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归于人口增长。其实西欧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也出现了人口增长现象，不过，西欧人口增长快，生产增长得更快。在西欧历史上，甚至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生产效率：它可以向不断增长着的人口提供不断攀升的生活水准。这样一来，就为生产者逐步积累财富，即“前原始积累”创造了前提条件。
我国人口的增长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无政府状态、提倡多生、三个多两个好、夫妇俩只生一胎。提倡多生、人多力量大，这是具有帝皇思想的政治家为了称霸世界而提出来的战略决策。马寅初不识时务，主张控制人口，结果被贬回家。好在他以史为鉴，宁静致远，享百年安祥。后来人们发现生出来的儿女张口要吃、闭口要工作，没有生个孩子而已那么简单，真正搞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是上世纪后期才有的事情。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预期寿命还会不断增加，但由于已达到较高水平，估计也不会提高得太快。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会导致死亡率上升。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降到0.67。本由于现行的生育政策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动，而现代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作用，“少生优育”观念已深入人心，所以尽管今后10年独生子女的婚龄人口比例会不断增加，从政策规定上说，他们比上一代的生育水平有提高的可能性，但估计也不会导致妇女生育率有多大升高。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很低，所以可以肯定，在今后的10年内，人口的自然变动对人口变动影响不大。
影响人口增长的直接因素主要有社会经济条件、人口政策、传统文化和意识，政治因素和人口理论是通过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口政策间接地影响人口增长。从我国人口增长的实践以及世界各国人口增长的规律来看，社会经济条件是起基础性作用的，它直接导致人口按照一定规律变化；人口政策对一定时期的人口变化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人口的增长速度、规模和结构变化；传统文化和意识对人口增长也有重要的影响。中国近20年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从自然经济形态过渡到市场经济形态，人口问题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人口问题也就*了学术讨论的焦点，影响一个地区人口数量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人口的自然增长和人口的机械增长（即人口迁移引起的）。
按照现行的人口管理办法，迁入人口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户籍人口迁入，另一种是非户籍人口迁入，就是平常所说的流动（外来）人口。这两类迁入引起总人口变动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前者迁入人口数量少。每年迁入的人口数量比较稳定。从1990年到2000年，户籍人口仅增加了75万人，年平均增加率为0.75%，如果扣除自然增加，则户籍人口的增加每年仅6-7万人。而非户籍人口变化较大，甚至有升有降，虽然这可能是由于统计原因造成的。总的来说还是可以认为是不断增加的。以下我们将详细地讨论一下非户籍人口的增长。
按照人口迁移的经验和理论，人口迁移主要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人口迁移的发生主要由迁入地的“吸引力”（或“拉力”）和迁出地的“排斥力”（或说“推力”）的存在。所谓引力，就是迁入地较迁出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人们的收入水平高，或者，迁入地（例如城市）生活方式更吸引年轻人，有些，则是出于某种社会原因，例如宗教、民族等原因。而从迁出地来说，由于当地资源有限，劳动力相对过剩，例如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人多地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所以就有斥力存在。总而言之，由于人具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内在动因，如果社会经济的地区差别存在，就会有人口迁移发生。移民的目标是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但是如果迁入地不能提供工作机会，那么，这种目标也就难以实现。“锦城虽云乐，不如早回家”。所以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迁移量的大小，与移入地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大小成正比。
人口迁移还和迁入地和迁出地的距离有关。迁入地和迁出地的距离越近，迁移量也就越大。当然，由于现代交通的发展，缩小了这种空间距离的差别。按照上面的理论，大中城市作为移入地的重要目标也就自然而然了。但是也引发上了很多问题：确实，有的国家把你的养老金收去了，拿去干别的用处，不记在你的账户上。这就要劳动者自己去争取。有的国家的穷人有穷人的养老标准。象农村，老年人做不动了，需要年轻人照顾，但死后留下了一些遗产，这就补偿了年轻人付出的服务。现在有些人只想继承，不提付出，这不合道理。最近的报纸上登了一些消息，说每年的清明节前后，扫墓的人络绎不绝、车水马龙，但敬老院里冷冷清清。据说韩国有些老年人，思想前卫，主张*条来、*条去，想办法把房产之类抵押出去，不给年轻人留什么遗产，他们的目的是让年轻人自强自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有立足之地，可为用心良苦。国外还有人从所谓U形社会抚养曲线出发，主张出生人口应该有适度增长。人家说人家的，我们不能照抄照搬。
