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珏
我的父亲马裕藻，字幼渔，浙江鄞县人。他是旧书房里出来的人，为了出外求学，他在老家当卖了东西，给我母亲放了缠足，一起到了上海。祖母气得说他“要造反”。母亲在上海进了上海爱国女子学校。1903年他们俩双双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父亲在日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就读，母亲进日本目白女子大学学博物，经过七年苦读，一起毕业。我1910年出生在东京，一岁时回国。
父亲回国后开始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但他不喜上海的繁华纷乱，即与当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联系，到北大任教授教音韵学，后任国文系主任，直到1945年去世。
父亲一生别无所好，惟喜购书、读书。我们家曾搬过两次，每次觅房都有两个要求：一是要有足够的书房，至少要有三四间，室内四周都是大书架，还有大书桌；再一是离北大要近。父亲除了上课以外就是总在他的书房里。他的藏书大多是用红朱标点过的。读书备课，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乐趣。父亲去世后，按照他的心意，藏书献给了北大图书馆。
小时候我有旧印象，我们家里老有一个叔叔轮流住着。大了我才知道，父亲在北京安居下来以后，觉得不能让几个叔叔老是蛰居家乡，应让他们出来见见世面，就分次一个个接出来，引导他们读书做学问，后来他们均学有所成，成了北京学术界有名的马氏昆仲，与周氏、沈氏昆仲齐名。他们是：马衡（叔平），故宫博物院院长，所著《凡将斋金石丛稿》有开创性的贡献；马鉴（季明），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香港大学校长；马廉（隅卿），北大讲师，脑溢血死在讲台上。和几个叔叔情况差不多的还有我的四舅陈君哲（子俊），是北京大学教文字、文法的教授等等。
与父亲经常来往，往往畅谈至深夜而毫无倦色的有钱玄同、鲁迅、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陈百年等，常听他谈起的得意门生有范文澜、陆颖明等。
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的教育是从国家民族的大局来设想的，这些想法今天看来可能有些幼稚，但那时确现了父亲的赤诚苦心。我们姐妹六人，除了小妹、小弟是父亲去世后才上的大学，我大哥从中学时代就留学日本，我三弟也是从中学时代就留学德国，父亲的意图大概是想让他们到这些强国去汲取振兴祖国的营养吧。对我和我二妹两个女孩子，父亲的安排是让我上政治系，让我二妹上法律系。他说“中国妇女地位最低，你们出来要为争取女权做些事情。”他又曾对我们说笑话：“你（指我）出来可以当公使，现在都是公使带夫人，你这个公使可以带丈夫嘛；你（指二妹）学了法律，将来就是离婚，也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
父亲一生和蔼待人，以好脾气著称，但在气节这根本问题上却毫不迁就。抗日战争时北京沧陷，父亲因年迈高血压未能转徙内地。日本人曾数次命父亲的好友周作人来请他出山任教，父亲让小弟马泰拒之门外不见，周作人还来纠缠，最后让小弟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这事才算没再继续。父亲过着清寒的生活，盼着胜利，他老人家是1945年4月去世的，去世前总说：“天快亮了吧，天快亮了吧。”吴晓铃先生在1985年10月4日《北京晚报》上曾说：“马幼渔（裕藻）先生在学术界居‘五马’之首，在日本时曾和鲁迅先生同师章太炎。我在离开北平时去向他辞行，他用古体文写下了如下几句赠言：‘余病居边城，远云岭，临岐恫苦，赠处无言，惟祈晓铃默识余衷，互相砥励而已。’真是‘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对于我则是鞭策。老人不久便抑郁而终。”这段文字可以佐证父亲故去之前的境况。
