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
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是神圣的。我写过一些杂忆的文字,不曾写过我的父母,因为关于这个题目我不敢轻易下笔。小民女士逼我写几句话,辞不获已,谨先略述二、三小事以应,然已临文不胜风木之悲。

我的母亲姓沈,杭州人。世居城内上羊市街。我在幼时曾侍母归宁,时外祖母尚在,年近八十。外祖父入学后,没有更进一步的功名,但是课子女读书甚严。我的母亲教导我们读书启蒙,尝说起她小时苦读的情形。她同我的两位舅父一起冬夜读书,冷得腿脚僵冻,取大竹篓一,实以败絮,三个人伸足其中以取暖。我当时听得惕然心惊,遂不敢荒嬉。我的母亲来我家时年甫十*,以后*持家务尽瘁终身,不复有暇进修。

我同胞兄弟姊妹十一人,母亲的煦育之劳可想而知。我记得我母亲常于百忙之中抽空给我们几个较小的孩子们洗澡。我怕肥皂水流到眼里,我怕痒,总是躲躲闪闪,总是格格的笑个不住,母亲没有功夫和我们纠缠,随手一巴掌打在身上,边洗边打边笑。

北方的冬天冷,屋里虽然有火炉,睡时被褥还是凉似铁。尤其是钻进被窝之后,脖子后面透风,冷气顺着脊背吹了进来。我们几个孩子睡一个大炕,头朝外,一排四个被窝。母亲每晚看到我们钻进了被窝,吱吱喳喳的笑语不停,便走过来把油灯吹熄,然后给我们一个个的把脖子后面的棉被塞紧,被窝立刻暖和起来,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我不知道母亲用的是什么手法,只知道她塞棉被带给我无可言说的温暖舒适,我至今想起来还是快乐的,可是那个感受不可复得了。

我从小不喜欢喧闹。祖父母生日照例院里搭台唱傀儡戏或滦州影,一过八点我便掉头而去进屋睡觉。母亲得暇便取出一个大簸箩,里面装的是针线剪尺一类的缝纫器材,她要做了一些缝缝连连的工作,这时候我总是一声不响的偎在她的身旁,她赶我走我也不走,有时候睡着了。母亲说我乖,也说我孤僻。如今想想,一个人能有多少时间可以偎在母亲身旁?

在我的儿时记忆中,我母亲好像是没有时候睡觉。天亮就要起来,给我们梳小辫是一桩大事,一根一根的梳个没完。她自己要梳头,我记得她用一把抿子醮着刨花水,把头发弄得锃光大亮。然后她就要一听上房有动静便急忙前去当差。盖碗茶、燕窝、莲子、点心,都有人预备好了,但是需要她去双手捧着送到祖父母跟前,否则要儿媳妇做什么?在公婆面前,儿媳妇是永远站着,没有座位的。足足的站几个钟头下来,不是缠足的女人怕也受不了!最苦的是,公婆年纪大,不过午夜不安歇,儿媳妇要跟着熬夜在一旁侍候。她困极了,有时候回到房里来不及脱衣服倒下便睡着了。虽然如此,母亲从来没有发过一句怨言。到了民元前几年,祖父母相继去世,我母亲才稍得轻闲,然而主持家政教养儿女也够她劳苦的了。她抽暇隔几年返回杭州老家去度夏,有好几次都是由我随侍。

母亲爱她的家乡。在北京住了几十年,乡音不能完全改掉。我们常取笑她,例如北京的“京”,她说成“金”,她有时也跟我们学,总是学不好,她自己也觉得好笑。我有时学着说杭州话,她说难听死了,像是门口儿卖笋尖的小贩说的话。

我想一般人都会同意,凡是自己母亲做的菜永远是最好吃的。我的母亲平常不下厨房,但是她高兴的时候,尤其是父亲亲自到市场买回鲜鱼或其它南货的时候,在父亲特烦之下,她也欣然*起刀俎。这时候我们就有福了。我十四岁离家到清华,每星期回家一天,母亲就特别痛爱我,几乎很少例外的要亲自给我炒一盘冬笋木耳韭菜黄肉丝,起锅时浇一勺花雕酒,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但是这一盘菜一定要母亲自己炒,别人炒味道就不一样了。

我母亲喜欢在高兴的时候喝几盅酒。冬天午后围炉的时候,她常要我们打电话到长发叫五斤花雕,绿釉瓦罐,口上罩着一张毛边纸,温热了倒在茶杯里和我们共饮。下酒的是大落花生,若是有“抓空儿的”,买些干瘪的花生吃则更有味。我和两位姊姊陪母亲一屯吃完那一罐酒。后来我在*居无聊,一斤花生一罐茅台当做晚饭,朋友们笑我吃“花酒”,其实是我母亲留下的作风。

我自从入了清华,以后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就少了。抗战前后各有三年和母亲住在一起。母亲晚年喜欢听评剧,最常去的地方是吉祥,因为离家近,打个电话给卖飞票的,总有好的座位。我很后悔,我没能分出时间陪她听戏,只是由我的姊姊弟弟们陪她消遣。

我父亲曾对我说,我们的家所以成为一个家,我们几个孩子所以能成为人,全是靠了我母亲的辛劳维护。三十八年(即一九四九年)以后,音讯中断,直等到恢复联系,才知道母亲早已弃养,享寿九十岁。西俗,母亲节佩红康乃馨,如不确知母亲是否尚在则佩红康乃馨各一。如今我只有佩白康乃馨的份了,养生送死,两俱有亏,惨痛惨痛!
网站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