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俊潇洒的袁绍，
原本是作为新世纪的揭幕人走上台前的。
然而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正是由于他的引狼入室，
不但把士族地主阶级的时代推迟了半个世纪，
还让自己和众多的人变成了军阀。
大开杀戒
汉灵帝死后的洛阳，满城都是杀气。
这是东汉王朝最后的岁月。用不了多久，首都洛阳就会变成一片火海和废墟，统一的大帝国也将在实际上不复存在。然而统治集团却浑然不觉。他们正忙于内讧，并用那满城的杀气来加速自己的灭亡。
仇恨和杀戮是在外戚与宦官之间展开的，这当然不是第一次。实际上，从第四任皇帝刘肇算起，一部东汉宫廷史就差不多有半部是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史。
这并不奇怪。我们知道，东汉十三个皇帝，有十个没活过四十岁，四个去世时没有儿子。继位的则有十一个不到二十岁，其中年龄最大的章帝十九岁，最小的殇帝不过百日，冲帝只有两岁，质帝只有八岁。
东汉十三帝生卒一览
东汉皇帝 生卒年 登基时年龄 寿命
光武帝刘秀 公元前5年—公元57年 三十二岁称帝 享年六十三岁
汉明帝刘庄 公元28—75年 三十岁继位 享年四十八岁
汉章帝刘炟 公元57—88年 十九岁继位 享年三十二岁
汉和帝刘肇 公元79—105年 十岁继位 享年二十七岁
汉殇帝刘隆 公元105—106年 出生百日继位 享年两岁，无子
汉安帝刘祜 公元94—125年 十三岁继位 享年三十二岁
汉顺帝刘保 公元115—144年 十一岁继位 享年三十岁
汉冲帝刘炳 公元143—145年 两岁继位 享年三岁，无子
汉质帝刘缵 公元138—146年 八岁继位 享年九岁，无子
汉桓帝刘志 公元132—167年 十五岁继位 享年三十六岁，无子
汉灵帝刘宏 公元156—189年 十二岁继位 享年三十四岁
汉少帝刘辩 公元176—190年 十四岁继位 享年十五岁
汉献帝刘协 公元181—234年 九岁继位 享年五十四岁
这就留下了两个问题。第一，先帝没有儿子，就只能到宗室藩王中找继承人。第二，天子不能亲政，就只能由太后临朝，外戚执政。这是吕后时期留下的传统。
于是，汉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窦宪执政；汉安帝时，邓太后临朝，邓骘执政；北乡侯时，阎太后临朝，阎显执政；汉桓帝时，梁太后临朝，梁冀执政；汉灵帝时，窦太后临朝，窦武执政；少帝时，何太后临朝，何进执政。
呵呵，六次太后临朝，六次外戚执政。
外戚掌权，皇帝当然不高兴。所以，这些少年皇帝亲政以后，就要夺权。能帮忙的，则是宦官。宦官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帮着甚至代替皇帝杀外戚。比如阎显，便是宦官自作主张杀掉的，没汉顺帝什么事。
汉灵帝时的外戚窦武，也为宦官矫诏所杀。[1]
梁冀倒是被汉桓帝杀掉的，但整个过程惊心动魄。众所周知，梁冀是有名的跋扈将军。他和他的父亲梁商担任大将军二十四年，经历了三任皇帝。其中有两个皇帝是梁冀的妹夫，有两个为梁冀所立，一个为梁冀所杀。[2]
不难想象，汉桓帝过的是什么日子。
事实上桓帝那位梁皇后，跟她哥哥一样跋扈。皇帝喜欢哪个女人，皇后就把她毒死。因此熬到梁皇后去世，年满二十八岁仍不能亲政的汉桓帝决定动手。
密谋却是在厕所里。
汉桓帝把宦官唐衡叫进厕所问：诸位当中，有谁是跟外面那人搞不来的？
唐衡说了单超等四个人的名字。
汉桓帝又叫来单超，要他想办法灭了梁冀。
单超说：办法不难，只怕陛下狐疑。
汉桓帝说：奸臣胁国，罪该万死，除之何疑？[3]
于是汉桓帝亲自上殿指挥，一面让尚书令守卫宫省看护符节，一面让近卫军包围梁府。结果梁冀夫妇自杀，梁氏家族全部斩首示众，门生故吏罢官三百多人，这才把政权从外戚手里夺了回来。
桓帝以霹雳手段消灭梁冀有两个原因。第一，梁冀过于跋扈；第二，桓帝是宗室入主汉廷，与太后和外戚并无骨肉之亲。那么，灵帝去世后的形势也如此吗？
不，两样。
说起来汉灵帝还是蛮灵的。他活到三十四岁，还留下了两个儿子刘辩和刘协，哪里会有问题？
何太后临朝，何进执政，也没问题。因为刘辩是何太后的亲儿子，何进的亲外甥。何况何太后与宦官的关系相当不错，刘辩也并无铲除何进之意。那么，为什么这一回动静会闹得更大，后果也更严重呢？
因为袁绍掺和进来了。
袁绍字本初，是汉灵帝近卫军的二号人物。这支部队共有八位将领，号称“西园八校尉”。其中二号袁绍，中军校尉；三号鲍鸿，下军校尉；四号曹操，典军校尉。一号人物宦官蹇硕既是上军校尉，也是元帅。
蹇硕跟何进是有矛盾的。因为汉灵帝心许的继承人不是长子刘辩，而是次子刘协，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灵帝临终前，把这件事情托付给了蹇硕，蹇硕也准备完成先帝的遗愿。没想到何进抢先一步，把刘辩扶上了皇位。
何进此举并不奇怪，因为刘辩是他妹妹的儿子。
蹇硕则只差一点就会成功。当时他的计划，是先杀掉大将军何进，再立刘协。可惜蹇硕没想到，他的一个部下是何进的老朋友。何进入宫时，这个部下迎面走来使了个眼色，何进掉头就跑，蹇硕的谋杀失败。
如此矛盾已不可调和，而蹇硕这边又再出叛徒。结果何进反戈一击成功谋杀蹇硕，并接管了西园上军。
此事如果就此打住，杀气也许就会散去，生活也将归于平淡，东汉王朝则将继续苟延残喘。然而袁绍却意犹未尽，他极力鼓动何进将宦官斩尽杀绝。袁绍说，将军如果能一举而为天下除此祸患，必将名垂后世。
何进却犹豫了。
犹豫并不奇怪。此人原本是一个杀猪的，靠着妹妹当皇后才成了大将军，又岂敢把所有的宦官都当作猪来杀？妹妹何太后也不肯杀宦官。因为她曾经谋杀了刘协的生母王美人，靠着宦官求情才幸免于难。
于是何太后说：宦官统领后宫禁省，是祖宗成法汉家制度，怎么能改？何况先帝刚刚驾崩，天下未定，我又为什么一定要立场鲜明地站在士大夫一边？
太后不允，何进更加犹豫。
犹豫的结果，是对方抢先一步。宦官张让等人趁何进入宫之机，手持武器将他围在门房痛骂：国家腐败，难道都是我们的错？大人口口声声说我等肮脏，请问官场之中朝堂之上，又有谁是忠诚的，谁是干净的？
骂完，一个宦官拔出剑来，一剑杀了何进。
政变成功的宦官立即草拟了诏书，准备昭告天下。诏书传到尚书台，值班的尚书一脸惊愕。他弱弱地问：是不是该请大将军一起来商量？一个宦官却拎起何进的脑袋扔了过去：大将军在这里，你跟他商量吧！[4]
局势瞬间逆转，袁绍也立即出手。
袁绍比何进心狠手辣得多。何进被杀后，洛阳城里一片混乱。何、袁两家各路人马一齐起兵，袁绍更是一不做二不休，带着军队在京城捕杀宦官，看见不长胡子的就一刀砍去。许多年轻人只好脱掉裤子验明正身，那些平时行善的宦官也死于非命，死者竟多达二千余人。[5]
杀戒一开，不可收拾。后果的严重，也远远超出袁绍的想象。被逼无奈的宦官张让等人，挟持小皇帝刘辩和他的弟弟陈留王刘协出走，从洛阳逃到了黄河岸边。大汉天子在黑灯瞎火中跌跌撞撞，几乎沦为难民。
当然，皇帝和小王爷最后还是被大臣们找到了，张让等人也投河自尽。据说，张让自杀前，曾痛哭流涕地对小皇帝说：我等尽灭，天下将乱，陛下保重啊！[6]
张让说得并没错，小皇帝刘辩和他代表的东汉王朝只剩下四五个月的寿命，宦官的时代也暂时终结。在相当长时间内，他们将无法作为一个势力集团而存在。[7]
同归于尽的还有外戚集团。他们与宦官集团斗争了九十多年，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只有这回鱼死网破。这是东汉政局的巨变，历史也将从此而改写。[8]
新时代开始了。
揭幕人
新时代的揭幕人是袁绍。
有两个新时代，一个叫三国，一个叫魏晋南北朝。这当然是未必严谨的说法。因为三国的前半属于东汉，后半属于魏晋。汉的建安二十五年，就是魏的黄初元年；吴的天纪四年，则是晋的咸宁六年，哪来的三国？
但，自从有了陈寿的《三国志》，三国的说法也就约定俗成。何况三国与魏晋确有不同，时代特征相异，统治阶级也有别。只不过，揭幕人都是袁绍。
袁绍在历史上评价不高。这固然因为他是失败者，也因为他确实乏善可陈。比如尽灭宦官，就既不人道，也不聪明。宦官并非都是坏人，岂能格杀勿论？政治斗争应该团结大多数，又岂能不问青红皂白，杀个一干二净？
可惜袁绍偏偏就犯了这样的错误。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他当时的想法，也不必为他的错误辩护。但可以肯定，袁绍参与外戚和宦官的斗争是有深刻原因的，并非为了个人恩怨。如果说有利益，他代表的也是一个集团和一个阶级，甚至一个趋势。
