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
我们的生命是会死的生命，这种觉悟使深爱人生的感觉添上了悲哀的，诗意的情调。这种不免不死的悲感反使中国学者更热切更深刻地领略人生的乐趣：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如果我们所有的只是这个尘世的人生，那么我们必须趁人生还未逝的时候，更尽情地享受它。如果我们有种人生的渺茫希望，我们便不能尽情领略这尘世生活的乐趣。克特爵士（SirAldNrkeith）说过一句话，颇能表现中国人的情感：“如果人们的信念和我一样，认为这尘世是唯一的天堂，那么他们必将更尽力把这个世界造成天堂。”苏东坡说：“事如春梦了无痕”，惟其这样，所以他会那么深刻那么坚决地爱上人生。我们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常常发见这种“人生不再”的感觉。中国的诗人和学者常常在欢娱宴乐的时候，给这种“人生不再”，“生命易逝”的感觉所侵袭，被这种悲哀的情调所侵袭，在花前月下，常有“花不常好，月不常圆”的悲伤。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一赋里，曾写了两句名言：“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王羲之和他的一些朋友欢宴的时候，写了《兰亭集序》这一篇不朽的文章，最能表达这种“人生不再”的感觉。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幕春之初，会于会稽出明之兰亭，修楔事也。
众贤毕至，少长成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筋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筋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朝气清。惠风和畅。仰现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依，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会一契，未尝不够之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嗡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分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我们相信人不免一死，相信生命终究会像烛光那样地熄灭了：我以为这种信念、这种感觉，是很好的。它使我们清醒；它使我们有点悲哀；它也使我们当中许多人感到一种诗意。可是还有一点最为重要：它使我们能够立下决心，设法去过着一种合理的，真实的生活，始终感觉到我们自己的缺点。它也使我们获得平安，因为一个人预备接受最恶劣的遭遇，心中才能够获得真平安。我想这由心理学的立场上说来，乃是一种发泄身上储力的程序。
中国的诗人与平民在享受人生的乐趣时，下意识里始终有一种欢乐不能*的感觉，像中国人在欢聚完毕的时候常常说：“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日子。”人生的盛宴乃是尼布申尼撤（Nebuchadnezzar——系古代巴比伦王。以强猛，骄傲，奢侈著名）的盛宴。这个浮生若梦的感觉使不信仰宗教的人有一种神灵的意识。他看人生、像宋代山水画家看山景一样，是给一层神秘的薄雾包围着。有时空气中是含着潮湿的水分的。
我们把永生的观念排除了之后，生活的问题便变成一个简单的民间问题。我们人类在世界上的寿命是有限的，很少超过七十年，因此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在已定的环境之下、尽量过着最快乐的生活。这种观念是儒家的观念。这种观念含着很浓厚的现世的气处，属于尘世的气息；人类随着一种固执的常识去工作，其精神乃是山达雅拿所称的“动物的信念”，把人生当做人生看。我们根据这种动物的信念，对我们和动物的根本关系，可以作一个*的猜测，不必靠达尔文的帮助。所以，这种功物的信念使我们依恋着人生——本能的人生和感官的人生——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大家既然是动物，那么，我们只有在我们正常的本能获得正常的满足时，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这是包括生活各方面的享受的。
