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还是减等继承好
养心殿内，宁王朱权、谷王朱穗、周王朱肃、齐王朱傅、兵部尚书茹常、户部尚书郁新、礼部尚书李至刚、工部尚书黄福一个个如木雕泥塑地端坐不语。大殿里，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这些人都是被朱棣召至养心殿的，但谁都不知道朱棣为什么事召他们前来，有心聊几句相互交流一下，又担心殿内的太监们向朱棣打小报告，引来不测之祸。无奈之余，他们只好表面上如敬大宾地恭肃端坐着，心里却暗自揣摩皇帝召他们前来所为何事。
这些人当中，宁王朱权、谷王朱穗在靖难之役中可谓“有大功于社稷”，周王朱肃和齐王朱傅是建文年间被建文皇帝废为庶人的亲王，茹常、郁新、李至刚、黄福分别是四部尚书。他们这些人，身份地位各异，很难猜测朱棣到底是为什么事而将他们一起召过来。
在众人猜测不已的时候，站在大殿门口的太监用他那尖细的嗓子唱道：“皇帝驾到！”
于是，众人皆拜伏于地。
朱棣走到须弥宝座前坐下，双手虚抬令众人平身。
朱棣望着几位尚书说道：“如今靖难之役已然结束。朕想和诸位臣工讨论一下祭奠靖难之役牺牲将领的事情。”
“皇考于鸡笼山立功臣庙，死者像祀，生者虚位，令功臣得以身后尊荣。然朕思之，功臣立下大功得以进入功臣庙享配祭祠，而普通官兵从皇考南征北伐，宣力效劳，略地攻城，栉风沐雨，宣力效劳，共成我国家大业。虽所立功勋微小，但亦不应无视。”
“因此，朕拟扩建功臣庙，将之建为烈士陵园，以便普降恩泽于所有为国牺牲的将士。朕建烈士陵园，是为了让将士们知道，为国尽忠，死有名、生有利。如此一来，朕相信将士们沙场杀敌时能够更加勇猛！”
“烈士陵园共分三个区域，中心区域为功臣庙，专祭大功之臣，入庙者塑像；功臣庙外的区域安置功勋较大的将士，墓碑上除注明其姓名籍贯外，还书写其生平事迹、主要功勋；最外围的区域安置为国捐躯的普通官兵，墓碑上注明其姓名、籍贯、生辰即可。”
“烈士陵园内设专门的守陵人，陵园内禁人樵牧，有不敬者，治以死罪。每年四孟及岁暮，由驸马都尉前去致祭。每年年初，朕祭过太庙之后，亦将亲祭烈士陵园。”
茹常、郁新、李至刚、黄福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明白为什么六部里来了四部尚书：此事涉及地对象是官兵。兵部尚书自然应当到场；祭奠为礼部份内地事。礼部尚书有权发言；将整个鸡笼山建设成烈士陵园。是一项不小地工程。于是又涉及了工部；动工程不可能不需要钱。结果也绕不过户部。
这项工程不算特别巨大。对于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似乎也有好处。因此。四位尚书在以眼神交流之后。齐声说道：“皇上圣明。”
“建烈士陵园地事涉及几个部。你们之间相互配合好……嗯。烈士陵园建好后归礼部管理。所以这件事就由李至刚抓总。”
李至刚兴奋地答应了。犹豫了一下。他又问道：“若文职官员在沙场上牺牲。是否也可进烈士陵园？”
朱棣笑了笑。说道：“但凡战死沙场者。不分文武均可入烈士陵园享受皇家供奉地俎豆香烟。不过。文臣地本分并不是血染沙场。而是协助朕治理这个国家。在朕地心目中。其实是文武并重地。如今朕设立烈士陵园解决官兵地身后尊荣问题。但同样也不会亏待文臣。这样好了。朕在太庙中设分配享殿。分东西两殿。东殿供奉宗室和外藩诸望王。西殿供奉有功大臣。当国家承平之时。文臣更有机会配享太庙。说起来。在配享太庙方面文臣还占了便宜。”
“不过……”朱棣沉吟片刻。“能够配享太庙者地名额毕竟太少。所以朕还会设立一个贤良祠。专祀为治理国家鞠躬尽瘁、有功于国家地文职官员。”
“诸位觉得怎么样？”
朱权等亲王在一旁仔细地听着，当听说太庙分配享殿中的东殿专门供奉宗室、外藩诸望王，不禁心中暗喜。待朱棣说完后，朱权等亲王和四位尚书齐声说道：“皇上圣明！”
看到朱权嘴角微翘，朱棣笑了笑，对他说道：“以你在靖难之役所立下的功劳，足以配享太庙。”
谷王朱穗原先也是塞王之一。所谓塞王，是指封王后置于边塞拥有重兵的亲王。靖难之役爆发之初，北平、通州、蓟州、密云、遵化相继被燕王攻克，拥兵三万的都督宋忠在怀来兵败被俘。谷王的封地宣府在怀来西北，或者是知道自己不是燕王的对手，又或者是因为同病相怜因此不忍与之兵戎相见，总而言之，得知怀来失守后，谷王立即脚底抹油飞快跑回了京师。待靖难大军攻至南京城下时，负责防守金川门的谷王朱穗和曹国公李景隆商量后，打开城门迎入燕王。
想到当初自己并没有与燕王作战，而且又有打开城门迎入燕王的功劳，朱穗涎着脸问道：“皇上，那我呢？我好歹也有开门迎降之功，能否配享太庙？”
朱棣瞟了朱穗一眼，迅速将目光移开。因为，朱棣不想让朱穗看到自己眼中的厌恶。
靖难之役初期不战而逃，可以理解为朱穗与燕王同病相怜，因此毫无战意；后来打开金川门请降，可以解释是为了自保——毕竟如果建文帝战胜燕王，迟早会对同为塞王的朱穗下手。之所以对朱穗观感大恶：是因为朱棣知道在原来的历史时空中，永乐十五年，谷王朱穗会矫称建文帝不死欲奉以举事。
可笑。即便建文帝真的未死，他联络谁也不会联络朱穗啊！毕竟朱穗曾经出卖过建文帝——除非建文帝觉得被人出卖的感觉很爽，想要重温一次。
因为开门迎降的功劳，明成祖特赐乐七奏，卫士三百，将谷王改封长沙，增岁禄二千石。在亲王当中，谷王的待遇也算是不错的了。可是即使这样，谷王朱穗仍然要造反。
有野心的人朱棣可以忍受，毕竟人的**都是无止尽的，对此朱棣也不准备太过苛求。但谷王造反在历史上根本没弄出多大的动静，这就表明朱穗虽然有着强烈的野心，却缺乏与之相衬的精明头脑。
对于这样一个人，朱棣怎么可能有丝毫好感？！
不过，朱棣倒也没打算给朱穗小鞋穿。
从政治角度讲，朱穗开门迎降有功，而朱棣登上皇位不久，军心和民心尚未安定。若是给朱穗小鞋穿，落在建文帝旧臣眼中，会引发不必要的恐慌。文臣还不打紧，那些领兵武将如果因过于恐慌而造反的话，岂不麻烦？
从情理上讲，朱棣曾经看过一部科幻片。故事讲述的是两个现代人，为了阻止泰坦尼克号的悲剧而穿越到过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正是由于这两个穿越者的所做所为，却最终导致了泰坦尼克号的巨大灾难。
想想，朱棣知道历史中的朱穗会于永乐十五年造反——因此朱棣对朱穗非常厌恶——因此朱棣对朱穗的态度恶劣——因此朱穗惶惶不可终日——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巨大心理压力下，永乐十五年，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精神折磨的朱穗终于选择造反……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朱棣强行按捺住内心的厌恶之情，又转过头对朱穗挤出一丝微笑。
“十九弟，你开门迎降有功不假，但这份功劳还不足以配享太庙啊……不过呢，既然你有这份心志，朕心甚慰，早晚会成全你，给你立功的机会，管叫你配享太庙。”
朱穗双目炯炯发光。“谢皇兄成全。”
朱棣不想和朱穗多做纠缠，于是再次将目光移开，投向周王朱肃。
“五弟，建文年间，你和七弟、十三弟、十八弟先后因故被废为庶人。我那可怜的十二弟更惨，因为不愿受狱吏侮辱，竟然举家**……”
周王朱肃就着这个话题顺势跪倒在地，号啕大哭。
朱棣本想挤出两滴眼泪烘托一下气氛的，可惜不知为什么居然挤不出来，只好装出悲伤的表情叹了口气。
“你们这些弟弟我自然是知道的，就算有些小过错，也不至于废为庶人啊……想来，应该是当初一些奸佞小人蒙蔽了建文皇帝，让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朱肃的目光不由闪烁了一下，他咀嚼着这段话的含义。这些话表面上听起来只是温馨和熙的抚慰，但其间的含义，却又似乎深不可测。
“就算有些小过错”，也就是说，朱棣认为自己等人确实有过错；“也不至于废为庶人”，引申的含义是，朱棣认为自己等人该受处罚，只是惩罚力度有待商榷。
然而齐王朱傅却没听出里面的深义，仍然一个劲地哽咽着说道：“皇上圣明！臣弟确实是被污蔑的……”
看到齐王朱傅一个劲地附合，朱棣暗自发笑。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周、齐、湘、代这几个亲王，朱元璋还在世时就多有不法劣迹。这几个亲王当中，周王朱肃总体来说还算是不错的，但建文皇帝撤削周王藩却着实“削之有名”，因为，周王和燕王一样也有“异谋”。周府长史王翰曾几次向周王进谏，朱肃都不听。王翰眼看祸要及身，便装疯逃走了。后来周王的次子汝南王向朝廷揭发周王的不轨图谋，建文帝便将周王废为了庶人。
燕王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帜靖难，1402年6月17日，迎附的文武诸臣把法驾卤薄摆放在路上，并捧来了皇帝宝座，拦住了燕王的马，一定要让他登辇。之前燕王也装模作样地进行了“三推让”，所以在诸王群臣殷勤劝说下，燕王也就顺水推舟登上专供皇帝使用的法驾卤薄。
对于登基仪式的草率，朱棣倒没什么意见。只可惜燕王登基的当天便口头许诺恢复周王、齐王的王爵。若非如此，那么朱棣想要进行下面的事便会更容易些。不过还好，尽管皇帝金口玉言，周王、齐王的亲王爵可以视为已经恢复，但封地问题还没解决。而封地的不同，对亲王们日常生活以及物质享受影响很大。因此，朱棣还是可以利用一下这种情况。
“朕会派人详细调查一番，若你们确实是被诬陷的，朕自当为你们平反，并适当给予补偿。若你们确实犯了过错，朕却还是要略施薄惩的。”
朱肃、朱傅的目光稍微一触旋即跳开。对于宗室的惩罚可轻可重，斥责、削减护卫或岁禄、限制行动、圈禁……所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如果被圈禁，那和被恢复王爵之前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周王朱肃更是脸色苍白。他的王爵被建文帝所废时，最初是流放到云南蒙化，品尝了“妻子异处，穴墙以通饮食，备极困辱”的可怕滋味。想起当日的窘迫，朱肃不禁打了个寒战。
