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很多不熟悉历史细节的人，都模糊地认为：高考初年录取率非常低，而且是越往前越难考。
但事实上这并不符合统计数据。
真正看过统计数据的，都知道在79和80两年，国内的高考通过难度有了一个断崖式的下降，竞争激烈程度一下子就平缓了很多。通过录取的比例，不仅比77、78届高了一倍多，而且后续走势也出现了拐点。
之所以产生这种“竞争突然没那么激烈了”的现状，就是因为国家在79年“哪怕没考上大学、也没被城里的工厂、机关事业单位招工接收，也允许知青自行回城”的好政策。
因为此前堵在那儿挤高考这座独木桥的知青们，很多其实并不一定是真想读大学，更多的是胸无大志、只想有个回城的借口。
新政一出来之后，那些不那么坚定的，或者知道自己绝对没希望的，就懒得费考试的事儿了，直接涌回城里。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虽然名义录取率从“600万取28万”升高到了“370万取40万”，但很多79、80届考上的考生依然说自己“并不觉得这一年的高考比前后几年简单”。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77、78两级其实有很多只报名却弃考的学生，占了大量的基数。因为大家只是在农村闲着没事儿，所以不报白不报。79年后这些人就演都懒得演了。
82年后，随着经济问题的整肃，回城待业或者“灵活就业者”们发现“回了城还是没处谋生”，才再次挤回考场，造就了高考竞争烈度再次上涨。
……
“这么说来，今年选择坚持继续高考的人，说不定会捡到点便宜呢。而胆子够大，愿意多搞点经济活动的，至少两年内也是赚的。不过两年后如果找不到新的出路，估计有些人会麻烦。”
跟马风聊完近况，顾骜内心大致有了底，也受到不少启发。
让他意识到：翻译引进外部出版物的生意，如今是可以碰的，只要你找得到愿意外包的国有电影制片厂和出版社。
当然，只做到这一步的话，那无非是赚一点外包的翻译费而已，一部大电影翻完，撑死两三千块钱——
当时外语人才很稀缺，翻译稿费不比原创低多少。而电影制片厂给出的稿费，又比出版社要高很多，因为剧本、台词这些往往是字数很凝练的东西，费的神却不少。
所以很多时候可以达到每千字七八十块，一个数万字的剧本或者台词，确实要值两千块。
（哪怕是现在的网络写手，买断编剧的每千字稿费，也比小说贵很多。小说动辄可以水几百万字，而剧本只有几万字，单价就上来了。）
不过哪怕是国内三大电影制片厂，真正需要精翻精配的外国电影，每年也不会超过5部，所以做这门生意最大的瓶颈还在于需求不足。（不要小看当时引进译制片的规模，每年有30多部，只不过并不都是全国范围公映。三大制片厂占一半，其余小厂加起来占一半）
另外，还有一些每千字只有二三十块稿费的粗翻片子，都不用配音，直接打字幕，这部分电影的规模比较大，每年可能有上百部，但都是拿不到公映许可证、不对社会播放的。
属于很多部门的小影院点播福利，没有一定身份看不见。（如果地位够高，眼神不好，也可以不看字幕。直接请两个懂外语的男女，一边放一边同声翻译配音。顾骜他们外交学院，就有同学接过这种任务，临时给领导口译外国电影，没钱拿，混一顿工作餐。）
马风目前接到的两部生意，都只有两三百块的翻译费，显然就属于这种拿不到公映许可的内部点播片。如果不是因为档次低，要求高，也不会轮到他这种新人。
跟顾骜初次作为外交助理出使时、只配拿阿尔巴尼亚练手一个道理。
如果要想赚得比翻译多得多，那就只能换另一种途径了，就是到境外，至少是香江注册一家版权代理公司，然后连翻译带版权倒卖，赚一点差价，甚至是靠更激进的运作手法，在版权费之外寻找新的商业模式。
这样的话，利润应该还是很可观的。
