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经与净土
李世民被尊为天可汗的第二年，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历尽千辛万苦抵达印度，入住摩揭陀王国（Magadha）的那烂陀寺（Nālandā，梵语，以下无另注者皆同）。这座恒河以南的寺庙是佛教的最高学府，高僧云集，学科齐全，师生人数常达万众。年轻的玄奘以此为据点访师参学，誉满印度僧俗两界以后，才带着一腔热血和满腹经纶回到祖国。
开明的太宗皇帝隆重地接待了他，尽管玄奘出国违反了他的禁令。帝国政府还为法师的译经活动提供了种种方便和大力支持。作为在印度被尊为“大乘天”和“解脱天”的得道高僧，玄奘译出的当然都是真经。他和弟子窥基共同创立的法相宗唯识论，在他看来当然也是真理。
然而怎么样呢？
没过多久就被忘得一干二净。
被遗忘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他们那一套理论实在太专业也太难懂。仅仅阿赖耶识（Alayavijnāna）这样一个根本无法意译的名词，便足以吓退许多人。就连“外境非有，内识非无”这样最浅显的道理，对芸芸众生也是丈二和尚，更不用说高等数学般的论证过程。何况就算弄懂“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道理又能如何？能立地成佛么？不能。
那就不学也罢。
中国人从来就是讲实用的，包括太宗皇帝。他首先想到的是劝玄奘还俗为官，然后才考虑到支持翻译佛经也许有利于树立帝国的正面形象。不过他更赞成法师将自己西行的所见所闻口述记录下来。那样一部《大唐西域记》在未来可能的战争中，说不定会起到军事地图的作用。[1]
民众则是另一种心态。他们万人空巷地欢迎玄奘法师回到长安，无非是要亲眼目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就像争先恐后去听爱因斯坦演讲的贵妇人，关心的只是能否收集到讲课时扔下的粉笔头。相对论也好，唯识论也罢，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感兴趣，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听得懂。
没奈何，不被理解的玄奘只好主要靠《西游记》，次要地靠《大唐西域记》活在历史上和人们心中。他视为生命的唯识论被旧话重提，要到辛亥革命之后。[2]
兴旺起来的，是净土宗和禅。
净土宗和禅宗都是中国佛教的宗派，也都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宗派。不同的是，知识界对禅情有独钟，一般民众则多修净土。净土宗的最受欢迎之处，是道理通俗易懂，方法简单易行。即便目不识丁，也能借此脱离苦海。
那么，净土宗的道理又是什么呢？
求来世，求往生。
净土宗告诉信众，我们的人生是很苦的。那幼小的生命刚刚形成时，被安置在一个名叫子宫的空间里，浸泡在名叫羊水的液体中，真可谓水深火热，暗无天日。有苦难言的我们只能备受煎熬，直至忍无可忍破门而出。然而出生的道路是那样狭窄，落到产褥上时又那样疼痛，结果所有的婴儿无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诸位说，是也不是？
所有信众都点头。
当然是。想想看，有谁落地笑呵呵？
接下来的道路也不平坦，忧虑和恐惧则伴随终身。皇帝怕篡位，官员怕免职，商人怕赔本，盗贼怕杀头，谁家没有难念的经？爱人生离死别，冤家狭路相逢，好事求不来，坏事躲不掉，简直苦不堪言。诸位说，是也不是？[3]
信众又都点头。
确实，做得人上人，滋味又如何？
因此佛教四圣谛（Catursatya）第一条，就是苦谛。而且佛祖当年身为王子却毅然出家，就因为在王城的四个门看见了生老病死四种痛苦，由此得出“人生是苦”的结论。这个结论在佛教看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叫“谛”。
问题是为什么。