这个集团，就是士族。
这个阶级，就是士族地主。
这个趋势，就是士族地主阶级掌握政权。
那么，袁绍是士族吗？
是。
什么是士族？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士人的家族。士人作为一个阶层，在春秋是最低一级的贵族，在秦汉则是最高一级的平民（士农工商）。简单地说，就是读书人或知识分子。严格地说，则是以读书为职业的知识分子。
读书没有经济效益，士人的出路是做官。独尊儒术以后的帝国中央，则欢迎他们加入到官员的队伍中来，以便将建国之初的军人政府，逐渐改造为文官政府。
结果是什么呢？是读书做官成为风尚。于是读书的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官越做越大，书越读越多，如果还人丁兴旺，再加上门生故吏遍天下，就会形成特殊的家族和势力集团，甚至垄断仕途。
这样的家族，就叫士族。
或者说，士族，就是世代做官的家族。
袁绍家就是这样，从高祖父以下，竟有四代人担任“三公”的职务，号称“四世三公”。东汉的三公，是太尉、司徒、司空。他们的地位高于九卿（政府部长），仅次于皇帝（国家元首），相当于宰相（政府首脑）。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士族。[9]
士族集团，其实就是职业官僚集团。
与士族相对应的是贵族和庶族。贵族就是皇族、外戚和公侯。他们地位尊崇，爵位世袭，所以显贵。但贵族未必有文化，更未必读书，也未必有声望。有声望的只能是诗书传家的士族，因此士族也叫望族。
望族必是名门，名门多有权势，因此又叫势族。袁绍的家族就“势倾天下”。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袁绍年纪轻轻便心高气傲，不是名人不见，朝廷招聘也不去，却结交了一大批社会贤达和各界名流。
这事一度引起当局的不满。宦官头子赵忠就说：袁本初不应朝廷呼召，却养了一群敢死队，不知这小子想干什么！叔叔袁隗（读如委）也骂他：你想让袁家灭门呀！袁绍这才稍有收敛，投到大将军麾下效力。[10]
看来，袁绍也没把何进这样的暴发户放在眼里。
他后来与何进联手，则其实另有原因。
总而言之，贵族有爵位也有权势，士族有权势也有声望，什么都没有的则是庶族。庶族往往贫寒，因此也叫寒门或寒族。庶族或寒门也有读书人，只不过官运不佳，或家道中落，才没能成为士族。
贵族、士族、庶族，是地主阶级的三个阶层。
问题是，这种区分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就在于代表中华帝国的三个历史阶段。
不同于罗马帝国从城邦起家，中华帝国系由邦国演变而来。邦国时代的天子、诸侯、大夫都是领主，帝国时代管理国家的却是既无领地也不世袭的官僚。所以，邦国的统治阶级是领主阶级，帝国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
这是第一点。
第二，同为地主阶级，也有不同类型。最适合帝国制度的是庶族地主。因为庶族地主既无高贵血统，又无显赫门第，只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权，反倒更能保证帝国的中央集权、伦理治国和官员代理。
最接近邦国时代的则是贵族地主，因为从贵族领主到贵族地主，原本只有一步之遥。所以，邦国变成帝国，贵族领主就会变成贵族地主；而统治阶级最终由贵族地主转变为庶族地主，则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转变需要过程，承前启后的则是士族。士族看重门第像贵族，读书做官像庶族，正好用来过渡。所以，秦汉是贵族地主时代，隋唐和隋唐以后是庶族地主时代，二者之间的魏晋南北朝则是士族地主的时代。
袁绍代表的，就是这个趋势。
有此趋势并不奇怪。事实上到东汉后期，士族已经成为王朝的第三大势力集团，开始并部分实现了自身发展的三大目标：垄断仕途，控制舆论，变成豪强。
这实在非同小可。垄断仕途，就占领了上层建筑；控制舆论，就掌握了意识形态；变成豪强，就把握了经济基础。长此以往，帝国迟早是士族集团的。
士族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已是指日可待。
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揭幕人。
袁绍就这样走上台前，但他却并非揭幕第一人。第一人是陈蕃。陈蕃是大名士，在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名士排行榜上名列榜首，是号召力和影响力极强的意见领袖（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
与陈蕃并列榜首号称“三君”的，还有外戚窦武和宗室刘淑（汉灵帝祖父）。士人集团将窦武、陈蕃、刘淑三人公推为领袖，既是统一战线，也是人心所向。
换句话说，宦官集团该下课了。
于是陈蕃决定发难。他对大将军窦武的建议，跟后来的袁绍一样，也是尽灭宦官。可惜，临朝的窦太后也跟后来的何太后一样，并不同意格杀勿论的方案；而这种全面树敌的做法，则逼得宦官们为自己的生存拼死一搏。
这是建宁元年（168）的事。当时窦武担任大将军才九个月，汉灵帝也只有十三岁，一切均在宦官集团的掌控之中。结果窦武兵败自杀，带领八十多个学生前去抗议的陈蕃也被捕下狱。一个宦官恶狠狠地对他说：老不死的，看你还能砸我们的饭碗，要我们的人头不？[11]
陈蕃死了，他的揭幕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然而该发生的终究要发生。二十一年后，袁绍接过了陈蕃未竟之使命。而且由于他的胆大妄为和不顾一切，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同归于尽，舞台上只留下了士族。
那么，士族可以大展宏图了吗？
不能。
因为董卓来了。
引狼入室
董卓其实是被袁绍召唤进京的。
没错，下达命令的是何进，出主意的却是袁绍。袁绍出这馊主意，则原本是为了要挟何太后，也是为了给何进壮胆，说白了就是借刀杀人。可惜，这把刀并不在袁绍的手上，董卓却早就盼望有这么一纸诏书。[12]
董卓是不折不扣的西北军阀。此人膂力过人，能左右开弓，从小就跟羌族的豪帅来往，后来靠着军功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在汉灵帝去世时做到了并州的州牧。
州牧就是一州的军政长官。东汉制度，县上是郡，郡上是州。州官有刺史，也有州牧。刺史从理论上讲只是监察官，州牧却集军政、行政、财政之权于一身，相当于清代的总督，比现在的大军区司令更有权威。
这是封疆大吏，也是一方诸侯。
所以，后来的袁绍、曹操、刘备、孙权，包括蜀汉丞相诸葛亮，都要担任或兼任州牧。
董卓能够担任并州牧，当然因为有实力。所以，他也不听朝廷的摆布。朝廷要他入京做官，他不去；要他交出兵权，更不肯。他的说法，竟是士兵与自己相处日久难舍难分，自己则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只好愧对皇上！
这当然是托词。实际情况，是董卓早就看出东汉王朝行将就木，因此拥兵自重以观时变。也因此，他刚一接到何进的命令，就知道机不可失，不但立即上路，还发表了义正词严的宣言。老谋和壮事，顷刻之间就都有了。[13]
如此反常的态度，便让杀猪出身的大将军何进也不能不狐疑。他的办法，竟是派人宣诏要董卓停止前进。可惜请神容易送神难，董卓哪里肯听何进的？只不过见来人大义凛然，才暂时驻军洛阳城西的夕阳亭。[14]
结果，当洛阳城大火熊熊燃起时，董卓立即命令部队开拔，并与逃难的小皇帝和护驾的群臣狭路相逢。
小皇帝看见董卓，哇的一声就哭了。
群臣也大喝一声：皇上有诏，董卓退兵！
董卓却嗤之以鼻：诸公身为国家栋梁，不能匡正王室安定社稷，害得皇上流离失所，有什么资格说退兵？[15]
大臣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答话。
于是董卓打马上前，向皇帝请安，询问情况。小皇帝刘辩哭哭啼啼，语无伦次，不得要领。再问旁边九岁的陈留王刘协，则一五一十对答如流。
董卓笑了。他伸出双手对刘协说：小王爷，我是董卓。来来来，让我抱抱，骑我的马回宫去。
