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正式推广国教
第二十二章正式推广国教
朱棣急着知道事情真相，马骐自然把东厂相关人员逼得是鸡飞狗跳。\然而事实却证明，那份奏折中无有邑贵族伤亡情况以及未请求入烈士陵园之事并无任何猫腻，纯粹是朱棣自己神经过敏。
历史上地位较高的土官率领土兵助阵时，有时候会将记载出兵的多寡以及伤亡情况，但那一般都是土知州、土知府一级的高级首领。而这次柳州知府所征召的有邑贵族中，爵位最高者为有邑轻车都尉，只不过率领百余土兵而已。所以，柳州知府以及率军的千户并不怎么重视这支友军。写战报的时候，便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有邑贵族的损失。
至于说没请求让战死者入烈士陵园的事，却也并非柳州知府故意阻挠。
之前朱棣怒火中烧，那是因为他知道苗族、瑶族、侗族、壮族同样存在着祖先崇拜这种信仰方式。而烈士陵园的特殊意义在于接受了皇帝的册封后便能够死后为神（尽管小兵连成为土地神的资格都没有，只能成为天兵、门神之类的存在），那些少数民族不可能不对死后进入烈士陵园接受世人香火心生向往。
然而朱棣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虽说建立了烈士陵园并暗中成立了一个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宗教作为国教，但无论是烈士陵园还是万法一品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进行宣传，完全是通过口口相传这种最基本的传播方式。而那次参与助战地有邑贵族中爵位最高者不过有邑轻车都尉。还没有资格前往京城的蕃学就读，因此还不知道烈士陵园和万法一品教这回事。
既然有邑贵族们不知此事，自然不可能主动提起。而柳州知府以及那名千户同样不可能主动提起——“打死敌人六十二人，生俘五百七十八人，而己方无一伤亡”多好听，何必多此一举添上有邑贵族的伤亡使得白玉微瑕呢？
知晓了奏折上并没有请求入烈士陵园的真正原因后，朱棣唯有苦笑。
之前朱棣没有大力宣传万法一品教是因为他心中犹豫。觉得宗教的力量是一柄双刃剑，控制得不好反而会伤及自身。但今年发生的多次自然灾害导致了众多流民。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邪教的身影，因此朱棣心中地天平便更倾向于推广国教了。如今发现很多少数民族连烈士陵园的设立都还不知道，使得朱棣真正下定了决心。
仔细说起来，这种以祖先崇拜为基础地宗教确实很适合东方社会。
从基本作用上讲，祖先崇拜其实有和神灵崇拜有着类似的效果，那便是为道德lun理、社会制度等奠定一个大致的基础。西方人做坏事前会犹豫，因为他担心上帝正看着他。死后进不了天堂；而信仰祖先崇拜的中国人做坏事前则会担心辱没自己的祖先，死后没脸见祖宗。
与神灵崇拜不同之处在于，祖先崇拜没办法与皇权对抗。当封建领主或是国王的**统治过于残暴时，教会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制约力量（当然，也有可能助纣为虐、同流合污），借助所谓“神”的意志作为反抗**暴*地依据。教士可以向教徒宣传，国王的暴行违背了上帝的意志，所以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反抗国王。而祖先崇拜则完全没有这种功能。因为张飞张冀德的后裔张三不可能用“皇帝的暴行违背了我先祖张飞的意志。我们大家一起联合起来反抗皇帝”作为理由——因为你张三的祖先和我李四没关系。
经过朱棣进行改良后的国教，每位神祗地信徒将大为增加。但由于万法一品教是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多神教，所以神祗必然多得数不清。因此，这种宗教仍然不大可能对皇权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比如说某个信仰木匠之神鲁班的教士对信仰戏神李隆基的戏子说：“皇帝的暴行违背了木匠之神鲁班地意志……”，这当然就不会有任何效果。
既然危险并不大，而且宣传国教至少在近期看是有利的。那么现在开动国家宣传机器来宣传烈士陵园以及万法一品教也不算迟。
这么想着，朱棣第二天便将礼部尚书李至刚召至御书房。
待李至刚进了御书房，行过礼后，朱棣便开门见山地告诉了李至刚召他此来的目的。
“朕召你来，是为了推广国教一事。僧录司（注1）可将祖先神的名录弄好了？”
