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阿歇尔(Ussher),又译厄希尔、厄色尔。相关材料请参看朱狄《艺术的起源》第13~15页及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2]埃及文明和西亚文明谁先谁后,有争议。这里不讨论。

[3]如果加上奥尔梅克,是“六大文明”。

[4]《明史·志第五十七·食货五》:“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1600年后的黄金白银比例是1:4,后来又变为1:5(《明史·志第五十四·食货二》)。1644年后由于白银大量流入国内,当时黄金白银比率为1:8左右,按照当时5500荷兰盾=110盎司黄金≈880盎司白银(1盎司=28.3495231克)。古代1斤=16两,1两白银≈37.3克,换算出来,1荷兰盾≈0.567克黄金≈4.536克白银≈0.1216两白银。

[5]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欧罗巴的黄金时代·北部欧洲》。

[6]请参看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奥维德《变形记》。

[7]见《礼记·礼运》。

[8]见《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9]见《荀子·王制》:“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10]见《荀子·非相》:“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王制》:“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11]见《荀子·王制》:“君者,善群也。”

[12]罗马人赶走最后一任“勒克斯”(部落王),是在公元前509年;屋大维成为皇帝,则是在公元前27年。

[13]关于城邦与公民的解释,见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本)。

[14]见《古文字诂林》第四册。

[15]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6]法家从不讨论为什么要有君主,他们对君主和君权的维护是无条件的。

第二章

[1]请参看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年版。

[2]古老文明的创造者都是农业民族。埃及人把自己的国土称为“克麦特”(kmt,意思是有别于沙漠的“黑土地”);古巴比伦的一份文献称“田地是国家的生命”(见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第101页);而在印度,“田地被小心地测量着”(《梨俱吠陀》)。

[3]请参看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4]安特卫普的标牌,见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逃亡的农奴因城市而自由,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5]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堪称“迷你型城市”。它的外圈是夯土而成的厚重的墙,上面有箭垛、枪眼和瞭望哨,正中则是公共空间。居民平时各人过各人的日子,有事集中起来商量。如果遭遇侵略,则同仇敌忾。

[6]见《国语·周语上》:“兽三为群,人三为众。”

[7]主即“炷”的本字。小篆的主字,像一盏油灯之形,上面的一点代表灯芯上燃烧的火苗。所以,主的本义即指灯芯。主字后来多用为主人、家长以及主持、掌管等义,故另造“炷”代替它的本义。《说文·丶部》:“主,灯中火主也。”本义为灯头火焰。

[8]最早实现了“中央集权”的是埃及。公元前3100年前后,以孟菲斯为界的上埃及(尼罗河上游)和下埃及(尼罗河下游),在纳尔迈(也叫美尼斯)的武力征服下变成了统一的帝国,这就是“第一王朝”。印度的“阿育王时代”为公元前273~前236年,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末年。

[9]从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到公元前337年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签订城下之盟,雅典的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从公元前509年到前27年,罗马的共和近五百年。从屋大维建立帝制,到西罗马帝国灭亡,也是五百年。

[10]同样,更看重公平的,选择社会主义,尽管社会主义也要讲效率;更看重效率的,选择资本主义,尽管资本主义也要讲公平。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可以互补的。人类也终将在这一对矛盾中找到平衡点,走出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三章

[1]科林斯(Corinth),古希腊城邦,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北,临科林斯湾。是希腊本土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连接点。公元前8世纪~前7世纪中期,巴希阿德斯家族把持科林斯城邦政权,实行贵族寡头统治。

[2]雅典的民主,开始于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完成于公元前509年或前508年的“克里斯梯尼改革”,在公元前443~前429年“伯里克利时代”达到鼎盛,公元前431~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走向衰落,公元前337年“科林斯会议”后宣告终结,大约存在了二百多年。之后,是亚历山大的王权统治。

[3]不平等的主体无法进行交易。比如中国的皇帝和臣民要互通有无,便只能一个叫“孝敬”,一个叫“赏赐”,更不可能讲价。

[4]马克思的话,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话,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第四章

[1]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和阿兹特克都有活人献祭和金字塔,也都崇拜太阳神。奥尔梅克和特奥蒂瓦坎两个民族都神秘失踪,玛雅则莫名其妙地弃城而走,只有阿兹特克为西班牙人所灭。

[2]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无法回答,特奥蒂瓦坎人从哪里来,又突然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们讲什么语言,但发现特奥蒂瓦坎城是根据太阳系的模型来建造的,其重要建筑之间的距离恰好与太阳系行星运行轨道数据一致,因此怀疑特奥蒂瓦坎是外星人的遗族。

有部分学者认为,奥尔梅克文明的建立,可能得到了中国商代流亡者的帮助。因为奥尔梅克文明兴起之日,即公元前1200年前后,正是殷商灭亡之时。两种文明的相似之处也很多,比如都以虎为尊,至少有150个文字符号相像,美国华裔学者许辉甚至于1999年在奥尔梅克文化展中发现了一个商代遗民的祭祀品。但此说仍有争议。

