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小狮子被截掉了整条右前腿，右后腿的部位也失去了很大的一块肌肉，我看到它的时候，它包着纱布，在麻药的作用下昏睡。我问爸爸，它什么时候会好起来？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爸爸告诉我，它永远都回不了家了。
这种处在食物链高端的猛兽，未成年，又失去了一条腿，放归野外，只有死路一条。
那个时候，电影《狮子王》正风靡全球，爸爸对我说，他们偷了点懒，给这只小狮子取名叫“辛巴”。
辛巴跟着我们回到南非，住进了开普敦的动物园，后来，我和Derrick去看过它好多回，它独自一个待在笼子里，很孤独的样子。看到辛巴缺失的右前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很是吃力，我扒在栏杆上，莫名地有些失落。
Derrick是我邻居家的小男孩，比我大一岁，是个白种人。他有一头金色的头发和一双湛蓝的眼睛，Derrick告诉我，在我们这个街区，我是最特别的小孩。
我的确是附近唯一的一个中国姑娘，有一头乌黑的直发和一双黑眼睛。Derrick说我就像一个精灵，是他见过的最美的女孩。
我的审美观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对于人的长相，我向来没有特别的喜好。就像是回国以后，我无数次听到同龄的女孩们说黑人看起来好恶心，我觉得匪夷所思。在我记忆里，住在开普敦时，隔壁的黑人小孩Arno勇敢又可爱，很多时候，比起Derrick，我更愿意和Arno一起玩。
我从小和Derrick一起学习小提琴，我学得不好，Derrick却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妈妈对我说，小静，你是不是不喜欢拉小提琴？你要是不喜欢，我们就不去学了。
我说：“我没有不喜欢啊。”
妈妈很疑惑：“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呢？”
我感到奇怪了：“谁说我没有好好学？”
我明明学得很认真，只是一直没有Derrick拉得好，但这并没有打消我拉琴的积极性，我每天都会练习，Derrick会敲开我的窗玻璃，扒在我的窗台上取笑我：“Jodie，你拉得好难听。”
我会默默地掰开他的手，锁上窗，继续自得其乐地拉琴。
只有Arno说我拉琴好听，他是尼日利亚人，有一身黝黑的皮肤，眼睛又大又亮，像两颗大葡萄。因为父亲工作调动，Arno搬到南非才没几年，他说，听我拉琴，会令他想起他在尼日利亚的家乡。
我十二岁那一年，非洲大陆爆发了一场瘟疫，疫情波及好些国家，为了我和妈妈的安全，爸爸接受了国内上级单位的调令，准备带我们回国了。
我和Derrick说，我要回中国了，Derrick愣了好一会儿，最后说：“Jodie，I love you，I will miss you.”
我和Arno说，我要回中国了，Arno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眨了几下，默默地回了家。
那天晚上，Arno敲开了我的窗，把一样东西递到我手里。
是一只非洲手鼓。
有着奇怪的图腾，还有繁复的雕刻。
Arno告诉我，这只手鼓是他爷爷年轻时亲手做的，连着鼓面用的兽皮，都是他爷爷去狩猎时打来的动物身上的。
“Jodie，这个鼓送给你。”Arno厚嘟嘟的嘴唇一咧，黑暗中，他的眼白和洁白的牙齿格外显眼。他说，“我爷爷和我说，这是个神奇的鼓，他把鼓送给了奶奶，后来他们就结婚了。我的爸爸把鼓送给我妈妈，他们也结婚了。我爷爷说，只要我把这个鼓送给心爱的姑娘，最后我就能和她在一起。”
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觉得自己不能收，Arno看起来有些失落，问：“Jodie，你不喜欢我吗？”
不，我喜欢他。
我把鼓抱在了怀里，Arno笑了，说：“明天，我来教你打鼓，好吗？”
“好。”我说。