李至刚面露为难之色。
“皇上，臣已经命令僧录司收集各地的信仰习惯了，但伪神不论，各地符合祖先崇拜条件的神祗实在是太多太杂……统计工作至今还没完成呢？”
“嗯？”
李至刚只觉得这简简单单的一个“嗯”此刻却充满了压迫性，连忙叩头举例：“比如说福建省长汀县发现的例子，当地涂赖两姓人便是信仰涂赖二公。所谓涂赖二公。实际上是三尊并排雕刻在一根木头上的小神像。分别称作涂大郎、赖八郎和龚六郎。其中涂大郎和赖八郎是当地涂、赖二姓地开基祖，传说这两人到了涂坊乡后。当地有一个社公，每年都要居民用一对童男童女去祭他。后来涂赖两人将社公打败，赶出了村外，从那以后，涂坊乡便没了吃人地社公。当地族人为了纪念这两位开基祖，于是就把他们连同一起学法的龚六郎雕刻在同一根木头上，在涂、赖两个宗族内部轮流供奉，每姓半年。后来涂姓又自己雕刻一座神像，于是便成了三尊并排雕刻在一根木头上地小神像。”
“又比如说同是福建省的李五郎。那李五郎同样是南宋时期人氏，也是类似地消灭了吃人的社公的传说故事。因此李氏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开基祖，就在村子水口建了一座家庙，里面供有李五郎的塑像。每年正月十三日，李姓族人就要集中在这座相当于李氏大宗祠的庙里祭祀李五郎。供品除了全猪、全羊外，还要有9个大碗，上面都盖有一撮沙茅草。每年正月十五日和六月十九日，全村人还要把李五郎的神像抬出来游村。”
“还比如说萧瑀。萧瑀是唐初名臣。《新唐书》、《旧唐书》都有他的列传。这样一位有名地历史人物，却被清流县萧氏说成是自己的开基祖。当地不仅有关于萧瑀地传说故事。而且有他的庙宇以及所谓的五座坟墓。萧瑀庙就建在村口附近，里面供奉萧瑀及其夫人的塑像，过去庙门口还有一只石狗。”
朱棣正听得津津有味，可李至刚却哭丧着脸总结道：“这些祖先崇拜的例子虽然未必称得上是举不胜举，但有时候即便一个县都会有数个类似的祖先祖崇拜……僧录司的人手实在不够啊。”
朱棣只知道中国人信仰祖先崇拜，知道关羽、岳飞、孔子、史可法等真实地历史人物会被百姓们当成神一样来祭拜，但他确实没想到一些先祖并非历史名人的百姓也会将自家先祖作为神祗来祭拜。而且还出现了不管某历史名人是否是自己祖先，但只是姓氏相同便拉作自己祖先并作为神祗祭拜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让僧录司一个一个地排查也确实很困难。想了片刻，朱棣说道：“也罢，祖先神的名录就不用僧录司继续排查了。但凡祖先神，不管有名的还是无名的，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只要通过僧录司地确认既可。谁想信仰就去信仰吧。”
李至刚小心翼翼地问道：“皇上，这确认标准怎么定？哪些算作真神，哪些算作邪神？”
朱棣大手一挥。“只要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或者有名气的传说人物，或者普通百姓的祖先，只要有人信仰便可算作真神……也不能让真神的标准太低。否则真神也太泛滥了。这样吧，把信徒至少要超过五百作为一个硬性规定。信徒不足五百的不算真神，但允许百姓将之视为神侍来崇拜。”
“神侍？”
“神侍便是仙界中服侍真神地侍从。虽生活在仙界，但并无多少神力，并非真神。烈士陵园中第三等级的烈士便是神侍，普通百姓盖了家庙进行祭拜的祖先也可视为神侍。”顿了顿，朱棣又道：“真神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为主神，第二等级为副神，第三等级为从神。主神和副神的关系就象一支部队的主将与副将一样。以财神为例。主神为赵公元帅赵公明。副神为文财神范蠡和武财神关羽。主神、副神与从神的关系就象主将、副神与其裨将一样。以公正之神为例，主神为包拯。副神为御猫展昭和锦毛鼠白玉堂，王朝马汉则是其从神。”
“你让僧录司出面推广一下国教，务必在五年之内使大明之国民皆信仰国教。”
李至刚的眼睛瞪得比铜钱还要大。他的性格是最不肯违逆朱棣的，但此刻却忍不住诉苦道：“皇上，百姓信仰杂乱，让百姓改变信仰实在很困难……五年时间实在太短了。”
朱棣一哂。“有什么困难的？每个行业都有其始祖，将其始祖定为该行业地神，那么每个行业便都可以信仰本行业地神了。”
“比如说农民可信仰土神，此神名弃，又名后稷；裁缝业可信仰轩辕氏黄帝；蚕丝业可信仰蚕神嫘祖，嫘祖为黄帝之妻；酿酒业凡酒坊、酒馆、酒家皆可信仰酒神杜康；竹匠、木匠、泥匠、瓦匠可信仰匠神鲁班；戏曲业可信仰戏神唐玄宗李隆基；饭馆、酒楼可信仰食神易牙；仆役们可信仰钟三郎；书吏们可信仰萧何；医生可信仰华陀；药店可信仰神农……有着这样的基础，推广国教信仰还不容易？”