这就要查找原因。如果原因找对了，就叫集谛。净土宗认为，原因在于我们生错了地方，生在了东方秽土。因此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那就是争取下辈子往生西方净土。净土是佛住的地方。佛有无数，净土也无数。只要从东方秽土转移到西方净土，就会在佛光普照之下幸福无比。
人生是苦，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生错地方，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往生净土，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而且这些道理简单明了一听就懂，那又何必去学什么唯识论？
剩下的是如何操作。
那就更简单了，只要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就行。南无（Namas）读如拿摩，意为致敬。阿弥陀佛（Amitābha）则是极乐世界（Sukhāvatī）的教主，也是接引佛。只要信仰阿弥陀佛并向他致敬，他就能把你接到西方净土去。[4]
如此当然甚好，可惜得等到来世。来日方长，我们可是眼前这道坎就过不去，请问又能如之何？
念诵“南无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是中国的圣母，不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还有千手千眼和万千化身。因此，只要念诵菩萨圣号，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菩萨心肠的观音是有求必应的。
这就有点像伊斯兰教的念功。不过，念诵清真言是为了坚定信仰，念诵佛号则是为了解决问题。观音菩萨解决现实问题，阿弥陀佛解决归宿问题，今生来世都有保障。而且修行的方式简单到只要念诵，再没文化的愚夫愚妇也都学得会做得到，可谓无障碍通道，当然大行其时。
可惜，净土宗仍有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解决佛教与中华传统，尤其是与儒家伦理的冲突。不要忘记，在他们宣扬鼓吹的西方净土和极乐世界中，并没有给皇帝安排特殊的地位。那个地方可是人人平等的，这让至尊天子情何以堪？因此，帝国的统治者便难免怀疑这很可能是一个阴谋，目的是要用谁都无法证明的所谓来世，颠覆君君臣臣的现存秩序，甚至政权。
净土宗则偏偏为这种怀疑提供了证据。从佛教传入中国那一天起，僧侣就坚持不向皇帝行跪拜之礼，只是双手合十表示敬意。理由是他们已经出家，是佛弟子而非臣民。这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观念当然是严重的挑战，净土宗的始祖、东晋高僧慧远却还要撰写《沙门不敬王者论》据理力争。这不能不让佛教与皇权结下梁子。
他们的另一做派也让儒家不满，那就是单身和姓释。要知道，过不过性生活，是你自己的事；生不生孩子，却是全社会的事。如果所有人都不生孩子，请问我们的民族将何以延续，劳动力又从哪里来？长此以往，岂非亡国亡种？
何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毕竟，中华文明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人心的凝聚靠的是祖宗崇拜。既不生孩子，又不随父姓，西周奠定的文明基础岂不会被彻底颠覆？那可比改穿夷狄的服装，甚至比让胡人当皇帝，都严重多了。
不敬王者是无君，不随父姓是无父。无君无父那就是禽兽，更不用说还要断子绝孙。因此，尽管慧远一再申明，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皇权政治，在家修行的居士也仍然应该尽忠尽孝，但疑虑依然无法打消。[5]
事实上，如果佛教的教义也是忠孝，则他们多余；如果反对忠孝，则他们危险。显然，仅仅只有净土宗，是无法让佛教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必须有一种与儒家伦理全无冲突又能自成体系的宗派，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禅宗应运而生。