刘协谢绝了，与董卓并马而行。[16]
据说就在这时，董卓起了更换皇帝的心思。
这当然靠不住。
没错，董卓是军阀，却不等于没脑子。他初进洛阳的时候，兵马其实只有三千。于是董卓就让这三千人每天晚上便装出城，第二天再换上军装大张旗鼓开进来，一连数日天天如此，结果人人都以为他有千军万马。[17]
董卓忽悠成功。
与此同时，他也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那就是京城里面的那些家伙其实并不难对付。于是，董卓决定来一个更大的动作，一举建立自己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
这个动作就是换皇帝。
公元189年9月28日（农历九月初一甲戌日），陈留王刘协被立为大汉天子，是为汉献帝。少帝刘辩则被废为弘农王，并在四个月后被杀。[18]
董卓又得手了。
然而此事却耐人寻味，因为皇帝换得非常仓促。可以说董卓刚刚入京，就立马把皇帝给换掉了。于是我们不禁想问：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19]
这可是只有董卓才能回答的问题。也许，他的想法很简单：你们不是都怕皇帝，都听皇帝的吗？如果我连皇帝都能换，还怕你们不听我的？
何况废掉了少帝刘辩，就可以废掉何太后；而刘协是没有什么太后可以临朝的，他的生母王美人早就被何太后毒死。有孤儿，无寡母，天下岂非就是董卓的？
可惜董卓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众矢之的。因为在正统的士大夫看来，君为臣纲，皇帝乃一国之本，岂能动摇？谁要随便换皇帝，谁就是乱臣贼子。
因此董卓的废立，就遭到了强烈抵制。董卓却不管不顾。他在大臣会议上说：当年大将军霍光废昌邑王，大司农田延年就按着剑说话（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今天也一样，有不同意的，军法从事！[20]
这可真是军阀作风。
其实平心而论，董卓并不以军阀自居。他进洛阳也不是为了当军阀，反倒是要建立新秩序的。他甚至知道要依靠士族，因此大规模地为党锢之祸的受害者平反，任命了一大批当年受宦官迫害的名士为官员。他自己从西北带来的老部下，反倒只能担任下级军官。[21]
这倒是难能可贵。
可惜事与愿违，士族并不愿意跟他合作，他也不知道怎样与士族合作。比如他想请名士蔡邕出山，蔡邕便称病不就。董卓的办法，居然是派人告诉蔡邕：我这个人喜欢灭人家族。蔡邕只好到京，最后被王允所杀。[22]
看来，董卓虽然也想依靠士族重建帝国新秩序，却并不知道新秩序应该怎样建立，自己又不按牌理出牌。结果是新秩序没能建立，旧秩序的寿命也到了头。
天下大乱已在所难免。
事实上，在经历了前面说过的那场大动乱后，外戚和宦官都已经无法重温旧梦。这时，如果董卓是士族，或者是士族能够接受的人，历史也许就会被改写。可惜，董卓却把自己变成了士族更为痛恨的对象。包括许多被他任命提拔的官员，后来也都成了他的掘墓人。
此刻，引狼入室的袁绍又该作何感想呢？
没有史料记载袁绍的想法，但他与董卓确实有过一次正面冲突，起因则正是换皇帝。董卓虽然专横跋扈，也知道如此大事需要有人支持。袁家四世三公，袁绍的叔叔袁隗又是当朝太傅，董卓便把袁绍叫来商量。
袁绍当然不能同意。
于是董卓勃然大怒，以手按剑骂道：臭小子！天下大事难道不是我说了算吗？老子要干的事，谁他妈的还敢反对？你以为董卓的刀不快，是不是？
袁绍也不含糊。他说：普天之下，难道只有董大人的刀快吗？说完，也拔出刀来，横刀长揖而去。[23]
当天，袁绍就逃出京城，直奔冀州。
我们同样无法知道袁绍当时的想法和心情。也许，这短短一个月的巨变开始让他成熟起来。至少，他应该明白了一点：在这个非常的动乱时期，门第名望等等都是没有用的，管用的只有枪杆子。谁掌握着枪杆子呢？军阀。把中央政府搞得名存实亡的又是谁呢？也是军阀。
因此，无论自救还是救国，都得把自己变成军阀。
事实上，袁绍就这么做了。
从门阀到军阀
袁绍成为军阀，是在他逃出洛阳的四个月后。
四个月内发生的事情不少。刘协做了皇帝，董卓当了相国，并享有三项特权：拜见皇帝时可以不报姓名，上朝时可以不小步快走，上殿时可以不脱鞋子不解佩剑，叫“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这可是当年萧何的待遇。
可惜董卓不是萧何，做事也完全不讲礼义和章法。有人建议他重用天下名士以收众望，他照办了，还做得非常爽快。比如荀爽，从一介平民升到三公之位，便只用了九十三天，简直就是坐直升机。
士为知己者用，士族们看见了一线希望。
董卓自己，大约也很得意。
然而士族们很快就失望了，因为董卓同时又表现出野蛮暴戾的一面。他竟然放纵士兵闯入民宅，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滥杀无辜，而且只杀富，不济贫。洛阳城内所有的豪门富户，都成了他刀下的猪羊。
诸如此类的罪行不可胜数，长此以往则国将不国。看来董卓的土匪本性根本就改不掉，跟他讲道理谈礼法更是对牛弹琴，唯一的办法就是灭了他。
东郡太守桥瑁（读如冒）挺身而出。他伪造了三公的文书，谎称皇帝和百官受董卓压迫无力自救，日夜盼望各地组织义兵共赴国难，拯救天下于倒悬。[24]
结果一呼百应。
初平元年（190）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读如皱）、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起兵组成联军，号称“关东义军”，指名道姓要讨伐国贼董卓。[25]
董卓的噩梦开始了。
当然是噩梦，而且让董卓恼羞成怒。因为讨董联军中有不少将领是董卓提拔任命的，比如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勃海太守袁绍等等，都是。[26]
袁绍也是董卓任命的吗？
没错。袁绍逃出京城后，董卓原本是要追捕的，却被名士周毖和伍琼劝阻。他们说，袁绍只是不识大体，其实胸无大志。与其逼他狗急跳墙，不如让他感恩戴德。袁家可是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啊！
董卓信以为真，便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27]
韩馥、孔伷、刘岱、张邈，同样也是周毖和伍琼建议任命的。所以这些人一起兵，董卓就觉得上当受骗，一气之下便把周毖和伍琼杀了。[28]
如何对待士族，董卓已经完全没有了主张。
虎口脱险的袁绍却被联军公推为盟主，成为反董力量的一面旗帜。也就从这天起，他由门阀变成了军阀。
什么是门阀？什么是军阀？
简单地说，阀，就是江湖老大。成为阀，当然因为有权势和实力，能够把持某个领域，或在某些方面处于支配地位。军阀、财阀、学阀、党阀，都是。
不过最早的阀，是门阀。
实际上“阀”的本义，就是功劳和等级。古代仕宦人家的大门外，通常都有两根柱子，用来张贴他们家族的功绩和经历。其中，标榜功绩的叫阀，在左边；标榜经历的叫阅，在右边。两根柱子合起来，就叫阀阅。
除了阀阅，还有门望和门第。门望就是名气声望，门第就是贵贱等级。门望有高低，声望高的叫望族。门第也有高低，等级高的叫高门。门望（名气声望）、门第（贵贱等级）、阀阅（功绩经历），合起来就叫“门阀”。
当然，只有望族和高门才能这么叫。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望族和高门？读书做官，而且世代做官。换句话说，门阀，就是世代为官的显贵之家。只不过，这官必须是读书读来的，不能是买来的，也不能是打仗打来的。靠武力而成为豪强，那是军阀。
很清楚，门阀就是世代显贵的家族，军阀就是拥兵自重的集团。门阀靠门第声望，军阀靠武装力量。门第声望是斗不过武装力量的，所以门阀也斗不过军阀。门阀遇到军阀，那可是秀才遇到兵，除非他同时是军阀。
袁绍的时代，便是如此。
这并不奇怪。门阀成为阀，是因为垄断仕途。军阀要成气候，则必须中央政府垮台。中央控制不了地方，豪强就称霸；文官治理不了国家，军阀就横行。这时，差一点就成为统治阶级的士族，便只能交出统治权。
大小门阀如袁绍者流，也只能去做军阀。
这样的军阀当时很是不少。其中既有朝廷派到各地的州牧、刺史、太守，也有被称为“豪霸”和“豪帅”的土豪劣绅。他们有的在地方上称雄称霸，有的建立起自己的私人武装，有的利用官职实施割据。比如袁绍和袁术，就是门阀兼军阀；刘表和刘焉，则是宗室兼军阀。