这么说来，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吗？中国人是几乎不知道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中国人的精神哲理是建筑在物质的，属于尘世的人生上面，他是看不出精神和**的分别的。他无疑地爱物质上的享受，可是物质上的享受却是属于感官方面的。人类只有靠理智才能看清精神和**的分别，而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的感官便是精神和**的必经之道。音乐无疑地是我们各种艺术中最属于心灵的艺术，能够把人们举高到精神的境界里去，可是音乐是基于听觉的，吃东西辨滋味的享受为什么比交响曲更不属于心灵呢？这是中国人所不明白的。我们只有在这种实际的意义上，对我们所爱的女人才能够有正确的感觉。我们要分别一个女人的灵魂和**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我们爱一个女人，我们并不是爱她的几何线条所造成的外表，而是她的举止，她的仪态，她的眼波和她的微笑。可是一个女人的眼波和微笑是属于**或精神方面的呢？恐怕没有人能说得出吧。
这种现实人生和精神人生的感觉，是得到中国人文主义的助力的，老实说，它是得到中国人全部思想方法和生活方法的助力的。简括地讲起来，中国的哲学可说是注重人生的知识，而不注重真理的知识的。中国哲学家把一切抽象的推论完全撇在一边，认为这些东西和生活的问题不生关系，认为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理智所产生的浅薄感想；他们把握住人生，仅提出一个万世不易的问题：“我们要怎样生活？”西洋的哲学在中国人的心口中是很无聊的；西洋的哲学以论理或逻辑为主点，注重获得知识的方法，以认识论为主点，提出知识的可能性的问题，可是却忘记得占探讨关于生活本身的知识。那是很愚蠢，很琐碎的事，像一个人恋爱求婚，而没有结婚生子，又像天天在*练的军队不开到战场上去。德国的哲学家是最无谓的东西；他们把真理当*人那样地追求着，可是不想和她结婚。快乐的问题/林和乐我始终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的真享受。我用“目的”这个名词时有点犹豫。人生这种生活的真享受的目的，大抵不是一种有意的目的，而是一种对人生的自然态度。“目的”这个名词含着企图和努力的意义。人生于世，所碰到的问题不是他应该以什么做目的，应该怎样实现这个目的，而是要怎么利用此生，利用天赋给他的五六十年的光阴。他应该调整他的生活，使他能够在生活中获得最大的快乐，这种答案跟如何度周末的答案一样地实际，不像形而上的问题，如人生在宇宙的计划中有什么神秘的目的之类，那目的只可以作抽象而渺茫的答案。
反之，我觉得哲学家在企图解决人生的目的这个问题时，是假定人生必有一种目的的。西方思想家之所以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重要，无疑地是因为受了神学的影响。我想我们对于计划和目的这一方面假定得太过分了。人们企图答复这个问题，为这个问题而争论，给这个问题弄得迷惑不解，这正可以证明这种工夫是徒然的，不必要的。如果人生有目的或计划的话，这种目的或计划应该不会这么令人困惑，这么渺茫，这么难于发见。
这问题可以分做两个问题：第一是关于神灵的目的，是上帝替人类的决定的目的；第二是关于人类的目的，是人类自己所决定的目的。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不想加以讨论，因为我们认为所谓上帝所想的东西，事实上都是我们自己心中的思想；那是我们想象会存在上帝心中的思想，然而要用人类的智能来猜测神灵的智能，确实是很困难的。我们这种推想的结果常常使上帝做我们军中保卫旗帜的军营，使他和我们一样地充满着爱国狂；我们认为上帝对世界像多情的少女，替我们画了一帧将来快乐的景象，这是我们这些俗人所能了解的。如果神学家不把天堂的景象弄得更生动，更近情，那么，我们真不想牺牲这个尘世的生活，而到天堂里去。有人说：“今日一只蚕比明日一只鸡更好。”至少当我们在计划怎样过暑假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也要花些工夫去探悉我们所要去的地方，如果旅行社对这问题答得非常含糊，我是不想去的；我在原来的地方过假期好了。我们在天堂里要奋斗吗？要努力吗？（我敢说那些相信进步和努力的人一定要奋斗不息，努力不息的。）可是当我们已经十全十美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努力，怎样进步呢？或者，我们在天堂里可以过着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无忧无虑的日子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这尘世上学过游手好闲的生活，以为将来永生生活作准备，岂不更好？
如果我们必须有一个宇宙观的话，让我们忘掉自己，不要把我们的宇宙观限制于人类生活的范围之内。让我们把宇宙观扩大一些，把整个世界石、村和动物——的目的都包括进去。宇宙间有一个计划（“计划”一词，和“目的”一样，也是我们所不欢喜的名词）——我的意思是说，宇宙间有一个模型，我们对这整个宇宙，可以先有一种观念——虽然这个观念不是最后固定不移的观念——然后在这个宇宙里占据我们应占的地位。这种关于大自然的观念，关于我们在大自然中的地位的观念，必须很自然，因为我们生时是大自然的重要部分，死后也是回返到大自然去的。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和历史都给我们许多良好的材料，使我们可以造成一个相当良好的观念（如果我们不作草率的推断）。如果在宇宙的目的这个更广大的观念中，人类所占据的地位稍微减少其重要性，那也是不要紧的。他占据着一个地位，那已经够了，他只要和周道自然的环境和谐相处，对于人生本身便能够造成一个实用而合理的观念。欧洲不会有什么“神灵目的”或“定数”，只有对我们的祖国才有“神灵目的”或“定数”。我相信德国的纳粹党人心目中的上帝一定也带着十字的臂章。这个上帝始终在我们这一边、不会在他们那一边。可是世界上抱着这种观念的民族也不仅日耳曼人而已。
