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清代安徽全椒人，他出身于仕宦名门，小时候受到良好教育，对文学创作表现出特别的天赋。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不过，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20年时间，直到49岁时才完成。
成书时间：清代中叶
类别：短篇小说集
内容导读
《儒林外史》展示了一幅18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俗画。
小说也宣泄了作者对善良人物的诚挚深厚的爱心，表明了艺术家爱憎分明的态度。
它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从揭露科举制度以及在这个制度奴役下的士人丑恶的灵魂入手，进而讽刺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附庸风雅的名士的虚伪卑劣，以及整个封建礼教制度的腐朽和不堪救药，乃至城乡下层人民都在这种社会秩序下灵魂被歪曲得不成样子。吴敬梓揭发了这些丑恶的人物和他们的关系，并通过具有说服力的艺术形象揭露了造成这些人物的社会制度，因而他的讽刺就给了封建社会以有力一击。
抨击腐蚀士人灵魂的八股取士制度，是《儒林外史》社会批判的主要方面。
小说一开始就给读者展现了两个被科举制度塑捏得既可怜又可笑的人物——周进和范进。周进应考到60岁，胡子已经花白了，还是一个老童生，只得到薛家集去教村塾，受尽了新进秀才梅玖的奚落和举人王惠的卑视，最后连个教书的饭碗也保不住了。因此，当他由于偶然的机会，去参观省城的贡院时，半生蕴蓄的辛酸逼使他不由得“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苏醒后满地打滚，放声大哭。可是当他一旦中了举，成了进士，做了国子监习业以后，曾经奚落过他的梅秀才便冒认自己是他的学生，他早年写在村塾中的对联也成了“周大老爷的亲笔”，必须揭下来裱好；这个当年受人鄙视的穷老头子就被用金字写成的长生牌位供起来了。
周进的故事侧重于写这个人物发科前后的命运，范进的故事除了描叙他本人的前后遭遇外，更着力于描写他命运的转变中围绕在他周围的人物的色相。作者在更大的范围里揭示了科举制度对社会各色人等的毒害。20岁起应考不举的范进，垂老才因周进的赏识，考取秀才并中了举，他的妻子、母亲、丈人胡屠户、乡绅张静斋，以及邻里乡党，立刻由憎厌一变而为谄谀。世态炎凉在这里被作家刻画得淋漓尽致，并且揭露了那些把八股文视为学问的精华、把科举制度当作道德规范的代表人物的本相。而这些道德家的*守，也只是打秋风、通关节、鱼肉人民、武断乡里，而且愈贪酷，也就飞黄腾达得愈快。吴敬梓把那些科举出身的上层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通过对科举制度的抨击，揭出了这个乌烟瘴气的社会的痼疾之所在。
吴敬梓不是一味愤世嫉俗的冷酷的作家。他在鞭挞这些社会寄生虫、揭露这个社会之所以有如此卑下的精神状态的底蕴的同时，对社会下层的善良人物寄以深挚的同情和爱心。
在《儒林外史》中，和尖刻的讽刺相辅，作者用酣畅饱满的抒情诗的笔调，歌颂了许多正直仁善的人物，倾注了对他们深挚的爱。作者都深厚的同情，寄托在朴素无华的白描中，表彰了这些善良的灵魂的美德。这种对下层人民的优良品德的如此深情的描绘，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也不多见。其中更令人感动的是描写向鼎和鲍文卿这对地位迥异的正直人物的道义之交的数回，这些充满激情的场面，是《儒林外史》精采而有魅力的篇章。
《儒林外史》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它既正面控诉了封建礼教和道学的虚伪，也隐隐透露了清代文字狱的残酷；既刻画了统治制度的腐朽，也写出了城乡风俗的颓败。吴敬梓比他的同时代人更清醒、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个社会不可容忍的弊害。
《儒林外史》是中国叙事文学中讽刺艺术的高峰，它开创了一个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它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崩溃期的19世纪后半叶尤其显著。晚清的长篇小说，凡稍能吸引读者注意的，没有一种不受它的影响。
《儒林外史》和比它稍晚的《红楼梦》，标志了中国长篇小说从内容到形式的成熟。
《儒林外史》摆脱了传统小说才子佳人的香艳俗套，全书没有一个爱情故事，只依靠对生活和人物性格的真实的艺术塑造，取得巨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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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正是体现了鲁迅所说的“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的精神。小说中许多人物原型、许多人情世态，都是当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作者加以典型的概括，从而显露出幽默的讽刺锋芒。
《儒林外史》所达到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使它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等显然是受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影响，并在结构上也有所模仿。我国新文学的伟大作家鲁迅，极其推崇《儒林外史》，他的战斗的文学传统特别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和《儒林外史》也有一定的关系。