袁术字公路，是袁绍的弟弟，司空袁逢的儿子，当然是门阀。刘表字景升，刘焉字君郎，都是鲁恭王之后，当然是宗室。他们也都招兵买马占地为王，当然是军阀。
实际上刘表和刘焉也都是州牧。刘表是荆州牧，刘焉是益州牧。朝廷把他们派到这两个地方，原本是希望保卫中央的，结果却被他们经营成了独立王国。[29]
关东联军中的各路诸侯也如此。他们的起兵，名为讨董卓，实为抢地盘。因此加盟以后，或明哲保身畏首畏尾，或醉生梦死得过且过，或心怀鬼胎混水摸鱼，或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没有一个当真救国。
比如冀州牧韩馥（读如腹）。
韩馥本是袁家的门生故吏，因此袁绍逃出京城就直奔冀州。然而韩馥却派了兵去监视，害得袁绍动弹不得。直到关东联军成立，袁绍才得以行动。
其实韩馥对于是否参加联军也举棋不定。东郡太守桥瑁假借三公名义的书信传到时，韩馥居然问部下：我们是应该帮袁绍，还是应该帮董卓？谋士刘子惠说：我们兴兵为国，讲什么袁绍、董卓！弄得韩馥面红耳赤。[30]
这样的货色，怎么会去打董卓？
其他人也不会。
结果是什么呢？是那边西北军还在肆虐，这边关东军已经火并。先是兖州刺史刘岱杀了东郡太守桥瑁，后是勃海太守袁绍干掉了冀州牧韩馥，然后再是袁绍和袁术互相拆台。袁术的做法，是联络北方的公孙瓒钳制袁绍；袁绍的办法，则是联络南方的刘表对付袁术。双方都使用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而他们居然还是兄弟。
这下子，原本就动荡不安的帝国变得更加动荡，门阀的天下也变成了军阀的天下。董卓，这个其实并不想当军阀的军阀，让很多人成了军阀。
国难当头，民不聊生，被民脂民膏养肥的那帮家伙却还在鹬蚌相争，这实在让人看不下去。于是，有一个人终于站了出来，决心以一己之力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高举义旗，讨伐董卓，匡复汉室。
我们知道，他就是曹操。
曹操出手
曹操其实是最早起兵讨伐董卓的人，时间是在董卓废立皇帝之后三个月（中平六年十二月），地点在己吾（今河南宁陵），人马五千。当然，这是因为他散尽家财，并得到陈留孝廉卫兹的赞助。[31]
然而关东联军中，却没有他的一席地位。
这并不奇怪。曹操不是士族，反倒出身于士族最憎恶和蔑视的宦官家庭，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他也不是军阀，五千人的小部队实在不足为道。他甚至没有一官半职，奋武将军的头衔是袁绍所封，还是代理的。[32]
所以，关东联军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只有济北相鲍信另眼相看。鲍信对曹操说：当今之世，能够总揽英雄拨乱反正的，就只有足下了。足下是受天启的啊！[33]
鲍信没有看错，曹操的胸襟、眼光和谋略都远在袁绍之上。袁绍怂恿何进召董卓入京时，曹操就笑着说：宦官成为问题，责任本在人主。即便要治他们之罪，也当诛杀元凶。这是一个狱吏就能办到的，何必纷纷召外将乎？
于是曹操说：我断定袁绍会失败。[34]
结果，不幸而言中。
不过在联军组建之初，曹操仍抱有一线希望，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他们出兵，甚至不惜以身作则，亲自率领小部队与董卓军作战，差一点就战死沙场。幸亏堂弟曹洪把马让给他，这才得以脱身。
然而怎么样呢？
曹操回到酸枣大营，却只见关东军十几万人日日酒会夜夜笙歌。曹操悲愤地说：我等以道义起兵，却迟疑不敢前进。如此失天下之望，我为诸君感到羞耻！[35]
可惜还是没有人听他的。
当然，也没人感到羞耻。
盟主袁绍却在与韩馥谋划另立皇帝，选中的人是幽州牧刘虞。这就跟董卓没什么两样了，因此被曹操严词拒绝。曹操说：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幼主微弱，正待救援。诸位尽管北面（幽州），我自西向（长安）！[36]
刘虞自己也严词拒绝，袁绍和韩馥这才作罢。
鲍信则对曹操说，袁绍简直无异于另一个董卓。既然力不能制，那就避其锋芒，另谋发展。[37]
曹操也终于明白，世家大族徒有虚名，门阀根本就斗不过军阀。只有自己强大，才能实现理想。因此，他决定先把自己变成军阀，然后再来收拾山河。
那么，曹操又是怎样实现这一目标的？
略地，募兵，屯田，招贤。
地盘当然是打下来的。第一块是东郡，第二块是兖州。有了东郡，曹操就是太守；有了兖州，曹操就是州牧。地盘也有了，官位也有了，事情就好办了。
然而代价也很惨重，因为兖州牧的职位虽然由地方士绅推举代理，地盘其实却是从黄巾军手中夺过来的，为此还搭上了鲍信的一条性命，连尸体都没能找到。曹操只好用木头刻了鲍信的形象，痛哭一场安葬。
意外收获也有，就是原本聚集在青州，现在投降的黄巾军。曹操选其精锐编成队伍，号称“青州兵”。
与此同时，一个严峻的问题也摆在了曹操面前，那就是军粮和军饷。袁绍等人的做法，是“饥则寇略，饱则弃余”，也就是饿了就抢老百姓，饱了就把粮食乱扔。结果是什么呢？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如此难题，对曹操是一个考验。
曹操的办法是屯田。
屯田有两种。一种是军士和降卒耕种，叫军屯；另一种则是招募失地农民耕种，叫民屯。但无论哪种，都是军事化管理，土地的产权也都属于国家，耕牛和农具则由政府提供，同时收取五到六成的地租。
这并不成问题。由于连年战争，许多土地早已成为无主田亩，曹操便将其收归国有。耕牛和农具则是从黄巾军那里收缴来的。黄巾军是一种奇怪的组织，队伍当中除了战士，还有随军的家属和农民，生产工具当然自带。
显然，所谓屯田，就是居住军事化，耕作集体化，农业生产国营化。这就等于建立了军民合一的新社会，耕战合一的新军队，可谓最早的“生产建设兵团”。
曹操的军政府变成了农场主。
这是一笔极其合算的买卖。土地没花一分钱，可谓无本生意；地租高达五到六成，可谓牟取暴利；这支队伍平时能干，急时能战，既是粮库，又是兵源，可谓左右逢源，战士和农民从此有饭吃，大家也都愿意。由此，又解决了令人头疼的流民和治安问题，岂非一举多得？
实际上，就在曹操的军民丰衣足食之时，袁绍的士兵却在河北吃桑葚，袁术的士兵则在江淮吃河蚌，桑葚和河蚌都没有的就吃人，又岂能争锋争雄？[38]
这可真是高下立现。
代理兖州牧，就有了根据地；收编青州兵，就有了战斗队；实行屯田制，就有了大粮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曹操神闲气定，好整以暇。
更重要的是，他也有了人才库。
第一个来到曹操身边的重要人物是荀，时间在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龄二十九岁。当时袁绍已经夺了韩馥的冀州，待荀彧以上宾之礼。荀彧却从袁绍那里出走，投奔了还只是东郡太守的曹操。
原因很简单：度绍终不能成大事。
曹操则喜出望外，说这就是我的子房（张良）啊！
荀彧也不负厚望。他后来担任汉侍中，守尚书令，在皇帝与曹操之间居中持重，成为曹操的总参谋长。到建安十七年被逼自杀，荀彧为曹操鞠躬尽瘁二十一年。[39]
郭嘉、荀攸和钟繇，也都是荀彧推荐的。
思贤若渴的曹操马上给荀攸写信：现在天下大乱，正是有劳智慧之士费心之时。先生袖手旁观，不觉得太久了一点吗？荀攸便立即来到曹操身边。[40]
程昱（读如预）也很有趣。兖州刺史刘岱请他当骑都尉，他说自己有病。曹操来到兖州，他却一叫就到。他的同乡问他为什么判若两人，程昱笑而不答。[41]
郭嘉却实话实说。
天生奇才郭嘉也是从袁绍那里出走的。临行前，他对袁绍的谋士辛评和郭图说：是聪明人，就得为自己找一个好老板。袁公未知用人之机，要想跟他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可是太难了！
这一年，曹操四十二岁。[42]
从首倡义兵帅军讨董，到屯田备战广纳人才，四十二岁的曹操已由血气方刚的青年将领，成长为胸有成竹的政治高手。相反，他那些当年的战友，现在的对手，却很少有什么出息和长进。天下将是谁的，已毋庸置疑。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尽管有准备未必一定有机会。但，如果既有准备又有机会，那就是天助了。
曹操就是这样的人。