后来，我跟着爸爸妈妈回到中国，升上初一前的那个暑假，我在家里练习打手鼓，结果却被邻居投诉。
妈妈说这里不是开普敦，勒令我不许再玩鼓，我央求爸爸给Arno家打电话，我想把我辛苦练习的成果打给他听，结果，却听到一个叫人绝望的消息。
Arno感染了瘟疫病毒，在一个月前医治无效，去世了。
那是我人生中最悲伤的一个夏天。
高一结束的那个夏天，我把Arno送我的手鼓送给了顾铭夕，我知道，几分钟后，他就会把这个手鼓送给庞倩。
这个从非洲大陆带回来的手鼓，如果真的像Arno所说的那样神奇，那么，终有一天，会有一对有情人因为它而走到一起。
高二开学以后，学校进行了文理分科，庞倩不再和我们同班，戴老师问过我和顾铭夕的意见，我和他成为了新同桌。
顾铭夕的话本来就少，经过了高一下学期的“优秀团员”事件，他变得更加沉默，或许，也和庞倩不在他身边有关。
周楠中和汪松会在生活上帮顾铭夕一把，其他时候，他都是用双脚慢慢地料理着自己的事，很少会开口找我帮忙。他不说，我也不会主动去问，甚至是吃午饭时，他都是和庞倩会和了一起去吃。在食堂排队时，我经常会看到他俩一起站在窗口，庞倩递着两个饭盒，对着里面的菜盆指指点点，问顾铭夕要吃什么。
也只有和庞倩在一起时，顾铭夕脸上的神情才是放松的，舒展的，他会浅浅地笑着，和庞倩讨论什么菜好吃。
他们一起吃饭的样子令我记忆犹新，两个人面对面，一人一个饭盒，庞倩会抢顾铭夕的菜吃，顾铭夕也会帮她吃掉她不爱吃的东西。
一个人用手，一个人用脚，两个勺子在彼此的饭盒里挑来拣去，那一种亲密和默契，就像是一道无形的墙，将所有人都挡在了墙外。
所以，我和顾铭夕之间的交流，其实非常少。
也许在别人的眼里，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我在班里没什么朋友，同班女生聊天的话题，我一点都不懂，她们爱看的漫画，喜欢的明星，市面上流行的衣服，我统统不知道。
我一直留着短发，戴一副大眼镜，穿着简单的T恤牛仔裤，我知道自己的样子在女生中间并不起眼，但我一点也不在乎这些。回国之后，别人都说我很文气，起初我都不懂这个词的意义，明白以后，我有些讶异，随即又释然了。
我怎么有资格去说顾铭夕话少，明明，我自己也是闷葫芦一个。
我个子很小，比庞倩都要矮一些，所以念书时，我都是坐前排的，和顾铭夕同桌以后，是我第一次坐在最后一排。
我坐在庞倩的座位上，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位子，在教室最最角落里，边上就是玻璃窗，可以清楚地看到操场。
前面的周楠中和汪松个子很高，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我躲在座位上做点儿小动作，老师也看不到。
庞倩的桌子很花，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涂鸦，在那些偷偷抄下的英语单词、化学公式、物理名词中，我发现了一个人的名字，还不止一个。
——谢益
我听过这个名字，但无法将名字与本人对上号。我转头看看顾铭夕，他正在顾自做题。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猜测着铭夕是否知道庞倩的小秘密。
和顾铭夕同桌两个月后，我发现，其实他并没有那么闷，有时候，也会像个孩子一样做点又傻又有趣的事。
比如，做题累了的时候，他会悄悄地画漫画，像所有这个年龄的男生一样，他喜欢画大胸细腰大长腿的女孩，还有一身结实肌肉的猛男，或者是各种机器人和怪兽。他在草稿纸上涂鸦，弓着背，低着头，身子还微微往右边扭一些，左脚的外脚背抵着桌面挡着画纸，显然是不想让我发现。
我当然装作没看到，但还是会忍不住偷偷地看，顾铭夕画一会儿后就会继续做题，画过的纸就被他折叠好，塞进抽屉里。
不止一次，我看到他在画一个女孩，用速写的笔触，那个女孩或站，或坐，或跳跃，或俏皮地回头，脑袋后面是活泼的马尾辫，脸上总是带着灿烂的笑。
我托着下巴坐在他身边，看他偷偷摸摸地画，真的很想提醒他，庞倩没有那么长的腿，没有那么细的腰，更没有那么大的胸。
当然，我什么都没有说。
