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中的亚历山大永远富有魅力：
笔挺的身材，白皙的皮肤，
零乱的金发，光洁的下巴，
盯着世界的眼睛充满好奇和天真。
罗马人来了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也就是曹操十一岁那年，有一个外国使团来到洛阳。他们带来了象牙、犀牛角和龟甲，以表示对一个陌生帝国的崇高敬意。[1]
没人知道他们一行走了多久，但一定很不容易。因为这个国家远在天边，被当时的中国人称为海西国，也叫犁靬（读如荐），载入东汉官方史册的名称是“大秦”。
大秦就是罗马。
派遣使团的“大秦王安敦”，则很有可能就是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敦尼。
这是两个伟大文明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之前则是失之交臂。东汉和帝永元九年（97），外交官甘英受定远侯班超派遣出使罗马，走到今天的伊朗境内却被劝阻在波斯湾海岸。当地人告诉他们，通过地中海需要准备三年的粮食，而且在海上是会想家，也会死人的。
甘英等人只好作罢。[2]
好在六十九年后，罗马人自己来了。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那些罗马人为什么要来中国。就连他们是否当真为罗马皇帝所派，也只能存而不论。也许他们并非使团，而是商队。目的，则自然是丝绸。
中国的丝绸很早就传到了罗马，成为罗马元老院议员和贵妇人钟爱的服装面料。罗马人甚至因此而把中国称为Seres，这个拉丁语词汇的意思就是丝绸。[3]
运到罗马的丝绸经过了长途跋涉，先是经河西走廊到达现在的新疆，然后走南道沿昆仑山北麓前进，走北道则沿天山南麓西行。两条路最后都要过葱岭（帕米尔高原），起点都是长安，也都通往大秦。
而且，它们有一个美丽的名字：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开通缘于汉武帝的战略构想，他要联合匈奴的宿敌对付匈奴。联盟的对象，首先是被匈奴打败的月氏（读法有争议，可读如越支或肉支）。这些人被驱逐出境，早已不知去向，因此第一步便是要找到他们。
于是，一位了不起的探险家出发了。
他的名字叫张骞。
张骞通西域从来就是佳话，他的旅行却十分艰险。戈壁滩飞沙走石热浪滚滚，帕米尔冰雪皑皑寒风刺骨，匈奴的骑兵则在那片辽阔的土地上纵横驰骋，张骞一行随时随地都会一头撞上。
实际上，他们在匆匆穿过河西走廊时，便毫无悬念地被俘虏，并被带到位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的匈奴王庭。军臣单于理直气壮地对张骞说：月氏在我北边，汉人怎么能去？如果我要去越国，大汉会同意吗？[4]
当然不会同意，张骞也只好滞留匈奴十年。
更让张骞沮丧的是，后来他虽然逃了出来，并在大宛人和康居人的帮助下，在阿姆河流域找到了月氏，月氏却早已没有了向匈奴复仇的念头。他们非常满足地在那里安居乐业，并庆幸自己因祸得福。
张骞只能回国。
再次被俘又死里逃生的张骞虽然没能结成联盟，却带回了足够多的世界知识和异国情调。通过他向汉武帝提交的考察报告，中国人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并领略到西域各国之外诸多民族的万种风情。
这是一些闻所未闻的人群。他们有的是游牧民族，比如乌孙、康居、奄蔡、月氏，叫“行国”。有的是农业或商业民族，比如大宛、安息、条支、大夏，叫“土著”。[5]
但，无论土著或行国，距离大汉都很遥远。安息相当于今天的伊朗，条支相当于叙利亚。其余，则乌孙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南伊什提克一带，康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奄蔡在咸海和里海北部草原，大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大夏在中亚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希腊人称之为巴克特里亚。
至于月氏，则可能在阿富汗北部。
此外还有身毒和黎靬。身毒又叫天竺，其实就是印度。黎靬又叫犁轩，就是大秦，也就是罗马。不过，对这两个国家，张骞也只是有所耳闻。
然而这足以让汉武帝心驰神往。尤其是大宛的葡萄酒和汗血马，更是极具诱惑。商队跟随着军队出发了，只不过商队持续的时间更长，带来的利润也更丰厚。
丰厚的利润让丝绸之路的驼铃一路传响，坐享其成的则是沿途各国，其中就包括帕提亚。帕提亚就是安息，只不过中国人管他们叫安息，西方人叫帕提亚。
安息是在公元前247年建国的，然后在公元226年亡于伊朗萨珊王朝。甘英到达安息之日，正是帕提亚人春风得意之时。他们编出故事来吓退东汉使臣，无非是不想失去中间商的好处。显然，这些帕提亚人更愿意从中国商人那里买下货物，然后转手到地中海地区。
于是，从公元前126年张骞向汉武帝提起黎，到公元166年罗马使团来华，两大文明的交流在将近三个世纪之内，都只能通过其他国家和民族来缓慢地进行。尽管在帕提亚的市场上，中国商人已经跟罗马商人讨价还价，也为他们使用银币和在皮革上写字感到惊讶。
这丝毫也不妨碍中华和罗马各自独立地生长，并成为超级大帝国和世界性文明。事实上，在使团访华的前半个世纪，罗马的版图就已达到顶点：东起幼发拉底河，西迄不列颠岛，北越多瑙河，南至北非，堪称盛极一时。
有趣的是，派遣使团的罗马皇帝和接见他们的中国皇帝，也是两个标志性人物。马可·奥里略·安敦尼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盛极而衰，汉桓帝则意味着东汉帝国的行将就木，正如罗马共和国与西汉王朝的终结，罗马帝国和东汉王朝的开始，都几乎同时。
历史的种种巧合不能不让我们产生诸多遐想，并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广阔的世界舞台。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真正看清这两大帝国和两大文明。
亚述：壮丽的错误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并滞留匈奴期间，也就是公元前130年前后，罗马已经拥有了九个本土以外的统治区：西西里、萨丁尼亚及科西嘉、山南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伊利里亚、马其顿、阿卡亚、亚细亚。在拉丁语中，它们被称为provincia，中文译为行省。
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行省也不是罗马人的发明，波斯帝国就有，叫萨特拉皮亚。也许，正是这种制度，使居鲁士建立的波斯帝国比亚述更为稳定和持久。
亚述，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帝国”。
第一帝国亚述的建立经过了漫长的复兴之旅。之前是古亚述和中亚述，成为新亚述（亚述帝国）则在我们的东周和春秋时期。也就是说，当周人和周文明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亚述人却勃然崛起，并迅速成为西亚的霸主。