*总理说：“中国的劳动力有7亿4千万，而欧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只有4亿3千万。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1400万；进城的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亿2千万。中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这样简单计算一下，中国一对夫妇只生一胎的基本国策再坚持100年，人口可能还有八、九、十来亿，还是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过剩与其他资源的相对缺乏长期并存，会引发自然环境对人类的报复，以及社会上所谓基尼系数造成的阶级报复。所谓总人口负担系数或被称为社会抚养系数，即：全国0～14岁人口数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之和与15～*岁人口数的比值。这样得到的社会抚养系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显然很不全面。不能光看人口的数量比，应该用负担费用与收入来比，看负担是重了还是轻了。现在一个小孩的抚养费用相当高，有人把抚养费计算到孩子大学毕业，大约要20万元RMB。所以，少生小孩节省的费用实际上超过了老年人的额外赡养费，总的来讲还是减轻了年轻人的负担。现在城市里的年轻夫妇讲，不生孩子是“中农”，生个小孩变“贫农”。负担那么重他们就不愿意多生。而有的农民兄弟，认为多生一个小孩只需在锅里多加一瓢水，那就只好让他生。所以我国的总人口不是那么容易降下来的，少生才会减轻社会负担。一对夫妇生一胎的基本国策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实行较好，农村则差了。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也不是采用一对夫妇生一胎的政策。到目前为止，我国总人口还在稳步攀升。
以上的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导致了以下问题：
1.户籍管理问题
人户分离现象普遍又难办，外来人口暂住证和超生孩子的统计是难题。比起本地人口人户分离，外来人口的管理困难更多。比如：暂住证的办理，好多外来人口不主动到派出所办理暂住证，目前又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只能采取催的方式。还有超生，法律并没规定超生一定归警察管，警察也不能采取强制措施。“黑户”核实也有难题，需要核实可疑人时，可能这个村通讯不发达，没有电话，联系起来相当困难。有时要通过村上边的乡甚至区、市来核实，而由于只能通过电话联系，当地这些部门还需要时间去了解，配合的话还能尽快有回音，好多时候能等到回音就已经很不错了，核实不到就只能放人。
此外，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公安内部的户籍网有的地区还是上世纪80年代登记的，核实情况有一定困难。
2.养老问题
因为随着中国老人群体的逐渐扩大，一对夫妇供养4个或者更多的老人将成为普遍现象。仅仅依靠孩子，将存在现实上的困难。现在养老院一般都是收费的，最少也要七八百，多的要1000多元，如果4个老人全部由一对夫妇赡养，这个开支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所以，现在能住进养老院的老人，一般也都是有退休金的，或者家庭条件还不错的。面对老年社会的来临，有专家就建议，国家应尽快确定推迟退休年龄方案。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超过10%，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从城镇的养老保险计划来看，现在的比例是，3个在职人养1个退休人。这个老龄化的过程还在持续，预计到本世纪20年代末，我国老龄化将*高峰。在人口老龄化加速、退休人员不断增多的背景下，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越来越大，当期征收的养老保险费和所需支付的养老金存在一定缺口。照目前的状况，今后20多年，我国养老资金缺口累计1.8万亿元左右，平均到每年约700亿元。
3.人口增多加大计生工作难度
很多流动人员对计生管理满不在乎，在加上经常变换住址，给计生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而人口增多，无疑将加大工作难度。
4.有效手段社会保障改变“多子多福”传统观念
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是我国农民的传统观念，其实农民就是担心老了无人赡养或生活不好才多生孩子。只要是16至60周岁的农民，每年缴纳不同额度的费用，政府就会有相同数额的补贴，参保60岁后，每月可领200多元养老养老保险和计划生育奖励是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有效手段
奖励扶助代替罚款：“和以往不同，现在我们对于计划生育，已经由罚款转变为奖励为主，提高农民的计划生育的意识。”
针对我国的人口特点，重点应该放在少生优育、提高人口质量而不是数量。2000年的数据显示总人口是12.66亿，文盲占了6.7%，也就是说，我国有8482万人口是戴了顶文盲帽子大步跨进21世纪的。另外，小学文化程度人口占到35.7%，也就是有4.52亿人口是小学文化程度。这么了不得的人口素质结构，如果不用心用力解决，人口数量增长没降下来，就提出“保持人口适度增长有利于国民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是有弊无益的。今后几十年，人口总体素质不高、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贫困人口脱贫困难、艾滋病及其他传染性疾病滋长蔓延等五大难点将相互叠加。同时还要面对四大压力，即就业人口对经济承载的压力，贫富差距对社会承载的压力，生产生活方式对资源承载的压力，人口总量对环境承载的压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既面临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艰巨任务，又要统筹解决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等方面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国人口众多，对社会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是今天人们的共识。而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新的世纪，当我们已经*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在新的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对人口增长科学有效的控制。