高二那年的秋季运动会，我跑800米，庞倩参加他们班的4*100米接力，在体育场的看台上，她溜到我们班，一屁股坐到顾铭夕身边，和他聊起天来。
“好热啊。”她散开了长发，双手伸到脑后扎起了辫子，扭头看我一眼，又转过头去对顾铭夕说，“哎，你说我剪个短头发好不好？像肖郁静这样的，洗头方便，还凉快。”
顾铭夕愣了一下，摇摇头，轻声说：“不要剪，你留长发好看。”
圣诞节后，我又见到了那个愤怒的男人，在复健大厅。
他不再大吼大叫，而是非常努力地练习走路，身上的白色T恤都被汗水洇湿了。训练间隙，他会低声地和复健师沟通几句，拧着眉头指着自己的左腿假肢，似乎是在说哪里有问题。
后来，我和他见过好几次，但再也没有说过话，看到我时，他面色就有些不自然，我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每次都会对着他笑一下。
2011年春节前，我决定回国过年。
离开前，我有点头疼这两个星期，阿喵能去哪里。我不想去麻烦我的朋友、同学或同事，最终决定将它寄存到宠物店里。
我在学校周围寻了一家宠物店，提着装着阿喵的笼子过去时，居然在店里碰到了那个愤怒的男人。他看到我也有些意外，这时候，我们不得不进行自我介绍了。
“我姓肖，小月肖。”我用中文开口，又有些不确定，因为有些ABC会说中文，却不认得汉字，我又用英语补充道，“你可以叫我Jodie。”
“我知道小月肖。”他板着脸向我伸出右手，用中文说，“林伟祺，英文名Virgil。”
我礼貌地和他握了一下手，他的手很大，温暖，有力。收回手，他的眼神略略柔和了一些，说：“我要为上次的事向你道歉，Jodie，那天我脾气的确是暴躁了一些，吓到了那些孩子，对不起，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
我笑了，提起我的箱子，给他看里面的阿喵：“我要寄存这只猫，你给我打个折，我就原谅你。”
他哑然失笑，当一张略显刚毅的脸突然漾满笑意，眼睛里溢出了温和的光亮，我突然觉得心情变得很好。
春节前，我回到中国，这一次的假期是两个星期，我选择飞到北京，先去探望大学里的老师，和大学同学聚一下，然后才回到E市。
谢益知道我到了北京，打电话约我见面，我说我行程很赶，等大家回了E市再说。谢益没有再勉强我。
我和谢益的纠葛始于高二那年的迎新春文艺汇演，在那之前，我并不认识他。
尽管那时候谢益早已被封为E市一中的校草，是学校里无数女生心仪的对象，但是，我只是在女生的聊天内容里听到过他，以及在庞倩的课桌上看到过他的名字。
在老师的办公室里，我和谢益第一次见面，老师要我和他进行小提琴二重奏的排练，我立刻就说：“不用那么麻烦，我可以取消演出，让这位同学进行独奏好了，我不习惯与人合奏。”
我发誓，这就是我的心里话，完全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不含任何的影射和暗喻。可奇怪的是，老师和谢益似乎都有些不开心了。我想，他们一定是误会了我最后的那句话。果然，谢益说：“这位同学，我也不习惯与人合奏，但是我更不想剥夺你演出的权利。如果你不愿意合奏，那我退出好了。”
我不想再在这样的问题上纠结下去，说：“算了，那就合奏好了，只要你愿意排练，我没意见。”
他和我约定，每天中午和放学后一起排练，可是，排练的第一天，我们就吵架了。
我拉琴并不好，要是去考专业院校，绝对是被刷下来的份。但是我就是喜欢拉琴，用我自己的风格，用我的心去演奏，从来不在乎什么指法、站姿，甚至是节奏。我想拉快就拉快，想拉慢就拉慢，谁规定了一首曲子只能用一种方式来演绎？所以，当谢益指出我节奏不对后，我就和他说：“我觉得我们是在浪费时间，真的，我不想表演了，你自己去独奏吧。”
后来，谢益和我说过他当时的想法，当听到我说出“浪费时间”这四个字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谢益的确像一只鹰，喜欢自由自在地翱翔天际，但同时，他也像一只孔雀，很受欢迎，人缘超好，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我猜，应该有数不清的小女生想要和他一起排练拉小提琴，但我却说，我们是在浪费时间。