成书时间：清代中叶
类别：短篇小说集
内容导读
《儒林外史》展示了一幅18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俗画。
小说也宣泄了作者对善良人物的诚挚深厚的爱心，表明了艺术家爱憎分明的态度。
它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从揭露科举制度以及在这个制度奴役下的士人丑恶的灵魂入手，进而讽刺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附庸风雅的名士的虚伪卑劣，以及整个封建礼教制度的腐朽和不堪救药，乃至城乡下层人民都在这种社会秩序下灵魂被歪曲得不成样子。吴敬梓揭发了这些丑恶的人物和他们的关系，并通过具有说服力的艺术形象揭露了造成这些人物的社会制度，因而他的讽刺就给了封建社会以有力一击。
抨击腐蚀士人灵魂的八股取士制度，是《儒林外史》社会批判的主要方面。
小说一开始就给读者展现了两个被科举制度塑捏得既可怜又可笑的人物——周进和范进。周进应考到60岁，胡子已经花白了，还是一个老童生，只得到薛家集去教村塾，受尽了新进秀才梅玖的奚落和举人王惠的卑视，最后连个教书的饭碗也保不住了。因此，当他由于偶然的机会，去参观省城的贡院时，半生蕴蓄的辛酸逼使他不由得“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苏醒后满地打滚，放声大哭。可是当他一旦中了举，成了进士，做了国子监习业以后，曾经奚落过他的梅秀才便冒认自己是他的学生，他早年写在村塾中的对联也成了“周大老爷的亲笔”，必须揭下来裱好；这个当年受人鄙视的穷老头子就被用金字写成的长生牌位供起来了。
周进的故事侧重于写这个人物发科前后的命运，范进的故事除了描叙他本人的前后遭遇外，更着力于描写他命运的转变中围绕在他周围的人物的色相。作者在更大的范围里揭示了科举制度对社会各色人等的毒害。20岁起应考不举的范进，垂老才因周进的赏识，考取秀才并中了举，他的妻子、母亲、丈人胡屠户、乡绅张静斋，以及邻里乡党，立刻由憎厌一变而为谄谀。世态炎凉在这里被作家刻画得淋漓尽致，并且揭露了那些把八股文视为学问的精华、把科举制度当作道德规范的代表人物的本相。而这些道德家的*守，也只是打秋风、通关节、鱼肉人民、武断乡里，而且愈贪酷，也就飞黄腾达得愈快。吴敬梓把那些科举出身的上层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通过对科举制度的抨击，揭出了这个乌烟瘴气的社会的痼疾之所在。
吴敬梓不是一味愤世嫉俗的冷酷的作家。他在鞭挞这些社会寄生虫、揭露这个社会之所以有如此卑下的精神状态的底蕴的同时，对社会下层的善良人物寄以深挚的同情和爱心。
在《儒林外史》中，和尖刻的讽刺相辅，作者用酣畅饱满的抒情诗的笔调，歌颂了许多正直仁善的人物，倾注了对他们深挚的爱。作者都深厚的同情，寄托在朴素无华的白描中，表彰了这些善良的灵魂的美德。这种对下层人民的优良品德的如此深情的描绘，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也不多见。其中更令人感动的是描写向鼎和鲍文卿这对地位迥异的正直人物的道义之交的数回，这些充满激情的场面，是《儒林外史》精采而有魅力的篇章。
《儒林外史》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它既正面控诉了封建礼教和道学的虚伪，也隐隐透露了清代文字狱的残酷；既刻画了统治制度的腐朽，也写出了城乡风俗的颓败。吴敬梓比他的同时代人更清醒、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个社会不可容忍的弊害。
《儒林外史》是中国叙事文学中讽刺艺术的高峰，它开创了一个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它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崩溃期的19世纪后半叶尤其显著。晚清的长篇小说，凡稍能吸引读者注意的，没有一种不受它的影响。
《儒林外史》和比它稍晚的《红楼梦》，标志了中国长篇小说从内容到形式的成熟。
《儒林外史》摆脱了传统小说才子佳人的香艳俗套，全书没有一个爱情故事，只依靠对生活和人物性格的真实的艺术塑造，取得巨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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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正是体现了鲁迅所说的“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的精神。小说中许多人物原型、许多人情世态，都是当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作者加以典型的概括，从而显露出幽默的讽刺锋芒。
《儒林外史》所达到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使它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等显然是受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影响，并在结构上也有所模仿。我国新文学的伟大作家鲁迅，极其推崇《儒林外史》，他的战斗的文学传统特别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和《儒林外史》也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