然而，不管脸色多么难看，不管心里是怎么腹诽，朱肃和朱傅仍然异口同声说道：“皇上圣明。”
朱棣徐徐说道：“皇考分封诸亲王，为的是藩屏国家。不过……”
所谓的调查不过是里头撒土，迷外人眼罢了。但调查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处理决定究竟是什么，却是由朱棣一言决之。听到“不过”两字，周王和齐王全都心跳加速，两人眼巴巴地盯着朱棣，生怕朱棣接下来会说出什么不利于他们的话。
“诸位是皇弟，自然能够尽心尽力地屏藩帝室。而朕的儿子和诸位的儿子只是堂兄弟，血缘关系就远一些了。皇帝和继承诸位亲王爵位的后代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其血缘关系会越来越淡薄。那时，诸位的后代还能象皇考设想的那样，尽心尽力地屏藩帝室吗？”
周王和齐王立即信誓旦旦地为后代担保，一个劲地赌咒发誓，希望能够打消朱棣的顾虑。
朱棣似笑非笑地看着朱肃和朱傅，知道他们并没有明白自己的心思。其实，朱棣说这些话是为了将皇室贵族的世袭罔替改为减等继承作铺垫。
明朝体制的弊病很多，皇室供养制度便是其中之一。
明太祖朱元璋在大封皇子的同时，也采取措施提防藩王割据而威胁中央集权，所以虽然诸王分封各地，拥有王爵的称号，但是在藩府之外，没有封地和臣民，不得干预地方事务，即所谓“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永乐大帝通过靖难手段登上大宝后，为了防止弟弟们以自己为榜样，不仅逐步剥夺亲王的军事指挥权，还找借口减少亲王们的护卫，并进一步限制藩王在王府之外的行动。
由于有优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又不能参政带兵，在整日无所事事的情况下，明朝的皇子王孙们往往广娶妃嫔妻妾，繁育出众多的龙子龙孙。整个明朝时期，皇族宗室人口的再生产，表现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特点。其中，晋王朱杢的庶四子庆成王朱济炫的嫡孙朱钟镒的表现颇为不凡。朱钟镒本人有妃妾24人，共生44个儿子，加上女儿多达100多人，接下来，孙子163个，再接下来，曾孙更是多达510个！据《皇明盛事》记载，还有一位庆成王生的儿子更多达100人，除长子世袭封王外，其余99人都封镇国将军。每次家族聚会，同父兄弟之间竟不能尽识。如此高的出生率，使得明朝宗室的人口成几何级数不断增加、膨胀。
据史籍记载，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年）明宗室人口才58人。到了永乐年间（1403－－1424年），30年左右增加1倍，达到127人。而在嘉靖八年（1529年），玉牒中所载的宗室人口达8203人，100年间增加6倍。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又增加约1.5倍，达17661人。仅过16年隆庆三年（1569年）见存的亲王、郡王、将军、中尉以及未名未封者，共计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一人，这还不包括皇族中的女性公主、郡主、县主等等。再过26年，到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见载于玉牒的宗室人口，就达到157000余人。至半个世纪后明亡的时候，宗室人口至少已经超过20万人，这时，明政府全年的收入已经不足以支付宗室岁禄……
当初朱元璋把皇子王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其本意是让皇子王孙们共同“夹辅皇室”。他绝对想不到，这个宗室政策最终反而会变成导致朱明王朝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预防这一弊病，朱棣自然要趁早将宗室爵位继承制度改一改。
可是等了半晌，周王和齐王却仍旧只是一个劲地赌咒发誓亲王的后代们绝对会尽心尽力地屏藩帝室，根本没说到朱棣的心里去。
朱棣面上笑而不语，却恨不得一记窝心脚踹过去：周王和齐王看起来并不愚蠢的样子，怎么这么没机灵劲？
眼看朱棣脸上虽然一直挂着笑容，可是眼神却越来越不耐，户部尚书郁新突然灵机一动。暗自琢磨了一会儿，确信自己明白了皇上的想法后，郁新奏道：“皇上，太祖皇帝分封诸子为亲王以便屏藩帝室，其初衷是为了让作为至亲的亲王护卫皇室。然而将来皇帝与某些亲王的血缘关系却将越来越淡薄，这便有违太祖皇帝的本意。若将世袭罔替改为减等继承，似乎可消除这一弊病。”
朱棣松了一口气。
“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是句骂人的话。但辩证地看，“做婊子”是为求利，“立牌坊”是为逐名。人世间完全不求名利者极为罕见，纯粹只求利或只逐名的也不多，反倒是希冀名利双收者最为普遍。朱棣希望能够将宗室爵位继承制度修改一下，但同时，他又不愿意背上苛待宗室的骂名。由别人提出爵位减等继承制度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朱棣冲着郁新赞许地点点头，然后向周王和齐王问道：“你们觉得呢？”
齐王略一犹豫便恍然大悟，立即说道：“臣弟认为……改世袭罔替为减等继承确实更符合太祖皇帝的本意！”
周王朱肃毕竟不是傻子，刹那间便想明白了其中的关键：无论是世袭罔替还是减等继承，都不关他本人什么事。现在他所需要关心的只是皇帝对自己的处理决定。若是朱棣高兴，或许会增加他的岁禄；若是朱棣不高兴，弄不好就是一道圈禁的圣旨——毕竟自家知自家事，朱肃并没有得健忘症，自然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经不起调查的。
不管怎么说，先让朱棣高兴了再说。虽然不明白朱棣为什么会对改世袭罔替为减等继承那么感兴趣，但很显然，为了子孙后代的爵位尊荣问题而惹朱棣不高兴绝对是不明智的行为。
想到这里，朱肃大声附合道：“臣弟也以为应当将世袭罔替改为减等继承！”
朱棣说道：“你们真的这么想？……那好吧，过些天你们联名上个条陈，看看应该怎么改世袭罔替为减等继承。”
说完，朱棣又将目光移向兵部尚书茹常。
茹常被朱棣盯得极不自在，却一时之间想不明白朱棣为什么这样看着自己。这时，茹常突然感到李至刚暗地拉了一下自己衣角，他也是机警过人的人，一个激灵震颤过后，便隐隐约约猜出了朱棣的想法。
茹常此时尚无爵位，但依他的官衔以及带头反正的功劳，大约伯爵之位是跑不了的。如果改为减等继承，那么他的儿子以后就无爵可继了。在朱棣热切的注视下，虽然不情不愿，但茹常并不敢违拗皇上的意愿，所以他咽了一口唾液，慢吞吞地说道：“王爵尚且减等继承……功勋爵位尊贵远不及宗室，自然也应该改为减等继承。”
朱棣露出一个宽慰的笑容，点点头。
“果然是忠诚臣子，所思所虑均以我大明为先。也好，你便和周王、齐王联名上折子吧。”
“太祖皇帝规定大明功勋贵族爵位只有公、侯、伯三等，太少，不利于激励士子进取之心。朕准备将功勋贵族爵位分为十九级，均享受岁禄。”
“一等公爵岁禄700贯、二等公爵岁禄685贯、三等公爵岁禄660贯、一等侯爵岁禄610贯、二等侯爵岁禄585贯、三等侯爵岁禄560贯、一等伯爵岁禄510贯、二等伯爵岁禄485贯、三等伯爵岁禄460贯、一等子爵岁禄410贯、二等子爵岁禄385贯、三等子爵岁禄360贯、一等男爵岁禄310贯、二等男爵岁禄285贯、三等男爵岁禄260贯、轻车都尉岁禄210贯、骑都尉岁禄110贯、云骑尉岁禄85贯、恩骑尉岁禄45贯。所有功勋封爵只加美号，不加国号、邑号，称之为有禄贵族。”
“茹常，你忠于朕，这很好。朕提前告诉你，过些时候朕封赏靖难功臣，将赐于你一等忠诚伯的爵位。将来你的嫡长子即便于国家无任何功劳，也能继承二等忠诚伯的爵位。”
看到茹常松了口气，朱棣暗自好笑。他转过头，将视线移在宁王朱权身上。
“十七弟，这次靖难之役你所立功劳极大。说说看，你想要什么赏赐？”
税收承包
宁王被燕王半强迫走上贼船时，燕王曾许诺“事成中分天下”。当然，这种许诺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说过，但兑现的却从来没有一例。宁王朱权是个明白人，知道中分天下绝不可能，中分他的脑袋倒是有可能。
所以，朱权很务实的地说道：“臣弟长期带兵与残元周旋，劳心劳力，早已是累得灯干油尽了，因此想要卸下这个重任。而且，臣弟一直在北方生活，觉得北方风沙太大，气候干旱，因此特别向往江南风景。”
“……臣弟希望皇上能够将我改封在苏州，让我能够在江南修养一下身体。”
对于宁王朱权的想法，朱棣自然清楚——无非是示之以弱，显示自己胸无大志，以便能够保全性命。
史称宁王朱权“带甲八万，举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皆骁勇善战”，宁王朱权本人“以善谋称”。所以，仍旧允许“以善谋称”的宁王朱权留在北方“带甲八万，举车六千”，并且率领骁勇善战的朵颜三卫骑兵自然不可能。朱棣绝不相信什么“虎躯一振”就能够散发出无穷无尽的“王八之气”，然后众人皆服。在穿越并附身在燕王身上并且获得燕王的经验和记忆后，一开始还不怎么习惯，但是现在，朱棣的思维方式已经与燕王基本融合了。
如今朱棣绝不会因为宁王朱权有强大的统率能力，就认为应该将他留在大宁作为北方的屏障。相反，朱棣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却是“将朱权留在大宁会不会危及自己的皇位”。