谢益没有同意我退演的要求，相反的，他的斗志似乎被我点燃了。他化身成了一位小提琴老师，想要从基础开始指导我，希望经过他的突击培训，我能和他一起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合奏表演。可结果，换来的只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争吵。
练到后来，我就随他去了，我依旧觉得我们是在浪费时间，但谢益显然不是这么认为。
据说，那一场演出很成功，多年后和戴老师通电话时，她都会与我聊起那一场合奏，说每年文艺汇演时都会被老师们记起。
对于那天的事，我的印象已经不深，记的最清楚的，就是我下台时，顾铭夕脸上的神情。他并没有像周围的人那样激动，别人都在鼓掌，他只是守在我的琴盒边安静地等着我，眼睛里带着小小的惊艳，小小的赞许。
就是那么一点点晕染着光亮的眼神，令我想起了Arno。
我换好衣服回来，提起琴盒，问他：“顾铭夕，你觉得我的演出如何？”
“很好听。”他说，又强调了一句，“真的很好听，我不是敷衍你。”
我偷偷地笑了，看到不远处正在候场的庞倩，问他：“我要去观众席了，你呢？”
他红了脸，轻声说：“我想再等一会儿。”
我点头：“行，谢谢你刚才帮我看管东西，我先下去了。”
演出结束了，我以为我和谢益再也不会有交集，却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始。
在我的人生中，第一次有一个男孩，倔强、狂热、青涩、执着地追求着我。
爸爸告诉我，它永远都回不了家了。
这种处在食物链高端的猛兽，未成年，又失去了一条腿，放归野外，只有死路一条。
那个时候，电影《狮子王》正风靡全球，爸爸对我说，他们偷了点懒，给这只小狮子取名叫“辛巴”。
辛巴跟着我们回到南非，住进了开普敦的动物园，后来，我和Derrick去看过它好多回，它独自一个待在笼子里，很孤独的样子。看到辛巴缺失的右前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很是吃力，我扒在栏杆上，莫名地有些失落。
Derrick是我邻居家的小男孩，比我大一岁，是个白种人。他有一头金色的头发和一双湛蓝的眼睛，Derrick告诉我，在我们这个街区，我是最特别的小孩。
我的确是附近唯一的一个中国姑娘，有一头乌黑的直发和一双黑眼睛。Derrick说我就像一个精灵，是他见过的最美的女孩。
我的审美观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对于人的长相，我向来没有特别的喜好。就像是回国以后，我无数次听到同龄的女孩们说黑人看起来好恶心，我觉得匪夷所思。在我记忆里，住在开普敦时，隔壁的黑人小孩Arno勇敢又可爱，很多时候，比起Derrick，我更愿意和Arno一起玩。
我从小和Derrick一起学习小提琴，我学得不好，Derrick却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妈妈对我说，小静，你是不是不喜欢拉小提琴？你要是不喜欢，我们就不去学了。
我说：“我没有不喜欢啊。”
妈妈很疑惑：“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呢？”
我感到奇怪了：“谁说我没有好好学？”
我明明学得很认真，只是一直没有Derrick拉得好，但这并没有打消我拉琴的积极性，我每天都会练习，Derrick会敲开我的窗玻璃，扒在我的窗台上取笑我：“Jodie，你拉得好难听。”
我会默默地掰开他的手，锁上窗，继续自得其乐地拉琴。
只有Arno说我拉琴好听，他是尼日利亚人，有一身黝黑的皮肤，眼睛又大又亮，像两颗大葡萄。因为父亲工作调动，Arno搬到南非才没几年，他说，听我拉琴，会令他想起他在尼日利亚的家乡。
我十二岁那一年，非洲大陆爆发了一场瘟疫，疫情波及好些国家，为了我和妈妈的安全，爸爸接受了国内上级单位的调令，准备带我们回国了。
我和Derrick说，我要回中国了，Derrick愣了好一会儿，最后说：“Jodie，I love you，I will miss you.”