而且那机会也说来就来。
原本是作为新世纪的揭幕人走上台前的。
然而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正是由于他的引狼入室，
不但把士族地主阶级的时代推迟了半个世纪，
还让自己和众多的人变成了军阀。
大开杀戒
汉灵帝死后的洛阳，满城都是杀气。
这是东汉王朝最后的岁月。用不了多久，首都洛阳就会变成一片火海和废墟，统一的大帝国也将在实际上不复存在。然而统治集团却浑然不觉。他们正忙于内讧，并用那满城的杀气来加速自己的灭亡。
仇恨和杀戮是在外戚与宦官之间展开的，这当然不是第一次。实际上，从第四任皇帝刘肇算起，一部东汉宫廷史就差不多有半部是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史。
这并不奇怪。我们知道，东汉十三个皇帝，有十个没活过四十岁，四个去世时没有儿子。继位的则有十一个不到二十岁，其中年龄最大的章帝十九岁，最小的殇帝不过百日，冲帝只有两岁，质帝只有八岁。
东汉十三帝生卒一览
东汉皇帝 生卒年 登基时年龄 寿命
光武帝刘秀 公元前5年—公元57年 三十二岁称帝 享年六十三岁
汉明帝刘庄 公元28—75年 三十岁继位 享年四十八岁
汉章帝刘炟 公元57—88年 十九岁继位 享年三十二岁
汉和帝刘肇 公元79—105年 十岁继位 享年二十七岁
汉殇帝刘隆 公元105—106年 出生百日继位 享年两岁，无子
汉安帝刘祜 公元94—125年 十三岁继位 享年三十二岁
汉顺帝刘保 公元115—144年 十一岁继位 享年三十岁
汉冲帝刘炳 公元143—145年 两岁继位 享年三岁，无子
汉质帝刘缵 公元138—146年 八岁继位 享年九岁，无子
汉桓帝刘志 公元132—167年 十五岁继位 享年三十六岁，无子
汉灵帝刘宏 公元156—189年 十二岁继位 享年三十四岁
汉少帝刘辩 公元176—190年 十四岁继位 享年十五岁
汉献帝刘协 公元181—234年 九岁继位 享年五十四岁
这就留下了两个问题。第一，先帝没有儿子，就只能到宗室藩王中找继承人。第二，天子不能亲政，就只能由太后临朝，外戚执政。这是吕后时期留下的传统。
于是，汉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窦宪执政；汉安帝时，邓太后临朝，邓骘执政；北乡侯时，阎太后临朝，阎显执政；汉桓帝时，梁太后临朝，梁冀执政；汉灵帝时，窦太后临朝，窦武执政；少帝时，何太后临朝，何进执政。
呵呵，六次太后临朝，六次外戚执政。
外戚掌权，皇帝当然不高兴。所以，这些少年皇帝亲政以后，就要夺权。能帮忙的，则是宦官。宦官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帮着甚至代替皇帝杀外戚。比如阎显，便是宦官自作主张杀掉的，没汉顺帝什么事。
汉灵帝时的外戚窦武，也为宦官矫诏所杀。[1]
梁冀倒是被汉桓帝杀掉的，但整个过程惊心动魄。众所周知，梁冀是有名的跋扈将军。他和他的父亲梁商担任大将军二十四年，经历了三任皇帝。其中有两个皇帝是梁冀的妹夫，有两个为梁冀所立，一个为梁冀所杀。[2]
不难想象，汉桓帝过的是什么日子。
事实上桓帝那位梁皇后，跟她哥哥一样跋扈。皇帝喜欢哪个女人，皇后就把她毒死。因此熬到梁皇后去世，年满二十八岁仍不能亲政的汉桓帝决定动手。
密谋却是在厕所里。
汉桓帝把宦官唐衡叫进厕所问：诸位当中，有谁是跟外面那人搞不来的？
唐衡说了单超等四个人的名字。
汉桓帝又叫来单超，要他想办法灭了梁冀。
单超说：办法不难，只怕陛下狐疑。
汉桓帝说：奸臣胁国，罪该万死，除之何疑？[3]
于是汉桓帝亲自上殿指挥，一面让尚书令守卫宫省看护符节，一面让近卫军包围梁府。结果梁冀夫妇自杀，梁氏家族全部斩首示众，门生故吏罢官三百多人，这才把政权从外戚手里夺了回来。
桓帝以霹雳手段消灭梁冀有两个原因。第一，梁冀过于跋扈；第二，桓帝是宗室入主汉廷，与太后和外戚并无骨肉之亲。那么，灵帝去世后的形势也如此吗？
不，两样。
说起来汉灵帝还是蛮灵的。他活到三十四岁，还留下了两个儿子刘辩和刘协，哪里会有问题？
何太后临朝，何进执政，也没问题。因为刘辩是何太后的亲儿子，何进的亲外甥。何况何太后与宦官的关系相当不错，刘辩也并无铲除何进之意。那么，为什么这一回动静会闹得更大，后果也更严重呢？
因为袁绍掺和进来了。
袁绍字本初，是汉灵帝近卫军的二号人物。这支部队共有八位将领，号称“西园八校尉”。其中二号袁绍，中军校尉；三号鲍鸿，下军校尉；四号曹操，典军校尉。一号人物宦官蹇硕既是上军校尉，也是元帅。
蹇硕跟何进是有矛盾的。因为汉灵帝心许的继承人不是长子刘辩，而是次子刘协，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灵帝临终前，把这件事情托付给了蹇硕，蹇硕也准备完成先帝的遗愿。没想到何进抢先一步，把刘辩扶上了皇位。
何进此举并不奇怪，因为刘辩是他妹妹的儿子。
蹇硕则只差一点就会成功。当时他的计划，是先杀掉大将军何进，再立刘协。可惜蹇硕没想到，他的一个部下是何进的老朋友。何进入宫时，这个部下迎面走来使了个眼色，何进掉头就跑，蹇硕的谋杀失败。
如此矛盾已不可调和，而蹇硕这边又再出叛徒。结果何进反戈一击成功谋杀蹇硕，并接管了西园上军。
此事如果就此打住，杀气也许就会散去，生活也将归于平淡，东汉王朝则将继续苟延残喘。然而袁绍却意犹未尽，他极力鼓动何进将宦官斩尽杀绝。袁绍说，将军如果能一举而为天下除此祸患，必将名垂后世。
何进却犹豫了。
犹豫并不奇怪。此人原本是一个杀猪的，靠着妹妹当皇后才成了大将军，又岂敢把所有的宦官都当作猪来杀？妹妹何太后也不肯杀宦官。因为她曾经谋杀了刘协的生母王美人，靠着宦官求情才幸免于难。
于是何太后说：宦官统领后宫禁省，是祖宗成法汉家制度，怎么能改？何况先帝刚刚驾崩，天下未定，我又为什么一定要立场鲜明地站在士大夫一边？
太后不允，何进更加犹豫。
犹豫的结果，是对方抢先一步。宦官张让等人趁何进入宫之机，手持武器将他围在门房痛骂：国家腐败，难道都是我们的错？大人口口声声说我等肮脏，请问官场之中朝堂之上，又有谁是忠诚的，谁是干净的？
骂完，一个宦官拔出剑来，一剑杀了何进。
政变成功的宦官立即草拟了诏书，准备昭告天下。诏书传到尚书台，值班的尚书一脸惊愕。他弱弱地问：是不是该请大将军一起来商量？一个宦官却拎起何进的脑袋扔了过去：大将军在这里，你跟他商量吧！[4]
局势瞬间逆转，袁绍也立即出手。
袁绍比何进心狠手辣得多。何进被杀后，洛阳城里一片混乱。何、袁两家各路人马一齐起兵，袁绍更是一不做二不休，带着军队在京城捕杀宦官，看见不长胡子的就一刀砍去。许多年轻人只好脱掉裤子验明正身，那些平时行善的宦官也死于非命，死者竟多达二千余人。[5]
杀戒一开，不可收拾。后果的严重，也远远超出袁绍的想象。被逼无奈的宦官张让等人，挟持小皇帝刘辩和他的弟弟陈留王刘协出走，从洛阳逃到了黄河岸边。大汉天子在黑灯瞎火中跌跌撞撞，几乎沦为难民。
当然，皇帝和小王爷最后还是被大臣们找到了，张让等人也投河自尽。据说，张让自杀前，曾痛哭流涕地对小皇帝说：我等尽灭，天下将乱，陛下保重啊！[6]
张让说得并没错，小皇帝刘辩和他代表的东汉王朝只剩下四五个月的寿命，宦官的时代也暂时终结。在相当长时间内，他们将无法作为一个势力集团而存在。[7]
同归于尽的还有外戚集团。他们与宦官集团斗争了九十多年，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只有这回鱼死网破。这是东汉政局的巨变，历史也将从此而改写。[8]
新时代开始了。
揭幕人
新时代的揭幕人是袁绍。
有两个新时代，一个叫三国，一个叫魏晋南北朝。这当然是未必严谨的说法。因为三国的前半属于东汉，后半属于魏晋。汉的建安二十五年，就是魏的黄初元年；吴的天纪四年，则是晋的咸宁六年，哪来的三国？
但，自从有了陈寿的《三国志》，三国的说法也就约定俗成。何况三国与魏晋确有不同，时代特征相异，统治阶级也有别。只不过，揭幕人都是袁绍。
袁绍在历史上评价不高。这固然因为他是失败者，也因为他确实乏善可陈。比如尽灭宦官，就既不人道，也不聪明。宦官并非都是坏人，岂能格杀勿论？政治斗争应该团结大多数，又岂能不问青红皂白，杀个一干二净？
可惜袁绍偏偏就犯了这样的错误。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他当时的想法，也不必为他的错误辩护。但可以肯定，袁绍参与外戚和宦官的斗争是有深刻原因的，并非为了个人恩怨。如果说有利益，他代表的也是一个集团和一个阶级，甚至一个趋势。