参考资料：网络资料
我国人口的增长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无政府状态、提倡多生、三个多两个好、夫妇俩只生一胎。提倡多生、人多力量大，这是具有帝皇思想的政治家为了称霸世界而提出来的战略决策。马寅初不识时务，主张控制人口，结果被贬回家。好在他以史为鉴，宁静致远，享百年安祥。后来人们发现生出来的儿女张口要吃、闭口要工作，没有生个孩子而已那么简单，真正搞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是上世纪后期才有的事情。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预期寿命还会不断增加，但由于已达到较高水平，估计也不会提高得太快。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会导致死亡率上升。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降到0.67。本由于现行的生育政策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动，而现代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作用，“少生优育”观念已深入人心，所以尽管今后10年独生子女的婚龄人口比例会不断增加，从政策规定上说，他们比上一代的生育水平有提高的可能性，但估计也不会导致妇女生育率有多大升高。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很低，所以可以肯定，在今后的10年内，人口的自然变动对人口变动影响不大。
影响人口增长的直接因素主要有社会经济条件、人口政策、传统文化和意识，政治因素和人口理论是通过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口政策间接地影响人口增长。从我国人口增长的实践以及世界各国人口增长的规律来看，社会经济条件是起基础性作用的，它直接导致人口按照一定规律变化；人口政策对一定时期的人口变化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人口的增长速度、规模和结构变化；传统文化和意识对人口增长也有重要的影响。中国近20年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从自然经济形态过渡到市场经济形态，人口问题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人口问题也就*了学术讨论的焦点，影响一个地区人口数量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人口的自然增长和人口的机械增长（即人口迁移引起的）。
按照现行的人口管理办法，迁入人口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户籍人口迁入，另一种是非户籍人口迁入，就是平常所说的流动（外来）人口。这两类迁入引起总人口变动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前者迁入人口数量少。每年迁入的人口数量比较稳定。从1990年到2000年，户籍人口仅增加了75万人，年平均增加率为0.75%，如果扣除自然增加，则户籍人口的增加每年仅6-7万人。而非户籍人口变化较大，甚至有升有降，虽然这可能是由于统计原因造成的。总的来说还是可以认为是不断增加的。以下我们将详细地讨论一下非户籍人口的增长。
按照人口迁移的经验和理论，人口迁移主要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人口迁移的发生主要由迁入地的“吸引力”（或“拉力”）和迁出地的“排斥力”（或说“推力”）的存在。所谓引力，就是迁入地较迁出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人们的收入水平高，或者，迁入地（例如城市）生活方式更吸引年轻人，有些，则是出于某种社会原因，例如宗教、民族等原因。而从迁出地来说，由于当地资源有限，劳动力相对过剩，例如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人多地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所以就有斥力存在。总而言之，由于人具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内在动因，如果社会经济的地区差别存在，就会有人口迁移发生。移民的目标是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但是如果迁入地不能提供工作机会，那么，这种目标也就难以实现。“锦城虽云乐，不如早回家”。所以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迁移量的大小，与移入地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大小成正比。
人口迁移还和迁入地和迁出地的距离有关。迁入地和迁出地的距离越近，迁移量也就越大。当然，由于现代交通的发展，缩小了这种空间距离的差别。按照上面的理论，大中城市作为移入地的重要目标也就自然而然了。但是也引发上了很多问题：确实，有的国家把你的养老金收去了，拿去干别的用处，不记在你的账户上。这就要劳动者自己去争取。有的国家的穷人有穷人的养老标准。象农村，老年人做不动了，需要年轻人照顾，但死后留下了一些遗产，这就补偿了年轻人付出的服务。现在有些人只想继承，不提付出，这不合道理。最近的报纸上登了一些消息，说每年的清明节前后，扫墓的人络绎不绝、车水马龙，但敬老院里冷冷清清。据说韩国有些老年人，思想前卫，主张*条来、*条去，想办法把房产之类抵押出去，不给年轻人留什么遗产，他们的目的是让年轻人自强自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有立足之地，可为用心良苦。国外还有人从所谓U形社会抚养曲线出发，主张出生人口应该有适度增长。人家说人家的，我们不能照抄照搬。