我和Arno说，我要回中国了，Arno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眨了几下，默默地回了家。
那天晚上，Arno敲开了我的窗，把一样东西递到我手里。
是一只非洲手鼓。
有着奇怪的图腾，还有繁复的雕刻。
Arno告诉我，这只手鼓是他爷爷年轻时亲手做的，连着鼓面用的兽皮，都是他爷爷去狩猎时打来的动物身上的。
“Jodie，这个鼓送给你。”Arno厚嘟嘟的嘴唇一咧，黑暗中，他的眼白和洁白的牙齿格外显眼。他说，“我爷爷和我说，这是个神奇的鼓，他把鼓送给了奶奶，后来他们就结婚了。我的爸爸把鼓送给我妈妈，他们也结婚了。我爷爷说，只要我把这个鼓送给心爱的姑娘，最后我就能和她在一起。”
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觉得自己不能收，Arno看起来有些失落，问：“Jodie，你不喜欢我吗？”
不，我喜欢他。
我把鼓抱在了怀里，Arno笑了，说：“明天，我来教你打鼓，好吗？”
“好。”我说。
后来，我跟着爸爸妈妈回到中国，升上初一前的那个暑假，我在家里练习打手鼓，结果却被邻居投诉。
妈妈说这里不是开普敦，勒令我不许再玩鼓，我央求爸爸给Arno家打电话，我想把我辛苦练习的成果打给他听，结果，却听到一个叫人绝望的消息。
Arno感染了瘟疫病毒，在一个月前医治无效，去世了。
那是我人生中最悲伤的一个夏天。
高一结束的那个夏天，我把Arno送我的手鼓送给了顾铭夕，我知道，几分钟后，他就会把这个手鼓送给庞倩。
这个从非洲大陆带回来的手鼓，如果真的像Arno所说的那样神奇，那么，终有一天，会有一对有情人因为它而走到一起。
高二开学以后，学校进行了文理分科，庞倩不再和我们同班，戴老师问过我和顾铭夕的意见，我和他成为了新同桌。
顾铭夕的话本来就少，经过了高一下学期的“优秀团员”事件，他变得更加沉默，或许，也和庞倩不在他身边有关。
周楠中和汪松会在生活上帮顾铭夕一把，其他时候，他都是用双脚慢慢地料理着自己的事，很少会开口找我帮忙。他不说，我也不会主动去问，甚至是吃午饭时，他都是和庞倩会和了一起去吃。在食堂排队时，我经常会看到他俩一起站在窗口，庞倩递着两个饭盒，对着里面的菜盆指指点点，问顾铭夕要吃什么。
也只有和庞倩在一起时，顾铭夕脸上的神情才是放松的，舒展的，他会浅浅地笑着，和庞倩讨论什么菜好吃。
他们一起吃饭的样子令我记忆犹新，两个人面对面，一人一个饭盒，庞倩会抢顾铭夕的菜吃，顾铭夕也会帮她吃掉她不爱吃的东西。
一个人用手，一个人用脚，两个勺子在彼此的饭盒里挑来拣去，那一种亲密和默契，就像是一道无形的墙，将所有人都挡在了墙外。
所以，我和顾铭夕之间的交流，其实非常少。
也许在别人的眼里，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我在班里没什么朋友，同班女生聊天的话题，我一点都不懂，她们爱看的漫画，喜欢的明星，市面上流行的衣服，我统统不知道。
我一直留着短发，戴一副大眼镜，穿着简单的T恤牛仔裤，我知道自己的样子在女生中间并不起眼，但我一点也不在乎这些。回国之后，别人都说我很文气，起初我都不懂这个词的意义，明白以后，我有些讶异，随即又释然了。
我怎么有资格去说顾铭夕话少，明明，我自己也是闷葫芦一个。
我个子很小，比庞倩都要矮一些，所以念书时，我都是坐前排的，和顾铭夕同桌以后，是我第一次坐在最后一排。
我坐在庞倩的座位上，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位子，在教室最最角落里，边上就是玻璃窗，可以清楚地看到操场。