亚述人是闪米特人（又译塞姆人）。他们有着长长的鼻子，卷长发，穿长袍，戴高帽子。最明显的特征，是脸上成形的胡须。这种胡须在他们的神像上也有，比如萨尔贡二世王宫门前那头五条腿的公牛。
这就跟之前的苏美尔人和赫梯人大不一样。苏美尔人剃光头，穿羊毛紧身衣。赫梯人身材矮小，长鹰钩鼻，男人都梳长辫子，戴耳环。后者克敌制胜的法宝是他们的战车。赫梯人的车上有三个武士，一个驾车，一个持矛，一个持盾，跟中国春秋时期的情况十分相似。
然而亚述人更加英勇善战。跟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人一样，亚述人既是强壮的农民，又是勇猛的战士，割下敌人的脑袋就像收割庄稼。这些脑袋往往成为炫耀武力的最佳象征，一位亚述国王甚至用来装饰首都的大门。
亚述的宗教和神祇似乎也鼓励或默许武装侵略，占领他国被认为是神圣的使命。在阿舒尔神的指引下，亚述军队以令人胆寒的速度狂飙突进。即便没有路，他们也会像瞪羚一样登上一座又一座山峰。
靠着这种对战争的狂热，在大约一百零五年间，亚述灭掉了许多文明古国，包括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王朝、以色列的耶户王朝、犹太的埃哈兹王朝、腓尼基的西顿王朝、埃及的努比亚王朝（埃塞俄比亚王朝）、巴比伦的第四王朝、埃兰的乌曼·哈尔达什王朝，从而第一次把西亚和北非的人民兼并在同一个强大的帝国里。
可惜，也跟秦一样，亚述人善于打天下，不善于治天下。他们维持帝国统治的手段除了暴力，就是高压。亚述国王每征服一个地方，往往实行三光政策。如果要带走战败国的人民做奴隶，则会先弄瞎他们的眼睛。
不得人心的暴虐引起了更强烈的反抗，复仇的火焰从成堆的尸体中向上升腾。在无法赶尽杀绝的情况下，为了分化瓦解反抗的力量，帝国实行了强制性移民的政策。比方说，将撒马利亚的以色列人迁到亚述，再把巴比伦、库萨尔、阿瓦、哈马斯和西徐亚的人民迁到撒马利亚。
移民是大规模的。比如公元前713年的豪尔萨巴德城中，便聚集了四百万不同战败国的人民。他们分到小块耕地，可以拥有自己的家室。但，一旦土地被出售或赐予，这些人也得全家归属于新的主人。
亚述的统治者显然认为这一政策是神来之笔。在他们看来，来自不同地区、民族也不同的移民背井离乡，素不相识，举目无亲，又岂能结成反抗联盟？这些无助的人只能听命于帝国，并从最高权力那里获得生存的希望。
除了将被占领区的人民混编起来居住，帝国还把其中的壮劳力和能工巧匠抽调到建筑工地。亚述的建筑无疑是壮丽而辉煌的，比如豪尔萨巴德。按照规划，这座方形要塞边长两公里，王宫则建在被干砖抬高的平台上，每个入口都用琉璃瓦装饰，并由巨大的石像来守卫。
豪尔萨巴德是萨尔贡二世新建的都城，又叫都尔沙鲁金，意思是萨尔贡之城。然而它从公元前717年开始动工，直到公元前705年也没有完全建成。这一年，萨尔贡二世在远征伊朗的途中被杀，豪尔萨巴德也被视为不祥之地。它很快就被人们抛弃，变成一片废墟，并被历史学家称为“萨尔贡的壮丽错误”。
其实亚述帝国又何尝不是壮丽的错误？公元前639年，亚述巴尼拔攻陷埃兰首都苏撒，亚述的版图达到空前绝后：东临伊朗高原，西抵地中海岸，北达高加索，南接尼罗河，成为世界古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帝国。
与此同时，亚述巴尼拔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馆长。根据他的命令，各地重要的图书和文献（它们被刻在泥板上）被络绎不绝地运往首都尼尼微，且被井井有条地加以管理。图书的内容涉及数学、天文学（含占星术）、地理学、生物学、医学和化学，有的还经过了亚述巴尼拔的亲自修订，有的则被注明是他收集来的。
这，莫非就是他们的文治武功？
可惜，这位博学多才的“万王之王”并没想到，此时的帝国其实已危机四伏，就连统治者内部也矛盾重重。这种矛盾甚至曾经导致多次宫廷政变，连年的征战则耗尽了帝国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够长期忍受他们的暴政，哪怕国王陛下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崩溃来得迅猛异常，而且彻底。公元前612年，迦勒底和米底王国的联军攻破尼尼微，亚述国王萨拉克（辛沙里施昆）不愿成为阶下囚，一把火焚烧了王宫，自己则投身火海，跟中国的殷纣王一模一样。
七年后，亚述帝国从历史上永远消失。只有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在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以后重见天日。
亚述帝国的灭亡让西亚人民额手称庆，巴比伦则在迦勒底人的手中得到复兴。这座城市历来被认为是众神居住的圣地，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亚述人的蹂躏。萨尔贡二世的继承人甚至放火烧毁了它，并把灰烬当作纪念品存放在自己的亚述尔神庙中，也赐给那些效忠他的居民。
如此倒行逆施当然不得人心，亚述帝国的灭亡也被认为是罪有应得。然而重建巴比伦城的迦勒底人似乎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拥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继位六十七年后，巴比伦打开城门迎来了一位新的君主。他是带着征服世界的野心来的，并将创立一个更大的帝国。
这个人，就是波斯皇帝居鲁士。
波斯：仁慈的征服
居鲁士是在公元前538年进入巴比伦的。
这一年，中国的孔子十三岁。
孔夫子当然不会知道波斯，对南征北战也没兴趣，因此绝对想不到居鲁士在巴比伦享受的待遇：铜铸的伊斯塔尔大门向他洞开，他的身上披着从华丽浮雕上反射过来的阳光，脚下则堆满了欢迎群众献出的花环。
没错，居鲁士是以解放者的身份，而非作为侵略者或征服者来到新巴比伦王国的。
没有比这更体面的胜利了。
居鲁士也当之无愧，因为他的作风和政策与亚述人截然相反。他并不对战败者赶尽杀绝，被俘的米底国王获得了一条生路，吕底亚国王则被聘为随身顾问。
这是一种“仁慈的征服”。
征服了巴比伦以后，居鲁士同样表现出他的宽容和大度，以及对被征服者信仰和习俗的尊重。他每天都要到马尔杜克神庙行祭，并让原来的官员们继续各司其职，就像在米底和吕底亚。这就不但赢得了祭司和官员的支持，也保证了国家机器一如既往地正常运行。
居鲁士是高明的。
而且，即便按照孔夫子的观点，这样一种既不滥用权力更不滥杀无辜的政治，也应该算作仁政。
仁政的受惠者之一是犹太人。半个世纪前，弱小而独立的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摧毁，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随着他们被刺瞎双眼的国王，被戴上镣铐押往巴比伦为奴，史称“巴比伦之囚”。
波斯人却解放了他们。第二年，居鲁士发布命令，允许这些巴比伦的囚徒回到故乡，并把巴比伦人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还给他们，以便他们重建祭祀中心。这真是功德无量，以至于犹太人把居鲁士称为“波斯的弥赛亚”。
居鲁士的善举让他威名远扬，他的仁政则让帝国日趋稳定并发展壮大。没有证据证明居鲁士这样做，是汲取了亚述帝国灭亡的教训。但可以肯定，波斯帝国收获的不再是此起彼伏的反抗，而是地方对中央的支持。
继承了这条政治路线的，是大流士。