皇位魔力太大，在它面前，别说是兄弟，即便是父子之间也没有绝对的安全可言。如果将宁王朱权留在北方，万一他也和谷王一样发神经，伪称有建文帝秘旨而造反，其破坏力与谷王可不是一个级别的。
原先历史上，永乐皇帝为了解除拥有重兵的诸王对皇位可能构成的威胁，将宁王、谷王、辽王相继内迁，结果形成国都靠近前线，天子坐镇守边的局面。永乐皇帝本人雄心勃勃，长驱远驾，扬威塞外，他活着的时候对于不听话的北方游牧民族只一个字：打！可是他死后，留给后世的却是北部边防退缩的格局。
对于这种情况，朱棣并不担心。永乐皇帝之所以将塞王内迁的同时，还将山西行都司、大宁行都司的诸卫所也内迁，是因为他太过自信，认为控制北方游牧民族很容易——永乐皇帝忽略了一件事：他的后世子孙并没有他那样的雄才大略，况且，朱元璋非常骄傲的军户制度在明朝中后期也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不仅无法保证军队正常的战斗力，甚至无法提供足够的兵源。
既然知道了永乐皇帝所犯的错误，朱棣自然不会重蹈覆辙。
为了保证皇位稳固，拥有重兵的塞王无论如何都必须内迁——纵观永乐之后的明朝，尽管所有的塞王都内迁、削减护卫且不得干涉地方军权，但仍然时有藩王意图谋逆甚至干脆举兵造反的事情发生。如果保留塞王制度，让他们保留一万九千护卫并且可节制地方军队，用脚趾头都可以想得出：这些手握重兵的塞王们会给国家稳定带来什么样的威胁。
当然，塞王需要内迁，山西行都司、大宁行都司的诸卫所却不必内迁。毕竟明朝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并没有什么武将造反的事情发生。
至于说保持军户的战斗力，朱棣也是有办法的。历史上的永乐皇帝也曾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然而朱棣脑对军事屯田制度的改革计划幅度更大，因此，他打算迟些时候再实施对军事屯田制度的改革……待烈士陵园建成之后再说吧。那时，他能够获得军方更多的拥戴，再对军事屯田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时阻力就会小得多。
……
想远了，这时候应该是解决宁王朱权的转封问题，怎么一下子联想到军事屯田制度的改革上去了？难道是因为穿越后找不到有共同语言的人，所以越来越喜欢胡思乱想了？
朱棣自嘲地笑笑，将思路收回到宁王朱权的身上。
历史上，宁王朱权要求封在苏州，永乐皇帝以“苏州在京畿之内不合适”为由没同意。于是宁王朱权又要求封在钱塘，永乐皇帝又以“父亲曾打算将钱塘封给五弟，总觉得不妥当，结果没给。无道的建文把钱塘封给他弟弟，结果不得好死，钱塘不是好地方。建宁、重庆、荆州、东昌都是好地方，任凭弟弟选择”为由拒绝将钱塘封给他，最后只是将宁王封在南昌。
记起这个历史记载时，朱棣突然童心大起，于是决定和宁王朱权开一个玩笑。
“如果朕不同意将王弟封在苏州，而是让你再选择一个地方……你现在仔细想一想打算选什么地方，想好后不必说出来，只告诉朕说想好了，看朕猜不猜得出你想去哪儿。”
宁王朱权狐疑地望着朱棣，思索片刻，然后回答说想好了。
朱棣试探着问：“是不是钱塘？”
在那刹那间，朱权只觉得头皮发麻、双腿发软、遍体生寒。
朱权完全无法理解朱棣为什么会猜出他心里的想法。在朱棣夺取天下后，被世人称之为“善谋”的朱权立即思考自己的定位。所谓“平分天下”的承诺早已被朱权深深埋藏在记忆的最深处。他想过，想要打消心狠手辣的四哥对自己的杀机，唯有远离兵权。所以，当朱棣问他想要什么赏赐时，朱权说出早已准备好的答案——既然不可能与朱棣共享天下，那么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享享福自然成了朱权最期待的结果。
然而朱棣却说不同意将他封在苏州，让他重新选择一个地方。
别人不知道，但朱权却清清楚楚地知道：在此之前，他并没有想过被封在钱塘！也就是说，他脑海里只是临时想出的一个地方，朱棣却能够知道！！！
朱权张大了嘴，想要说些什么，可是喉头却偏偏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只能发出急促的喘气声。朱权想用手拧一下自己，用剧烈疼痛刺激自己镇静下来，可是他发觉自己的手正不由自主地发着抖，根本无法控制。
看到宁王一副惊骇得随时都会昏过去的表情，殿内一片令人窒息寂静。
这些人听说了朱棣让方孝孺拟写登基诏书时发生的异事，但是由于没有亲见的缘故，他们对此仍旧半信半疑。现在，他们亲眼看到朱棣猜出宁王朱权的想法，将朱权吓得几乎昏厥，结果，众人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莫名的恐惧之中。
朱棣吞声暗笑，缓缓说道：“既然十七弟想去苏州好好享受一下，那么朕便满足你的愿望，还是将你封在苏州好了。为酬谢王弟在靖难之役立下的功劳，朕决定，宁王的亲王爵位可承嗣顺延至下三代。”
中国人有个特点，那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虽说亲王们并不喜欢改世袭罔替为减等继承，但这种变化并不损害亲王本人的利益，况且，这项改革针对所有皇亲贵族，所以大家倒也不至于太难接受。可是现在听说宁王的亲王爵位可承嗣顺延至下三代，谷王、周王和齐王瞟向他的目光里便充满了**辣的忌妒之情。
听到朱棣允许自己的宁王爵位可以承嗣顺延至下三代，朱权惊悸不已的心情总算慢慢平复下来。朱权深吸一口气，正准备推辞一下，却被朱棣打断。
“别急，朕对你还有一项奖赏。待你转封苏州后，朕准备让你承包苏州的商业税收。”
“承包？……恕臣愚昧，不知道皇上所言‘承包’究竟是何意？”朱权嗫嚅问道：“莫非是指包税制？”
朱棣愣了愣，这才想起原来这个时代还没有“承包”这个词。
包税制嘛，那是绝对不可行的。所谓包税制，就是由官府测算出某种税年应收税总数，让当地大商人出钱承包，然后大商人再向商贩征收，以其收入作为补偿。
包税制既节约了设置征税机构的费用，又得到了应得的税收，看起来应该是不错的。但遗憾的是，包税商人大多是地方豪强，包税后不再依率计征，而是肆意加税勒索。如此一来，便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进而会影响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由于获得收税权力的人已经事先向朝廷缴纳了税金，因此他们在收税过程中如果有过激的行为，从情理上讲，朝廷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吃人嘴短拿人手软，那些人垫钱获得收税的权力，总不能让他们亏本吧？否则，如果没人愿意对收税权竞价，朝廷的收入岂不是会减少了？
朱棣计划中的商业税承包则不一样。首先，朱棣会对商业税承包权的竞争设置若干限制，让现任承包者拥有一定的优势，以免刺激其涸泽而渔。其次，商业税承包是事后向朝廷交税，若是承包者横征暴敛，其潜在的竞争者必然会向朝廷告状，而朝廷便可以理直气壮地剥夺承包者的承包权。
在朱棣的理解中，承包也就是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和现代股份公司制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承包制和股份公司制之间的区别好象有两个。一是资产主体的性质不同：前者是国有资产，后者是私有资产。另一个区别则是：承包者自负赢亏，如果亏了，从理论上讲承包者在经济方面不会获得任何利益。而股份公司制的总经理却不同，如果经营的公司亏损，虽然奖金是不用指望了，但基本工资却有保障。
在朱棣的潜意识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因此自然而然地想起承包这个词。
可是，这种经济理论怎么向这些十五世纪初的人解释呢？
斟酌了半天，朱棣解释道：“朕的意思是将苏州的商业税收权力交给你代收，主要包括盐税、茶税、市舶税、通过税和营业税。代收商业税之后，其中一成作为收税的管理成本，还有一成作为你的王爵岁禄，其余八成上缴国库。”
“这个商业税承包权并非一成不变的，他人也可以竞争承包权，但他人若想获得苏州商业税的承包权，则需要向上一任承包者支付上一年度苏州的全部商业税收作为补偿。若期望获得商业税承包权者超过一人，则向上一年度承包者支付补偿金额多者胜出。”
大殿里安静了一会儿，大家都在消化咀嚼这件新事务。
朱棣没有打断大家思考，而是暗自琢磨将商业税收承包给个人的得失利弊。
明朝的农业税很低，而商业税则更低。
洪武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货入京，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谓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将以求利，各有所向，执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明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
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结果以其“能恢办商税”为由，褒其进京朝见皇帝，结果反而遭到皇帝的批评：“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
