。
“如果李贯你能在朝堂上找出十名自愿前往鞑靼负责教化的官员。朕便赦你无罪。当然。事败后这些官员将受到相应地惩罚。”
李贯身子一颤，下意识地朝身旁的官员们望去。他的目光所及之处。以前的“好友”们或者聚精会神地看着地面，或者专心致志地盯着墙壁，就是没有人肯答回应他乞求的目光。明白无人肯为他火中取栗，李贯的眼神逐渐涣散。
见火候差不多了，朱棣又说道：“朕还可以给你另外两个选择。”
听了这句话，李贯呆滞的眼神中重新出现生气。蝼蚁尚且贪生，如果能够活命，李贯也不想死。
“第二个选择，便是你在百日之内说服十名身份在秀才以上的读书人自愿前往鞑靼负责教化事宜，且教化失败后接受相应地惩罚，朕便赦免你。”
李贯的脸抽搐了一下。
让读书人清谈那是没得说。对于“以人头换票据”的政策，想要让读书人提出批评意见那简直轻而易举。他们会说这种政策太残酷太血腥，会说此举有失泱泱大国的气度，会说这么做不符儒家以仁治国的方针，会说如此一来便违背了孔孟的忠恕之道……至于说让他们亲自去教化鞑靼人，而且不成功还要遭受惩罚，这些只会空口白话地家伙却是绝对不肯地。
当然。目前大明至少有五千万人口，读书读傻了的家伙肯定有。但，想要在百日之内找出十个傻到这份上的家伙，难度却也太高了。退一步说，即便在期限内能够成功找出十个替死鬼，但李贯在士林中的名声大约会比臭狗屎还臭——若想不连累家族，这个选择却只能放弃。
将得失利弊分析透彻后。李贯的眼神明显黯淡一些。
“第三个选择，便去说服那些受鞑靼侵扰的边民。这次鞑靼侵扰的方向是辽东。在鞑靼进犯辽东之前。该地区共有一百二十四个移民屯。鞑靼人退去之后，只剩下九十一个……另外三十三个移民屯都被攻克，里面地移民要么被杀死，要么被掠走。这九十一个移民屯中的任何一个如果认为教化狄夷是更好地选择，并且愿意为你担保，那么朕同样赦你无罪。所谓担保，即你仍然去教化鞑靼人。若一年之后鞑靼仍然侵扰大明边境，则负担担保地移民屯移民均治罪。”
李贯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都被冻住了。
这算是什么选择？即便鞑靼人不曾进入辽东抢劫，边民们也不可能愿意做出那样地担保。更何况，鞑靼人攻击移民屯时犯下了烧杀抢掠的罪行，这种情况下，移民自然更加不可能做出那样的担保！
见朱棣如同猫戏老鼠一样折磨着李贯，大臣们不免兔死狐悲。看出大臣们的想法，朱棣也不为己甚。于是说出了最终地解决办法。
“你去辽东依次说服各个移民屯，若你所去的移民屯不愿为你担保，则由屯长打你十鞭，然后换下一个移民屯尝试，周而复始，直到找出愿意为你担保的移民屯或是试完辽东剩下的九十一个移民屯。若全都试完了却仍旧找不到一个支持者。那么朕便允你自尽抵罪，而且不加罪你的家人……也罢，朕也不限制范围了。试完辽东的移民屯之后，你还可以尝试说服大明境内任意超过五十户的自然村，只要有任意十个符合条件的自然村愿意为你担保，朕便赦你无罪。”
听到这里，李贯大喜，连忙叩头谢恩。
他知道，一个移民屯接一个移民屯地试下去，最终的结果便是一共挨上九百一十鞭然后自尽。但如此一来。至少不会牵连家人。对于早已心如死灰的李贯来说。这已经是极好的结局了。至于说尝试说服辽东以外的自然村……如果不需要担保或许可行，因为关内的百姓没有直接遭受鞑靼人地烧杀抢掠。而且。尽管太祖将富户四处迁移对乡村的宗族势力有所影响，但这种宗族势力仍然不可忽视。也就是说，只要能够诱使族长同意自己的观点，那便可以成功。
但是既然需要担保，李贯却根本不抱丝毫希望了。教化政策失败后就会将担保的村民治罪，那么谁会发了疯冒这种风险？
再说了，即便抛开这种办法能否求得生路不谈，只要一旦尝试，他李贯必将成为士林之耻为千夫所指。那样即便活着，也会连累家族的名声。因此，李贯唯一的选择便是让移民们鞭打出气后自尽。
朱棣盯着李贯看了一会儿。从那逐渐恢复平静的但又充满了死志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已经做出了符合自己期望的选择。因此，朱棣满意地点了点头。
其实如果只是为了立威，那么杀掉李贯也就是了，顶多用点酷刑，用不着这么复杂。朱棣之所以这么处理，其实大有深意。
明朝建立了历史上最为完善的监察制度与组织机构，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十分独特地言官群体。按照明制，这个群体总人数一般保持在200人左右，为历代之最。大凡从中央到地方地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所以，明代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并以群体地面貌在整个社会形成一股威慑力量。
应该说，明朝的言官体系还是起过一些正面作用的。比如说，嘉靖皇帝沉溺斋醮青词，不理政事，御史杨爵痛心疾首。上书极谏，被下诏狱，备受酷刑，数次昏死，仍泰然处之。其他言官冒死声援，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但终使嘉靖顾忌退让。又比如说。万历皇帝演戏嬉乐，忽闻巡城御史呵呼声。亟命止歌，竟曰：我畏御史。
既然连皇帝地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言官的约束，那么为祸甚烈的权臣和宦官自然更是言官监视、打击的主要对象——尽管权臣或权宦垮台的根本原因都只是因为失去了皇帝的宠信，但言官的进谏或多或少总归能够起那么一丁点作用。
不过，朱棣却很不喜欢明朝地言官体系，因为与它所起到的正面作用相比，其负面影响似乎更大。
明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地言官有好几类。为方便理解，朱棣将之分为四种派别：鸡毛蒜皮派、为反而反派、哗众取宠派、党争走狗派。