如果不算篡位的高墨塔，大流士是波斯帝国的第三任皇帝。在他的治下，帝国被分成二三十个行省（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行省的拉丁语provincia原本就有委托的意思。因此，按照罗马人的理解，把一个地方委托给高级主管去治理，这个地方就是行省。
波斯的行省也大体如此，被委托治理的高级主管则是总督。行省总督原则上由波斯贵族担任，下级行政单位则交给当地人，比如爱奥尼亚由希腊人管理，耶路撒冷归犹太人自治。从居鲁士到大流士，皇帝的态度历来就是：地方行政和人民生活，能少管就少管，能不管就不管。
要管的只有两件事：法律和税收。
法律在波斯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正是靠着法律，大流士保证了政令的统一。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生活在帝国广袤大地上的，是许多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
一统天下，唯有法。
的确，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法律比武力成本更低而效率更高。而且，正如他们尽量使用本地官员，波斯皇帝也尽量维持当地法律不变。居鲁士和大流士都不喜欢朝令夕改，因为法律的不变才意味着帝国的永恒。
如此，也才能无为而治，并长治久安。
事实上大流士最为得意的事情，就是一生都在充当法律的保护人。他甚至说，只有依法治国，强者才不会欺负和毁灭弱者。这就不仅是法治，也是德治了。对此，大流士也非常努力。他一再表示要克制自己，不乱发脾气，要做正义的朋友，因为他是一个好的战士。
没错，决战并非一定要在沙场，治国也许是更大的考验。居鲁士和大流士放长线，其实是要钓大鱼。这大鱼除了属邦的效忠，还有源源不断的财富。
这就要靠税收。
税收是帝国重要的经济来源，因此皇帝相当重视。每个行省都有专职的财务官，一律由波斯人担任。他们负责将税收上缴中央，比例大约是年产量的20%。
这个税率并不低，事实上数量也相当可观。除波斯省享有免税特权外，其他行省都要上缴额定的货币税，比如巴比伦省2000塔兰特，小亚细亚四省1750塔兰特。大流士每年从各省收到的税银，大约有400吨之多。而只要30吨税银，便足够帝国军队四个月差十二天的开销。[6]
有钱就能打仗，大流士继续开疆辟土。在他手里，波斯成为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版图远远超过了亚述。首都也变成了四个：苏撒、爱克巴坦那、巴比伦、帕赛波利斯，皇帝和宫廷则四季轮流驻跸于这些都城。
属邦的朝觐和朝贡，被规定在帝国的礼仪之都帕赛波利斯，时间则是每年的春分时节。朝见皇帝陛下的，有埃及贵族、印度王公、行省总督和部落酋长，贡品则有乌檀木、金沙、象牙、雄驹、公羊、骆驼，以及各种奇珍异宝，还有来自巴比伦的年轻宦官。
大流士盛情款待了这些朝贡者，他的御厨则开出了可供一万五千人用餐的国宴。除了美酒佳肴，饭后还有甜点和水果，以及绕梁三日的歌声、通宵达旦的舞蹈。
看着他们开怀痛饮，大流士心满意足。因为这些丰硕成果不仅来自他的武功，更源于其文治，包括他和他前辈发明创造的一整套行政管理体制，也包括他修建的高速公路和地下水渠，以及农业技术的传播和改良。
这是一些值得赞扬的事情：扎哥罗斯的果树在安纳托利亚栽培，伊朗的葡萄在达马斯库斯试种，印度的水稻移植到美索不达米亚，芝麻则被引进到埃及。这些都是在大流士的督促之下完成的，就连他自己也觉得很了不起。
因此，在占领了色雷斯和黑海海峡以后，皇帝陛下胃口大开。他站在伊朗高原华丽的宫殿里极目远望，觉得完全可以为自己的国宴添一盘菜了。
这盘菜的名字，就叫希腊。
希腊：自由万岁
希波战争爆发时，中国的春秋已近尾声。当时，晋国的赵氏正忙于对付和收拾他们的政敌，谁也不知道遥远的爱琴海岸会有一场战争，更不知道那地方叫马拉松。
马拉松，是关键的一战。[7]
迎战波斯大军的是雅典人，战争的形势则对希腊极为不利。此前，野心勃勃的大流士已经扫荡了几乎一半的希腊语世界，吕底亚、埃及、色雷斯和马其顿也早被收入波斯囊中，雅典和斯巴达却居然毫无戒备。
交战双方力量的对比也相当悬殊。当时，波斯军队有十万之众，而且训练有素；雅典却只有一万步兵，还是临时拼凑的。那么，是应该耐心等待斯巴达的援军，还是毫不犹豫地立即战斗？这真是一个问题。
雅典人选择了战斗。
一位名叫米尔提达斯（又译米泰雅德）的老兵指挥了这场战争。他让雅典军队列成长方形阵，又故意让中段兵力最弱。结果，杀进阵中的波斯军队遭到了两翼的迎头痛击，惊慌失措之余只能逃回海上的舰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此战雅典损失192人，波斯阵亡6400人。
雅典胜利了。
胜利了的雅典人派出了自己的信使。这位了不起的信使一口气跑了整整四十二公里，到达目的地才喊了一句“我们胜利了”就倒地身亡。但他带来的消息却让整个雅典城为之沸腾，欢呼雀跃之声响彻云霄。
从此，人类有了新的体育项目，叫马拉松。
行动迟缓的斯巴达援军是第二天赶到的。他们除了表示歉意，也仔细查看了战场。结论是：波斯人的标枪要短一些，甲胄和盾牌也不如希腊人的坚固。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比标枪、甲胄和盾牌更重要的是方阵。这种军阵由十二列步兵密集组成，每列战士都步调一致地并肩前进，他们的盾牌则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城墙。而且，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就自动补位，直到全部阵亡。
这真是一台战斗机器。
组成这样的方阵并不容易，它要求阵中的每个战士都有着坚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和坚韧的毅力。这是需要精神来支持的，包括对城邦无限忠诚，对战友情同手足，把荣誉看得比生命重要，将退却视为奇耻大辱。
雅典人有这些精神，因为他们是自由之子。
的确，雅典是希腊人的杰出代表，希腊则是人类文明的璀璨明珠。没有任何一个古代社会，能像希腊那样强烈地关注个人价值，并对个人创造的未来充满信心。正是这种信心，让他们热情奔放，独立自主，视死如归。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大约在希波战争之前半个多世纪，吕底亚还没有被波斯皇帝居鲁士灭亡的时候，一位周游世界的希腊哲人来到了这个王国。在参观了王室的宝库后，国王问：先生见多识广，你认为谁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呢？
哲人答：当然是泰卢斯。
谁是泰卢斯？雅典的自由公民。他有几个儿子，个个勇敢善良；也有不少孙子，个个活泼可爱；他自己则在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让人怀念。如此而已。
然而在希腊人看来，这个普普通通的泰卢斯，却比任何君王都要尊贵，也要幸福。因为他是自由的。他坚持的是独立，享受的是平等，堪称幸运。
独立、自由、平等，是希腊人的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的形成，我们在《国家》一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难看出，这与波斯人形成了鲜明对比。波斯帝国的政治虽然堪称仁政，大流士甚至立法规定了劳动者的最长工作时间和最低薪酬，并愿意与民同乐，却无论如何也培养不出希腊人才有的公民意识和自豪感。