历史上，永乐皇帝对民间税收的管制更是进一步地放松。“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永乐二年，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奏：“比岁市镇经兵，民皆流移，兼连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课钞不及，请减旧额。”户部以闻，上曰：“兵旱之余，尚可征税耶！其悉免之，候岁丰百姓复业，商旅通行，然后征之。”
可以想象一下，现代的企业家、个体户们会多么欣赏朱元璋父子对商业税收的态度。
按道理说，朱元璋采取这种轻税政策还是有道理的。毕竟建国初期中华大地经过近二十年战乱的破坏，一片凋敝，百废待兴，朝廷以发展农业和安养生息为优先考虑。为了刺激商业发展，制定轻税显然是正确的。
但永乐年间的形势却与洪武年间不同。永乐皇帝登基之前，经过洪武三十年、建文四年的休生养息和发展，国内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虽然靖难之役对国家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凭着父亲和侄儿打下的厚实底子，永乐皇帝倒是很做了一些大事。
一、修纂多达3.7亿字的《永乐大典》；二、派郑和七下西洋；三、五征漠北；四、收复安南；五、迁都北京。
这些可以被称之为丰功伟绩的事情里面，哪一样烧钱不厉害？没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永乐皇帝再怎么雄才大略，估计也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唉，三十而取一就三十而取一吧。本来南宋时资本主义就有萌芽的趋势了，可惜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却夭折了。如今中华大地上虽然商业已经逐步复苏，但其活跃程度和规模还远远比不上百年前的南宋。为了刺激和鼓励商业，为了培养出更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土壤，继续采取低税率也不是不可行的。
不过，低税制并不意味着中央应该放弃控制国家宏观经济调控。
万历初期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不过340万两。别的不说，宋朝乾道末年的盐、酒、茶三项收入为4752万贯，而明代万历初期盐茶两税分别只有250万两和10余万两，酒税则根本提都没有提到，估计压根就没有这个项目，或者有的话也微不足道。假设宋代一贯钱大约相当于明代的一两银子，这便意味着宋朝在这三项上的税收是明代的十七倍！
宋朝的人口比明朝多，因此消耗的盐、茶、酒比明朝多吗？
显然不是。这里面，一是因为明朝税轻甚至对某些商品不收税，二是因为逃税漏税严重——也就是所谓的私盐、私茶猖獗。1542年，根据官方的报告，在四川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500万斤，还不包括政府茶园生产的茶叶。然而在1578年，省级官员征收的茶叶收入总共还不超过2万两。其他省份的茶课更是名存实亡。16世纪某些省份茶课税额更是少到了可笑的地步：云南17两，浙江约为6两！
逃税漏税的情况如此严重，怎么说得过去？！
出于刺激资本主义经济的考虑，税率或许仍应定为三十税一，但加强税收管理力度却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朱棣的脑子里有很多加强税收控制力度的办法，但他不能肯定这些办法是否符合明朝的国情民情，因此打算先弄个试点试验一下。现在，先试试让亲王承包某地的商业税收，看看效果如何。如果效果良好，就以此为经验推广。如果失败了，区区一个苏州也不至于动摇国本。
以前朱棣看过欧洲采邑制和中国中央集权制对地方百姓剥削之所以轻重不同的理论。对领主来说，剥削领民是天经地义的。但领民从某个角度来说毕竟属于领主的私产，剥削得太狠了，弄得他们活不下去因而造反的话，受损的仍旧是领主本人。因此，大多数领主剥削领民总还有个底线。但对于异乡为官的官员来说，地方百姓的死活和他们完全无关，因此一旦搜刮起来，往往比欧洲的领主们残酷要得多。
商业税收的承包权虽然也有竞争，但朱棣对竞争设置了一定的限制，毕竟，平民想要获得苏州的商业税承包权，必须一次性向宁王缴纳苏州上一年度的全额商业税收，这一点与欧洲自治城市一次性向领主缴纳巨额赎金颇为类似。这样一来，朱权所获得的承包权，便与领主权中的收益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了。苏州的商业环境越好，朱权的收益也就越多。相反，如果朱权发神经将苏州商业环境搞得乱七八糟，国法暂且不论，受损失的终归还是他自己。
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即便不派锦衣卫去监视苏州的税收，朱权多半也不会瞒报税收动手脚什么的。由于任何人都可以竞争商业税收的承包权，因此现任承包者为了保住承包权，向国库缴纳的税金必然不可能太少。也就是说，承包者不仅会克制本人作弊贪污的**，而且还会尽量制止其他税收环节中的损耗。朱棣也考虑过普通商人或许不敢得罪亲王的问题。《资本论》中似乎说过，如果利润超到300%，商人便敢于蔑视人世间所有的法律。如果有足够的利益，而且法律允许，大约总会有胆大的商人敢于跳出来——万一商人们胆怯，顶多到时候派锦衣卫去暗中鼓励一下。
进一步想，苏州的商业税承包权被私人获得可以额外带来一个好处。一些学者之所以认为中国从来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环节，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尽管商业税承包权远不及城市自治权，但朱棣早已想好了一个办法：任何市民只要每年缴纳一定额度的赋税就给予其恩骑尉的爵位，并且允许其以吏员身份参与掌握部分地方政权。如此一来，这样的城市便与欧洲那些获得自治权的城市颇为类似了。只要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想必资本主义就会顺势萌芽了。
想到这里，朱棣更加觉得将商业税承包出去是个好主意，于是进一步诱惑朱权。
“十七弟，你应当知道苏州在宋朝是多么的繁华。如今苏州虽然不复宋朝时那副盛况，但苏州的地理优势在那里。在整个中华大地来说，苏州的经济还是很有优势的。你甚至可以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减免商铺一定年限的税收，以便吸引更多的商人在苏州开铺子。”
“假设能够收取商业税十万贯，你便可以获得将两万贯；如果能够收取二十万贯，则可获得将四万贯；如果你能够收取一百万贯商业税……想想，就实际收入来说你岂不成了诸王之首？”
就目前的商业环境看，一个城市收取十万贯商业税是一件难想象的事，但这毕竟是一个极为诱人的画饼。当朱权又是心动又是犹豫之时，一旁的谷王朱穗突然插嘴道：“太祖皇帝说过，亲王‘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不得干预地方行政事务。皇上怎么能让十七哥承包苏州的商业税收呢？”
朱棣皱皱眉。“仅止税收而已，不碍事。”
户部尚书郁新说道：“刚才皇上说，宁王殿下可以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减免商铺一定年限的税收，以便吸引更多的商人在苏州开铺子……这个权力似乎……”
朱棣不以为意地撇撇嘴。
“宁王有一万石的岁禄，又可以获得商业税收总额的10%作为承包收入。如果他想大力发展苏州的商业经济，可以用税收总额的10%用来鼓励商人在苏州建立商铺，甚至还可以将岁禄中的部分投入在里面。这也就是朕所说的‘宁王可以在权限范围内减免商铺一定年限税收’。若宁王愿意损己利人，那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郁新不依不饶地说道：“岂能允许亲王向百姓示恩？”
朱棣闻言颇为不悦。
“亲王对地方百姓好点有什么不对？难道非要亲王为祸地方，让地方百姓对亲王恨之入骨才好？！你休要再离间朕与诸亲王的兄弟之情。”
朱棣缓了口气，想了想，觉得郁新虽然读书读得傻了，但毕竟也是出于为了维护中央皇权的好意，因此放缓了语气。“再者说，如果地方官员获得百姓爱戴朕又该怎么办？难道因为百姓要给地方官员送万民伞、要为好官建生祠，朕便应该斥呵那个好官甚至是将那名官员革职？”
“但……”
看到郁新还想反驳。朱棣冷着脸说道：“朕意已决，爱卿不必多言！”
朱棣转过头盯着朱权。“十七弟，你奉不奉诏？”
朱权一直都是识时务的俊杰。听到朱棣这么问，他立即老老实实地答道：“臣弟遵旨。”
谷王朱穗眼珠一转，涎着脸对朱棣说道：“皇上，我在靖难之役同样立有大功，能不能也象十七哥那样承包商业税收？”
朱棣对朱穗的恶感又增加了一分。刚才看到到朱权将会得到超越普通亲王的好处时，他立即跳出来阻挠。现在见朱棣铁下心要让朱权承包苏州的商业税收，便马上见风使舵，涎着脸要求同样的承包权。
朱穗会产生这个想法并不奇怪。反正收税的事又不必亲王们亲力亲为，收到足够的商业税会有更多的承包奖励，即便收不到，反正他们的岁禄又不会少——有赚无赔的事，谁都会喜欢。
虽然更加厌恶朱穗了，但朱棣仍然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尽量和颜悦色地对朱穗说道：“也罢，毕竟你在靖难之役中也曾立下功劳……你原来的封地宣府商业不算发达，朕给你换一个更好的地方，就长沙吧。”
想了想，为了避免令朱穗产生什么心理阴影，朱棣将视线移向朱权，历声道：“不过朕要事先告诫你们：朕相信你们本人不会在征收商业税时犯什么过错，但你们一定要管好那些收税的税丁，绝对不允许他们横征暴敛或是借机为难正当的商人。若是地方官员或商人状告税丁有不法行为，朕必将追究你们的管理责任。”