至于第二问题，争点不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而是人生的目的应该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实际的而不是形而上的问题，对于“人生的目的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人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观念的价值标准。我们为这问题而争论，便是这个缘故，因为我们彼此的价值标准都是不同的。以我自己而论，我的观念是比较实际，而且不抽象的。我以为人生不一定有目的或意义。惠特曼说：“我这样做一个人，已经够了。”找现在活着——而且也许可以再活几十年——人类的生命存在着，那也已经够了。用这种眼光看起来，这个问题便变得非常简单，答案也只有一个了。人生的目的除了享受人生之外，还有什么呢？
这个快乐的习题是一切无宗教的哲学家所注意的重大问题，可是*教的思想家却完全置之不问，这是很奇怪的事情。神学家所烦虑的重大问题，并不是人类的快乐，而是人类的“拯救”——“拯救”真是一个悲惨的名词。这个名词在我听来很觉刺耳，因为我在中阈天天听见人家在谈“救国”。大家都想要“救”中国。这种言论使人有一种在快要沉没的船上感觉。一种入万事俱休的感觉，大家都在想全生的最好方法。*教——有人称之为“两人没落的世界（希腊和罗马）的最后叹息”——今日还保存着这种物质，因为它还在为拯救的问题而烦虑着。人们为离此尘世而得救的问题烦虑着，结果把生活的问题也忘掉了。人类如果没有濒于灭亡的感觉，何必为得救的问题那么忧心呢？神学家那么注意拯救的问题，那么不注意快乐的问题，所以他们对于将来，只能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渺茫的天堂。当我们问道：我们在那边要做什么呢、我们在天堂要怎样得到快乐呢，他们只能给我们一些很渺茫的观念，如唱诗，穿白衣裳之类。莫罕默德至少还用醇酒，多汁的水果，和黑发，大眼。
我们的生命是会死的生命，这种觉悟使深爱人生的感觉添上了悲哀的，诗意的情调。这种不免不死的悲感反使中国学者更热切更深刻地领略人生的乐趣：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如果我们所有的只是这个尘世的人生，那么我们必须趁人生还未逝的时候，更尽情地享受它。如果我们有种人生的渺茫希望，我们便不能尽情领略这尘世生活的乐趣。克特爵士（SirAldNrkeith）说过一句话，颇能表现中国人的情感：“如果人们的信念和我一样，认为这尘世是唯一的天堂，那么他们必将更尽力把这个世界造成天堂。”苏东坡说：“事如春梦了无痕”，惟其这样，所以他会那么深刻那么坚决地爱上人生。我们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常常发见这种“人生不再”的感觉。中国的诗人和学者常常在欢娱宴乐的时候，给这种“人生不再”，“生命易逝”的感觉所侵袭，被这种悲哀的情调所侵袭，在花前月下，常有“花不常好，月不常圆”的悲伤。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一赋里，曾写了两句名言：“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王羲之和他的一些朋友欢宴的时候，写了《兰亭集序》这一篇不朽的文章，最能表达这种“人生不再”的感觉。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幕春之初，会于会稽出明之兰亭，修楔事也。
众贤毕至，少长成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筋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筋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朝气清。惠风和畅。仰现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依，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会一契，未尝不够之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嗡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分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我们相信人不免一死，相信生命终究会像烛光那样地熄灭了：我以为这种信念、这种感觉，是很好的。它使我们清醒；它使我们有点悲哀；它也使我们当中许多人感到一种诗意。可是还有一点最为重要：它使我们能够立下决心，设法去过着一种合理的，真实的生活，始终感觉到我们自己的缺点。它也使我们获得平安，因为一个人预备接受最恶劣的遭遇，心中才能够获得真平安。我想这由心理学的立场上说来，乃是一种发泄身上储力的程序。