禅宗故事
佛祖在灵山说法那天，不知道有没有花。[6]
照理说是有的，而且应该从天上掉下来。南梁高僧云光为梁武帝说法时，就曾感动得花儿在空中缤纷而降，叫“天花乱坠”；东晋高僧道生在虎丘山讲经时，山上的石头都连连称是，叫“顽石点头”。释迦牟尼，当不亚于此吧？[7]
不管怎么说，佛祖“拈花示众”了。
他拿起一朵花给大家看。
没有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只有弟子摩诃迦叶（叶读如社）破颜微笑。于是佛祖说，从今天起，我另外开辟一条传法的途径，什么话都不说，只靠相互之间的心心相印。这个新的法门和宗派，现在交给摩诃迦叶。[8]
禅宗，就这样在会心一笑中诞生。
它的宗旨，则是“不立文字，见性成佛”。
但这故事靠不住。因为释迦牟尼创教，跟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一样，从来就靠言说。佛经也像《古兰经》，是弟子们记录整理出来的，所以往往开头就说“如是我闻”，意为“我是这样听佛祖说的”。摩诃迦叶也不是什么“道体心传”的开创者，反倒是将佛经编纂成书的发起人。[9]
实际上，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宗派，印度佛教并没有类似的主张。禅（Dhyana）的本义是静虑，与定（Samadhi，专注）合为禅定，跟鲜花和微笑八竿子打不着，也没有什么“教外别传”的意思。因此，不但摩诃迦叶的故事是编出来的，就连将菩提达摩尊为中国禅宗初祖也颇有可疑。
外来和尚菩提达摩（Bodhidharma，又译菩提达磨）倒是确有其人，而且见过中华皇帝，时间是在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的公元527年（南梁普通八年）。当时这位最大的佛教赞助商正志得意满，因此开口便问自己有何功德。
菩提达摩说：并无功德。
没人想到会有这样的回答，菩提达摩却理直气壮。因为学佛原本为求解脱，梁武帝却要求福报，岂非南辕北辙？如果捐了钱就要得好处，跟做生意又有什么两样？
梁武帝却死不开窍。他问：如何是真功德？
菩提达摩说：这个世上求不来。
梁武帝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菩提达摩说：空寂孤独没有圣。
梁武帝再问：回答朕的是什么人？
菩提达摩说：我不认识。[10]
这就无异于鸡同鸭讲，两个人只好分道扬镳。梁武帝继续去种他的福田，菩提达摩则去嵩山少林寺面壁。据说，他是站在一根芦苇上渡过长江的，叫“一苇渡江”；在那个山洞里一动不动坐了很久，叫“面壁九年”，直到一位僧人为了拜他为师在大雪中站了一夜，还砍断了自己的左臂。
那个僧人就是慧可。
达摩问：你如此这般，要求什么？
慧可说：我心不安。
达摩说：把心给我，我帮你安。
慧可说：我的心拿不出来。
达摩说：我已经给你安好了。
于是慧可豁然开朗。
得到真传的慧可成为菩提达摩的衣钵传人——达摩在临终前把一件袈裟和一个钵盂传给了他。袈裟是木绵的，所以叫木绵袈裟。木绵不是木棉（英雄树），而是棉花。那时棉花还没有传入中国，中国只有丝绵。于是，印度才有的棉花便被称为“木绵”，意思是从植物那里得到的“丝绵”。
慧可得到的衣钵非同小可，据说是释迦牟尼佛祖交给摩诃迦叶，又经过二十八代传到菩提达摩手里的。这当然是故事传说，却并非没有意义。因为禅宗是宗派不是学派。学派只需要思想观点一致，宗派却还要有组织关系。它需要一代又一代名正言顺地传下去，也需要类似于传国玉玺那样的东西。衣钵，就起到这样的作用。[11]
何况禅宗不立文字，代代相传靠的是心心相印，这就难免会有问题。是啊，难道历代掌门交班，都靠拈花一笑？口说尚且无凭，微笑岂能算数？因此，主张“心传”的禅宗反倒更需要物证，达摩传授衣钵时也说了这样十六个字：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12]
衣钵传人，即典出于此。
不过谁都没想到，那衣钵会惹出大麻烦。
菩提达摩将衣钵传给慧可，慧可就成为他的法嗣（禅宗佛法继承人），中土禅宗的二祖。此后，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是为禅宗五祖。