“好了，今天就说这么多。你们都退下去吧。”
这些人都是被朱棣召至养心殿的，但谁都不知道朱棣为什么事召他们前来，有心聊几句相互交流一下，又担心殿内的太监们向朱棣打小报告，引来不测之祸。无奈之余，他们只好表面上如敬大宾地恭肃端坐着，心里却暗自揣摩皇帝召他们前来所为何事。
这些人当中，宁王朱权、谷王朱穗在靖难之役中可谓“有大功于社稷”，周王朱肃和齐王朱傅是建文年间被建文皇帝废为庶人的亲王，茹常、郁新、李至刚、黄福分别是四部尚书。他们这些人，身份地位各异，很难猜测朱棣到底是为什么事而将他们一起召过来。
在众人猜测不已的时候，站在大殿门口的太监用他那尖细的嗓子唱道：“皇帝驾到！”
于是，众人皆拜伏于地。
朱棣走到须弥宝座前坐下，双手虚抬令众人平身。
朱棣望着几位尚书说道：“如今靖难之役已然结束。朕想和诸位臣工讨论一下祭奠靖难之役牺牲将领的事情。”
“皇考于鸡笼山立功臣庙，死者像祀，生者虚位，令功臣得以身后尊荣。然朕思之，功臣立下大功得以进入功臣庙享配祭祠，而普通官兵从皇考南征北伐，宣力效劳，略地攻城，栉风沐雨，宣力效劳，共成我国家大业。虽所立功勋微小，但亦不应无视。”
“因此，朕拟扩建功臣庙，将之建为烈士陵园，以便普降恩泽于所有为国牺牲的将士。朕建烈士陵园，是为了让将士们知道，为国尽忠，死有名、生有利。如此一来，朕相信将士们沙场杀敌时能够更加勇猛！”
“烈士陵园共分三个区域，中心区域为功臣庙，专祭大功之臣，入庙者塑像；功臣庙外的区域安置功勋较大的将士，墓碑上除注明其姓名籍贯外，还书写其生平事迹、主要功勋；最外围的区域安置为国捐躯的普通官兵，墓碑上注明其姓名、籍贯、生辰即可。”
“烈士陵园内设专门的守陵人，陵园内禁人樵牧，有不敬者，治以死罪。每年四孟及岁暮，由驸马都尉前去致祭。每年年初，朕祭过太庙之后，亦将亲祭烈士陵园。”
茹常、郁新、李至刚、黄福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明白为什么六部里来了四部尚书：此事涉及地对象是官兵。兵部尚书自然应当到场；祭奠为礼部份内地事。礼部尚书有权发言；将整个鸡笼山建设成烈士陵园。是一项不小地工程。于是又涉及了工部；动工程不可能不需要钱。结果也绕不过户部。
这项工程不算特别巨大。对于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似乎也有好处。因此。四位尚书在以眼神交流之后。齐声说道：“皇上圣明。”
“建烈士陵园地事涉及几个部。你们之间相互配合好……嗯。烈士陵园建好后归礼部管理。所以这件事就由李至刚抓总。”
李至刚兴奋地答应了。犹豫了一下。他又问道：“若文职官员在沙场上牺牲。是否也可进烈士陵园？”
朱棣笑了笑。说道：“但凡战死沙场者。不分文武均可入烈士陵园享受皇家供奉地俎豆香烟。不过。文臣地本分并不是血染沙场。而是协助朕治理这个国家。在朕地心目中。其实是文武并重地。如今朕设立烈士陵园解决官兵地身后尊荣问题。但同样也不会亏待文臣。这样好了。朕在太庙中设分配享殿。分东西两殿。东殿供奉宗室和外藩诸望王。西殿供奉有功大臣。当国家承平之时。文臣更有机会配享太庙。说起来。在配享太庙方面文臣还占了便宜。”
“不过……”朱棣沉吟片刻。“能够配享太庙者地名额毕竟太少。所以朕还会设立一个贤良祠。专祀为治理国家鞠躬尽瘁、有功于国家地文职官员。”
“诸位觉得怎么样？”
朱权等亲王在一旁仔细地听着，当听说太庙分配享殿中的东殿专门供奉宗室、外藩诸望王，不禁心中暗喜。待朱棣说完后，朱权等亲王和四位尚书齐声说道：“皇上圣明！”
看到朱权嘴角微翘，朱棣笑了笑，对他说道：“以你在靖难之役所立下的功劳，足以配享太庙。”
谷王朱穗原先也是塞王之一。所谓塞王，是指封王后置于边塞拥有重兵的亲王。靖难之役爆发之初，北平、通州、蓟州、密云、遵化相继被燕王攻克，拥兵三万的都督宋忠在怀来兵败被俘。谷王的封地宣府在怀来西北，或者是知道自己不是燕王的对手，又或者是因为同病相怜因此不忍与之兵戎相见，总而言之，得知怀来失守后，谷王立即脚底抹油飞快跑回了京师。待靖难大军攻至南京城下时，负责防守金川门的谷王朱穗和曹国公李景隆商量后，打开城门迎入燕王。
想到当初自己并没有与燕王作战，而且又有打开城门迎入燕王的功劳，朱穗涎着脸问道：“皇上，那我呢？我好歹也有开门迎降之功，能否配享太庙？”
朱棣瞟了朱穗一眼，迅速将目光移开。因为，朱棣不想让朱穗看到自己眼中的厌恶。
靖难之役初期不战而逃，可以理解为朱穗与燕王同病相怜，因此毫无战意；后来打开金川门请降，可以解释是为了自保——毕竟如果建文帝战胜燕王，迟早会对同为塞王的朱穗下手。之所以对朱穗观感大恶：是因为朱棣知道在原来的历史时空中，永乐十五年，谷王朱穗会矫称建文帝不死欲奉以举事。
可笑。即便建文帝真的未死，他联络谁也不会联络朱穗啊！毕竟朱穗曾经出卖过建文帝——除非建文帝觉得被人出卖的感觉很爽，想要重温一次。
因为开门迎降的功劳，明成祖特赐乐七奏，卫士三百，将谷王改封长沙，增岁禄二千石。在亲王当中，谷王的待遇也算是不错的了。可是即使这样，谷王朱穗仍然要造反。
有野心的人朱棣可以忍受，毕竟人的**都是无止尽的，对此朱棣也不准备太过苛求。但谷王造反在历史上根本没弄出多大的动静，这就表明朱穗虽然有着强烈的野心，却缺乏与之相衬的精明头脑。
对于这样一个人，朱棣怎么可能有丝毫好感？！
不过，朱棣倒也没打算给朱穗小鞋穿。
从政治角度讲，朱穗开门迎降有功，而朱棣登上皇位不久，军心和民心尚未安定。若是给朱穗小鞋穿，落在建文帝旧臣眼中，会引发不必要的恐慌。文臣还不打紧，那些领兵武将如果因过于恐慌而造反的话，岂不麻烦？
从情理上讲，朱棣曾经看过一部科幻片。故事讲述的是两个现代人，为了阻止泰坦尼克号的悲剧而穿越到过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正是由于这两个穿越者的所做所为，却最终导致了泰坦尼克号的巨大灾难。
想想，朱棣知道历史中的朱穗会于永乐十五年造反——因此朱棣对朱穗非常厌恶——因此朱棣对朱穗的态度恶劣——因此朱穗惶惶不可终日——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巨大心理压力下，永乐十五年，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精神折磨的朱穗终于选择造反……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朱棣强行按捺住内心的厌恶之情，又转过头对朱穗挤出一丝微笑。
“十九弟，你开门迎降有功不假，但这份功劳还不足以配享太庙啊……不过呢，既然你有这份心志，朕心甚慰，早晚会成全你，给你立功的机会，管叫你配享太庙。”
朱穗双目炯炯发光。“谢皇兄成全。”
朱棣不想和朱穗多做纠缠，于是再次将目光移开，投向周王朱肃。
“五弟，建文年间，你和七弟、十三弟、十八弟先后因故被废为庶人。我那可怜的十二弟更惨，因为不愿受狱吏侮辱，竟然举家**……”
周王朱肃就着这个话题顺势跪倒在地，号啕大哭。
朱棣本想挤出两滴眼泪烘托一下气氛的，可惜不知为什么居然挤不出来，只好装出悲伤的表情叹了口气。
“你们这些弟弟我自然是知道的，就算有些小过错，也不至于废为庶人啊……想来，应该是当初一些奸佞小人蒙蔽了建文皇帝，让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朱肃的目光不由闪烁了一下，他咀嚼着这段话的含义。这些话表面上听起来只是温馨和熙的抚慰，但其间的含义，却又似乎深不可测。
“就算有些小过错”，也就是说，朱棣认为自己等人确实有过错；“也不至于废为庶人”，引申的含义是，朱棣认为自己等人该受处罚，只是惩罚力度有待商榷。
然而齐王朱傅却没听出里面的深义，仍然一个劲地哽咽着说道：“皇上圣明！臣弟确实是被污蔑的……”
看到齐王朱傅一个劲地附合，朱棣暗自发笑。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周、齐、湘、代这几个亲王，朱元璋还在世时就多有不法劣迹。这几个亲王当中，周王朱肃总体来说还算是不错的，但建文皇帝撤削周王藩却着实“削之有名”，因为，周王和燕王一样也有“异谋”。周府长史王翰曾几次向周王进谏，朱肃都不听。王翰眼看祸要及身，便装疯逃走了。后来周王的次子汝南王向朝廷揭发周王的不轨图谋，建文帝便将周王废为了庶人。
燕王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帜靖难，1402年6月17日，迎附的文武诸臣把法驾卤薄摆放在路上，并捧来了皇帝宝座，拦住了燕王的马，一定要让他登辇。之前燕王也装模作样地进行了“三推让”，所以在诸王群臣殷勤劝说下，燕王也就顺水推舟登上专供皇帝使用的法驾卤薄。
对于登基仪式的草率，朱棣倒没什么意见。只可惜燕王登基的当天便口头许诺恢复周王、齐王的王爵。若非如此，那么朱棣想要进行下面的事便会更容易些。不过还好，尽管皇帝金口玉言，周王、齐王的亲王爵可以视为已经恢复，但封地问题还没解决。而封地的不同，对亲王们日常生活以及物质享受影响很大。因此，朱棣还是可以利用一下这种情况。
“朕会派人详细调查一番，若你们确实是被诬陷的，朕自当为你们平反，并适当给予补偿。若你们确实犯了过错，朕却还是要略施薄惩的。”
朱肃、朱傅的目光稍微一触旋即跳开。对于宗室的惩罚可轻可重，斥责、削减护卫或岁禄、限制行动、圈禁……所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如果被圈禁，那和被恢复王爵之前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周王朱肃更是脸色苍白。他的王爵被建文帝所废时，最初是流放到云南蒙化，品尝了“妻子异处，穴墙以通饮食，备极困辱”的可怕滋味。想起当日的窘迫，朱肃不禁打了个寒战。
