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注
本卷涉及之西周史实，均请参看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先秦史》、杨宽《西周史》、许倬云《西周史》。
第一章
[1]关于殷纣王之死，《史记》只说“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没说火是谁放的。《史记正义》引《周书》则称：“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以自焚。”
[2]见《逸周书·世俘解》。
[3]周公姓姬名旦，也叫“文公”或“叔旦”。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因为采邑（封地）在他们民族的发祥地“周”（今陕西岐山），所以叫“周公”。由于武王在伐纣之后没几年就病故了，继位的成王年幼，周公成为新政权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至于周公是否“摄政称王”，学界历来争议很大。有说他摄政称王的，有说他只摄政不称王的，还有说他既没摄政也没称王的。但说他是主要领导人，应无问题。
[4]周公创作的《文王》一诗，见《诗·大雅·文王》：“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厥作祼将，常服黼冔，王之荩臣，无念尔祖。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5]公亶父，《史记》和许多历史著作都称为“古公亶父”，是不对的。《诗经》中“古公亶父”的“古”，是“昔”的意思，请参看杨宽《西周史》。
[6]周原的野菜是甜的，见《诗·大雅·绵》：“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猫头鹰叫起来都像唱歌，见《诗·鲁颂·泮水》：“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怀我好音。”
[7]《诗·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8]《诗·大雅·公刘》的原文是：“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场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9]商人的酒器有尊、罍（读如雷）、卣（读如有）、斝（读如假）、爵；周的食器有鼎、簋（读如鬼）、盨（读如须）、鬲（读如利）、豆。
[10]“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是《周易》乾卦第五爻（九五）的爻辞，可译为：龙高飞于天，利于大德之人出来治世。
[11]关于革命的合理性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诗·大雅》中的《文王》、《皇矣》、《荡》，《尚书》中的《大诰》、《酒诰》、《召诰》、《君奭》等，都在回答。
[12]“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见《尚书·召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见《诗经·大雅·文王》。
[13]“射天”的仪式或游戏，见《史记》之《殷本纪》和《宋世家》，并请参看许倬云《西周史》。
[14]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称：殷周之变，乃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第二章
[1]见《左传·僖公十九年》。
[2]见《礼记·檀弓下》。
[3]孔子说“为俑者不仁”，见《礼记·檀弓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见《孟子·梁惠王上》。
[4]见《尚书》之《泰誓上》、《泰誓中》。
[5]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6]张荫麟先生甚至认为，武王伐纣取得成功，另有两个原因。一是“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二是“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也就是武王利用了饥饿的力量，因掠夺粮食而发动战争。见《中国史纲》。
[7]见《尚书·君奭》：“我道惟宁王德延”。
[8]卫和宋是殷和商的音变，见杨宽《西周史》。
[9]《周书·康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10]“德”在卜辞中被借用来表示“失”，见《古文字诂林》第二册第470页引罗振玉说。
[11]何尊，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现藏宝鸡市博物馆。
[12]有学者认为，商人已有德治观念，证据是《尚书》的《盘庚》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但此文是后人伪造，并不可靠。
[13]见《孟子·公孙丑上》。
[14]《诗·商颂·那》：“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於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
第三章
[1]东征将士的回忆，见《诗·豳风·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2]《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3]比如姜太公的齐国，就长期有两个姬姓的“上卿”，一个叫“国子”，一个叫“高子”，号称“二守”。
[4]实际上，国原本叫邦，比如“邦交”，比如“邦有道”或“邦无道”。后来，由于避汉高祖的讳，许多文献中的“邦”都改成了“国”。因此，叫“邦”，叫“国”，叫“邦国”，都没错。
[5]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度，可能要到西周中后期才成熟。王社、国社、侯社，见《礼记·祭法》。
第四章
[1]妾为女奴，见《古文字诂林》第三册第152页；女奴通称为妾，见《左传·僖公十七年》。
[2]见《左传·昭公十二年》。