前面的周楠中和汪松个子很高，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我躲在座位上做点儿小动作，老师也看不到。
庞倩的桌子很花，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涂鸦，在那些偷偷抄下的英语单词、化学公式、物理名词中，我发现了一个人的名字，还不止一个。
——谢益
我听过这个名字，但无法将名字与本人对上号。我转头看看顾铭夕，他正在顾自做题。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猜测着铭夕是否知道庞倩的小秘密。
和顾铭夕同桌两个月后，我发现，其实他并没有那么闷，有时候，也会像个孩子一样做点又傻又有趣的事。
比如，做题累了的时候，他会悄悄地画漫画，像所有这个年龄的男生一样，他喜欢画大胸细腰大长腿的女孩，还有一身结实肌肉的猛男，或者是各种机器人和怪兽。他在草稿纸上涂鸦，弓着背，低着头，身子还微微往右边扭一些，左脚的外脚背抵着桌面挡着画纸，显然是不想让我发现。
我当然装作没看到，但还是会忍不住偷偷地看，顾铭夕画一会儿后就会继续做题，画过的纸就被他折叠好，塞进抽屉里。
不止一次，我看到他在画一个女孩，用速写的笔触，那个女孩或站，或坐，或跳跃，或俏皮地回头，脑袋后面是活泼的马尾辫，脸上总是带着灿烂的笑。
我托着下巴坐在他身边，看他偷偷摸摸地画，真的很想提醒他，庞倩没有那么长的腿，没有那么细的腰，更没有那么大的胸。
当然，我什么都没有说。
高二那年的秋季运动会，我跑800米，庞倩参加他们班的4*100米接力，在体育场的看台上，她溜到我们班，一屁股坐到顾铭夕身边，和他聊起天来。
“好热啊。”她散开了长发，双手伸到脑后扎起了辫子，扭头看我一眼，又转过头去对顾铭夕说，“哎，你说我剪个短头发好不好？像肖郁静这样的，洗头方便，还凉快。”
顾铭夕愣了一下，摇摇头，轻声说：“不要剪，你留长发好看。”
圣诞节后，我又见到了那个愤怒的男人，在复健大厅。
他不再大吼大叫，而是非常努力地练习走路，身上的白色T恤都被汗水洇湿了。训练间隙，他会低声地和复健师沟通几句，拧着眉头指着自己的左腿假肢，似乎是在说哪里有问题。
后来，我和他见过好几次，但再也没有说过话，看到我时，他面色就有些不自然，我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每次都会对着他笑一下。
2011年春节前，我决定回国过年。
离开前，我有点头疼这两个星期，阿喵能去哪里。我不想去麻烦我的朋友、同学或同事，最终决定将它寄存到宠物店里。
我在学校周围寻了一家宠物店，提着装着阿喵的笼子过去时，居然在店里碰到了那个愤怒的男人。他看到我也有些意外，这时候，我们不得不进行自我介绍了。
“我姓肖，小月肖。”我用中文开口，又有些不确定，因为有些ABC会说中文，却不认得汉字，我又用英语补充道，“你可以叫我Jodie。”
“我知道小月肖。”他板着脸向我伸出右手，用中文说，“林伟祺，英文名Virgil。”
我礼貌地和他握了一下手，他的手很大，温暖，有力。收回手，他的眼神略略柔和了一些，说：“我要为上次的事向你道歉，Jodie，那天我脾气的确是暴躁了一些，吓到了那些孩子，对不起，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
我笑了，提起我的箱子，给他看里面的阿喵：“我要寄存这只猫，你给我打个折，我就原谅你。”
他哑然失笑，当一张略显刚毅的脸突然漾满笑意，眼睛里溢出了温和的光亮，我突然觉得心情变得很好。
春节前，我回到中国，这一次的假期是两个星期，我选择飞到北京，先去探望大学里的老师，和大学同学聚一下，然后才回到E市。