然而，不管脸色多么难看，不管心里是怎么腹诽，朱肃和朱傅仍然异口同声说道：“皇上圣明。”
朱棣徐徐说道：“皇考分封诸亲王，为的是藩屏国家。不过……”
所谓的调查不过是里头撒土，迷外人眼罢了。但调查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处理决定究竟是什么，却是由朱棣一言决之。听到“不过”两字，周王和齐王全都心跳加速，两人眼巴巴地盯着朱棣，生怕朱棣接下来会说出什么不利于他们的话。
“诸位是皇弟，自然能够尽心尽力地屏藩帝室。而朕的儿子和诸位的儿子只是堂兄弟，血缘关系就远一些了。皇帝和继承诸位亲王爵位的后代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其血缘关系会越来越淡薄。那时，诸位的后代还能象皇考设想的那样，尽心尽力地屏藩帝室吗？”
周王和齐王立即信誓旦旦地为后代担保，一个劲地赌咒发誓，希望能够打消朱棣的顾虑。
朱棣似笑非笑地看着朱肃和朱傅，知道他们并没有明白自己的心思。其实，朱棣说这些话是为了将皇室贵族的世袭罔替改为减等继承作铺垫。
明朝体制的弊病很多，皇室供养制度便是其中之一。
明太祖朱元璋在大封皇子的同时，也采取措施提防藩王割据而威胁中央集权，所以虽然诸王分封各地，拥有王爵的称号，但是在藩府之外，没有封地和臣民，不得干预地方事务，即所谓“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永乐大帝通过靖难手段登上大宝后，为了防止弟弟们以自己为榜样，不仅逐步剥夺亲王的军事指挥权，还找借口减少亲王们的护卫，并进一步限制藩王在王府之外的行动。
由于有优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又不能参政带兵，在整日无所事事的情况下，明朝的皇子王孙们往往广娶妃嫔妻妾，繁育出众多的龙子龙孙。整个明朝时期，皇族宗室人口的再生产，表现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特点。其中，晋王朱杢的庶四子庆成王朱济炫的嫡孙朱钟镒的表现颇为不凡。朱钟镒本人有妃妾24人，共生44个儿子，加上女儿多达100多人，接下来，孙子163个，再接下来，曾孙更是多达510个！据《皇明盛事》记载，还有一位庆成王生的儿子更多达100人，除长子世袭封王外，其余99人都封镇国将军。每次家族聚会，同父兄弟之间竟不能尽识。如此高的出生率，使得明朝宗室的人口成几何级数不断增加、膨胀。
据史籍记载，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年）明宗室人口才58人。到了永乐年间（1403－－1424年），30年左右增加1倍，达到127人。而在嘉靖八年（1529年），玉牒中所载的宗室人口达8203人，100年间增加6倍。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又增加约1.5倍，达17661人。仅过16年隆庆三年（1569年）见存的亲王、郡王、将军、中尉以及未名未封者，共计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一人，这还不包括皇族中的女性公主、郡主、县主等等。再过26年，到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见载于玉牒的宗室人口，就达到157000余人。至半个世纪后明亡的时候，宗室人口至少已经超过20万人，这时，明政府全年的收入已经不足以支付宗室岁禄……
当初朱元璋把皇子王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其本意是让皇子王孙们共同“夹辅皇室”。他绝对想不到，这个宗室政策最终反而会变成导致朱明王朝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预防这一弊病，朱棣自然要趁早将宗室爵位继承制度改一改。
可是等了半晌，周王和齐王却仍旧只是一个劲地赌咒发誓亲王的后代们绝对会尽心尽力地屏藩帝室，根本没说到朱棣的心里去。
朱棣面上笑而不语，却恨不得一记窝心脚踹过去：周王和齐王看起来并不愚蠢的样子，怎么这么没机灵劲？
眼看朱棣脸上虽然一直挂着笑容，可是眼神却越来越不耐，户部尚书郁新突然灵机一动。暗自琢磨了一会儿，确信自己明白了皇上的想法后，郁新奏道：“皇上，太祖皇帝分封诸子为亲王以便屏藩帝室，其初衷是为了让作为至亲的亲王护卫皇室。然而将来皇帝与某些亲王的血缘关系却将越来越淡薄，这便有违太祖皇帝的本意。若将世袭罔替改为减等继承，似乎可消除这一弊病。”
朱棣松了一口气。
“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是句骂人的话。但辩证地看，“做婊子”是为求利，“立牌坊”是为逐名。人世间完全不求名利者极为罕见，纯粹只求利或只逐名的也不多，反倒是希冀名利双收者最为普遍。朱棣希望能够将宗室爵位继承制度修改一下，但同时，他又不愿意背上苛待宗室的骂名。由别人提出爵位减等继承制度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朱棣冲着郁新赞许地点点头，然后向周王和齐王问道：“你们觉得呢？”
齐王略一犹豫便恍然大悟，立即说道：“臣弟认为……改世袭罔替为减等继承确实更符合太祖皇帝的本意！”
周王朱肃毕竟不是傻子，刹那间便想明白了其中的关键：无论是世袭罔替还是减等继承，都不关他本人什么事。现在他所需要关心的只是皇帝对自己的处理决定。若是朱棣高兴，或许会增加他的岁禄；若是朱棣不高兴，弄不好就是一道圈禁的圣旨——毕竟自家知自家事，朱肃并没有得健忘症，自然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经不起调查的。
不管怎么说，先让朱棣高兴了再说。虽然不明白朱棣为什么会对改世袭罔替为减等继承那么感兴趣，但很显然，为了子孙后代的爵位尊荣问题而惹朱棣不高兴绝对是不明智的行为。
想到这里，朱肃大声附合道：“臣弟也以为应当将世袭罔替改为减等继承！”
朱棣说道：“你们真的这么想？……那好吧，过些天你们联名上个条陈，看看应该怎么改世袭罔替为减等继承。”
说完，朱棣又将目光移向兵部尚书茹常。
茹常被朱棣盯得极不自在，却一时之间想不明白朱棣为什么这样看着自己。这时，茹常突然感到李至刚暗地拉了一下自己衣角，他也是机警过人的人，一个激灵震颤过后，便隐隐约约猜出了朱棣的想法。
茹常此时尚无爵位，但依他的官衔以及带头反正的功劳，大约伯爵之位是跑不了的。如果改为减等继承，那么他的儿子以后就无爵可继了。在朱棣热切的注视下，虽然不情不愿，但茹常并不敢违拗皇上的意愿，所以他咽了一口唾液，慢吞吞地说道：“王爵尚且减等继承……功勋爵位尊贵远不及宗室，自然也应该改为减等继承。”
朱棣露出一个宽慰的笑容，点点头。
“果然是忠诚臣子，所思所虑均以我大明为先。也好，你便和周王、齐王联名上折子吧。”
“太祖皇帝规定大明功勋贵族爵位只有公、侯、伯三等，太少，不利于激励士子进取之心。朕准备将功勋贵族爵位分为十九级，均享受岁禄。”
“一等公爵岁禄700贯、二等公爵岁禄685贯、三等公爵岁禄660贯、一等侯爵岁禄610贯、二等侯爵岁禄585贯、三等侯爵岁禄560贯、一等伯爵岁禄510贯、二等伯爵岁禄485贯、三等伯爵岁禄460贯、一等子爵岁禄410贯、二等子爵岁禄385贯、三等子爵岁禄360贯、一等男爵岁禄310贯、二等男爵岁禄285贯、三等男爵岁禄260贯、轻车都尉岁禄210贯、骑都尉岁禄110贯、云骑尉岁禄85贯、恩骑尉岁禄45贯。所有功勋封爵只加美号，不加国号、邑号，称之为有禄贵族。”
“茹常，你忠于朕，这很好。朕提前告诉你，过些时候朕封赏靖难功臣，将赐于你一等忠诚伯的爵位。将来你的嫡长子即便于国家无任何功劳，也能继承二等忠诚伯的爵位。”
看到茹常松了口气，朱棣暗自好笑。他转过头，将视线移在宁王朱权身上。
“十七弟，这次靖难之役你所立功劳极大。说说看，你想要什么赏赐？”
税收承包
宁王被燕王半强迫走上贼船时，燕王曾许诺“事成中分天下”。当然，这种许诺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说过，但兑现的却从来没有一例。宁王朱权是个明白人，知道中分天下绝不可能，中分他的脑袋倒是有可能。
所以，朱权很务实的地说道：“臣弟长期带兵与残元周旋，劳心劳力，早已是累得灯干油尽了，因此想要卸下这个重任。而且，臣弟一直在北方生活，觉得北方风沙太大，气候干旱，因此特别向往江南风景。”
“……臣弟希望皇上能够将我改封在苏州，让我能够在江南修养一下身体。”
对于宁王朱权的想法，朱棣自然清楚——无非是示之以弱，显示自己胸无大志，以便能够保全性命。
史称宁王朱权“带甲八万，举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皆骁勇善战”，宁王朱权本人“以善谋称”。所以，仍旧允许“以善谋称”的宁王朱权留在北方“带甲八万，举车六千”，并且率领骁勇善战的朵颜三卫骑兵自然不可能。朱棣绝不相信什么“虎躯一振”就能够散发出无穷无尽的“王八之气”，然后众人皆服。在穿越并附身在燕王身上并且获得燕王的经验和记忆后，一开始还不怎么习惯，但是现在，朱棣的思维方式已经与燕王基本融合了。
如今朱棣绝不会因为宁王朱权有强大的统率能力，就认为应该将他留在大宁作为北方的屏障。相反，朱棣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却是“将朱权留在大宁会不会危及自己的皇位”。
皇位魔力太大，在它面前，别说是兄弟，即便是父子之间也没有绝对的安全可言。如果将宁王朱权留在北方，万一他也和谷王一样发神经，伪称有建文帝秘旨而造反，其破坏力与谷王可不是一个级别的。