弘忍是被道信一眼看中的。当时，弘忍还只是一个随母乞讨的私生子，人称“无姓儿”。道信却看出他有慧根（领悟佛教般若智慧的天赋），应该收为徒弟。
于是道信问：小朋友，你贵姓啊？
弘忍说：姓倒是有，但不一般。
道信问：那是什么？
弘忍答：佛性。
佛性的性，当然不是姓氏的姓，不过谐音而已。然而小小年纪便能如此对答，道信不能不另眼相看。
于是又问：难道你自己就没有姓吗？
弘忍说：性空，故无。
这就是“未入佛门，已然成佛”了。因此，当弘忍为自己选择法嗣时，门槛便不可能低，甚至还只会更高。何况到此时，禅宗的江湖地位早就今非昔比，衣钵也成了暗中争夺的对象。选非其人或处理不当，后果都很严重。
弘忍的办法是竞争上岗。
按照当时的规矩，传法要作偈（Gāthā，读如记）。禅师以此指点迷津，学徒以此汇报心得，叫“示法偈”。于是弘忍对弟子们宣布：你们都各自依照本性作一偈来。谁的偈最有觉悟，我就把衣钵和佛法传给谁。
结果，很快就有人交了作业——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弘忍深感失望。[13]
没错，又是菩提树，又是明镜台，还要时时防止“精神污染”，请问这是“四大皆空”，还是“到处都有”？说得难听一点，此偈几乎要算尚未入门。
作偈的是神秀，神秀非同一般。从小饱读诗书的他，入寺以后从砍柴挑水做起，这时已位居上座（Sthavira，得道高僧），担任可以为受戒者传授礼仪的教授师。弘忍圆寂后，他继承遗志大开禅风，成为禅宗北宗的开山祖师，九十多岁时还被武则天请到洛阳，史称“两京法主，三帝门师”（两京即长安、洛阳，三帝即中宗、睿宗和武则天）。
弘忍却没有把衣钵传给神秀。除了失望以外，他也在等另外一个人，看看这个人能否交出更漂亮的作业来。因为弘忍对他已有感觉，甚至这次考试就是为他而设。尽管那人此刻还是没有剃度的行者，正在厨房里服役打杂；也尽管弘忍很清楚，他的决定可能会使佛教的江湖不再平静。[14]
那么，弘忍看中并且等待着的人是谁呢？
惠能。[15]
六祖惠能
六祖惠能目不识丁。
李世民被尊为天可汗的第二年，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历尽千辛万苦抵达印度，入住摩揭陀王国（Magadha）的那烂陀寺（Nālandā，梵语，以下无另注者皆同）。这座恒河以南的寺庙是佛教的最高学府，高僧云集，学科齐全，师生人数常达万众。年轻的玄奘以此为据点访师参学，誉满印度僧俗两界以后，才带着一腔热血和满腹经纶回到祖国。
开明的太宗皇帝隆重地接待了他，尽管玄奘出国违反了他的禁令。帝国政府还为法师的译经活动提供了种种方便和大力支持。作为在印度被尊为“大乘天”和“解脱天”的得道高僧，玄奘译出的当然都是真经。他和弟子窥基共同创立的法相宗唯识论，在他看来当然也是真理。
然而怎么样呢？
没过多久就被忘得一干二净。
被遗忘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他们那一套理论实在太专业也太难懂。仅仅阿赖耶识（Alayavijnāna）这样一个根本无法意译的名词，便足以吓退许多人。就连“外境非有，内识非无”这样最浅显的道理，对芸芸众生也是丈二和尚，更不用说高等数学般的论证过程。何况就算弄懂“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道理又能如何？能立地成佛么？不能。
那就不学也罢。
中国人从来就是讲实用的，包括太宗皇帝。他首先想到的是劝玄奘还俗为官，然后才考虑到支持翻译佛经也许有利于树立帝国的正面形象。不过他更赞成法师将自己西行的所见所闻口述记录下来。那样一部《大唐西域记》在未来可能的战争中，说不定会起到军事地图的作用。[1]
民众则是另一种心态。他们万人空巷地欢迎玄奘法师回到长安，无非是要亲眼目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就像争先恐后去听爱因斯坦演讲的贵妇人，关心的只是能否收集到讲课时扔下的粉笔头。相对论也好，唯识论也罢，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感兴趣，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听得懂。