这个集团，就是士族。
这个阶级，就是士族地主。
这个趋势，就是士族地主阶级掌握政权。
那么，袁绍是士族吗？
是。
什么是士族？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士人的家族。士人作为一个阶层，在春秋是最低一级的贵族，在秦汉则是最高一级的平民（士农工商）。简单地说，就是读书人或知识分子。严格地说，则是以读书为职业的知识分子。
读书没有经济效益，士人的出路是做官。独尊儒术以后的帝国中央，则欢迎他们加入到官员的队伍中来，以便将建国之初的军人政府，逐渐改造为文官政府。
结果是什么呢？是读书做官成为风尚。于是读书的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官越做越大，书越读越多，如果还人丁兴旺，再加上门生故吏遍天下，就会形成特殊的家族和势力集团，甚至垄断仕途。
这样的家族，就叫士族。
或者说，士族，就是世代做官的家族。
袁绍家就是这样，从高祖父以下，竟有四代人担任“三公”的职务，号称“四世三公”。东汉的三公，是太尉、司徒、司空。他们的地位高于九卿（政府部长），仅次于皇帝（国家元首），相当于宰相（政府首脑）。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士族。[9]
士族集团，其实就是职业官僚集团。
与士族相对应的是贵族和庶族。贵族就是皇族、外戚和公侯。他们地位尊崇，爵位世袭，所以显贵。但贵族未必有文化，更未必读书，也未必有声望。有声望的只能是诗书传家的士族，因此士族也叫望族。
望族必是名门，名门多有权势，因此又叫势族。袁绍的家族就“势倾天下”。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袁绍年纪轻轻便心高气傲，不是名人不见，朝廷招聘也不去，却结交了一大批社会贤达和各界名流。
这事一度引起当局的不满。宦官头子赵忠就说：袁本初不应朝廷呼召，却养了一群敢死队，不知这小子想干什么！叔叔袁隗（读如委）也骂他：你想让袁家灭门呀！袁绍这才稍有收敛，投到大将军麾下效力。[10]
看来，袁绍也没把何进这样的暴发户放在眼里。
他后来与何进联手，则其实另有原因。
总而言之，贵族有爵位也有权势，士族有权势也有声望，什么都没有的则是庶族。庶族往往贫寒，因此也叫寒门或寒族。庶族或寒门也有读书人，只不过官运不佳，或家道中落，才没能成为士族。
贵族、士族、庶族，是地主阶级的三个阶层。
问题是，这种区分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就在于代表中华帝国的三个历史阶段。
不同于罗马帝国从城邦起家，中华帝国系由邦国演变而来。邦国时代的天子、诸侯、大夫都是领主，帝国时代管理国家的却是既无领地也不世袭的官僚。所以，邦国的统治阶级是领主阶级，帝国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
这是第一点。
第二，同为地主阶级，也有不同类型。最适合帝国制度的是庶族地主。因为庶族地主既无高贵血统，又无显赫门第，只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权，反倒更能保证帝国的中央集权、伦理治国和官员代理。
最接近邦国时代的则是贵族地主，因为从贵族领主到贵族地主，原本只有一步之遥。所以，邦国变成帝国，贵族领主就会变成贵族地主；而统治阶级最终由贵族地主转变为庶族地主，则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转变需要过程，承前启后的则是士族。士族看重门第像贵族，读书做官像庶族，正好用来过渡。所以，秦汉是贵族地主时代，隋唐和隋唐以后是庶族地主时代，二者之间的魏晋南北朝则是士族地主的时代。
袁绍代表的，就是这个趋势。
有此趋势并不奇怪。事实上到东汉后期，士族已经成为王朝的第三大势力集团，开始并部分实现了自身发展的三大目标：垄断仕途，控制舆论，变成豪强。
这实在非同小可。垄断仕途，就占领了上层建筑；控制舆论，就掌握了意识形态；变成豪强，就把握了经济基础。长此以往，帝国迟早是士族集团的。
士族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已是指日可待。
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揭幕人。
袁绍就这样走上台前，但他却并非揭幕第一人。第一人是陈蕃。陈蕃是大名士，在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名士排行榜上名列榜首，是号召力和影响力极强的意见领袖（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
与陈蕃并列榜首号称“三君”的，还有外戚窦武和宗室刘淑（汉灵帝祖父）。士人集团将窦武、陈蕃、刘淑三人公推为领袖，既是统一战线，也是人心所向。
换句话说，宦官集团该下课了。
于是陈蕃决定发难。他对大将军窦武的建议，跟后来的袁绍一样，也是尽灭宦官。可惜，临朝的窦太后也跟后来的何太后一样，并不同意格杀勿论的方案；而这种全面树敌的做法，则逼得宦官们为自己的生存拼死一搏。
这是建宁元年（168）的事。当时窦武担任大将军才九个月，汉灵帝也只有十三岁，一切均在宦官集团的掌控之中。结果窦武兵败自杀，带领八十多个学生前去抗议的陈蕃也被捕下狱。一个宦官恶狠狠地对他说：老不死的，看你还能砸我们的饭碗，要我们的人头不？[11]
陈蕃死了，他的揭幕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然而该发生的终究要发生。二十一年后，袁绍接过了陈蕃未竟之使命。而且由于他的胆大妄为和不顾一切，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同归于尽，舞台上只留下了士族。
那么，士族可以大展宏图了吗？
不能。
因为董卓来了。
引狼入室
董卓其实是被袁绍召唤进京的。
没错，下达命令的是何进，出主意的却是袁绍。袁绍出这馊主意，则原本是为了要挟何太后，也是为了给何进壮胆，说白了就是借刀杀人。可惜，这把刀并不在袁绍的手上，董卓却早就盼望有这么一纸诏书。[12]
董卓是不折不扣的西北军阀。此人膂力过人，能左右开弓，从小就跟羌族的豪帅来往，后来靠着军功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在汉灵帝去世时做到了并州的州牧。
州牧就是一州的军政长官。东汉制度，县上是郡，郡上是州。州官有刺史，也有州牧。刺史从理论上讲只是监察官，州牧却集军政、行政、财政之权于一身，相当于清代的总督，比现在的大军区司令更有权威。
这是封疆大吏，也是一方诸侯。
所以，后来的袁绍、曹操、刘备、孙权，包括蜀汉丞相诸葛亮，都要担任或兼任州牧。
董卓能够担任并州牧，当然因为有实力。所以，他也不听朝廷的摆布。朝廷要他入京做官，他不去；要他交出兵权，更不肯。他的说法，竟是士兵与自己相处日久难舍难分，自己则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只好愧对皇上！
这当然是托词。实际情况，是董卓早就看出东汉王朝行将就木，因此拥兵自重以观时变。也因此，他刚一接到何进的命令，就知道机不可失，不但立即上路，还发表了义正词严的宣言。老谋和壮事，顷刻之间就都有了。[13]
如此反常的态度，便让杀猪出身的大将军何进也不能不狐疑。他的办法，竟是派人宣诏要董卓停止前进。可惜请神容易送神难，董卓哪里肯听何进的？只不过见来人大义凛然，才暂时驻军洛阳城西的夕阳亭。[14]
结果，当洛阳城大火熊熊燃起时，董卓立即命令部队开拔，并与逃难的小皇帝和护驾的群臣狭路相逢。
小皇帝看见董卓，哇的一声就哭了。
群臣也大喝一声：皇上有诏，董卓退兵！
董卓却嗤之以鼻：诸公身为国家栋梁，不能匡正王室安定社稷，害得皇上流离失所，有什么资格说退兵？[15]
大臣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答话。
于是董卓打马上前，向皇帝请安，询问情况。小皇帝刘辩哭哭啼啼，语无伦次，不得要领。再问旁边九岁的陈留王刘协，则一五一十对答如流。
董卓笑了。他伸出双手对刘协说：小王爷，我是董卓。来来来，让我抱抱，骑我的马回宫去。
刘协谢绝了，与董卓并马而行。[16]
据说就在这时，董卓起了更换皇帝的心思。