制度的优劣，很快就会决出胜负。
公元前479年8月27日，希波战争中最后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在普拉提亚爆发。战争前，每名希腊战士都指天发誓：我将战斗到死，因为自由比生命更宝贵。
于是，为自由而战的四万希腊重装兵，毫无畏惧地迎战波斯的十五万大军，后者是由波斯皇帝薛西斯的妹夫马尔多尼乌斯率领的。结果，这位骑在白马上的波斯统帅战败身亡，失去领袖的波斯军队则溃不成军。
与此同时，希腊海军也在隔海相望的米卡尔海角大获全胜，波斯舰队不是葬身鱼腹，便是逃之夭夭。
希腊人的胜利，是价值观的胜利。
这是波斯人自帝国建立以来最惨重的失败。此后，战争仍将继续，波斯却风光不再。心灰意懒的薛西斯退进帕赛波利斯的深宫，在温柔富贵乡里醉生梦死，最后于公元前465年被一伙侍卫官和近卫军谋杀在床上。
这一年，墨子三岁，苏格拉底四岁。
波斯日薄西山，雅典蒸蒸日上。公元前478年，也就是普拉提亚和米卡尔海角之战胜利后一年，雅典人召集爱奥尼亚城邦和爱琴海诸岛组成了提洛同盟。二十多年后，这个同盟又被雅典人改造成了一个海上帝国。
雅典人开始称霸。
称霸是对自由的背叛，雅典则将付出沉重代价。希波战争结束十八年后，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这是希腊人的窝里斗，结果则是雅典和斯巴达的两败俱伤。希腊世界的夕阳西下，尽管在那纷飞的战火中，建筑、雕塑、戏剧和哲学依然大放异彩，蔚为壮观。
没错，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自己造孽则神仙也救他不活。争权夺利又大打出手的希腊城邦无可挽回地在辉煌中没落，在兴盛中沉沦。他们留下的烂摊子，也只能由自己的学生来收拾。
希腊人的这个学生，就是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世界公民
在历史的记忆中，亚历山大是一位英俊少年，而且永远富有魅力：笔挺的身材，白皙的皮肤，零乱的金发，光洁的下巴。但最迷人的，还是那双盯着世界的眼睛。在那里面，充满了好奇和天真。
谁都没想到，正是这双眼睛让世界变了模样。
只有他的父亲腓力二世看出了这一点。这位改变了马其顿国际地位的国王对儿子说：去找一个能让你大显身手的地方吧，我的孩子！马其顿对你来说实在是太小了。
腓力二世说得并不错。在他之前，没有一个希腊人愿意对这个多山王国正眼相看。这位狡诈而强悍的国王虽然成功地改变了人们的态度，但他很清楚，如果有人天生就是征服者，那么，非亚历山大莫属。
亚历山大也不负厚望。他刚刚继位就披挂上阵，战波斯，征埃及，侵印度，只用了短短七年就把马其顿从王国升格到帝国，其版图西起希腊，南括埃及，北抵中亚，东至印度河流域，跟波斯帝国一样横跨欧、亚、非。
可惜，这个帝国空前短命。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于一只带菌有毒蚊子的叮咬，他那顶多十三岁的帝国也迅速分裂，变成了马其顿-希腊（安提柯）、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叙利亚）三个独立王国，以及一大堆小国，统一的世界分崩离析。
如何评价亚历山大，也就成了一个难题。
狂热的崇拜经久不衰。至少，在罗马人的眼里他永远是英雄。恺撒大帝在埃及向他的陵墓顶礼膜拜，奥古斯都屋大维的指环上刻着他的面容。早期基督徒甚至按照他的形象来描绘耶稣基督：飘垂着金发，不留胡须。
批评之声同样不绝于耳。在批评者们看来，亚历山大暴戾、浮夸、野蛮而独裁，不懂政治也不懂经济，没有创造和建树，甚至没有继承人。他最多只是创造了一个军事奇迹，而这个奇迹则不过是一束焰火。
就连亚历山大的美貌也成了罪名。批评者说，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为了留住青春而剃掉胡子，显然是变态的，至少也是虚荣的。如此自恋的人，可以算得上伟大吗？
这让人想起了项羽。
二十岁继承王位，三十三岁便去世的亚历山大，跟项羽一样都是少年英雄，他们的一生也几乎都是在鞍马上度过的。他们甚至都有不同程度的暴行，比如亚历山大对底比斯的疯狂烧杀，以及把三万提尔人卖为奴隶。
但，亚历山大在战争中很少进行报复，原则上也禁止军队抢劫。这位年轻的征服者在占领别国时的作风，更像刘邦当年在咸阳，也像居鲁士：尊重当地风俗，敬仰当地神祇，保留当地法律，任用当地官员。
更重要的是，项羽屠城他建城，项羽焚书他读书。
新建城市都叫亚历山大里亚，最有名的则在埃及。这座地处尼罗河三角洲战略要地新城的城址，是亚历山大按照荷马史诗的描述选定的。城中还特地建设了一座大图书馆，欧几里得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几何原理》，阿基米德则在那里学习并遍访名师。
也许，这才是亚历山大最重要的遗产。
这并不奇怪，因为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而亚里士多德又恰好是一个希腊化的马其顿人。师生二人都崇尚理性，也都把雅典视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于是，亚历山大南征北战时，身后便跟随着地理学家、天文学家、地质学家和气象学家，就像一支科考队。
希腊文化的潜移默化，让亚历山大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极为尊重。在科林斯，他对前来表示归顺的贵族们不屑一顾，却亲自去拜见戴奥真尼斯；而这位犬儒派的哲学家则一丝不挂地躺着享受日光浴，并不理睬皇帝陛下。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亚历山大恭敬地问。
当然可以。戴奥真尼斯回答：你可以靠边站一点，年轻人！别挡住了我的阳光。
随从们都低声笑了。
亚历山大却当真让出了地方。他严肃地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将成为戴奥真尼斯。
项羽就不会这样，刘邦也不会。
事实上，只有希腊人，以及受过希腊教育的人，才会把学者看得比王侯更尊贵。这是一种政治美德，这种美德将在文艺复兴以后成为西方文明的精神之一，并让西方世界勃然崛起，遥遥领先。
可以再说一个故事。
1788年，也就是《国富论》出版十二年后，职务还是海关关员的亚当·斯密应邀到一位公爵家做客。当他步入客厅时，所有的王公贵族和商界巨子都站立起来，向这位身份卑微的小公务员鞠躬致敬。
亚当·斯密腼腆地说：大人们请坐吧！
已经来到亚当·斯密身边的英国首相皮特却说：哪有老师还站着，学生就先坐下的呢？
一年后，美国宪法生效，法国大革命开始。
这当然是亚历山大不曾想到的，却是他的遗风余韵和无量功德。因为正是他，开启了埃及、西亚、中亚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化进程，从而把文明带入一个崭新的，更具世界性的新时代。
亚历山大是一位世界公民。
没错，他生在马其顿，死在巴比伦，葬在埃及，却把希腊文明的种子撒向世界。尽管他的帝国并不比他的寿命更长，也尽管希腊化的世界在一个多世纪后会变成碎片。
但，那也是闪光的碎片。
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把这些碎片整合起来，变成一种更加灿烂的文明。这个民族在今后的几个世纪将显示出相当了不起的政治和文化天才，他们建立的帝国和文明也将与中国的大汉双雄并峙，享誉全球。