一来顾骜知道80年代初哪些外片港片引进时比较被看好，制片厂愿意出高价、以后也确实会火。
二来顾骜可以借助自己的招牌，斡旋运营，帮忙做一下说客。
……
念及此处，顾骜问了一个他最关心的问题：“这里面的业务关系，你是怎么拉到的？就靠你父亲在省文联那点关系，就能联络到？”
刚才的交谈中，马风的逼格被压抑了很久，此刻见顾骜都有搞不明白的求教之处，他终于可以精神抖擞一把：“其实没那么严格，我爸虽然是戏剧曲艺口的，省文联内多少认识些人。只可惜省里的制片厂太小了。
如果这门生意要做大，至少要跟金陵电影制片厂有关系，最好自然是沪江厂了——你要是认识江南省文联或者沪江市的有关朋友，帮我一起介绍介绍。咱译片子翻小说，后面能做的多着呢。”
马风说到这儿，像是突然想到一个新主意，临时改口问：“诶对了，顾哥你们学校论外语权威性，肯定是国内第一了吧。你们那边就没同学想接私活儿？
你要是觉得看得上这方面的买卖，我这边家当全部可以交给你做主。您吃肉，我喝汤——咱有多少斤两我自己心里清楚，一个英语系的师专生，市内还能混得开。再想做大，别人根本搭理都不搭理我。
你要是肯出面当这个‘非营利英语学习社’的代表人，我给你打下手、做具体工作好了。你们外交学院的牌子拿出去，号召力首先就不一样，你肯定还认识不少宣传口的关系，拿我这边的模式往上一套，不就做大了么？”
顾骜受此启发，立刻开始在心里盘算起来，自言自语：
“关系我倒也有一些，我的铁杆女同学叶纨，她爸是金陵军区文工团的团长，她母亲是金陵电影制片厂的资深导演。
还有萧穗、严平姐弟的父亲，是徽省文联/作协的副主席。可惜徽省连省级的电影制片厂都没有。不过萧穗她后妈苏萍倒算是挺有名的演员，经常跟着沪江制片厂的凌导、徐导拍片子……”
马风一听，连忙怂恿：“哥！这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唉，你这种在京城顶级学校圈子里混了两年的，跟我这种窝在小地方的，人面完全不是个数量级呐。我要是有你这么好的资源，早就把翻译社的营生扩大十倍了！
咱还犹豫什么，您只要借我关系，帮我引见，然后成果算在你头上。赚到钱你先拿走大头，剩下的我跟其他人再分就是了，一点活儿都不用你干！我知道你是干大事的，看不上一部译制片抽成千把块钱。”
马风的眼光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眼下最难的不是找廉价劳动力和翻译，而是让别人相信他们的招牌、愿意把单子交给他们。所以门面和营销哪怕拿走三分之二，其他人赚点辛苦钱，也是应该的。
顾骜听了，也有些意动。
1979年，对于他来说，确实只能做些二道贩子的生意。
要在国内开厂，那简直是自杀——两年内不会有问题，但只要等到82年集中整肃经济问题，很多人会进去。
所以，要在大陆正式开厂搞实业，至少要熬到83年。（其实最好是84，因为83还要YD）。
而要想在民风如此淳朴的时候，先建立品牌心智，占住这片蓝海，涉足一些合法的传媒产品，确实是很划算的。
这时，顾骜只剩下最后一个担心，在心头始终萦绕不去：
“历史上马风好像是因为搞翻译社搞不下去、还要去婺州批发小商品贩卖、补贴翻译社。
最后才在数年的辛苦磨砺中，萌生了‘服务中小企业、为供需双方找到信息匹配服务、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个想法。
如果因为我的出现，让马风做文化产品做得太顺手了，会不会导致未来的阿狸巴巴从此消失呢？”
不过，仅仅是担心了一会儿，顾骜就下定了决心。
“管它那么多！船到桥头自然直！反正历史都被我改了这么多了，谁还担心15年后的事情！说不定卖书卖片做得好，后世直接走杰夫贝佐斯的亚马逊路线切入也说不定呢。”
如此一想，顾骜彻底坚定了决心。
“可以，我拿大头，你拿小头。我帮你联络业务，撑撑台面。具体的，等我伊拉克回来，暑假里再找你详聊——我那朋友也还在复习高考呢，最近估计没空。”