谢益知道我到了北京，打电话约我见面，我说我行程很赶，等大家回了E市再说。谢益没有再勉强我。
我和谢益的纠葛始于高二那年的迎新春文艺汇演，在那之前，我并不认识他。
尽管那时候谢益早已被封为E市一中的校草，是学校里无数女生心仪的对象，但是，我只是在女生的聊天内容里听到过他，以及在庞倩的课桌上看到过他的名字。
在老师的办公室里，我和谢益第一次见面，老师要我和他进行小提琴二重奏的排练，我立刻就说：“不用那么麻烦，我可以取消演出，让这位同学进行独奏好了，我不习惯与人合奏。”
我发誓，这就是我的心里话，完全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不含任何的影射和暗喻。可奇怪的是，老师和谢益似乎都有些不开心了。我想，他们一定是误会了我最后的那句话。果然，谢益说：“这位同学，我也不习惯与人合奏，但是我更不想剥夺你演出的权利。如果你不愿意合奏，那我退出好了。”
我不想再在这样的问题上纠结下去，说：“算了，那就合奏好了，只要你愿意排练，我没意见。”
他和我约定，每天中午和放学后一起排练，可是，排练的第一天，我们就吵架了。
我拉琴并不好，要是去考专业院校，绝对是被刷下来的份。但是我就是喜欢拉琴，用我自己的风格，用我的心去演奏，从来不在乎什么指法、站姿，甚至是节奏。我想拉快就拉快，想拉慢就拉慢，谁规定了一首曲子只能用一种方式来演绎？所以，当谢益指出我节奏不对后，我就和他说：“我觉得我们是在浪费时间，真的，我不想表演了，你自己去独奏吧。”
后来，谢益和我说过他当时的想法，当听到我说出“浪费时间”这四个字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谢益的确像一只鹰，喜欢自由自在地翱翔天际，但同时，他也像一只孔雀，很受欢迎，人缘超好，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我猜，应该有数不清的小女生想要和他一起排练拉小提琴，但我却说，我们是在浪费时间。
谢益没有同意我退演的要求，相反的，他的斗志似乎被我点燃了。他化身成了一位小提琴老师，想要从基础开始指导我，希望经过他的突击培训，我能和他一起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合奏表演。可结果，换来的只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争吵。
练到后来，我就随他去了，我依旧觉得我们是在浪费时间，但谢益显然不是这么认为。
据说，那一场演出很成功，多年后和戴老师通电话时，她都会与我聊起那一场合奏，说每年文艺汇演时都会被老师们记起。
对于那天的事，我的印象已经不深，记的最清楚的，就是我下台时，顾铭夕脸上的神情。他并没有像周围的人那样激动，别人都在鼓掌，他只是守在我的琴盒边安静地等着我，眼睛里带着小小的惊艳，小小的赞许。
就是那么一点点晕染着光亮的眼神，令我想起了Arno。
我换好衣服回来，提起琴盒，问他：“顾铭夕，你觉得我的演出如何？”
“很好听。”他说，又强调了一句，“真的很好听，我不是敷衍你。”
我偷偷地笑了，看到不远处正在候场的庞倩，问他：“我要去观众席了，你呢？”
他红了脸，轻声说：“我想再等一会儿。”
我点头：“行，谢谢你刚才帮我看管东西，我先下去了。”
演出结束了，我以为我和谢益再也不会有交集，却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始。
在我的人生中，第一次有一个男孩，倔强、狂热、青涩、执着地追求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