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而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都是七品官（监察御史和督给事中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和给事中为从七品）。将言官的官衔设定得低一些，本意是希望言官们不要在乎自己的官职，敢于用自己的官职来博得名誉。其实，明代对于言官的素养品质则有着更高的标准。
首先，“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但这种主观标准显然没办法检验。当吏部提名某位官员担任言官时，谁又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此人并非“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
其次，必须正派刚直，介直敢言。而不患得患失，爱身固禄——这同样是一种没办法检验地主观标准。
再次，具有突出的学识才干，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洞悉利弊动态，又能博涉古今，引鉴前史。除此之外，还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历练稳重；对于年龄、出身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
但这条规定也落在了空处。
明朝的读书人用八股文作为敲门砖考上进士时，很多时候就是七品官。如此一来。进士们或者完全没有。或者只有极少的工作经验就会担任言官。在这种前提下，绝大多数言官都无法胜任他们的工作。他们往往根本没有或者是没有丰富地地方行政和管理经验。对水利、农业、练兵、财税、马政、军事、外交都完全不懂。不懂怎么办呢？坐在言官的位子上总得有所作为吧？既然正事办不好，那自然只能将精力放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了。比如说不讲个人卫生、衣服没穿整齐、腰带没系好……这类言官，属于鸡毛蒜皮派。
与鸡毛蒜皮派不同，另一群同样对国家大事不懂的言官却总是恬不知耻地妄议朝政，妄加揣测，故意从反对中枢高级官员的举措中来获取“不阿”、“刚直”之名——也就是说，这类言官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因此朱棣将之形容为“为反而反派”。比如说崇祯皇帝加三饷。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地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当国家发生战争时，适量的增加赋税并非全无道理。但在言官们激烈的反对下，崇祯最终被迫停派了三饷。后来，崇祯在农民起义、小冰期自然灾害以及关外建奴的三重压迫下，希望与建奴议和获得喘息的机会。好吧，既然言官反对为了支持战争而增加赋税，那么选择和平总归可以了吧？还是不行！似乎不坚决反对皇帝的任何措施，他们这些言官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收税打仗言官们固然要拼命反对，因为没钱打仗于是和谈同样会遭受言官们的激烈反对！
哗众取宠派地言官则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他们绝不会在乎所论是否属实，只会在意能否凭借刻薄地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举足轻重大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此捞取政治资本！比如说明神宗因为生病，“头晕眼黑，心满肋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结果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在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便以此写了一本《酒色财气四箴疏》，借题发挥，给皇帝横加了四个罪名：“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而田大益更是将万历与“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厉王、汉桓帝、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引用当时曾任过礼部尚书地于慎行地话说。“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谴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大学士许国也愤慨地说：“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
最可恨的当属党争走狗派。他们终日斗嘴，以清流自诩，相互攻击，充当权臣们党同伐异的急先锋。这类言官本质上是被豢养的恶犬，只要主人一声令下便冲上前去撕咬。至于说是否会将朝堂弄得乌烟瘴气却不会在乎。
言官们敢于不负责任的乱说八道，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言官地位特殊，即便瞎说，皇帝或者高官也不好对之处罚。二是如果皇帝或者高官对之处罚，他们便可以从中获得“刚正不阿”的清名。
朱棣深恶这种情况，因此特意拿李贯开刀。