我在1928年春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级。1930年转入政治系本科，学到1934年离校。
北大分三院。一院在红楼是文科和部分法科；二院在景山东街，叫马神庙，是理科，有一小礼堂，一般名教授在此演讲；三院在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全是法科，有大礼堂。政治系属法科，我在红楼上课，有时到二院听胡适的课（自由选听），外请学者讲演均在二院。如鲁迅先生讲演就在此。
我记得第一天去沙滩上学，又兴奋又紧张。红楼从一楼到三楼都有教室，每层楼中间有教员休息室。教室的桌椅有分开的，也有在右手处有一扶手可写笔记的。必修课教室固定，选修课任选。同学中大多是男同学，女同学很少，1928年已由几人增至十几人。男女虽然同学，却不轻易交谈，互相不知姓名，因为注册室的人每堂课来点名是看椅子上有人即在点名册上画“到”。
我的老师现在健在的有许德珩先生，同学中知道的有朱穆之、邓广铭和*翰。他们现在都是国家栋梁，而我一无所就，实在惭愧。那时在校学习全凭自己自觉努力，老师都是高水平的，图书馆藏书也极为丰富，就是刚一入学，觉得学校太大，摸不清如何利用这好条件去学习。
北大课外活动特别活跃，可以学习乐器，包括钢琴、提琴，可以学摄影，可以学唱歌，可以学昆曲，还有体育活动，同乡会、同学会等等。我参加过钢琴和昆曲的学习，还曾受清华大学昆曲老师溥侗先生的邀请去合演过《游园》。到了春天有旅游活动，到了冬天，校方在一院的大*场搭起人工溜冰场，下课后同学们成群结队去玩。
1928年秋季入学，12月是30周年校庆（现改为“五四”了），11月即有校庆筹备会来邀我表演节目。我很为难，因为我很少参加文艺活动，只在初中演过一次儿童剧《青鸟》，我扮演“牛奶”一角，就一句台词：“我觉得我要变味儿了。”这次我想拒绝，可他们再三动员，我只好勉强接受了，决定演一段单人舞，起名《倦鹤舞》。由我自己去找孔德学校教体育的女老师排练，这时离校庆只有两个星期了。记得演出在三院大礼堂。当时是隆冬腊月，生了几个大火炉也不管用，冷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本来就没有舞蹈基础，简直不知怎么上的场，也不知怎么下来的，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晃动，跳完后气喘吁吁，然而同学们非常捧场，掌声如雷，紧接着是我特邀女师大一位同学跳《燕子舞》，直到“燕子”上台掌声才停。《燕子舞》跳完掌声稀稀落落。我感到对客人太不礼貌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过了几天小报上登了一篇评论，说“《倦鹤舞》只会东窜西跳却掌声不停，《燕子舞》很有功底却掌声冷落，太不公平了。”我读了非但没有不高兴，反而很感谢这位记者说了实话，替我表达了抱歉的心情。
六十年前我正好十八岁，当时女生很少，所以我显得很突出。记得上第二外语时课间休息，我到女生休息室去回来，见我书桌上写着“万绿丛中一点红”，我一见很生气，也不知谁写的，就用纸擦掉了。第二次再上课时又见上面写着“杏眼圆睁，柳眉倒竖”。我又擦了。不但有这种“题词”，还常接到来信。我当时的心理就是见信很不高兴，觉得别人欺负我，很难受，可见了信还光想看，看完了就又哭。日子长了父亲发现我情绪不正常，我如实反映了情况。父亲说：“他们写信给你，是对你有好感才写的，没有恶意，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愿理他们，不看就是了，把信给我。”可我又不愿意不看，父亲就又说：“那么要看就不要哭。”父亲对我体贴入微，我有什么想法都愿向他说。来信绝大多数是普通信格式，大意是要求通信做朋友，充满敬慕之词。有一个装订成本的给我印象很深，一共两本，一本给马先生，一本给马小姐，内容从不知我的名“珏”字怎么念说起，然后介绍自传，直至求婚。还有一个经常来信而不署名，发信地址又老变的，我也留下了印象。事隔多年，这些信一直留在我脑子里，我的看法可是大变了。我以前的看法是不对的，以致同学们普遍反映我骄傲自大不理人；还是我父亲的话对，可是我再没有机会向同学们说道歉的话了。