是的，现在轮到罗马人登场了。
笔挺的身材，白皙的皮肤，
零乱的金发，光洁的下巴，
盯着世界的眼睛充满好奇和天真。
罗马人来了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也就是曹操十一岁那年，有一个外国使团来到洛阳。他们带来了象牙、犀牛角和龟甲，以表示对一个陌生帝国的崇高敬意。[1]
没人知道他们一行走了多久，但一定很不容易。因为这个国家远在天边，被当时的中国人称为海西国，也叫犁靬（读如荐），载入东汉官方史册的名称是“大秦”。
大秦就是罗马。
派遣使团的“大秦王安敦”，则很有可能就是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敦尼。
这是两个伟大文明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之前则是失之交臂。东汉和帝永元九年（97），外交官甘英受定远侯班超派遣出使罗马，走到今天的伊朗境内却被劝阻在波斯湾海岸。当地人告诉他们，通过地中海需要准备三年的粮食，而且在海上是会想家，也会死人的。
甘英等人只好作罢。[2]
好在六十九年后，罗马人自己来了。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那些罗马人为什么要来中国。就连他们是否当真为罗马皇帝所派，也只能存而不论。也许他们并非使团，而是商队。目的，则自然是丝绸。
中国的丝绸很早就传到了罗马，成为罗马元老院议员和贵妇人钟爱的服装面料。罗马人甚至因此而把中国称为Seres，这个拉丁语词汇的意思就是丝绸。[3]
运到罗马的丝绸经过了长途跋涉，先是经河西走廊到达现在的新疆，然后走南道沿昆仑山北麓前进，走北道则沿天山南麓西行。两条路最后都要过葱岭（帕米尔高原），起点都是长安，也都通往大秦。
而且，它们有一个美丽的名字：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开通缘于汉武帝的战略构想，他要联合匈奴的宿敌对付匈奴。联盟的对象，首先是被匈奴打败的月氏（读法有争议，可读如越支或肉支）。这些人被驱逐出境，早已不知去向，因此第一步便是要找到他们。
于是，一位了不起的探险家出发了。
他的名字叫张骞。
张骞通西域从来就是佳话，他的旅行却十分艰险。戈壁滩飞沙走石热浪滚滚，帕米尔冰雪皑皑寒风刺骨，匈奴的骑兵则在那片辽阔的土地上纵横驰骋，张骞一行随时随地都会一头撞上。
实际上，他们在匆匆穿过河西走廊时，便毫无悬念地被俘虏，并被带到位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的匈奴王庭。军臣单于理直气壮地对张骞说：月氏在我北边，汉人怎么能去？如果我要去越国，大汉会同意吗？[4]
当然不会同意，张骞也只好滞留匈奴十年。
更让张骞沮丧的是，后来他虽然逃了出来，并在大宛人和康居人的帮助下，在阿姆河流域找到了月氏，月氏却早已没有了向匈奴复仇的念头。他们非常满足地在那里安居乐业，并庆幸自己因祸得福。
张骞只能回国。
再次被俘又死里逃生的张骞虽然没能结成联盟，却带回了足够多的世界知识和异国情调。通过他向汉武帝提交的考察报告，中国人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并领略到西域各国之外诸多民族的万种风情。
这是一些闻所未闻的人群。他们有的是游牧民族，比如乌孙、康居、奄蔡、月氏，叫“行国”。有的是农业或商业民族，比如大宛、安息、条支、大夏，叫“土著”。[5]
但，无论土著或行国，距离大汉都很遥远。安息相当于今天的伊朗，条支相当于叙利亚。其余，则乌孙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南伊什提克一带，康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奄蔡在咸海和里海北部草原，大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大夏在中亚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希腊人称之为巴克特里亚。
至于月氏，则可能在阿富汗北部。
此外还有身毒和黎靬。身毒又叫天竺，其实就是印度。黎靬又叫犁轩，就是大秦，也就是罗马。不过，对这两个国家，张骞也只是有所耳闻。
然而这足以让汉武帝心驰神往。尤其是大宛的葡萄酒和汗血马，更是极具诱惑。商队跟随着军队出发了，只不过商队持续的时间更长，带来的利润也更丰厚。
丰厚的利润让丝绸之路的驼铃一路传响，坐享其成的则是沿途各国，其中就包括帕提亚。帕提亚就是安息，只不过中国人管他们叫安息，西方人叫帕提亚。
安息是在公元前247年建国的，然后在公元226年亡于伊朗萨珊王朝。甘英到达安息之日，正是帕提亚人春风得意之时。他们编出故事来吓退东汉使臣，无非是不想失去中间商的好处。显然，这些帕提亚人更愿意从中国商人那里买下货物，然后转手到地中海地区。
于是，从公元前126年张骞向汉武帝提起黎，到公元166年罗马使团来华，两大文明的交流在将近三个世纪之内，都只能通过其他国家和民族来缓慢地进行。尽管在帕提亚的市场上，中国商人已经跟罗马商人讨价还价，也为他们使用银币和在皮革上写字感到惊讶。
这丝毫也不妨碍中华和罗马各自独立地生长，并成为超级大帝国和世界性文明。事实上，在使团访华的前半个世纪，罗马的版图就已达到顶点：东起幼发拉底河，西迄不列颠岛，北越多瑙河，南至北非，堪称盛极一时。
有趣的是，派遣使团的罗马皇帝和接见他们的中国皇帝，也是两个标志性人物。马可·奥里略·安敦尼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盛极而衰，汉桓帝则意味着东汉帝国的行将就木，正如罗马共和国与西汉王朝的终结，罗马帝国和东汉王朝的开始，都几乎同时。
历史的种种巧合不能不让我们产生诸多遐想，并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广阔的世界舞台。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真正看清这两大帝国和两大文明。
亚述：壮丽的错误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并滞留匈奴期间，也就是公元前130年前后，罗马已经拥有了九个本土以外的统治区：西西里、萨丁尼亚及科西嘉、山南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伊利里亚、马其顿、阿卡亚、亚细亚。在拉丁语中，它们被称为provincia，中文译为行省。
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行省也不是罗马人的发明，波斯帝国就有，叫萨特拉皮亚。也许，正是这种制度，使居鲁士建立的波斯帝国比亚述更为稳定和持久。
亚述，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帝国”。
第一帝国亚述的建立经过了漫长的复兴之旅。之前是古亚述和中亚述，成为新亚述（亚述帝国）则在我们的东周和春秋时期。也就是说，当周人和周文明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亚述人却勃然崛起，并迅速成为西亚的霸主。
亚述人是闪米特人（又译塞姆人）。他们有着长长的鼻子，卷长发，穿长袍，戴高帽子。最明显的特征，是脸上成形的胡须。这种胡须在他们的神像上也有，比如萨尔贡二世王宫门前那头五条腿的公牛。
