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父亲一无所知。只知母亲是从长江上游一个小县城，走了几千里路来到这个大城市武汉，与我父亲结婚的。生下我不足一岁，父亲就丢下我们孤儿寡母，去世了。我曾经看过他留下的一张照片，那是他惟一的一张照片。照片上他着西服，系领带，戴眼镜（这是当时的时尚。照相馆专门为顾客提供西服，眼镜）。
他们的婚姻属于没有感情的那一种。父亲死后，我从来没有见过母亲为他伤心流泪，她也从来没有向我追述或者回忆过有关父亲的往事。在我整个童年时代，我是个孤独的孩子。
我5岁进了小学。因为年幼，除了母亲以外，我还不认识任何人，整个小学一年级，我是在不停地大哭中度过的。我甚至蛮不讲理，要求母亲站在教室的窗外，守着我。一旦看不到她，我就大哭。哭到令老师一筹莫展。
大约在我6岁那年，我们的生活一定是太困难了，有人劝母亲改嫁。她犹豫了。
母亲在嫁给父亲之前，在她那个小县城里，也算得上是个知书识礼的知识分子。因为她父亲是私塾老师，平时耳濡目染，女承父业，也跟着教过几天私塾。她原本不肯改嫁，大约也与她自认的这个身份有关。在那个年代，守寡是应该的，改嫁反招人侧目。
母亲终于带着她6岁的儿子，前往“相亲”了。
她之所以带着我一起去，大约，第一是为了壮胆，毕竟是去一个陌生的家；第二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想法：要么就是娘儿俩一齐要，要么免谈。
那住在一幢楼上。油漆过的地板说明他的财富与地位。靠窗的桌子上，摆满了水果与点心。
从一进门我就对这人没有好感，因为他有一只空空的袖子。那只空袖子在我头顶上甩来甩去，令人恐怖，令人不寒而栗！他不停地抽着香烟，焦黄的牙齿与焦黄的手指。他只顾着与我母亲谈话，请她吃东西，完全不理我。
原来他是伤兵，“荣誉军人”。这样的人，在当时社会上是很吃香的，因为他们有固定的收入、有住房。但是我，母亲的儿子，我的态度在整个事件中是起着决定性筹码作用的。母亲可能已经感觉出来了：我不喜欢这个陌生的。我们很快就结束了这次谈话，离开了那幢房子，回家去了。
从此，再也没有听她提过“相亲”的事。她宁愿没有钱、没有丈夫，单单守着一个年幼的孩子，过一辈子。这对一位年轻的女性来说，该有多难多苦；然而，她就是这样过下去了。
从那以后，她皈依了佛门。每个月在规定的几天时间里吃斋念佛，并且到庙里去听高僧宣讲经文。这座庙就在我们家附近，设在闹市之中，寺名“三佛阁”。记忆中，佛殿前有一片很大的空地，信徒们席地而坐，听高僧讲经。每当宣讲完毕，都由寺里抬出滚热的菜包子，免费给信徒们分享，其间秩序井然。这种宣扬佛教的手法，仿佛只在武汉有过。由于每次都是由我陪伴前往，所以现在还能记得那包子特别大特别好吃。长大后，游了一些名山古刹，但再没获得过那般享受。
我十四岁离开她后，一去十几年。她则独自留在长江边的一个小县城里。那是一个十分贫穷而寂寞的小城。当地民谚称，“县衙门审案子，河坝里听得到打板子”。她住的地方是杜甫当年流放时住过的地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又是李白吟过诗的地方：“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一个年轻的有知识的女性，曾经以为嫁到了大城市（武汉），就脱离了苦海；但是，事实上却是苦海无边。惟一对她的安慰是：养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从只会嚎啕大哭到学会独立自主，但最终还是离开她走了，让她独自留在寂寞与孤独里。
1969年我被流放回到她那里，陪伴她走完了她生命中最后的岁月。
她是1976年去世的。临终前她自己已经不可能诵经念佛了，而是由一位主动前来的“居士”（带发修行者）为她超度。她自己只讲了一句无力的话：“我的儿子不是反革命”。这是她一生中说过的最有主见的一句话。