没奈何，不被理解的玄奘只好主要靠《西游记》，次要地靠《大唐西域记》活在历史上和人们心中。他视为生命的唯识论被旧话重提，要到辛亥革命之后。[2]
兴旺起来的，是净土宗和禅。
净土宗和禅宗都是中国佛教的宗派，也都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宗派。不同的是，知识界对禅情有独钟，一般民众则多修净土。净土宗的最受欢迎之处，是道理通俗易懂，方法简单易行。即便目不识丁，也能借此脱离苦海。
那么，净土宗的道理又是什么呢？
求来世，求往生。
净土宗告诉信众，我们的人生是很苦的。那幼小的生命刚刚形成时，被安置在一个名叫子宫的空间里，浸泡在名叫羊水的液体中，真可谓水深火热，暗无天日。有苦难言的我们只能备受煎熬，直至忍无可忍破门而出。然而出生的道路是那样狭窄，落到产褥上时又那样疼痛，结果所有的婴儿无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诸位说，是也不是？
所有信众都点头。
当然是。想想看，有谁落地笑呵呵？
接下来的道路也不平坦，忧虑和恐惧则伴随终身。皇帝怕篡位，官员怕免职，商人怕赔本，盗贼怕杀头，谁家没有难念的经？爱人生离死别，冤家狭路相逢，好事求不来，坏事躲不掉，简直苦不堪言。诸位说，是也不是？[3]
信众又都点头。
确实，做得人上人，滋味又如何？
因此佛教四圣谛（Catursatya）第一条，就是苦谛。而且佛祖当年身为王子却毅然出家，就因为在王城的四个门看见了生老病死四种痛苦，由此得出“人生是苦”的结论。这个结论在佛教看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叫“谛”。
问题是为什么。
这就要查找原因。如果原因找对了，就叫集谛。净土宗认为，原因在于我们生错了地方，生在了东方秽土。因此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那就是争取下辈子往生西方净土。净土是佛住的地方。佛有无数，净土也无数。只要从东方秽土转移到西方净土，就会在佛光普照之下幸福无比。
人生是苦，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生错地方，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往生净土，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而且这些道理简单明了一听就懂，那又何必去学什么唯识论？
剩下的是如何操作。
那就更简单了，只要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就行。南无（Namas）读如拿摩，意为致敬。阿弥陀佛（Amitābha）则是极乐世界（Sukhāvatī）的教主，也是接引佛。只要信仰阿弥陀佛并向他致敬，他就能把你接到西方净土去。[4]
如此当然甚好，可惜得等到来世。来日方长，我们可是眼前这道坎就过不去，请问又能如之何？
念诵“南无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是中国的圣母，不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还有千手千眼和万千化身。因此，只要念诵菩萨圣号，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菩萨心肠的观音是有求必应的。
这就有点像伊斯兰教的念功。不过，念诵清真言是为了坚定信仰，念诵佛号则是为了解决问题。观音菩萨解决现实问题，阿弥陀佛解决归宿问题，今生来世都有保障。而且修行的方式简单到只要念诵，再没文化的愚夫愚妇也都学得会做得到，可谓无障碍通道，当然大行其时。
可惜，净土宗仍有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解决佛教与中华传统，尤其是与儒家伦理的冲突。不要忘记，在他们宣扬鼓吹的西方净土和极乐世界中，并没有给皇帝安排特殊的地位。那个地方可是人人平等的，这让至尊天子情何以堪？因此，帝国的统治者便难免怀疑这很可能是一个阴谋，目的是要用谁都无法证明的所谓来世，颠覆君君臣臣的现存秩序，甚至政权。