[3]见《左传·昭公七年》。
第五章
[1]事见《左传·昭公十四年》。
[2]关于这一点，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3]见《论语·里仁》。
[4]见《左传·襄公十一年》。
[5]见《礼记·乐记》。
[6]见《论语·阳货》。
[7]乡饮酒礼在清道光二十三年因经费原因被废。
[8]溱，读如真。溱水源出河南密县。洧，读如委。洧水即河南双洎河。洎读如既。《诗·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第六章
[1]自称“天下之王”的古亚述国王叫沙姆希·阿达德。
[2]请参看张建、袁园《巴比伦文明》，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
[3]此节论述请参看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
[4]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5]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话，见卡西尔《人论》。
[6]见《尚书·舜典》。
[7]“天命无常”原作“天命靡常”，见《诗·大雅·文王》；“不易为王”原作“不易维王”，见《诗·大雅·大明》。
后记
[1]该书原名《走出美学的迷惘》，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后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作者邓晓芒。
[2]请参看拙撰《论中国文化的精神》，收入《中华文化研究》一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王国维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杨向奎称，没有周公，就没有礼乐文明和儒家思想，中华文明就会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陈来称，今天所谓“中国文化”，其基因和特点有许多都是在西周开始形成的，西周文化和周公思想形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古代宗教与伦理》）；启良称，周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先祖”（《中国文明史》）。
[4]周人重德，文献中屡见不鲜，如《尚书》之《泰誓》、《康诰》、《酒诰》、《召诰》、《多士》、《君奭》、《立政》，频繁出现“德”字，《诗经》和《左传》也有类似观念。商人讲德，见《尚书·盘庚》。但此文系伪造，不足为凭。
[5]明清时期的天坛，东西长1700米，南北宽1600米，总面积272万平方米。紫禁城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总面积72万平方米。天坛占地面积大约为紫禁城的四倍。但紫禁城的建筑物比天坛多几十倍。文献记载中，长安天坛也是皇宫的四倍。
[6]1949年10月2日，胡风在《人民日报》发表长诗，题目就叫《时间开始了》。至于中华文明真正开始的时间，当在西周。之前，应看作序曲。
本卷涉及之西周史实，均请参看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先秦史》、杨宽《西周史》、许倬云《西周史》。
第一章
[1]关于殷纣王之死，《史记》只说“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没说火是谁放的。《史记正义》引《周书》则称：“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以自焚。”
[2]见《逸周书·世俘解》。
[3]周公姓姬名旦，也叫“文公”或“叔旦”。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因为采邑（封地）在他们民族的发祥地“周”（今陕西岐山），所以叫“周公”。由于武王在伐纣之后没几年就病故了，继位的成王年幼，周公成为新政权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至于周公是否“摄政称王”，学界历来争议很大。有说他摄政称王的，有说他只摄政不称王的，还有说他既没摄政也没称王的。但说他是主要领导人，应无问题。
[4]周公创作的《文王》一诗，见《诗·大雅·文王》：“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厥作祼将，常服黼冔，王之荩臣，无念尔祖。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5]公亶父，《史记》和许多历史著作都称为“古公亶父”，是不对的。《诗经》中“古公亶父”的“古”，是“昔”的意思，请参看杨宽《西周史》。
[6]周原的野菜是甜的，见《诗·大雅·绵》：“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猫头鹰叫起来都像唱歌，见《诗·鲁颂·泮水》：“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怀我好音。”
[7]《诗·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8]《诗·大雅·公刘》的原文是：“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场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9]商人的酒器有尊、罍（读如雷）、卣（读如有）、斝（读如假）、爵；周的食器有鼎、簋（读如鬼）、盨（读如须）、鬲（读如利）、豆。
[10]“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是《周易》乾卦第五爻（九五）的爻辞，可译为：龙高飞于天，利于大德之人出来治世。
[11]关于革命的合理性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诗·大雅》中的《文王》、《皇矣》、《荡》，《尚书》中的《大诰》、《酒诰》、《召诰》、《君奭》等，都在回答。
[12]“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见《尚书·召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见《诗经·大雅·文王》。