当然。直接将李贯杀掉还是不妥当地——哪怕是以“不忠”的罪名。李贯毕竟是言官，若是直接杀他，那便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因此，朱棣便给了李贯三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如果李贯坚持地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他将名利双收——成功教化狄夷可得名，连升三极可得利。
第二个和第三个选择，只要李贯能够获得士林或者百姓当中任意一个群体的同情和支持，那么他便可以保住性命并拥有足够的名声。
不过朱棣深信。李贯最后的结果除了丢掉性命外。还得不到百姓和士林的支持。
百姓的观点相较文人而言自然朴实得多：既然鞑靼人杀我汉民，那么大明为什么不可以杀戮鞑靼人？李贯居然反对杀鞑靼人。不是奸臣是什么？
读书人倒是多少会有些兔死狐悲地感觉。只是满嘴跑火车而已，居然丢掉性命之余还会身败名裂，这对于只会耍嘴皮子而不会做实事的读书人来说实在很可怕。但读书人也不可能在公开场合支持李贯，毕竟去教化鞑靼人不仅危险而且看不到任何成功的可能。
更妙的是，这样操作还可以淡化朱棣杀言官的色彩。因为表面上并非是朱棣要杀李贯——成功了名利双收，失败了自领其罪本就天经地义——更何况李贯自己也清楚凭教化不可能成功，若固执己见反而会连累家族……若李贯将来不肯去去教化鞑靼人反而选择自尽，那么这笔帐自然算不到朱棣头上。
有了李贯这个榜样，估计会稍稍扼制言官胡说八道的风气。如果能够青史留名，那么很多读书人都可以不在乎丢官甚至丢掉性命，然而若是丢官丢性命之余还会身败名裂，那便绝对不是一个正常人愿意接受的结局了。
当然，朱棣也知道用李贯来杀鸡骇猴只是治标不治本。世间万物皆有因果，让那些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八股进士去作言官，本身就超出了他们地能力范围。
八股文的地位是在明朝确立的。按朱棣的个人理解，八股文的发扬光大与朱元璋的文字狱有着莫大地关系。文字狱从1384年一直延续到1396年，长达十三年，造成了人人自危、不敢提笔的局面，以致文官们不得不请求设计出一种标准的文牍的措辞，以免犯忌。这种恶劣的环境为八股文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1370年，朱元璋下令设科取士，规定以八股文作为取士的标准，以“四书”、“五经”为题，不允许有自己的见解，必须依照古人的思想。这种考试的内容比较僵化，限制了人们地思想。
朱棣知道八股文地危害，自然不会允许它继续荼毒后世。恩科考试之前，朱棣已经通过各种途径透露当今天子“轻制艺、重策论”，而主考官又由善于揣摩上意的李至刚担任，因此这种录取标准执行地还算彻底。朱棣不要求举子写文章时严格按照八股文行文格式，只要求他们必须有自己的见解、必须有创造性的思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只要将这种取士标准坚持二十年，相信风气就会完全扭转过来。
这个举措只是解放文人的思想，却不能保证那些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新科进士干好言官这份工作。所以朱棣紧接着还有一招，那就是规定“参加工作不足九年者不得为言官”。这样规定能够让言官们拥有充分的工作经验，言事时便能够有的放矢。
另外，言官的进谏程序也得稍微修改一下。
言官中的六科给事中虽说只是七品小官，但其权力却大得骇人——他们如果认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敕令有不妥之处，居然可以将敕令退回！至于说内阁、尚书发出的命令那便更不用谈。
正常情况下，守规矩的明朝皇帝若是遇到敕令被封还的事基本上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明朝的皇权看起来很厉害，但实际上皇帝也不能一言九鼎。因为精力有限的缘故，低品官员的任命一般都是由吏部决定，也就是说，由于给事中官衔太低，皇帝甚至不方便直接剥夺他的职务。虽说可以直接下中旨进行干涉，但这种敕令极有可能被吏部给事中给封还。
朱棣准备将程序改成这样：给事中有权封还敕令，而皇帝经过思考后认为自己正确，便可以下达第二次敕令。接下来给事中如果仍然认为该敕令有不妥之处，第二次封还皇帝的敕令时就必须联合十名以上的言官签上名字。这时候皇帝如果仍然坚持自己正确，而签名的十人也依然坚决反对，那便前往死谏台喝毒酒死谏（当然，十杯酒中只有一杯有毒）。若十名言官依次喝完死谏酒（直到有人喝下那杯毒酒为止），那么皇帝便必须放弃自己的坚持——一个人或许会为了名留青史而脑子发热，但十个人都愿意以性命阻止那道敕令的实施，那恐怕就不是脑子发热，而是皇帝的旨意确实有问题。退一步说，既然有十名言官愿意以性命为代价死谏，那么这道敕令即便正确，也绝对会遭到朝野反对……不实施也罢。
将给事中封还敕令的程序修改成这样后，主要是为了防止个别言官为了名垂千古便不顾实际情况地乱搞。在朱棣看来，言官不顾实际地对国策进行干涉、阻挠，很有可能对国家所造成极为严重的伤害。举例来说，在传统观念中坚持战争永远比要求谈和更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另一个历史时空中崇祯皇帝准备与建奴言和，当时的建奴一开始根本没有占领中国的野心，如果没有言官系统的激烈反对，和谈成功的可能性极大。然后，明朝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消灭流寇上，未必不能将明朝的国祚延长。可惜，清谈误事，言官误国……
因此，朱棣无论如何也要将清谈的成本提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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