净土宗则偏偏为这种怀疑提供了证据。从佛教传入中国那一天起，僧侣就坚持不向皇帝行跪拜之礼，只是双手合十表示敬意。理由是他们已经出家，是佛弟子而非臣民。这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观念当然是严重的挑战，净土宗的始祖、东晋高僧慧远却还要撰写《沙门不敬王者论》据理力争。这不能不让佛教与皇权结下梁子。
他们的另一做派也让儒家不满，那就是单身和姓释。要知道，过不过性生活，是你自己的事；生不生孩子，却是全社会的事。如果所有人都不生孩子，请问我们的民族将何以延续，劳动力又从哪里来？长此以往，岂非亡国亡种？
何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毕竟，中华文明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人心的凝聚靠的是祖宗崇拜。既不生孩子，又不随父姓，西周奠定的文明基础岂不会被彻底颠覆？那可比改穿夷狄的服装，甚至比让胡人当皇帝，都严重多了。
不敬王者是无君，不随父姓是无父。无君无父那就是禽兽，更不用说还要断子绝孙。因此，尽管慧远一再申明，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皇权政治，在家修行的居士也仍然应该尽忠尽孝，但疑虑依然无法打消。[5]
事实上，如果佛教的教义也是忠孝，则他们多余；如果反对忠孝，则他们危险。显然，仅仅只有净土宗，是无法让佛教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必须有一种与儒家伦理全无冲突又能自成体系的宗派，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禅宗应运而生。
禅宗故事
佛祖在灵山说法那天，不知道有没有花。[6]
照理说是有的，而且应该从天上掉下来。南梁高僧云光为梁武帝说法时，就曾感动得花儿在空中缤纷而降，叫“天花乱坠”；东晋高僧道生在虎丘山讲经时，山上的石头都连连称是，叫“顽石点头”。释迦牟尼，当不亚于此吧？[7]
不管怎么说，佛祖“拈花示众”了。
他拿起一朵花给大家看。
没有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只有弟子摩诃迦叶（叶读如社）破颜微笑。于是佛祖说，从今天起，我另外开辟一条传法的途径，什么话都不说，只靠相互之间的心心相印。这个新的法门和宗派，现在交给摩诃迦叶。[8]
禅宗，就这样在会心一笑中诞生。
它的宗旨，则是“不立文字，见性成佛”。
但这故事靠不住。因为释迦牟尼创教，跟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一样，从来就靠言说。佛经也像《古兰经》，是弟子们记录整理出来的，所以往往开头就说“如是我闻”，意为“我是这样听佛祖说的”。摩诃迦叶也不是什么“道体心传”的开创者，反倒是将佛经编纂成书的发起人。[9]
实际上，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宗派，印度佛教并没有类似的主张。禅（Dhyana）的本义是静虑，与定（Samadhi，专注）合为禅定，跟鲜花和微笑八竿子打不着，也没有什么“教外别传”的意思。因此，不但摩诃迦叶的故事是编出来的，就连将菩提达摩尊为中国禅宗初祖也颇有可疑。
外来和尚菩提达摩（Bodhidharma，又译菩提达磨）倒是确有其人，而且见过中华皇帝，时间是在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的公元527年（南梁普通八年）。当时这位最大的佛教赞助商正志得意满，因此开口便问自己有何功德。
菩提达摩说：并无功德。
没人想到会有这样的回答，菩提达摩却理直气壮。因为学佛原本为求解脱，梁武帝却要求福报，岂非南辕北辙？如果捐了钱就要得好处，跟做生意又有什么两样？
梁武帝却死不开窍。他问：如何是真功德？