[13]“射天”的仪式或游戏，见《史记》之《殷本纪》和《宋世家》，并请参看许倬云《西周史》。
[14]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称：殷周之变，乃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第二章
[1]见《左传·僖公十九年》。
[2]见《礼记·檀弓下》。
[3]孔子说“为俑者不仁”，见《礼记·檀弓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见《孟子·梁惠王上》。
[4]见《尚书》之《泰誓上》、《泰誓中》。
[5]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6]张荫麟先生甚至认为，武王伐纣取得成功，另有两个原因。一是“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二是“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也就是武王利用了饥饿的力量，因掠夺粮食而发动战争。见《中国史纲》。
[7]见《尚书·君奭》：“我道惟宁王德延”。
[8]卫和宋是殷和商的音变，见杨宽《西周史》。
[9]《周书·康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10]“德”在卜辞中被借用来表示“失”，见《古文字诂林》第二册第470页引罗振玉说。
[11]何尊，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现藏宝鸡市博物馆。
[12]有学者认为，商人已有德治观念，证据是《尚书》的《盘庚》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但此文是后人伪造，并不可靠。
[13]见《孟子·公孙丑上》。
[14]《诗·商颂·那》：“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於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
第三章
[1]东征将士的回忆，见《诗·豳风·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2]《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3]比如姜太公的齐国，就长期有两个姬姓的“上卿”，一个叫“国子”，一个叫“高子”，号称“二守”。
[4]实际上，国原本叫邦，比如“邦交”，比如“邦有道”或“邦无道”。后来，由于避汉高祖的讳，许多文献中的“邦”都改成了“国”。因此，叫“邦”，叫“国”，叫“邦国”，都没错。
[5]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度，可能要到西周中后期才成熟。王社、国社、侯社，见《礼记·祭法》。
第四章
[1]妾为女奴，见《古文字诂林》第三册第152页；女奴通称为妾，见《左传·僖公十七年》。
[2]见《左传·昭公十二年》。
[3]见《左传·昭公七年》。
第五章
[1]事见《左传·昭公十四年》。
[2]关于这一点，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3]见《论语·里仁》。
[4]见《左传·襄公十一年》。
[5]见《礼记·乐记》。
[6]见《论语·阳货》。
[7]乡饮酒礼在清道光二十三年因经费原因被废。
[8]溱，读如真。溱水源出河南密县。洧，读如委。洧水即河南双洎河。洎读如既。《诗·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第六章
[1]自称“天下之王”的古亚述国王叫沙姆希·阿达德。
[2]请参看张建、袁园《巴比伦文明》，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
[3]此节论述请参看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
[4]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5]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话，见卡西尔《人论》。
[6]见《尚书·舜典》。
[7]“天命无常”原作“天命靡常”，见《诗·大雅·文王》；“不易为王”原作“不易维王”，见《诗·大雅·大明》。
后记
[1]该书原名《走出美学的迷惘》，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后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作者邓晓芒。
[2]请参看拙撰《论中国文化的精神》，收入《中华文化研究》一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王国维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杨向奎称，没有周公，就没有礼乐文明和儒家思想，中华文明就会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陈来称，今天所谓“中国文化”，其基因和特点有许多都是在西周开始形成的，西周文化和周公思想形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古代宗教与伦理》）；启良称，周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先祖”（《中国文明史》）。
[4]周人重德，文献中屡见不鲜，如《尚书》之《泰誓》、《康诰》、《酒诰》、《召诰》、《多士》、《君奭》、《立政》，频繁出现“德”字，《诗经》和《左传》也有类似观念。商人讲德，见《尚书·盘庚》。但此文系伪造，不足为凭。
[5]明清时期的天坛，东西长1700米，南北宽1600米，总面积272万平方米。紫禁城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总面积72万平方米。天坛占地面积大约为紫禁城的四倍。但紫禁城的建筑物比天坛多几十倍。文献记载中，长安天坛也是皇宫的四倍。
[6]1949年10月2日，胡风在《人民日报》发表长诗，题目就叫《时间开始了》。至于中华文明真正开始的时间，当在西周。之前，应看作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