原先历史上，永乐皇帝为了解除拥有重兵的诸王对皇位可能构成的威胁，将宁王、谷王、辽王相继内迁，结果形成国都靠近前线，天子坐镇守边的局面。永乐皇帝本人雄心勃勃，长驱远驾，扬威塞外，他活着的时候对于不听话的北方游牧民族只一个字：打！可是他死后，留给后世的却是北部边防退缩的格局。
对于这种情况，朱棣并不担心。永乐皇帝之所以将塞王内迁的同时，还将山西行都司、大宁行都司的诸卫所也内迁，是因为他太过自信，认为控制北方游牧民族很容易——永乐皇帝忽略了一件事：他的后世子孙并没有他那样的雄才大略，况且，朱元璋非常骄傲的军户制度在明朝中后期也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不仅无法保证军队正常的战斗力，甚至无法提供足够的兵源。
既然知道了永乐皇帝所犯的错误，朱棣自然不会重蹈覆辙。
为了保证皇位稳固，拥有重兵的塞王无论如何都必须内迁——纵观永乐之后的明朝，尽管所有的塞王都内迁、削减护卫且不得干涉地方军权，但仍然时有藩王意图谋逆甚至干脆举兵造反的事情发生。如果保留塞王制度，让他们保留一万九千护卫并且可节制地方军队，用脚趾头都可以想得出：这些手握重兵的塞王们会给国家稳定带来什么样的威胁。
当然，塞王需要内迁，山西行都司、大宁行都司的诸卫所却不必内迁。毕竟明朝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并没有什么武将造反的事情发生。
至于说保持军户的战斗力，朱棣也是有办法的。历史上的永乐皇帝也曾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然而朱棣脑对军事屯田制度的改革计划幅度更大，因此，他打算迟些时候再实施对军事屯田制度的改革……待烈士陵园建成之后再说吧。那时，他能够获得军方更多的拥戴，再对军事屯田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时阻力就会小得多。
……
想远了，这时候应该是解决宁王朱权的转封问题，怎么一下子联想到军事屯田制度的改革上去了？难道是因为穿越后找不到有共同语言的人，所以越来越喜欢胡思乱想了？
朱棣自嘲地笑笑，将思路收回到宁王朱权的身上。
历史上，宁王朱权要求封在苏州，永乐皇帝以“苏州在京畿之内不合适”为由没同意。于是宁王朱权又要求封在钱塘，永乐皇帝又以“父亲曾打算将钱塘封给五弟，总觉得不妥当，结果没给。无道的建文把钱塘封给他弟弟，结果不得好死，钱塘不是好地方。建宁、重庆、荆州、东昌都是好地方，任凭弟弟选择”为由拒绝将钱塘封给他，最后只是将宁王封在南昌。
记起这个历史记载时，朱棣突然童心大起，于是决定和宁王朱权开一个玩笑。
“如果朕不同意将王弟封在苏州，而是让你再选择一个地方……你现在仔细想一想打算选什么地方，想好后不必说出来，只告诉朕说想好了，看朕猜不猜得出你想去哪儿。”
宁王朱权狐疑地望着朱棣，思索片刻，然后回答说想好了。
朱棣试探着问：“是不是钱塘？”
在那刹那间，朱权只觉得头皮发麻、双腿发软、遍体生寒。
朱权完全无法理解朱棣为什么会猜出他心里的想法。在朱棣夺取天下后，被世人称之为“善谋”的朱权立即思考自己的定位。所谓“平分天下”的承诺早已被朱权深深埋藏在记忆的最深处。他想过，想要打消心狠手辣的四哥对自己的杀机，唯有远离兵权。所以，当朱棣问他想要什么赏赐时，朱权说出早已准备好的答案——既然不可能与朱棣共享天下，那么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享享福自然成了朱权最期待的结果。
然而朱棣却说不同意将他封在苏州，让他重新选择一个地方。
别人不知道，但朱权却清清楚楚地知道：在此之前，他并没有想过被封在钱塘！也就是说，他脑海里只是临时想出的一个地方，朱棣却能够知道！！！
朱权张大了嘴，想要说些什么，可是喉头却偏偏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只能发出急促的喘气声。朱权想用手拧一下自己，用剧烈疼痛刺激自己镇静下来，可是他发觉自己的手正不由自主地发着抖，根本无法控制。
看到宁王一副惊骇得随时都会昏过去的表情，殿内一片令人窒息寂静。
这些人听说了朱棣让方孝孺拟写登基诏书时发生的异事，但是由于没有亲见的缘故，他们对此仍旧半信半疑。现在，他们亲眼看到朱棣猜出宁王朱权的想法，将朱权吓得几乎昏厥，结果，众人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莫名的恐惧之中。
朱棣吞声暗笑，缓缓说道：“既然十七弟想去苏州好好享受一下，那么朕便满足你的愿望，还是将你封在苏州好了。为酬谢王弟在靖难之役立下的功劳，朕决定，宁王的亲王爵位可承嗣顺延至下三代。”
中国人有个特点，那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虽说亲王们并不喜欢改世袭罔替为减等继承，但这种变化并不损害亲王本人的利益，况且，这项改革针对所有皇亲贵族，所以大家倒也不至于太难接受。可是现在听说宁王的亲王爵位可承嗣顺延至下三代，谷王、周王和齐王瞟向他的目光里便充满了**辣的忌妒之情。
听到朱棣允许自己的宁王爵位可以承嗣顺延至下三代，朱权惊悸不已的心情总算慢慢平复下来。朱权深吸一口气，正准备推辞一下，却被朱棣打断。
“别急，朕对你还有一项奖赏。待你转封苏州后，朕准备让你承包苏州的商业税收。”
“承包？……恕臣愚昧，不知道皇上所言‘承包’究竟是何意？”朱权嗫嚅问道：“莫非是指包税制？”
朱棣愣了愣，这才想起原来这个时代还没有“承包”这个词。
包税制嘛，那是绝对不可行的。所谓包税制，就是由官府测算出某种税年应收税总数，让当地大商人出钱承包，然后大商人再向商贩征收，以其收入作为补偿。
包税制既节约了设置征税机构的费用，又得到了应得的税收，看起来应该是不错的。但遗憾的是，包税商人大多是地方豪强，包税后不再依率计征，而是肆意加税勒索。如此一来，便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进而会影响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由于获得收税权力的人已经事先向朝廷缴纳了税金，因此他们在收税过程中如果有过激的行为，从情理上讲，朝廷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吃人嘴短拿人手软，那些人垫钱获得收税的权力，总不能让他们亏本吧？否则，如果没人愿意对收税权竞价，朝廷的收入岂不是会减少了？
朱棣计划中的商业税承包则不一样。首先，朱棣会对商业税承包权的竞争设置若干限制，让现任承包者拥有一定的优势，以免刺激其涸泽而渔。其次，商业税承包是事后向朝廷交税，若是承包者横征暴敛，其潜在的竞争者必然会向朝廷告状，而朝廷便可以理直气壮地剥夺承包者的承包权。
在朱棣的理解中，承包也就是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和现代股份公司制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承包制和股份公司制之间的区别好象有两个。一是资产主体的性质不同：前者是国有资产，后者是私有资产。另一个区别则是：承包者自负赢亏，如果亏了，从理论上讲承包者在经济方面不会获得任何利益。而股份公司制的总经理却不同，如果经营的公司亏损，虽然奖金是不用指望了，但基本工资却有保障。
在朱棣的潜意识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因此自然而然地想起承包这个词。
可是，这种经济理论怎么向这些十五世纪初的人解释呢？
斟酌了半天，朱棣解释道：“朕的意思是将苏州的商业税收权力交给你代收，主要包括盐税、茶税、市舶税、通过税和营业税。代收商业税之后，其中一成作为收税的管理成本，还有一成作为你的王爵岁禄，其余八成上缴国库。”
“这个商业税承包权并非一成不变的，他人也可以竞争承包权，但他人若想获得苏州商业税的承包权，则需要向上一任承包者支付上一年度苏州的全部商业税收作为补偿。若期望获得商业税承包权者超过一人，则向上一年度承包者支付补偿金额多者胜出。”
大殿里安静了一会儿，大家都在消化咀嚼这件新事务。
朱棣没有打断大家思考，而是暗自琢磨将商业税收承包给个人的得失利弊。
明朝的农业税很低，而商业税则更低。
洪武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货入京，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谓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将以求利，各有所向，执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明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
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结果以其“能恢办商税”为由，褒其进京朝见皇帝，结果反而遭到皇帝的批评：“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
历史上，永乐皇帝对民间税收的管制更是进一步地放松。“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永乐二年，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奏：“比岁市镇经兵，民皆流移，兼连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课钞不及，请减旧额。”户部以闻，上曰：“兵旱之余，尚可征税耶！其悉免之，候岁丰百姓复业，商旅通行，然后征之。”