[3]西方史学界把人类文明分为三个阶段:古代文明、古典文明和现代文明。古代文明主要指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克里特、印度河、中国的商文明;古典文明则包括希腊、罗马、印度、西周以后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衰落,被认为是游牧民族所摧毁。就连西周取代殷商,也被说成是“蛮族的入侵”。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因此本书拒绝接受这种观点。

[4]请参看许倬云《西周史》。

[5]请参看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6]莫卧儿王朝第六代君主叫奥朗则布,号“阿拉姆吉尔”(意为世界的征服者)。其父为建造著名泰姬陵的沙·贾汗。

[7]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提出,人类的智慧、意识和精神生活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这就是“巫术——宗教——科学”。起先人们以为,往天上泼水,就会下雨。这就是巫术。后来发现不管用,便叩拜神灵,乞求赐雨。这就是宗教。等到连这也不管用时,人类才真正踏进科学之门,学会了天气预报,也学会了人工降雨。所以,巫术是“前宗教”,也是“伪科学”。本书不同意这个观点。

[8]佛教和耆那教的创始人都是王子。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是净饭国王子,耆那教创始人筏陀摩那是贝那勒斯王子。两千多年后创立锡克教的纳那克,虽然不是王子,却也是“刹帝利”。这就说明,独立、自由、平等,确实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追求。

[9]哭墙又称西墙,是耶路撒冷旧城古代犹太国第二圣殿护墙的仅存遗址。犹太教把该墙看作是第一圣地。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时,便会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

第五章

[1]先后征服埃及的,是波斯国王冈比西斯和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

[2]十八王朝的这位女王叫“哈特舍普苏特”,是“图特摩斯一世”的女儿,后嫁给她父亲同父异母的兄弟“图特摩斯二世”,并生下“图特摩斯三世”。所以“图特摩斯三世”既是她的儿子,也是她的堂兄弟。这种乱伦的近亲繁殖在古埃及王族中非常普遍。请参看金观涛、王军衔《悲壮的衰落》。

[3]篡夺法老的王位的阿蒙神庙祭司叫“赫利霍尔”,事情发生在公元前1085年。

[4]迦太基(QRT HDST),坐落于非洲北海岸(今突尼斯),与罗马隔海相望。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迦太基开始向非洲内陆扩展,并开始称霸西地中海,与希腊分别控制着地中海的西东两边。最后因在三次布匿战争(Punic Wars)中均被罗马打败,而于公元前146年灭亡。罗马人摧毁迦太基之后,在公元前122年便建立新城殖民于原迦太基城废墟领土之上,公元前29年罗马将迦太基设为非洲阿非利加省的一部分。

[5]西罗马帝国亡于公元476年,东罗马帝国亡于公元1453年。

[6]德国法学家耶林说过,罗马人对世界有三次征服,第一次用武力,第二次用宗教,第三次用法律。法律的征服是最持久的。

[7]罗马法规定的“身份权”中,最重要的是“自由权”。没有自由,即为奴隶。这就区别了“奴隶”和“自由人”。其次是“市民权”,包括参政议政、担任公职、选举被选举等“公权”,结婚、诉讼、处分财产、建立遗嘱等“私权”。这是罗马公民的“特权”。这就区别了“罗马人”和“非罗马人”。至于“家族权”,则实际上是“父权”。这就区别了“父子夫妻”。

[8]罗马法还规定,只有同时具备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三种“身份权”,才是“完整的人”。否则,就叫“人格减等”。丧失家族权叫“小减”,丧失市民权叫“中减”,丧失自由权叫“大减”。罗马人的统治手段,就是让被征服者处于不同的“法律地位”。公元212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颁布敕令,授予罗马境内所有自由人公民权利,就是“怀柔政策”之一。

[9]正因为中国古代的国家体制是“家国一体”,所以当年海瑞骂皇帝,司法部门就参照“儿子骂父亲”来量刑。流氓地痞叫“地头蛇”,也因为高高在上的是一条龙。

[10]见恩格斯《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援引吉罗·特龙《婚姻与家庭的起源》一书所引埃斯潘纳斯《论动物的社会》的说法。

第六章

[1]美国历史学家伊佩霞著《剑桥插图中国史》认为,由于没有确定的夏遗址能与文献记载相符,因此不能确定商以前是否有一个发育成熟的夏朝。但确定无疑的是,中国历史上在这个时期发生着巨大的转折。这个说法是科学的。

[2]《史记·夏本纪》称:“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治。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

[3]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三千七百年不中断,殷商的甲骨文和秦始皇的“书同文”,功莫大焉。事实上,现代汉语的语音,尤其是“普通话”,不要说跟商周,就是跟唐宋,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能够欣赏唐诗宋词,看懂《诗经》和《左传》,甚至能够解读商周的卜辞和铭文,这就是汉字的功劳。

[4]请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

[5]见《诗经·商颂·长发》。

[6]也有学者如郭沫若,认为玄鸟是凤凰。

[7]见恩格斯《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注。

[8]见《礼记·表记》:“夏道尊命,朴而不文;殷人尊神,荡而不静”。

[9]殷商卜辞中有“卜贞,臣在斗”(前二·九)的记录,吕振羽、翦伯赞两先生均猜测有用奴隶的角斗表演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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