菩提达摩说：这个世上求不来。
梁武帝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菩提达摩说：空寂孤独没有圣。
梁武帝再问：回答朕的是什么人？
菩提达摩说：我不认识。[10]
这就无异于鸡同鸭讲，两个人只好分道扬镳。梁武帝继续去种他的福田，菩提达摩则去嵩山少林寺面壁。据说，他是站在一根芦苇上渡过长江的，叫“一苇渡江”；在那个山洞里一动不动坐了很久，叫“面壁九年”，直到一位僧人为了拜他为师在大雪中站了一夜，还砍断了自己的左臂。
那个僧人就是慧可。
达摩问：你如此这般，要求什么？
慧可说：我心不安。
达摩说：把心给我，我帮你安。
慧可说：我的心拿不出来。
达摩说：我已经给你安好了。
于是慧可豁然开朗。
得到真传的慧可成为菩提达摩的衣钵传人——达摩在临终前把一件袈裟和一个钵盂传给了他。袈裟是木绵的，所以叫木绵袈裟。木绵不是木棉（英雄树），而是棉花。那时棉花还没有传入中国，中国只有丝绵。于是，印度才有的棉花便被称为“木绵”，意思是从植物那里得到的“丝绵”。
慧可得到的衣钵非同小可，据说是释迦牟尼佛祖交给摩诃迦叶，又经过二十八代传到菩提达摩手里的。这当然是故事传说，却并非没有意义。因为禅宗是宗派不是学派。学派只需要思想观点一致，宗派却还要有组织关系。它需要一代又一代名正言顺地传下去，也需要类似于传国玉玺那样的东西。衣钵，就起到这样的作用。[11]
何况禅宗不立文字，代代相传靠的是心心相印，这就难免会有问题。是啊，难道历代掌门交班，都靠拈花一笑？口说尚且无凭，微笑岂能算数？因此，主张“心传”的禅宗反倒更需要物证，达摩传授衣钵时也说了这样十六个字：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12]
衣钵传人，即典出于此。
不过谁都没想到，那衣钵会惹出大麻烦。
菩提达摩将衣钵传给慧可，慧可就成为他的法嗣（禅宗佛法继承人），中土禅宗的二祖。此后，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是为禅宗五祖。
弘忍是被道信一眼看中的。当时，弘忍还只是一个随母乞讨的私生子，人称“无姓儿”。道信却看出他有慧根（领悟佛教般若智慧的天赋），应该收为徒弟。
于是道信问：小朋友，你贵姓啊？
弘忍说：姓倒是有，但不一般。
道信问：那是什么？
弘忍答：佛性。
佛性的性，当然不是姓氏的姓，不过谐音而已。然而小小年纪便能如此对答，道信不能不另眼相看。
于是又问：难道你自己就没有姓吗？
弘忍说：性空，故无。
这就是“未入佛门，已然成佛”了。因此，当弘忍为自己选择法嗣时，门槛便不可能低，甚至还只会更高。何况到此时，禅宗的江湖地位早就今非昔比，衣钵也成了暗中争夺的对象。选非其人或处理不当，后果都很严重。
弘忍的办法是竞争上岗。
按照当时的规矩，传法要作偈（Gāthā，读如记）。禅师以此指点迷津，学徒以此汇报心得，叫“示法偈”。于是弘忍对弟子们宣布：你们都各自依照本性作一偈来。谁的偈最有觉悟，我就把衣钵和佛法传给谁。
结果，很快就有人交了作业——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弘忍深感失望。[13]
没错，又是菩提树，又是明镜台，还要时时防止“精神污染”，请问这是“四大皆空”，还是“到处都有”？说得难听一点，此偈几乎要算尚未入门。
作偈的是神秀，神秀非同一般。从小饱读诗书的他，入寺以后从砍柴挑水做起，这时已位居上座（Sthavira，得道高僧），担任可以为受戒者传授礼仪的教授师。弘忍圆寂后，他继承遗志大开禅风，成为禅宗北宗的开山祖师，九十多岁时还被武则天请到洛阳，史称“两京法主，三帝门师”（两京即长安、洛阳，三帝即中宗、睿宗和武则天）。
弘忍却没有把衣钵传给神秀。除了失望以外，他也在等另外一个人，看看这个人能否交出更漂亮的作业来。因为弘忍对他已有感觉，甚至这次考试就是为他而设。尽管那人此刻还是没有剃度的行者，正在厨房里服役打杂；也尽管弘忍很清楚，他的决定可能会使佛教的江湖不再平静。[14]
那么，弘忍看中并且等待着的人是谁呢？
惠能。[15]
六祖惠能
六祖惠能目不识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