*总理说：“中国的劳动力有7亿4千万，而欧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只有4亿3千万。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1400万；进城的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亿2千万。中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这样简单计算一下，中国一对夫妇只生一胎的基本国策再坚持100年，人口可能还有八、九、十来亿，还是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过剩与其他资源的相对缺乏长期并存，会引发自然环境对人类的报复，以及社会上所谓基尼系数造成的阶级报复。所谓总人口负担系数或被称为社会抚养系数，即：全国0～14岁人口数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之和与15～*岁人口数的比值。这样得到的社会抚养系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显然很不全面。不能光看人口的数量比，应该用负担费用与收入来比，看负担是重了还是轻了。现在一个小孩的抚养费用相当高，有人把抚养费计算到孩子大学毕业，大约要20万元RMB。所以，少生小孩节省的费用实际上超过了老年人的额外赡养费，总的来讲还是减轻了年轻人的负担。现在城市里的年轻夫妇讲，不生孩子是“中农”，生个小孩变“贫农”。负担那么重他们就不愿意多生。而有的农民兄弟，认为多生一个小孩只需在锅里多加一瓢水，那就只好让他生。所以我国的总人口不是那么容易降下来的，少生才会减轻社会负担。一对夫妇生一胎的基本国策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实行较好，农村则差了。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也不是采用一对夫妇生一胎的政策。到目前为止，我国总人口还在稳步攀升。
以上的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导致了以下问题：
1.户籍管理问题
人户分离现象普遍又难办，外来人口暂住证和超生孩子的统计是难题。比起本地人口人户分离，外来人口的管理困难更多。比如：暂住证的办理，好多外来人口不主动到派出所办理暂住证，目前又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只能采取催的方式。还有超生，法律并没规定超生一定归警察管，警察也不能采取强制措施。“黑户”核实也有难题，需要核实可疑人时，可能这个村通讯不发达，没有电话，联系起来相当困难。有时要通过村上边的乡甚至区、市来核实，而由于只能通过电话联系，当地这些部门还需要时间去了解，配合的话还能尽快有回音，好多时候能等到回音就已经很不错了，核实不到就只能放人。
此外，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公安内部的户籍网有的地区还是上世纪80年代登记的，核实情况有一定困难。
2.养老问题
因为随着中国老人群体的逐渐扩大，一对夫妇供养4个或者更多的老人将成为普遍现象。仅仅依靠孩子，将存在现实上的困难。现在养老院一般都是收费的，最少也要七八百，多的要1000多元，如果4个老人全部由一对夫妇赡养，这个开支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所以，现在能住进养老院的老人，一般也都是有退休金的，或者家庭条件还不错的。面对老年社会的来临，有专家就建议，国家应尽快确定推迟退休年龄方案。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超过10%，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从城镇的养老保险计划来看，现在的比例是，3个在职人养1个退休人。这个老龄化的过程还在持续，预计到本世纪20年代末，我国老龄化将*高峰。在人口老龄化加速、退休人员不断增多的背景下，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越来越大，当期征收的养老保险费和所需支付的养老金存在一定缺口。照目前的状况，今后20多年，我国养老资金缺口累计1.8万亿元左右，平均到每年约700亿元。
3.人口增多加大计生工作难度
很多流动人员对计生管理满不在乎，在加上经常变换住址，给计生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而人口增多，无疑将加大工作难度。
4.有效手段社会保障改变“多子多福”传统观念
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是我国农民的传统观念，其实农民就是担心老了无人赡养或生活不好才多生孩子。只要是16至60周岁的农民，每年缴纳不同额度的费用，政府就会有相同数额的补贴，参保60岁后，每月可领200多元养老养老保险和计划生育奖励是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有效手段
奖励扶助代替罚款：“和以往不同，现在我们对于计划生育，已经由罚款转变为奖励为主，提高农民的计划生育的意识。”
针对我国的人口特点，重点应该放在少生优育、提高人口质量而不是数量。2000年的数据显示总人口是12.66亿，文盲占了6.7%，也就是说，我国有8482万人口是戴了顶文盲帽子大步跨进21世纪的。另外，小学文化程度人口占到35.7%，也就是有4.52亿人口是小学文化程度。这么了不得的人口素质结构，如果不用心用力解决，人口数量增长没降下来，就提出“保持人口适度增长有利于国民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是有弊无益的。今后几十年，人口总体素质不高、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贫困人口脱贫困难、艾滋病及其他传染性疾病滋长蔓延等五大难点将相互叠加。同时还要面对四大压力，即就业人口对经济承载的压力，贫富差距对社会承载的压力，生产生活方式对资源承载的压力，人口总量对环境承载的压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既面临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艰巨任务，又要统筹解决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等方面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国人口众多，对社会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是今天人们的共识。而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新的世纪，当我们已经*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在新的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对人口增长科学有效的控制。
参考资料：网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