中国的诗人与平民在享受人生的乐趣时，下意识里始终有一种欢乐不能*的感觉，像中国人在欢聚完毕的时候常常说：“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日子。”人生的盛宴乃是尼布申尼撤（Nebuchadnezzar——系古代巴比伦王。以强猛，骄傲，奢侈著名）的盛宴。这个浮生若梦的感觉使不信仰宗教的人有一种神灵的意识。他看人生、像宋代山水画家看山景一样，是给一层神秘的薄雾包围着。有时空气中是含着潮湿的水分的。
我们把永生的观念排除了之后，生活的问题便变成一个简单的民间问题。我们人类在世界上的寿命是有限的，很少超过七十年，因此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在已定的环境之下、尽量过着最快乐的生活。这种观念是儒家的观念。这种观念含着很浓厚的现世的气处，属于尘世的气息；人类随着一种固执的常识去工作，其精神乃是山达雅拿所称的“动物的信念”，把人生当做人生看。我们根据这种动物的信念，对我们和动物的根本关系，可以作一个*的猜测，不必靠达尔文的帮助。所以，这种功物的信念使我们依恋着人生——本能的人生和感官的人生——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大家既然是动物，那么，我们只有在我们正常的本能获得正常的满足时，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这是包括生活各方面的享受的。
这么说来，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吗？中国人是几乎不知道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中国人的精神哲理是建筑在物质的，属于尘世的人生上面，他是看不出精神和**的分别的。他无疑地爱物质上的享受，可是物质上的享受却是属于感官方面的。人类只有靠理智才能看清精神和**的分别，而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的感官便是精神和**的必经之道。音乐无疑地是我们各种艺术中最属于心灵的艺术，能够把人们举高到精神的境界里去，可是音乐是基于听觉的，吃东西辨滋味的享受为什么比交响曲更不属于心灵呢？这是中国人所不明白的。我们只有在这种实际的意义上，对我们所爱的女人才能够有正确的感觉。我们要分别一个女人的灵魂和**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我们爱一个女人，我们并不是爱她的几何线条所造成的外表，而是她的举止，她的仪态，她的眼波和她的微笑。可是一个女人的眼波和微笑是属于**或精神方面的呢？恐怕没有人能说得出吧。
这种现实人生和精神人生的感觉，是得到中国人文主义的助力的，老实说，它是得到中国人全部思想方法和生活方法的助力的。简括地讲起来，中国的哲学可说是注重人生的知识，而不注重真理的知识的。中国哲学家把一切抽象的推论完全撇在一边，认为这些东西和生活的问题不生关系，认为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理智所产生的浅薄感想；他们把握住人生，仅提出一个万世不易的问题：“我们要怎样生活？”西洋的哲学在中国人的心口中是很无聊的；西洋的哲学以论理或逻辑为主点，注重获得知识的方法，以认识论为主点，提出知识的可能性的问题，可是却忘记得占探讨关于生活本身的知识。那是很愚蠢，很琐碎的事，像一个人恋爱求婚，而没有结婚生子，又像天天在*练的军队不开到战场上去。德国的哲学家是最无谓的东西；他们把真理当*人那样地追求着，可是不想和她结婚。快乐的问题/林和乐我始终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的真享受。我用“目的”这个名词时有点犹豫。人生这种生活的真享受的目的，大抵不是一种有意的目的，而是一种对人生的自然态度。“目的”这个名词含着企图和努力的意义。人生于世，所碰到的问题不是他应该以什么做目的，应该怎样实现这个目的，而是要怎么利用此生，利用天赋给他的五六十年的光阴。他应该调整他的生活，使他能够在生活中获得最大的快乐，这种答案跟如何度周末的答案一样地实际，不像形而上的问题，如人生在宇宙的计划中有什么神秘的目的之类，那目的只可以作抽象而渺茫的答案。
反之，我觉得哲学家在企图解决人生的目的这个问题时，是假定人生必有一种目的的。西方思想家之所以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重要，无疑地是因为受了神学的影响。我想我们对于计划和目的这一方面假定得太过分了。人们企图答复这个问题，为这个问题而争论，给这个问题弄得迷惑不解，这正可以证明这种工夫是徒然的，不必要的。如果人生有目的或计划的话，这种目的或计划应该不会这么令人困惑，这么渺茫，这么难于发见。