“至于说现有地信仰……你不晓得将现有的佛道信仰吸纳到国教体系中去吗？现有的佛教道教各个派别只要稍稍修改一下教义，将该宗教中信仰的神修改为符合国教标准的祖先神，这个宗教不就成了国教的一支？那些不肯修改教义的宗教，也不用斥之暴力将之消灭，只需规定：凡是不信仰国教者则为无信者，对其加征信仰税。”
“……这个信仰税的征收不宜一下子太急太猛，以免激起民乱，其征收办法就这样规定吧：从永乐二年开始，当年向每个无信者征收一个铜钱的信仰税；永乐三年十个铜钱；永乐四年一百个铜钱；永乐五年一贯；永乐六年十贯……以后永为定例，信仰税额度为十贯。想要信仰非国教也行，只要他愿意缴纳每年十贯的信仰税既可！”
朱棣暗暗想到：道教是最容易顺势成为国教一支的。因为国教借鉴了道教的元始天尊、三清等元素，任何道观里恐怕都有元始天尊及三清的塑像。道教只需要在道观中树立一个历史人物将其贯上神的称号供百姓崇拜就可以了。
佛教相对困难些，不仅菩萨多，还有五百罗汉什么的。这些神祗都得依托于中国古代历史人物才算符合真神标准，得编那么多故事，够麻烦的。不过好在寺庙多，哪怕一个寺庙编一个故事，那也可以把菩萨们、罗汉们的来历编好。
伊斯兰教恐怕就麻烦了。因为伊斯兰教规定不允许信仰人物，与国教是完全抵触的。不过朱棣却也丝毫不受良心的责问，当初新月旗控制的领土里人们纷纷改信伊斯兰教，不正是因为非伊斯兰教徒必须缴纳高额的税？你做得初一，我做不得十五？在明朝的控制领土上，以彼之道还之彼身应该不算过分吧？朱棣觉得自己够宽宏大量了。若是在基督教的控制区，哪里还容得上伊斯兰教的信仰？人家基督教甚至还有事没事就发动圣战呢！
只是，每年十贯的信仰税是不是太高了？
朱棣按了按眉心，怎么也想不起伊斯兰教对占领区的非教民征收的税额到底有多高。按明朝的生活标准来算，温饱型的五口之家一年三十贯绰绰有余，十贯已经将近两人的生活费了，似乎确实高了点……普通民众恐怕无法承受十贯的加征税，把别人逼入绝境那便必须承受狗急跳墙的后果。若是在阿匍的教唆下，伊斯兰教信徒造起反来岂不是麻烦？
罢了，罢了，朱棣叹着气摇摇头，对李至刚说道：“刚才那个信仰税额度改一下。从永乐六年起，每年信仰税的额度定为三贯。”
见李至刚没问什么立即答应了，朱棣厚着脸皮暗自想道：我是不是太过善良了？……
注1：僧录司隶属于礼部，负责处理全国宗教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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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急着知道事情真相，马骐自然把东厂相关人员逼得是鸡飞狗跳。\然而事实却证明，那份奏折中无有邑贵族伤亡情况以及未请求入烈士陵园之事并无任何猫腻，纯粹是朱棣自己神经过敏。
历史上地位较高的土官率领土兵助阵时，有时候会将记载出兵的多寡以及伤亡情况，但那一般都是土知州、土知府一级的高级首领。而这次柳州知府所征召的有邑贵族中，爵位最高者为有邑轻车都尉，只不过率领百余土兵而已。所以，柳州知府以及率军的千户并不怎么重视这支友军。写战报的时候，便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有邑贵族的损失。
至于说没请求让战死者入烈士陵园的事，却也并非柳州知府故意阻挠。
之前朱棣怒火中烧，那是因为他知道苗族、瑶族、侗族、壮族同样存在着祖先崇拜这种信仰方式。而烈士陵园的特殊意义在于接受了皇帝的册封后便能够死后为神（尽管小兵连成为土地神的资格都没有，只能成为天兵、门神之类的存在），那些少数民族不可能不对死后进入烈士陵园接受世人香火心生向往。
然而朱棣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虽说建立了烈士陵园并暗中成立了一个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宗教作为国教，但无论是烈士陵园还是万法一品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进行宣传，完全是通过口口相传这种最基本的传播方式。而那次参与助战地有邑贵族中爵位最高者不过有邑轻车都尉。还没有资格前往京城的蕃学就读，因此还不知道烈士陵园和万法一品教这回事。
既然有邑贵族们不知此事，自然不可能主动提起。而柳州知府以及那名千户同样不可能主动提起——“打死敌人六十二人，生俘五百七十八人，而己方无一伤亡”多好听，何必多此一举添上有邑贵族的伤亡使得白玉微瑕呢？