可以想象一下，现代的企业家、个体户们会多么欣赏朱元璋父子对商业税收的态度。
按道理说，朱元璋采取这种轻税政策还是有道理的。毕竟建国初期中华大地经过近二十年战乱的破坏，一片凋敝，百废待兴，朝廷以发展农业和安养生息为优先考虑。为了刺激商业发展，制定轻税显然是正确的。
但永乐年间的形势却与洪武年间不同。永乐皇帝登基之前，经过洪武三十年、建文四年的休生养息和发展，国内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虽然靖难之役对国家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凭着父亲和侄儿打下的厚实底子，永乐皇帝倒是很做了一些大事。
一、修纂多达3.7亿字的《永乐大典》；二、派郑和七下西洋；三、五征漠北；四、收复安南；五、迁都北京。
这些可以被称之为丰功伟绩的事情里面，哪一样烧钱不厉害？没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永乐皇帝再怎么雄才大略，估计也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唉，三十而取一就三十而取一吧。本来南宋时资本主义就有萌芽的趋势了，可惜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却夭折了。如今中华大地上虽然商业已经逐步复苏，但其活跃程度和规模还远远比不上百年前的南宋。为了刺激和鼓励商业，为了培养出更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土壤，继续采取低税率也不是不可行的。
不过，低税制并不意味着中央应该放弃控制国家宏观经济调控。
万历初期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不过340万两。别的不说，宋朝乾道末年的盐、酒、茶三项收入为4752万贯，而明代万历初期盐茶两税分别只有250万两和10余万两，酒税则根本提都没有提到，估计压根就没有这个项目，或者有的话也微不足道。假设宋代一贯钱大约相当于明代的一两银子，这便意味着宋朝在这三项上的税收是明代的十七倍！
宋朝的人口比明朝多，因此消耗的盐、茶、酒比明朝多吗？
显然不是。这里面，一是因为明朝税轻甚至对某些商品不收税，二是因为逃税漏税严重——也就是所谓的私盐、私茶猖獗。1542年，根据官方的报告，在四川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500万斤，还不包括政府茶园生产的茶叶。然而在1578年，省级官员征收的茶叶收入总共还不超过2万两。其他省份的茶课更是名存实亡。16世纪某些省份茶课税额更是少到了可笑的地步：云南17两，浙江约为6两！
逃税漏税的情况如此严重，怎么说得过去？！
出于刺激资本主义经济的考虑，税率或许仍应定为三十税一，但加强税收管理力度却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朱棣的脑子里有很多加强税收控制力度的办法，但他不能肯定这些办法是否符合明朝的国情民情，因此打算先弄个试点试验一下。现在，先试试让亲王承包某地的商业税收，看看效果如何。如果效果良好，就以此为经验推广。如果失败了，区区一个苏州也不至于动摇国本。
以前朱棣看过欧洲采邑制和中国中央集权制对地方百姓剥削之所以轻重不同的理论。对领主来说，剥削领民是天经地义的。但领民从某个角度来说毕竟属于领主的私产，剥削得太狠了，弄得他们活不下去因而造反的话，受损的仍旧是领主本人。因此，大多数领主剥削领民总还有个底线。但对于异乡为官的官员来说，地方百姓的死活和他们完全无关，因此一旦搜刮起来，往往比欧洲的领主们残酷要得多。
商业税收的承包权虽然也有竞争，但朱棣对竞争设置了一定的限制，毕竟，平民想要获得苏州的商业税承包权，必须一次性向宁王缴纳苏州上一年度的全额商业税收，这一点与欧洲自治城市一次性向领主缴纳巨额赎金颇为类似。这样一来，朱权所获得的承包权，便与领主权中的收益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了。苏州的商业环境越好，朱权的收益也就越多。相反，如果朱权发神经将苏州商业环境搞得乱七八糟，国法暂且不论，受损失的终归还是他自己。
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即便不派锦衣卫去监视苏州的税收，朱权多半也不会瞒报税收动手脚什么的。由于任何人都可以竞争商业税收的承包权，因此现任承包者为了保住承包权，向国库缴纳的税金必然不可能太少。也就是说，承包者不仅会克制本人作弊贪污的**，而且还会尽量制止其他税收环节中的损耗。朱棣也考虑过普通商人或许不敢得罪亲王的问题。《资本论》中似乎说过，如果利润超到300%，商人便敢于蔑视人世间所有的法律。如果有足够的利益，而且法律允许，大约总会有胆大的商人敢于跳出来——万一商人们胆怯，顶多到时候派锦衣卫去暗中鼓励一下。
进一步想，苏州的商业税承包权被私人获得可以额外带来一个好处。一些学者之所以认为中国从来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环节，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尽管商业税承包权远不及城市自治权，但朱棣早已想好了一个办法：任何市民只要每年缴纳一定额度的赋税就给予其恩骑尉的爵位，并且允许其以吏员身份参与掌握部分地方政权。如此一来，这样的城市便与欧洲那些获得自治权的城市颇为类似了。只要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想必资本主义就会顺势萌芽了。
想到这里，朱棣更加觉得将商业税承包出去是个好主意，于是进一步诱惑朱权。
“十七弟，你应当知道苏州在宋朝是多么的繁华。如今苏州虽然不复宋朝时那副盛况，但苏州的地理优势在那里。在整个中华大地来说，苏州的经济还是很有优势的。你甚至可以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减免商铺一定年限的税收，以便吸引更多的商人在苏州开铺子。”
“假设能够收取商业税十万贯，你便可以获得将两万贯；如果能够收取二十万贯，则可获得将四万贯；如果你能够收取一百万贯商业税……想想，就实际收入来说你岂不成了诸王之首？”
就目前的商业环境看，一个城市收取十万贯商业税是一件难想象的事，但这毕竟是一个极为诱人的画饼。当朱权又是心动又是犹豫之时，一旁的谷王朱穗突然插嘴道：“太祖皇帝说过，亲王‘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不得干预地方行政事务。皇上怎么能让十七哥承包苏州的商业税收呢？”
朱棣皱皱眉。“仅止税收而已，不碍事。”
户部尚书郁新说道：“刚才皇上说，宁王殿下可以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减免商铺一定年限的税收，以便吸引更多的商人在苏州开铺子……这个权力似乎……”
朱棣不以为意地撇撇嘴。
“宁王有一万石的岁禄，又可以获得商业税收总额的10%作为承包收入。如果他想大力发展苏州的商业经济，可以用税收总额的10%用来鼓励商人在苏州建立商铺，甚至还可以将岁禄中的部分投入在里面。这也就是朕所说的‘宁王可以在权限范围内减免商铺一定年限税收’。若宁王愿意损己利人，那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郁新不依不饶地说道：“岂能允许亲王向百姓示恩？”
朱棣闻言颇为不悦。
“亲王对地方百姓好点有什么不对？难道非要亲王为祸地方，让地方百姓对亲王恨之入骨才好？！你休要再离间朕与诸亲王的兄弟之情。”
朱棣缓了口气，想了想，觉得郁新虽然读书读得傻了，但毕竟也是出于为了维护中央皇权的好意，因此放缓了语气。“再者说，如果地方官员获得百姓爱戴朕又该怎么办？难道因为百姓要给地方官员送万民伞、要为好官建生祠，朕便应该斥呵那个好官甚至是将那名官员革职？”
“但……”
看到郁新还想反驳。朱棣冷着脸说道：“朕意已决，爱卿不必多言！”
朱棣转过头盯着朱权。“十七弟，你奉不奉诏？”
朱权一直都是识时务的俊杰。听到朱棣这么问，他立即老老实实地答道：“臣弟遵旨。”
谷王朱穗眼珠一转，涎着脸对朱棣说道：“皇上，我在靖难之役同样立有大功，能不能也象十七哥那样承包商业税收？”
朱棣对朱穗的恶感又增加了一分。刚才看到到朱权将会得到超越普通亲王的好处时，他立即跳出来阻挠。现在见朱棣铁下心要让朱权承包苏州的商业税收，便马上见风使舵，涎着脸要求同样的承包权。
朱穗会产生这个想法并不奇怪。反正收税的事又不必亲王们亲力亲为，收到足够的商业税会有更多的承包奖励，即便收不到，反正他们的岁禄又不会少——有赚无赔的事，谁都会喜欢。
虽然更加厌恶朱穗了，但朱棣仍然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尽量和颜悦色地对朱穗说道：“也罢，毕竟你在靖难之役中也曾立下功劳……你原来的封地宣府商业不算发达，朕给你换一个更好的地方，就长沙吧。”
想了想，为了避免令朱穗产生什么心理阴影，朱棣将视线移向朱权，历声道：“不过朕要事先告诫你们：朕相信你们本人不会在征收商业税时犯什么过错，但你们一定要管好那些收税的税丁，绝对不允许他们横征暴敛或是借机为难正当的商人。若是地方官员或商人状告税丁有不法行为，朕必将追究你们的管理责任。”
“好了，今天就说这么多。你们都退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