这就跟之前的苏美尔人和赫梯人大不一样。苏美尔人剃光头，穿羊毛紧身衣。赫梯人身材矮小，长鹰钩鼻，男人都梳长辫子，戴耳环。后者克敌制胜的法宝是他们的战车。赫梯人的车上有三个武士，一个驾车，一个持矛，一个持盾，跟中国春秋时期的情况十分相似。
然而亚述人更加英勇善战。跟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人一样，亚述人既是强壮的农民，又是勇猛的战士，割下敌人的脑袋就像收割庄稼。这些脑袋往往成为炫耀武力的最佳象征，一位亚述国王甚至用来装饰首都的大门。
亚述的宗教和神祇似乎也鼓励或默许武装侵略，占领他国被认为是神圣的使命。在阿舒尔神的指引下，亚述军队以令人胆寒的速度狂飙突进。即便没有路，他们也会像瞪羚一样登上一座又一座山峰。
靠着这种对战争的狂热，在大约一百零五年间，亚述灭掉了许多文明古国，包括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王朝、以色列的耶户王朝、犹太的埃哈兹王朝、腓尼基的西顿王朝、埃及的努比亚王朝（埃塞俄比亚王朝）、巴比伦的第四王朝、埃兰的乌曼·哈尔达什王朝，从而第一次把西亚和北非的人民兼并在同一个强大的帝国里。
可惜，也跟秦一样，亚述人善于打天下，不善于治天下。他们维持帝国统治的手段除了暴力，就是高压。亚述国王每征服一个地方，往往实行三光政策。如果要带走战败国的人民做奴隶，则会先弄瞎他们的眼睛。
不得人心的暴虐引起了更强烈的反抗，复仇的火焰从成堆的尸体中向上升腾。在无法赶尽杀绝的情况下，为了分化瓦解反抗的力量，帝国实行了强制性移民的政策。比方说，将撒马利亚的以色列人迁到亚述，再把巴比伦、库萨尔、阿瓦、哈马斯和西徐亚的人民迁到撒马利亚。
移民是大规模的。比如公元前713年的豪尔萨巴德城中，便聚集了四百万不同战败国的人民。他们分到小块耕地，可以拥有自己的家室。但，一旦土地被出售或赐予，这些人也得全家归属于新的主人。
亚述的统治者显然认为这一政策是神来之笔。在他们看来，来自不同地区、民族也不同的移民背井离乡，素不相识，举目无亲，又岂能结成反抗联盟？这些无助的人只能听命于帝国，并从最高权力那里获得生存的希望。
除了将被占领区的人民混编起来居住，帝国还把其中的壮劳力和能工巧匠抽调到建筑工地。亚述的建筑无疑是壮丽而辉煌的，比如豪尔萨巴德。按照规划，这座方形要塞边长两公里，王宫则建在被干砖抬高的平台上，每个入口都用琉璃瓦装饰，并由巨大的石像来守卫。
豪尔萨巴德是萨尔贡二世新建的都城，又叫都尔沙鲁金，意思是萨尔贡之城。然而它从公元前717年开始动工，直到公元前705年也没有完全建成。这一年，萨尔贡二世在远征伊朗的途中被杀，豪尔萨巴德也被视为不祥之地。它很快就被人们抛弃，变成一片废墟，并被历史学家称为“萨尔贡的壮丽错误”。
其实亚述帝国又何尝不是壮丽的错误？公元前639年，亚述巴尼拔攻陷埃兰首都苏撒，亚述的版图达到空前绝后：东临伊朗高原，西抵地中海岸，北达高加索，南接尼罗河，成为世界古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帝国。
与此同时，亚述巴尼拔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馆长。根据他的命令，各地重要的图书和文献（它们被刻在泥板上）被络绎不绝地运往首都尼尼微，且被井井有条地加以管理。图书的内容涉及数学、天文学（含占星术）、地理学、生物学、医学和化学，有的还经过了亚述巴尼拔的亲自修订，有的则被注明是他收集来的。
这，莫非就是他们的文治武功？
可惜，这位博学多才的“万王之王”并没想到，此时的帝国其实已危机四伏，就连统治者内部也矛盾重重。这种矛盾甚至曾经导致多次宫廷政变，连年的征战则耗尽了帝国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够长期忍受他们的暴政，哪怕国王陛下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崩溃来得迅猛异常，而且彻底。公元前612年，迦勒底和米底王国的联军攻破尼尼微，亚述国王萨拉克（辛沙里施昆）不愿成为阶下囚，一把火焚烧了王宫，自己则投身火海，跟中国的殷纣王一模一样。
七年后，亚述帝国从历史上永远消失。只有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在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以后重见天日。
亚述帝国的灭亡让西亚人民额手称庆，巴比伦则在迦勒底人的手中得到复兴。这座城市历来被认为是众神居住的圣地，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亚述人的蹂躏。萨尔贡二世的继承人甚至放火烧毁了它，并把灰烬当作纪念品存放在自己的亚述尔神庙中，也赐给那些效忠他的居民。
如此倒行逆施当然不得人心，亚述帝国的灭亡也被认为是罪有应得。然而重建巴比伦城的迦勒底人似乎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拥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继位六十七年后，巴比伦打开城门迎来了一位新的君主。他是带着征服世界的野心来的，并将创立一个更大的帝国。
这个人，就是波斯皇帝居鲁士。
波斯：仁慈的征服
居鲁士是在公元前538年进入巴比伦的。
这一年，中国的孔子十三岁。
孔夫子当然不会知道波斯，对南征北战也没兴趣，因此绝对想不到居鲁士在巴比伦享受的待遇：铜铸的伊斯塔尔大门向他洞开，他的身上披着从华丽浮雕上反射过来的阳光，脚下则堆满了欢迎群众献出的花环。
没错，居鲁士是以解放者的身份，而非作为侵略者或征服者来到新巴比伦王国的。
没有比这更体面的胜利了。
居鲁士也当之无愧，因为他的作风和政策与亚述人截然相反。他并不对战败者赶尽杀绝，被俘的米底国王获得了一条生路，吕底亚国王则被聘为随身顾问。
这是一种“仁慈的征服”。
征服了巴比伦以后，居鲁士同样表现出他的宽容和大度，以及对被征服者信仰和习俗的尊重。他每天都要到马尔杜克神庙行祭，并让原来的官员们继续各司其职，就像在米底和吕底亚。这就不但赢得了祭司和官员的支持，也保证了国家机器一如既往地正常运行。
居鲁士是高明的。
而且，即便按照孔夫子的观点，这样一种既不滥用权力更不滥杀无辜的政治，也应该算作仁政。
仁政的受惠者之一是犹太人。半个世纪前，弱小而独立的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摧毁，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随着他们被刺瞎双眼的国王，被戴上镣铐押往巴比伦为奴，史称“巴比伦之囚”。
波斯人却解放了他们。第二年，居鲁士发布命令，允许这些巴比伦的囚徒回到故乡，并把巴比伦人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还给他们，以便他们重建祭祀中心。这真是功德无量，以至于犹太人把居鲁士称为“波斯的弥赛亚”。
居鲁士的善举让他威名远扬，他的仁政则让帝国日趋稳定并发展壮大。没有证据证明居鲁士这样做，是汲取了亚述帝国灭亡的教训。但可以肯定，波斯帝国收获的不再是此起彼伏的反抗，而是地方对中央的支持。
继承了这条政治路线的，是大流士。
如果不算篡位的高墨塔，大流士是波斯帝国的第三任皇帝。在他的治下，帝国被分成二三十个行省（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行省的拉丁语provincia原本就有委托的意思。因此，按照罗马人的理解，把一个地方委托给高级主管去治理，这个地方就是行省。