这问题可以分做两个问题：第一是关于神灵的目的，是上帝替人类的决定的目的；第二是关于人类的目的，是人类自己所决定的目的。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不想加以讨论，因为我们认为所谓上帝所想的东西，事实上都是我们自己心中的思想；那是我们想象会存在上帝心中的思想，然而要用人类的智能来猜测神灵的智能，确实是很困难的。我们这种推想的结果常常使上帝做我们军中保卫旗帜的军营，使他和我们一样地充满着爱国狂；我们认为上帝对世界像多情的少女，替我们画了一帧将来快乐的景象，这是我们这些俗人所能了解的。如果神学家不把天堂的景象弄得更生动，更近情，那么，我们真不想牺牲这个尘世的生活，而到天堂里去。有人说：“今日一只蚕比明日一只鸡更好。”至少当我们在计划怎样过暑假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也要花些工夫去探悉我们所要去的地方，如果旅行社对这问题答得非常含糊，我是不想去的；我在原来的地方过假期好了。我们在天堂里要奋斗吗？要努力吗？（我敢说那些相信进步和努力的人一定要奋斗不息，努力不息的。）可是当我们已经十全十美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努力，怎样进步呢？或者，我们在天堂里可以过着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无忧无虑的日子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这尘世上学过游手好闲的生活，以为将来永生生活作准备，岂不更好？
如果我们必须有一个宇宙观的话，让我们忘掉自己，不要把我们的宇宙观限制于人类生活的范围之内。让我们把宇宙观扩大一些，把整个世界石、村和动物——的目的都包括进去。宇宙间有一个计划（“计划”一词，和“目的”一样，也是我们所不欢喜的名词）——我的意思是说，宇宙间有一个模型，我们对这整个宇宙，可以先有一种观念——虽然这个观念不是最后固定不移的观念——然后在这个宇宙里占据我们应占的地位。这种关于大自然的观念，关于我们在大自然中的地位的观念，必须很自然，因为我们生时是大自然的重要部分，死后也是回返到大自然去的。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和历史都给我们许多良好的材料，使我们可以造成一个相当良好的观念（如果我们不作草率的推断）。如果在宇宙的目的这个更广大的观念中，人类所占据的地位稍微减少其重要性，那也是不要紧的。他占据着一个地位，那已经够了，他只要和周道自然的环境和谐相处，对于人生本身便能够造成一个实用而合理的观念。欧洲不会有什么“神灵目的”或“定数”，只有对我们的祖国才有“神灵目的”或“定数”。我相信德国的纳粹党人心目中的上帝一定也带着十字的臂章。这个上帝始终在我们这一边、不会在他们那一边。可是世界上抱着这种观念的民族也不仅日耳曼人而已。
至于第二问题，争点不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而是人生的目的应该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实际的而不是形而上的问题，对于“人生的目的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人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观念的价值标准。我们为这问题而争论，便是这个缘故，因为我们彼此的价值标准都是不同的。以我自己而论，我的观念是比较实际，而且不抽象的。我以为人生不一定有目的或意义。惠特曼说：“我这样做一个人，已经够了。”找现在活着——而且也许可以再活几十年——人类的生命存在着，那也已经够了。用这种眼光看起来，这个问题便变得非常简单，答案也只有一个了。人生的目的除了享受人生之外，还有什么呢？
这个快乐的习题是一切无宗教的哲学家所注意的重大问题，可是*教的思想家却完全置之不问，这是很奇怪的事情。神学家所烦虑的重大问题，并不是人类的快乐，而是人类的“拯救”——“拯救”真是一个悲惨的名词。这个名词在我听来很觉刺耳，因为我在中阈天天听见人家在谈“救国”。大家都想要“救”中国。这种言论使人有一种在快要沉没的船上感觉。一种入万事俱休的感觉，大家都在想全生的最好方法。*教——有人称之为“两人没落的世界（希腊和罗马）的最后叹息”——今日还保存着这种物质，因为它还在为拯救的问题而烦虑着。人们为离此尘世而得救的问题烦虑着，结果把生活的问题也忘掉了。人类如果没有濒于灭亡的感觉，何必为得救的问题那么忧心呢？神学家那么注意拯救的问题，那么不注意快乐的问题，所以他们对于将来，只能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渺茫的天堂。当我们问道：我们在那边要做什么呢、我们在天堂要怎样得到快乐呢，他们只能给我们一些很渺茫的观念，如唱诗，穿白衣裳之类。莫罕默德至少还用醇酒，多汁的水果，和黑发，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