这当然靠不住。
没错，董卓是军阀，却不等于没脑子。他初进洛阳的时候，兵马其实只有三千。于是董卓就让这三千人每天晚上便装出城，第二天再换上军装大张旗鼓开进来，一连数日天天如此，结果人人都以为他有千军万马。[17]
董卓忽悠成功。
与此同时，他也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那就是京城里面的那些家伙其实并不难对付。于是，董卓决定来一个更大的动作，一举建立自己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
这个动作就是换皇帝。
公元189年9月28日（农历九月初一甲戌日），陈留王刘协被立为大汉天子，是为汉献帝。少帝刘辩则被废为弘农王，并在四个月后被杀。[18]
董卓又得手了。
然而此事却耐人寻味，因为皇帝换得非常仓促。可以说董卓刚刚入京，就立马把皇帝给换掉了。于是我们不禁想问：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19]
这可是只有董卓才能回答的问题。也许，他的想法很简单：你们不是都怕皇帝，都听皇帝的吗？如果我连皇帝都能换，还怕你们不听我的？
何况废掉了少帝刘辩，就可以废掉何太后；而刘协是没有什么太后可以临朝的，他的生母王美人早就被何太后毒死。有孤儿，无寡母，天下岂非就是董卓的？
可惜董卓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众矢之的。因为在正统的士大夫看来，君为臣纲，皇帝乃一国之本，岂能动摇？谁要随便换皇帝，谁就是乱臣贼子。
因此董卓的废立，就遭到了强烈抵制。董卓却不管不顾。他在大臣会议上说：当年大将军霍光废昌邑王，大司农田延年就按着剑说话（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今天也一样，有不同意的，军法从事！[20]
这可真是军阀作风。
其实平心而论，董卓并不以军阀自居。他进洛阳也不是为了当军阀，反倒是要建立新秩序的。他甚至知道要依靠士族，因此大规模地为党锢之祸的受害者平反，任命了一大批当年受宦官迫害的名士为官员。他自己从西北带来的老部下，反倒只能担任下级军官。[21]
这倒是难能可贵。
可惜事与愿违，士族并不愿意跟他合作，他也不知道怎样与士族合作。比如他想请名士蔡邕出山，蔡邕便称病不就。董卓的办法，居然是派人告诉蔡邕：我这个人喜欢灭人家族。蔡邕只好到京，最后被王允所杀。[22]
看来，董卓虽然也想依靠士族重建帝国新秩序，却并不知道新秩序应该怎样建立，自己又不按牌理出牌。结果是新秩序没能建立，旧秩序的寿命也到了头。
天下大乱已在所难免。
事实上，在经历了前面说过的那场大动乱后，外戚和宦官都已经无法重温旧梦。这时，如果董卓是士族，或者是士族能够接受的人，历史也许就会被改写。可惜，董卓却把自己变成了士族更为痛恨的对象。包括许多被他任命提拔的官员，后来也都成了他的掘墓人。
此刻，引狼入室的袁绍又该作何感想呢？
没有史料记载袁绍的想法，但他与董卓确实有过一次正面冲突，起因则正是换皇帝。董卓虽然专横跋扈，也知道如此大事需要有人支持。袁家四世三公，袁绍的叔叔袁隗又是当朝太傅，董卓便把袁绍叫来商量。
袁绍当然不能同意。
于是董卓勃然大怒，以手按剑骂道：臭小子！天下大事难道不是我说了算吗？老子要干的事，谁他妈的还敢反对？你以为董卓的刀不快，是不是？
袁绍也不含糊。他说：普天之下，难道只有董大人的刀快吗？说完，也拔出刀来，横刀长揖而去。[23]
当天，袁绍就逃出京城，直奔冀州。
我们同样无法知道袁绍当时的想法和心情。也许，这短短一个月的巨变开始让他成熟起来。至少，他应该明白了一点：在这个非常的动乱时期，门第名望等等都是没有用的，管用的只有枪杆子。谁掌握着枪杆子呢？军阀。把中央政府搞得名存实亡的又是谁呢？也是军阀。
因此，无论自救还是救国，都得把自己变成军阀。
事实上，袁绍就这么做了。
从门阀到军阀
袁绍成为军阀，是在他逃出洛阳的四个月后。
四个月内发生的事情不少。刘协做了皇帝，董卓当了相国，并享有三项特权：拜见皇帝时可以不报姓名，上朝时可以不小步快走，上殿时可以不脱鞋子不解佩剑，叫“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这可是当年萧何的待遇。
可惜董卓不是萧何，做事也完全不讲礼义和章法。有人建议他重用天下名士以收众望，他照办了，还做得非常爽快。比如荀爽，从一介平民升到三公之位，便只用了九十三天，简直就是坐直升机。
士为知己者用，士族们看见了一线希望。
董卓自己，大约也很得意。
然而士族们很快就失望了，因为董卓同时又表现出野蛮暴戾的一面。他竟然放纵士兵闯入民宅，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滥杀无辜，而且只杀富，不济贫。洛阳城内所有的豪门富户，都成了他刀下的猪羊。
诸如此类的罪行不可胜数，长此以往则国将不国。看来董卓的土匪本性根本就改不掉，跟他讲道理谈礼法更是对牛弹琴，唯一的办法就是灭了他。
东郡太守桥瑁（读如冒）挺身而出。他伪造了三公的文书，谎称皇帝和百官受董卓压迫无力自救，日夜盼望各地组织义兵共赴国难，拯救天下于倒悬。[24]
结果一呼百应。
初平元年（190）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读如皱）、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起兵组成联军，号称“关东义军”，指名道姓要讨伐国贼董卓。[25]
董卓的噩梦开始了。
当然是噩梦，而且让董卓恼羞成怒。因为讨董联军中有不少将领是董卓提拔任命的，比如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勃海太守袁绍等等，都是。[26]
袁绍也是董卓任命的吗？
没错。袁绍逃出京城后，董卓原本是要追捕的，却被名士周毖和伍琼劝阻。他们说，袁绍只是不识大体，其实胸无大志。与其逼他狗急跳墙，不如让他感恩戴德。袁家可是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啊！
董卓信以为真，便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27]
韩馥、孔伷、刘岱、张邈，同样也是周毖和伍琼建议任命的。所以这些人一起兵，董卓就觉得上当受骗，一气之下便把周毖和伍琼杀了。[28]
如何对待士族，董卓已经完全没有了主张。
虎口脱险的袁绍却被联军公推为盟主，成为反董力量的一面旗帜。也就从这天起，他由门阀变成了军阀。
什么是门阀？什么是军阀？
简单地说，阀，就是江湖老大。成为阀，当然因为有权势和实力，能够把持某个领域，或在某些方面处于支配地位。军阀、财阀、学阀、党阀，都是。
不过最早的阀，是门阀。
实际上“阀”的本义，就是功劳和等级。古代仕宦人家的大门外，通常都有两根柱子，用来张贴他们家族的功绩和经历。其中，标榜功绩的叫阀，在左边；标榜经历的叫阅，在右边。两根柱子合起来，就叫阀阅。
除了阀阅，还有门望和门第。门望就是名气声望，门第就是贵贱等级。门望有高低，声望高的叫望族。门第也有高低，等级高的叫高门。门望（名气声望）、门第（贵贱等级）、阀阅（功绩经历），合起来就叫“门阀”。
当然，只有望族和高门才能这么叫。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望族和高门？读书做官，而且世代做官。换句话说，门阀，就是世代为官的显贵之家。只不过，这官必须是读书读来的，不能是买来的，也不能是打仗打来的。靠武力而成为豪强，那是军阀。
很清楚，门阀就是世代显贵的家族，军阀就是拥兵自重的集团。门阀靠门第声望，军阀靠武装力量。门第声望是斗不过武装力量的，所以门阀也斗不过军阀。门阀遇到军阀，那可是秀才遇到兵，除非他同时是军阀。
袁绍的时代，便是如此。
这并不奇怪。门阀成为阀，是因为垄断仕途。军阀要成气候，则必须中央政府垮台。中央控制不了地方，豪强就称霸；文官治理不了国家，军阀就横行。这时，差一点就成为统治阶级的士族，便只能交出统治权。
大小门阀如袁绍者流，也只能去做军阀。
这样的军阀当时很是不少。其中既有朝廷派到各地的州牧、刺史、太守，也有被称为“豪霸”和“豪帅”的土豪劣绅。他们有的在地方上称雄称霸，有的建立起自己的私人武装，有的利用官职实施割据。比如袁绍和袁术，就是门阀兼军阀；刘表和刘焉，则是宗室兼军阀。