波斯的行省也大体如此，被委托治理的高级主管则是总督。行省总督原则上由波斯贵族担任，下级行政单位则交给当地人，比如爱奥尼亚由希腊人管理，耶路撒冷归犹太人自治。从居鲁士到大流士，皇帝的态度历来就是：地方行政和人民生活，能少管就少管，能不管就不管。
要管的只有两件事：法律和税收。
法律在波斯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正是靠着法律，大流士保证了政令的统一。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生活在帝国广袤大地上的，是许多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
一统天下，唯有法。
的确，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法律比武力成本更低而效率更高。而且，正如他们尽量使用本地官员，波斯皇帝也尽量维持当地法律不变。居鲁士和大流士都不喜欢朝令夕改，因为法律的不变才意味着帝国的永恒。
如此，也才能无为而治，并长治久安。
事实上大流士最为得意的事情，就是一生都在充当法律的保护人。他甚至说，只有依法治国，强者才不会欺负和毁灭弱者。这就不仅是法治，也是德治了。对此，大流士也非常努力。他一再表示要克制自己，不乱发脾气，要做正义的朋友，因为他是一个好的战士。
没错，决战并非一定要在沙场，治国也许是更大的考验。居鲁士和大流士放长线，其实是要钓大鱼。这大鱼除了属邦的效忠，还有源源不断的财富。
这就要靠税收。
税收是帝国重要的经济来源，因此皇帝相当重视。每个行省都有专职的财务官，一律由波斯人担任。他们负责将税收上缴中央，比例大约是年产量的20%。
这个税率并不低，事实上数量也相当可观。除波斯省享有免税特权外，其他行省都要上缴额定的货币税，比如巴比伦省2000塔兰特，小亚细亚四省1750塔兰特。大流士每年从各省收到的税银，大约有400吨之多。而只要30吨税银，便足够帝国军队四个月差十二天的开销。[6]
有钱就能打仗，大流士继续开疆辟土。在他手里，波斯成为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版图远远超过了亚述。首都也变成了四个：苏撒、爱克巴坦那、巴比伦、帕赛波利斯，皇帝和宫廷则四季轮流驻跸于这些都城。
属邦的朝觐和朝贡，被规定在帝国的礼仪之都帕赛波利斯，时间则是每年的春分时节。朝见皇帝陛下的，有埃及贵族、印度王公、行省总督和部落酋长，贡品则有乌檀木、金沙、象牙、雄驹、公羊、骆驼，以及各种奇珍异宝，还有来自巴比伦的年轻宦官。
大流士盛情款待了这些朝贡者，他的御厨则开出了可供一万五千人用餐的国宴。除了美酒佳肴，饭后还有甜点和水果，以及绕梁三日的歌声、通宵达旦的舞蹈。
看着他们开怀痛饮，大流士心满意足。因为这些丰硕成果不仅来自他的武功，更源于其文治，包括他和他前辈发明创造的一整套行政管理体制，也包括他修建的高速公路和地下水渠，以及农业技术的传播和改良。
这是一些值得赞扬的事情：扎哥罗斯的果树在安纳托利亚栽培，伊朗的葡萄在达马斯库斯试种，印度的水稻移植到美索不达米亚，芝麻则被引进到埃及。这些都是在大流士的督促之下完成的，就连他自己也觉得很了不起。
因此，在占领了色雷斯和黑海海峡以后，皇帝陛下胃口大开。他站在伊朗高原华丽的宫殿里极目远望，觉得完全可以为自己的国宴添一盘菜了。
这盘菜的名字，就叫希腊。
希腊：自由万岁
希波战争爆发时，中国的春秋已近尾声。当时，晋国的赵氏正忙于对付和收拾他们的政敌，谁也不知道遥远的爱琴海岸会有一场战争，更不知道那地方叫马拉松。
马拉松，是关键的一战。[7]
迎战波斯大军的是雅典人，战争的形势则对希腊极为不利。此前，野心勃勃的大流士已经扫荡了几乎一半的希腊语世界，吕底亚、埃及、色雷斯和马其顿也早被收入波斯囊中，雅典和斯巴达却居然毫无戒备。
交战双方力量的对比也相当悬殊。当时，波斯军队有十万之众，而且训练有素；雅典却只有一万步兵，还是临时拼凑的。那么，是应该耐心等待斯巴达的援军，还是毫不犹豫地立即战斗？这真是一个问题。
雅典人选择了战斗。
一位名叫米尔提达斯（又译米泰雅德）的老兵指挥了这场战争。他让雅典军队列成长方形阵，又故意让中段兵力最弱。结果，杀进阵中的波斯军队遭到了两翼的迎头痛击，惊慌失措之余只能逃回海上的舰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此战雅典损失192人，波斯阵亡6400人。
雅典胜利了。
胜利了的雅典人派出了自己的信使。这位了不起的信使一口气跑了整整四十二公里，到达目的地才喊了一句“我们胜利了”就倒地身亡。但他带来的消息却让整个雅典城为之沸腾，欢呼雀跃之声响彻云霄。
从此，人类有了新的体育项目，叫马拉松。
行动迟缓的斯巴达援军是第二天赶到的。他们除了表示歉意，也仔细查看了战场。结论是：波斯人的标枪要短一些，甲胄和盾牌也不如希腊人的坚固。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比标枪、甲胄和盾牌更重要的是方阵。这种军阵由十二列步兵密集组成，每列战士都步调一致地并肩前进，他们的盾牌则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城墙。而且，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就自动补位，直到全部阵亡。
这真是一台战斗机器。
组成这样的方阵并不容易，它要求阵中的每个战士都有着坚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和坚韧的毅力。这是需要精神来支持的，包括对城邦无限忠诚，对战友情同手足，把荣誉看得比生命重要，将退却视为奇耻大辱。
雅典人有这些精神，因为他们是自由之子。
的确，雅典是希腊人的杰出代表，希腊则是人类文明的璀璨明珠。没有任何一个古代社会，能像希腊那样强烈地关注个人价值，并对个人创造的未来充满信心。正是这种信心，让他们热情奔放，独立自主，视死如归。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大约在希波战争之前半个多世纪，吕底亚还没有被波斯皇帝居鲁士灭亡的时候，一位周游世界的希腊哲人来到了这个王国。在参观了王室的宝库后，国王问：先生见多识广，你认为谁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呢？
哲人答：当然是泰卢斯。
谁是泰卢斯？雅典的自由公民。他有几个儿子，个个勇敢善良；也有不少孙子，个个活泼可爱；他自己则在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让人怀念。如此而已。
然而在希腊人看来，这个普普通通的泰卢斯，却比任何君王都要尊贵，也要幸福。因为他是自由的。他坚持的是独立，享受的是平等，堪称幸运。
独立、自由、平等，是希腊人的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的形成，我们在《国家》一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难看出，这与波斯人形成了鲜明对比。波斯帝国的政治虽然堪称仁政，大流士甚至立法规定了劳动者的最长工作时间和最低薪酬，并愿意与民同乐，却无论如何也培养不出希腊人才有的公民意识和自豪感。
制度的优劣，很快就会决出胜负。