但事实上这并不符合统计数据。
真正看过统计数据的，都知道在79和80两年，国内的高考通过难度有了一个断崖式的下降，竞争激烈程度一下子就平缓了很多。通过录取的比例，不仅比77、78届高了一倍多，而且后续走势也出现了拐点。
之所以产生这种“竞争突然没那么激烈了”的现状，就是因为国家在79年“哪怕没考上大学、也没被城里的工厂、机关事业单位招工接收，也允许知青自行回城”的好政策。
因为此前堵在那儿挤高考这座独木桥的知青们，很多其实并不一定是真想读大学，更多的是胸无大志、只想有个回城的借口。
新政一出来之后，那些不那么坚定的，或者知道自己绝对没希望的，就懒得费考试的事儿了，直接涌回城里。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虽然名义录取率从“600万取28万”升高到了“370万取40万”，但很多79、80届考上的考生依然说自己“并不觉得这一年的高考比前后几年简单”。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77、78两级其实有很多只报名却弃考的学生，占了大量的基数。因为大家只是在农村闲着没事儿，所以不报白不报。79年后这些人就演都懒得演了。
82年后，随着经济问题的整肃，回城待业或者“灵活就业者”们发现“回了城还是没处谋生”，才再次挤回考场，造就了高考竞争烈度再次上涨。
……
“这么说来，今年选择坚持继续高考的人，说不定会捡到点便宜呢。而胆子够大，愿意多搞点经济活动的，至少两年内也是赚的。不过两年后如果找不到新的出路，估计有些人会麻烦。”
跟马风聊完近况，顾骜内心大致有了底，也受到不少启发。
让他意识到：翻译引进外部出版物的生意，如今是可以碰的，只要你找得到愿意外包的国有电影制片厂和出版社。
当然，只做到这一步的话，那无非是赚一点外包的翻译费而已，一部大电影翻完，撑死两三千块钱——
当时外语人才很稀缺，翻译稿费不比原创低多少。而电影制片厂给出的稿费，又比出版社要高很多，因为剧本、台词这些往往是字数很凝练的东西，费的神却不少。
所以很多时候可以达到每千字七八十块，一个数万字的剧本或者台词，确实要值两千块。
（哪怕是现在的网络写手，买断编剧的每千字稿费，也比小说贵很多。小说动辄可以水几百万字，而剧本只有几万字，单价就上来了。）
不过哪怕是国内三大电影制片厂，真正需要精翻精配的外国电影，每年也不会超过5部，所以做这门生意最大的瓶颈还在于需求不足。（不要小看当时引进译制片的规模，每年有30多部，只不过并不都是全国范围公映。三大制片厂占一半，其余小厂加起来占一半）
另外，还有一些每千字只有二三十块稿费的粗翻片子，都不用配音，直接打字幕，这部分电影的规模比较大，每年可能有上百部，但都是拿不到公映许可证、不对社会播放的。
属于很多部门的小影院点播福利，没有一定身份看不见。（如果地位够高，眼神不好，也可以不看字幕。直接请两个懂外语的男女，一边放一边同声翻译配音。顾骜他们外交学院，就有同学接过这种任务，临时给领导口译外国电影，没钱拿，混一顿工作餐。）
马风目前接到的两部生意，都只有两三百块的翻译费，显然就属于这种拿不到公映许可的内部点播片。如果不是因为档次低，要求高，也不会轮到他这种新人。
跟顾骜初次作为外交助理出使时、只配拿阿尔巴尼亚练手一个道理。
如果要想赚得比翻译多得多，那就只能换另一种途径了，就是到境外，至少是香江注册一家版权代理公司，然后连翻译带版权倒卖，赚一点差价，甚至是靠更激进的运作手法，在版权费之外寻找新的商业模式。
这样的话，利润应该还是很可观的。
一来顾骜知道80年代初哪些外片港片引进时比较被看好，制片厂愿意出高价、以后也确实会火。
二来顾骜可以借助自己的招牌，斡旋运营，帮忙做一下说客。
……