袁术字公路，是袁绍的弟弟，司空袁逢的儿子，当然是门阀。刘表字景升，刘焉字君郎，都是鲁恭王之后，当然是宗室。他们也都招兵买马占地为王，当然是军阀。
实际上刘表和刘焉也都是州牧。刘表是荆州牧，刘焉是益州牧。朝廷把他们派到这两个地方，原本是希望保卫中央的，结果却被他们经营成了独立王国。[29]
关东联军中的各路诸侯也如此。他们的起兵，名为讨董卓，实为抢地盘。因此加盟以后，或明哲保身畏首畏尾，或醉生梦死得过且过，或心怀鬼胎混水摸鱼，或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没有一个当真救国。
比如冀州牧韩馥（读如腹）。
韩馥本是袁家的门生故吏，因此袁绍逃出京城就直奔冀州。然而韩馥却派了兵去监视，害得袁绍动弹不得。直到关东联军成立，袁绍才得以行动。
其实韩馥对于是否参加联军也举棋不定。东郡太守桥瑁假借三公名义的书信传到时，韩馥居然问部下：我们是应该帮袁绍，还是应该帮董卓？谋士刘子惠说：我们兴兵为国，讲什么袁绍、董卓！弄得韩馥面红耳赤。[30]
这样的货色，怎么会去打董卓？
其他人也不会。
结果是什么呢？是那边西北军还在肆虐，这边关东军已经火并。先是兖州刺史刘岱杀了东郡太守桥瑁，后是勃海太守袁绍干掉了冀州牧韩馥，然后再是袁绍和袁术互相拆台。袁术的做法，是联络北方的公孙瓒钳制袁绍；袁绍的办法，则是联络南方的刘表对付袁术。双方都使用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而他们居然还是兄弟。
这下子，原本就动荡不安的帝国变得更加动荡，门阀的天下也变成了军阀的天下。董卓，这个其实并不想当军阀的军阀，让很多人成了军阀。
国难当头，民不聊生，被民脂民膏养肥的那帮家伙却还在鹬蚌相争，这实在让人看不下去。于是，有一个人终于站了出来，决心以一己之力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高举义旗，讨伐董卓，匡复汉室。
我们知道，他就是曹操。
曹操出手
曹操其实是最早起兵讨伐董卓的人，时间是在董卓废立皇帝之后三个月（中平六年十二月），地点在己吾（今河南宁陵），人马五千。当然，这是因为他散尽家财，并得到陈留孝廉卫兹的赞助。[31]
然而关东联军中，却没有他的一席地位。
这并不奇怪。曹操不是士族，反倒出身于士族最憎恶和蔑视的宦官家庭，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他也不是军阀，五千人的小部队实在不足为道。他甚至没有一官半职，奋武将军的头衔是袁绍所封，还是代理的。[32]
所以，关东联军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只有济北相鲍信另眼相看。鲍信对曹操说：当今之世，能够总揽英雄拨乱反正的，就只有足下了。足下是受天启的啊！[33]
鲍信没有看错，曹操的胸襟、眼光和谋略都远在袁绍之上。袁绍怂恿何进召董卓入京时，曹操就笑着说：宦官成为问题，责任本在人主。即便要治他们之罪，也当诛杀元凶。这是一个狱吏就能办到的，何必纷纷召外将乎？
于是曹操说：我断定袁绍会失败。[34]
结果，不幸而言中。
不过在联军组建之初，曹操仍抱有一线希望，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他们出兵，甚至不惜以身作则，亲自率领小部队与董卓军作战，差一点就战死沙场。幸亏堂弟曹洪把马让给他，这才得以脱身。
然而怎么样呢？
曹操回到酸枣大营，却只见关东军十几万人日日酒会夜夜笙歌。曹操悲愤地说：我等以道义起兵，却迟疑不敢前进。如此失天下之望，我为诸君感到羞耻！[35]
可惜还是没有人听他的。
当然，也没人感到羞耻。
盟主袁绍却在与韩馥谋划另立皇帝，选中的人是幽州牧刘虞。这就跟董卓没什么两样了，因此被曹操严词拒绝。曹操说：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幼主微弱，正待救援。诸位尽管北面（幽州），我自西向（长安）！[36]
刘虞自己也严词拒绝，袁绍和韩馥这才作罢。
鲍信则对曹操说，袁绍简直无异于另一个董卓。既然力不能制，那就避其锋芒，另谋发展。[37]
曹操也终于明白，世家大族徒有虚名，门阀根本就斗不过军阀。只有自己强大，才能实现理想。因此，他决定先把自己变成军阀，然后再来收拾山河。
那么，曹操又是怎样实现这一目标的？
略地，募兵，屯田，招贤。
地盘当然是打下来的。第一块是东郡，第二块是兖州。有了东郡，曹操就是太守；有了兖州，曹操就是州牧。地盘也有了，官位也有了，事情就好办了。
然而代价也很惨重，因为兖州牧的职位虽然由地方士绅推举代理，地盘其实却是从黄巾军手中夺过来的，为此还搭上了鲍信的一条性命，连尸体都没能找到。曹操只好用木头刻了鲍信的形象，痛哭一场安葬。
意外收获也有，就是原本聚集在青州，现在投降的黄巾军。曹操选其精锐编成队伍，号称“青州兵”。
与此同时，一个严峻的问题也摆在了曹操面前，那就是军粮和军饷。袁绍等人的做法，是“饥则寇略，饱则弃余”，也就是饿了就抢老百姓，饱了就把粮食乱扔。结果是什么呢？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如此难题，对曹操是一个考验。
曹操的办法是屯田。
屯田有两种。一种是军士和降卒耕种，叫军屯；另一种则是招募失地农民耕种，叫民屯。但无论哪种，都是军事化管理，土地的产权也都属于国家，耕牛和农具则由政府提供，同时收取五到六成的地租。
这并不成问题。由于连年战争，许多土地早已成为无主田亩，曹操便将其收归国有。耕牛和农具则是从黄巾军那里收缴来的。黄巾军是一种奇怪的组织，队伍当中除了战士，还有随军的家属和农民，生产工具当然自带。
显然，所谓屯田，就是居住军事化，耕作集体化，农业生产国营化。这就等于建立了军民合一的新社会，耕战合一的新军队，可谓最早的“生产建设兵团”。
曹操的军政府变成了农场主。
这是一笔极其合算的买卖。土地没花一分钱，可谓无本生意；地租高达五到六成，可谓牟取暴利；这支队伍平时能干，急时能战，既是粮库，又是兵源，可谓左右逢源，战士和农民从此有饭吃，大家也都愿意。由此，又解决了令人头疼的流民和治安问题，岂非一举多得？
实际上，就在曹操的军民丰衣足食之时，袁绍的士兵却在河北吃桑葚，袁术的士兵则在江淮吃河蚌，桑葚和河蚌都没有的就吃人，又岂能争锋争雄？[38]
这可真是高下立现。
代理兖州牧，就有了根据地；收编青州兵，就有了战斗队；实行屯田制，就有了大粮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曹操神闲气定，好整以暇。
更重要的是，他也有了人才库。
第一个来到曹操身边的重要人物是荀，时间在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龄二十九岁。当时袁绍已经夺了韩馥的冀州，待荀彧以上宾之礼。荀彧却从袁绍那里出走，投奔了还只是东郡太守的曹操。
原因很简单：度绍终不能成大事。
曹操则喜出望外，说这就是我的子房（张良）啊！
荀彧也不负厚望。他后来担任汉侍中，守尚书令，在皇帝与曹操之间居中持重，成为曹操的总参谋长。到建安十七年被逼自杀，荀彧为曹操鞠躬尽瘁二十一年。[39]
郭嘉、荀攸和钟繇，也都是荀彧推荐的。
思贤若渴的曹操马上给荀攸写信：现在天下大乱，正是有劳智慧之士费心之时。先生袖手旁观，不觉得太久了一点吗？荀攸便立即来到曹操身边。[40]
程昱（读如预）也很有趣。兖州刺史刘岱请他当骑都尉，他说自己有病。曹操来到兖州，他却一叫就到。他的同乡问他为什么判若两人，程昱笑而不答。[41]
郭嘉却实话实说。
天生奇才郭嘉也是从袁绍那里出走的。临行前，他对袁绍的谋士辛评和郭图说：是聪明人，就得为自己找一个好老板。袁公未知用人之机，要想跟他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可是太难了！
这一年，曹操四十二岁。[42]
从首倡义兵帅军讨董，到屯田备战广纳人才，四十二岁的曹操已由血气方刚的青年将领，成长为胸有成竹的政治高手。相反，他那些当年的战友，现在的对手，却很少有什么出息和长进。天下将是谁的，已毋庸置疑。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尽管有准备未必一定有机会。但，如果既有准备又有机会，那就是天助了。
曹操就是这样的人。
而且那机会也说来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