公元前479年8月27日，希波战争中最后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在普拉提亚爆发。战争前，每名希腊战士都指天发誓：我将战斗到死，因为自由比生命更宝贵。
于是，为自由而战的四万希腊重装兵，毫无畏惧地迎战波斯的十五万大军，后者是由波斯皇帝薛西斯的妹夫马尔多尼乌斯率领的。结果，这位骑在白马上的波斯统帅战败身亡，失去领袖的波斯军队则溃不成军。
与此同时，希腊海军也在隔海相望的米卡尔海角大获全胜，波斯舰队不是葬身鱼腹，便是逃之夭夭。
希腊人的胜利，是价值观的胜利。
这是波斯人自帝国建立以来最惨重的失败。此后，战争仍将继续，波斯却风光不再。心灰意懒的薛西斯退进帕赛波利斯的深宫，在温柔富贵乡里醉生梦死，最后于公元前465年被一伙侍卫官和近卫军谋杀在床上。
这一年，墨子三岁，苏格拉底四岁。
波斯日薄西山，雅典蒸蒸日上。公元前478年，也就是普拉提亚和米卡尔海角之战胜利后一年，雅典人召集爱奥尼亚城邦和爱琴海诸岛组成了提洛同盟。二十多年后，这个同盟又被雅典人改造成了一个海上帝国。
雅典人开始称霸。
称霸是对自由的背叛，雅典则将付出沉重代价。希波战争结束十八年后，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这是希腊人的窝里斗，结果则是雅典和斯巴达的两败俱伤。希腊世界的夕阳西下，尽管在那纷飞的战火中，建筑、雕塑、戏剧和哲学依然大放异彩，蔚为壮观。
没错，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自己造孽则神仙也救他不活。争权夺利又大打出手的希腊城邦无可挽回地在辉煌中没落，在兴盛中沉沦。他们留下的烂摊子，也只能由自己的学生来收拾。
希腊人的这个学生，就是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世界公民
在历史的记忆中，亚历山大是一位英俊少年，而且永远富有魅力：笔挺的身材，白皙的皮肤，零乱的金发，光洁的下巴。但最迷人的，还是那双盯着世界的眼睛。在那里面，充满了好奇和天真。
谁都没想到，正是这双眼睛让世界变了模样。
只有他的父亲腓力二世看出了这一点。这位改变了马其顿国际地位的国王对儿子说：去找一个能让你大显身手的地方吧，我的孩子！马其顿对你来说实在是太小了。
腓力二世说得并不错。在他之前，没有一个希腊人愿意对这个多山王国正眼相看。这位狡诈而强悍的国王虽然成功地改变了人们的态度，但他很清楚，如果有人天生就是征服者，那么，非亚历山大莫属。
亚历山大也不负厚望。他刚刚继位就披挂上阵，战波斯，征埃及，侵印度，只用了短短七年就把马其顿从王国升格到帝国，其版图西起希腊，南括埃及，北抵中亚，东至印度河流域，跟波斯帝国一样横跨欧、亚、非。
可惜，这个帝国空前短命。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于一只带菌有毒蚊子的叮咬，他那顶多十三岁的帝国也迅速分裂，变成了马其顿-希腊（安提柯）、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叙利亚）三个独立王国，以及一大堆小国，统一的世界分崩离析。
如何评价亚历山大，也就成了一个难题。
狂热的崇拜经久不衰。至少，在罗马人的眼里他永远是英雄。恺撒大帝在埃及向他的陵墓顶礼膜拜，奥古斯都屋大维的指环上刻着他的面容。早期基督徒甚至按照他的形象来描绘耶稣基督：飘垂着金发，不留胡须。
批评之声同样不绝于耳。在批评者们看来，亚历山大暴戾、浮夸、野蛮而独裁，不懂政治也不懂经济，没有创造和建树，甚至没有继承人。他最多只是创造了一个军事奇迹，而这个奇迹则不过是一束焰火。
就连亚历山大的美貌也成了罪名。批评者说，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为了留住青春而剃掉胡子，显然是变态的，至少也是虚荣的。如此自恋的人，可以算得上伟大吗？
这让人想起了项羽。
二十岁继承王位，三十三岁便去世的亚历山大，跟项羽一样都是少年英雄，他们的一生也几乎都是在鞍马上度过的。他们甚至都有不同程度的暴行，比如亚历山大对底比斯的疯狂烧杀，以及把三万提尔人卖为奴隶。
但，亚历山大在战争中很少进行报复，原则上也禁止军队抢劫。这位年轻的征服者在占领别国时的作风，更像刘邦当年在咸阳，也像居鲁士：尊重当地风俗，敬仰当地神祇，保留当地法律，任用当地官员。
更重要的是，项羽屠城他建城，项羽焚书他读书。
新建城市都叫亚历山大里亚，最有名的则在埃及。这座地处尼罗河三角洲战略要地新城的城址，是亚历山大按照荷马史诗的描述选定的。城中还特地建设了一座大图书馆，欧几里得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几何原理》，阿基米德则在那里学习并遍访名师。
也许，这才是亚历山大最重要的遗产。
这并不奇怪，因为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而亚里士多德又恰好是一个希腊化的马其顿人。师生二人都崇尚理性，也都把雅典视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于是，亚历山大南征北战时，身后便跟随着地理学家、天文学家、地质学家和气象学家，就像一支科考队。
希腊文化的潜移默化，让亚历山大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极为尊重。在科林斯，他对前来表示归顺的贵族们不屑一顾，却亲自去拜见戴奥真尼斯；而这位犬儒派的哲学家则一丝不挂地躺着享受日光浴，并不理睬皇帝陛下。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亚历山大恭敬地问。
当然可以。戴奥真尼斯回答：你可以靠边站一点，年轻人！别挡住了我的阳光。
随从们都低声笑了。
亚历山大却当真让出了地方。他严肃地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将成为戴奥真尼斯。
项羽就不会这样，刘邦也不会。
事实上，只有希腊人，以及受过希腊教育的人，才会把学者看得比王侯更尊贵。这是一种政治美德，这种美德将在文艺复兴以后成为西方文明的精神之一，并让西方世界勃然崛起，遥遥领先。
可以再说一个故事。
1788年，也就是《国富论》出版十二年后，职务还是海关关员的亚当·斯密应邀到一位公爵家做客。当他步入客厅时，所有的王公贵族和商界巨子都站立起来，向这位身份卑微的小公务员鞠躬致敬。
亚当·斯密腼腆地说：大人们请坐吧！
已经来到亚当·斯密身边的英国首相皮特却说：哪有老师还站着，学生就先坐下的呢？
一年后，美国宪法生效，法国大革命开始。
这当然是亚历山大不曾想到的，却是他的遗风余韵和无量功德。因为正是他，开启了埃及、西亚、中亚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化进程，从而把文明带入一个崭新的，更具世界性的新时代。
亚历山大是一位世界公民。
没错，他生在马其顿，死在巴比伦，葬在埃及，却把希腊文明的种子撒向世界。尽管他的帝国并不比他的寿命更长，也尽管希腊化的世界在一个多世纪后会变成碎片。
但，那也是闪光的碎片。
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把这些碎片整合起来，变成一种更加灿烂的文明。这个民族在今后的几个世纪将显示出相当了不起的政治和文化天才，他们建立的帝国和文明也将与中国的大汉双雄并峙，享誉全球。
是的，现在轮到罗马人登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