念及此处，顾骜问了一个他最关心的问题：“这里面的业务关系，你是怎么拉到的？就靠你父亲在省文联那点关系，就能联络到？”
刚才的交谈中，马风的逼格被压抑了很久，此刻见顾骜都有搞不明白的求教之处，他终于可以精神抖擞一把：“其实没那么严格，我爸虽然是戏剧曲艺口的，省文联内多少认识些人。只可惜省里的制片厂太小了。
如果这门生意要做大，至少要跟金陵电影制片厂有关系，最好自然是沪江厂了——你要是认识江南省文联或者沪江市的有关朋友，帮我一起介绍介绍。咱译片子翻小说，后面能做的多着呢。”
马风说到这儿，像是突然想到一个新主意，临时改口问：“诶对了，顾哥你们学校论外语权威性，肯定是国内第一了吧。你们那边就没同学想接私活儿？
你要是觉得看得上这方面的买卖，我这边家当全部可以交给你做主。您吃肉，我喝汤——咱有多少斤两我自己心里清楚，一个英语系的师专生，市内还能混得开。再想做大，别人根本搭理都不搭理我。
你要是肯出面当这个‘非营利英语学习社’的代表人，我给你打下手、做具体工作好了。你们外交学院的牌子拿出去，号召力首先就不一样，你肯定还认识不少宣传口的关系，拿我这边的模式往上一套，不就做大了么？”
顾骜受此启发，立刻开始在心里盘算起来，自言自语：
“关系我倒也有一些，我的铁杆女同学叶纨，她爸是金陵军区文工团的团长，她母亲是金陵电影制片厂的资深导演。
还有萧穗、严平姐弟的父亲，是徽省文联/作协的副主席。可惜徽省连省级的电影制片厂都没有。不过萧穗她后妈苏萍倒算是挺有名的演员，经常跟着沪江制片厂的凌导、徐导拍片子……”
马风一听，连忙怂恿：“哥！这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唉，你这种在京城顶级学校圈子里混了两年的，跟我这种窝在小地方的，人面完全不是个数量级呐。我要是有你这么好的资源，早就把翻译社的营生扩大十倍了！
咱还犹豫什么，您只要借我关系，帮我引见，然后成果算在你头上。赚到钱你先拿走大头，剩下的我跟其他人再分就是了，一点活儿都不用你干！我知道你是干大事的，看不上一部译制片抽成千把块钱。”
马风的眼光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眼下最难的不是找廉价劳动力和翻译，而是让别人相信他们的招牌、愿意把单子交给他们。所以门面和营销哪怕拿走三分之二，其他人赚点辛苦钱，也是应该的。
顾骜听了，也有些意动。
1979年，对于他来说，确实只能做些二道贩子的生意。
要在国内开厂，那简直是自杀——两年内不会有问题，但只要等到82年集中整肃经济问题，很多人会进去。
所以，要在大陆正式开厂搞实业，至少要熬到83年。（其实最好是84，因为83还要YD）。
而要想在民风如此淳朴的时候，先建立品牌心智，占住这片蓝海，涉足一些合法的传媒产品，确实是很划算的。
这时，顾骜只剩下最后一个担心，在心头始终萦绕不去：
“历史上马风好像是因为搞翻译社搞不下去、还要去婺州批发小商品贩卖、补贴翻译社。
最后才在数年的辛苦磨砺中，萌生了‘服务中小企业、为供需双方找到信息匹配服务、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个想法。
如果因为我的出现，让马风做文化产品做得太顺手了，会不会导致未来的阿狸巴巴从此消失呢？”
不过，仅仅是担心了一会儿，顾骜就下定了决心。
“管它那么多！船到桥头自然直！反正历史都被我改了这么多了，谁还担心15年后的事情！说不定卖书卖片做得好，后世直接走杰夫贝佐斯的亚马逊路线切入也说不定呢。”
如此一想，顾骜彻底坚定了决心。
“可以，我拿大头，你拿小头。我帮你联络业务，撑撑台面。具体的，等我伊拉克回来，暑假里再找你详聊——我那朋友也还在复习高考呢，最近估计没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