我的父亲马裕藻，字幼渔，浙江鄞县人。他是旧书房里出来的人，为了出外求学，他在老家当卖了东西，给我母亲放了缠足，一起到了上海。祖母气得说他“要造反”。母亲在上海进了上海爱国女子学校。1903年他们俩双双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父亲在日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就读，母亲进日本目白女子大学学博物，经过七年苦读，一起毕业。我1910年出生在东京，一岁时回国。
父亲回国后开始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但他不喜上海的繁华纷乱，即与当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联系，到北大任教授教音韵学，后任国文系主任，直到1945年去世。
父亲一生别无所好，惟喜购书、读书。我们家曾搬过两次，每次觅房都有两个要求：一是要有足够的书房，至少要有三四间，室内四周都是大书架，还有大书桌；再一是离北大要近。父亲除了上课以外就是总在他的书房里。他的藏书大多是用红朱标点过的。读书备课，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乐趣。父亲去世后，按照他的心意，藏书献给了北大图书馆。
小时候我有旧印象，我们家里老有一个叔叔轮流住着。大了我才知道，父亲在北京安居下来以后，觉得不能让几个叔叔老是蛰居家乡，应让他们出来见见世面，就分次一个个接出来，引导他们读书做学问，后来他们均学有所成，成了北京学术界有名的马氏昆仲，与周氏、沈氏昆仲齐名。他们是：马衡（叔平），故宫博物院院长，所著《凡将斋金石丛稿》有开创性的贡献；马鉴（季明），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香港大学校长；马廉（隅卿），北大讲师，脑溢血死在讲台上。和几个叔叔情况差不多的还有我的四舅陈君哲（子俊），是北京大学教文字、文法的教授等等。
与父亲经常来往，往往畅谈至深夜而毫无倦色的有钱玄同、鲁迅、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陈百年等，常听他谈起的得意门生有范文澜、陆颖明等。
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的教育是从国家民族的大局来设想的，这些想法今天看来可能有些幼稚，但那时确现了父亲的赤诚苦心。我们姐妹六人，除了小妹、小弟是父亲去世后才上的大学，我大哥从中学时代就留学日本，我三弟也是从中学时代就留学德国，父亲的意图大概是想让他们到这些强国去汲取振兴祖国的营养吧。对我和我二妹两个女孩子，父亲的安排是让我上政治系，让我二妹上法律系。他说“中国妇女地位最低，你们出来要为争取女权做些事情。”他又曾对我们说笑话：“你（指我）出来可以当公使，现在都是公使带夫人，你这个公使可以带丈夫嘛；你（指二妹）学了法律，将来就是离婚，也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
父亲一生和蔼待人，以好脾气著称，但在气节这根本问题上却毫不迁就。抗日战争时北京沧陷，父亲因年迈高血压未能转徙内地。日本人曾数次命父亲的好友周作人来请他出山任教，父亲让小弟马泰拒之门外不见，周作人还来纠缠，最后让小弟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这事才算没再继续。父亲过着清寒的生活，盼着胜利，他老人家是1945年4月去世的，去世前总说：“天快亮了吧，天快亮了吧。”吴晓铃先生在1985年10月4日《北京晚报》上曾说：“马幼渔（裕藻）先生在学术界居‘五马’之首，在日本时曾和鲁迅先生同师章太炎。我在离开北平时去向他辞行，他用古体文写下了如下几句赠言：‘余病居边城，远云岭，临岐恫苦，赠处无言，惟祈晓铃默识余衷，互相砥励而已。’真是‘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对于我则是鞭策。老人不久便抑郁而终。”这段文字可以佐证父亲故去之前的境况。