这就是我的母亲。她就是这样，以她的宽容与无争，度过了她的一生。
他们的婚姻属于没有感情的那一种。父亲死后，我从来没有见过母亲为他伤心流泪，她也从来没有向我追述或者回忆过有关父亲的往事。在我整个童年时代，我是个孤独的孩子。
我5岁进了小学。因为年幼，除了母亲以外，我还不认识任何人，整个小学一年级，我是在不停地大哭中度过的。我甚至蛮不讲理，要求母亲站在教室的窗外，守着我。一旦看不到她，我就大哭。哭到令老师一筹莫展。
大约在我6岁那年，我们的生活一定是太困难了，有人劝母亲改嫁。她犹豫了。
母亲在嫁给父亲之前，在她那个小县城里，也算得上是个知书识礼的知识分子。因为她父亲是私塾老师，平时耳濡目染，女承父业，也跟着教过几天私塾。她原本不肯改嫁，大约也与她自认的这个身份有关。在那个年代，守寡是应该的，改嫁反招人侧目。
母亲终于带着她6岁的儿子，前往“相亲”了。
她之所以带着我一起去，大约，第一是为了壮胆，毕竟是去一个陌生的家；第二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想法：要么就是娘儿俩一齐要，要么免谈。
那住在一幢楼上。油漆过的地板说明他的财富与地位。靠窗的桌子上，摆满了水果与点心。
从一进门我就对这人没有好感，因为他有一只空空的袖子。那只空袖子在我头顶上甩来甩去，令人恐怖，令人不寒而栗！他不停地抽着香烟，焦黄的牙齿与焦黄的手指。他只顾着与我母亲谈话，请她吃东西，完全不理我。
原来他是伤兵，“荣誉军人”。这样的人，在当时社会上是很吃香的，因为他们有固定的收入、有住房。但是我，母亲的儿子，我的态度在整个事件中是起着决定性筹码作用的。母亲可能已经感觉出来了：我不喜欢这个陌生的。我们很快就结束了这次谈话，离开了那幢房子，回家去了。
从此，再也没有听她提过“相亲”的事。她宁愿没有钱、没有丈夫，单单守着一个年幼的孩子，过一辈子。这对一位年轻的女性来说，该有多难多苦；然而，她就是这样过下去了。
从那以后，她皈依了佛门。每个月在规定的几天时间里吃斋念佛，并且到庙里去听高僧宣讲经文。这座庙就在我们家附近，设在闹市之中，寺名“三佛阁”。记忆中，佛殿前有一片很大的空地，信徒们席地而坐，听高僧讲经。每当宣讲完毕，都由寺里抬出滚热的菜包子，免费给信徒们分享，其间秩序井然。这种宣扬佛教的手法，仿佛只在武汉有过。由于每次都是由我陪伴前往，所以现在还能记得那包子特别大特别好吃。长大后，游了一些名山古刹，但再没获得过那般享受。
我十四岁离开她后，一去十几年。她则独自留在长江边的一个小县城里。那是一个十分贫穷而寂寞的小城。当地民谚称，“县衙门审案子，河坝里听得到打板子”。她住的地方是杜甫当年流放时住过的地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又是李白吟过诗的地方：“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一个年轻的有知识的女性，曾经以为嫁到了大城市（武汉），就脱离了苦海；但是，事实上却是苦海无边。惟一对她的安慰是：养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从只会嚎啕大哭到学会独立自主，但最终还是离开她走了，让她独自留在寂寞与孤独里。
1969年我被流放回到她那里，陪伴她走完了她生命中最后的岁月。
她是1976年去世的。临终前她自己已经不可能诵经念佛了，而是由一位主动前来的“居士”（带发修行者）为她超度。她自己只讲了一句无力的话：“我的儿子不是反革命”。这是她一生中说过的最有主见的一句话。
这就是我的母亲。她就是这样，以她的宽容与无争，度过了她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