我在1928年春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级。1930年转入政治系本科，学到1934年离校。
北大分三院。一院在红楼是文科和部分法科；二院在景山东街，叫马神庙，是理科，有一小礼堂，一般名教授在此演讲；三院在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全是法科，有大礼堂。政治系属法科，我在红楼上课，有时到二院听胡适的课（自由选听），外请学者讲演均在二院。如鲁迅先生讲演就在此。
我记得第一天去沙滩上学，又兴奋又紧张。红楼从一楼到三楼都有教室，每层楼中间有教员休息室。教室的桌椅有分开的，也有在右手处有一扶手可写笔记的。必修课教室固定，选修课任选。同学中大多是男同学，女同学很少，1928年已由几人增至十几人。男女虽然同学，却不轻易交谈，互相不知姓名，因为注册室的人每堂课来点名是看椅子上有人即在点名册上画“到”。
我的老师现在健在的有许德珩先生，同学中知道的有朱穆之、邓广铭和*翰。他们现在都是国家栋梁，而我一无所就，实在惭愧。那时在校学习全凭自己自觉努力，老师都是高水平的，图书馆藏书也极为丰富，就是刚一入学，觉得学校太大，摸不清如何利用这好条件去学习。
北大课外活动特别活跃，可以学习乐器，包括钢琴、提琴，可以学摄影，可以学唱歌，可以学昆曲，还有体育活动，同乡会、同学会等等。我参加过钢琴和昆曲的学习，还曾受清华大学昆曲老师溥侗先生的邀请去合演过《游园》。到了春天有旅游活动，到了冬天，校方在一院的大*场搭起人工溜冰场，下课后同学们成群结队去玩。
1928年秋季入学，12月是30周年校庆（现改为“五四”了），11月即有校庆筹备会来邀我表演节目。我很为难，因为我很少参加文艺活动，只在初中演过一次儿童剧《青鸟》，我扮演“牛奶”一角，就一句台词：“我觉得我要变味儿了。”这次我想拒绝，可他们再三动员，我只好勉强接受了，决定演一段单人舞，起名《倦鹤舞》。由我自己去找孔德学校教体育的女老师排练，这时离校庆只有两个星期了。记得演出在三院大礼堂。当时是隆冬腊月，生了几个大火炉也不管用，冷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本来就没有舞蹈基础，简直不知怎么上的场，也不知怎么下来的，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晃动，跳完后气喘吁吁，然而同学们非常捧场，掌声如雷，紧接着是我特邀女师大一位同学跳《燕子舞》，直到“燕子”上台掌声才停。《燕子舞》跳完掌声稀稀落落。我感到对客人太不礼貌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过了几天小报上登了一篇评论，说“《倦鹤舞》只会东窜西跳却掌声不停，《燕子舞》很有功底却掌声冷落，太不公平了。”我读了非但没有不高兴，反而很感谢这位记者说了实话，替我表达了抱歉的心情。
六十年前我正好十八岁，当时女生很少，所以我显得很突出。记得上第二外语时课间休息，我到女生休息室去回来，见我书桌上写着“万绿丛中一点红”，我一见很生气，也不知谁写的，就用纸擦掉了。第二次再上课时又见上面写着“杏眼圆睁，柳眉倒竖”。我又擦了。不但有这种“题词”，还常接到来信。我当时的心理就是见信很不高兴，觉得别人欺负我，很难受，可见了信还光想看，看完了就又哭。日子长了父亲发现我情绪不正常，我如实反映了情况。父亲说：“他们写信给你，是对你有好感才写的，没有恶意，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愿理他们，不看就是了，把信给我。”可我又不愿意不看，父亲就又说：“那么要看就不要哭。”父亲对我体贴入微，我有什么想法都愿向他说。来信绝大多数是普通信格式，大意是要求通信做朋友，充满敬慕之词。有一个装订成本的给我印象很深，一共两本，一本给马先生，一本给马小姐，内容从不知我的名“珏”字怎么念说起，然后介绍自传，直至求婚。还有一个经常来信而不署名，发信地址又老变的，我也留下了印象。事隔多年，这些信一直留在我脑子里，我的看法可是大变了。我以前的看法是不对的，以致同学们普遍反映我骄傲自大不理人；还是我父亲的话对，可是我再没有机会向同学们说道歉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