知晓了奏折上并没有请求入烈士陵园的真正原因后，朱棣唯有苦笑。
之前朱棣没有大力宣传万法一品教是因为他心中犹豫。觉得宗教的力量是一柄双刃剑，控制得不好反而会伤及自身。但今年发生的多次自然灾害导致了众多流民。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邪教的身影，因此朱棣心中地天平便更倾向于推广国教了。如今发现很多少数民族连烈士陵园的设立都还不知道，使得朱棣真正下定了决心。
仔细说起来，这种以祖先崇拜为基础地宗教确实很适合东方社会。
从基本作用上讲，祖先崇拜其实有和神灵崇拜有着类似的效果，那便是为道德lun理、社会制度等奠定一个大致的基础。西方人做坏事前会犹豫，因为他担心上帝正看着他。死后进不了天堂；而信仰祖先崇拜的中国人做坏事前则会担心辱没自己的祖先，死后没脸见祖宗。
与神灵崇拜不同之处在于，祖先崇拜没办法与皇权对抗。当封建领主或是国王的**统治过于残暴时，教会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制约力量（当然，也有可能助纣为虐、同流合污），借助所谓“神”的意志作为反抗**暴*地依据。教士可以向教徒宣传，国王的暴行违背了上帝的意志，所以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反抗国王。而祖先崇拜则完全没有这种功能。因为张飞张冀德的后裔张三不可能用“皇帝的暴行违背了我先祖张飞的意志。我们大家一起联合起来反抗皇帝”作为理由——因为你张三的祖先和我李四没关系。
经过朱棣进行改良后的国教，每位神祗地信徒将大为增加。但由于万法一品教是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多神教，所以神祗必然多得数不清。因此，这种宗教仍然不大可能对皇权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比如说某个信仰木匠之神鲁班的教士对信仰戏神李隆基的戏子说：“皇帝的暴行违背了木匠之神鲁班地意志……”，这当然就不会有任何效果。
既然危险并不大，而且宣传国教至少在近期看是有利的。那么现在开动国家宣传机器来宣传烈士陵园以及万法一品教也不算迟。
这么想着，朱棣第二天便将礼部尚书李至刚召至御书房。
待李至刚进了御书房，行过礼后，朱棣便开门见山地告诉了李至刚召他此来的目的。
“朕召你来，是为了推广国教一事。僧录司（注1）可将祖先神的名录弄好了？”
李至刚面露为难之色。
“皇上，臣已经命令僧录司收集各地的信仰习惯了，但伪神不论，各地符合祖先崇拜条件的神祗实在是太多太杂……统计工作至今还没完成呢？”
“嗯？”
李至刚只觉得这简简单单的一个“嗯”此刻却充满了压迫性，连忙叩头举例：“比如说福建省长汀县发现的例子，当地涂赖两姓人便是信仰涂赖二公。所谓涂赖二公。实际上是三尊并排雕刻在一根木头上的小神像。分别称作涂大郎、赖八郎和龚六郎。其中涂大郎和赖八郎是当地涂、赖二姓地开基祖，传说这两人到了涂坊乡后。当地有一个社公，每年都要居民用一对童男童女去祭他。后来涂赖两人将社公打败，赶出了村外，从那以后，涂坊乡便没了吃人地社公。当地族人为了纪念这两位开基祖，于是就把他们连同一起学法的龚六郎雕刻在同一根木头上，在涂、赖两个宗族内部轮流供奉，每姓半年。后来涂姓又自己雕刻一座神像，于是便成了三尊并排雕刻在一根木头上地小神像。”
“又比如说同是福建省的李五郎。那李五郎同样是南宋时期人氏，也是类似地消灭了吃人的社公的传说故事。因此李氏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开基祖，就在村子水口建了一座家庙，里面供有李五郎的塑像。每年正月十三日，李姓族人就要集中在这座相当于李氏大宗祠的庙里祭祀李五郎。供品除了全猪、全羊外，还要有9个大碗，上面都盖有一撮沙茅草。每年正月十五日和六月十九日，全村人还要把李五郎的神像抬出来游村。”
“还比如说萧瑀。萧瑀是唐初名臣。《新唐书》、《旧唐书》都有他的列传。这样一位有名地历史人物，却被清流县萧氏说成是自己的开基祖。当地不仅有关于萧瑀地传说故事。而且有他的庙宇以及所谓的五座坟墓。萧瑀庙就建在村口附近，里面供奉萧瑀及其夫人的塑像，过去庙门口还有一只石狗。”
朱棣正听得津津有味，可李至刚却哭丧着脸总结道：“这些祖先崇拜的例子虽然未必称得上是举不胜举，但有时候即便一个县都会有数个类似的祖先祖崇拜……僧录司的人手实在不够啊。”
朱棣只知道中国人信仰祖先崇拜，知道关羽、岳飞、孔子、史可法等真实地历史人物会被百姓们当成神一样来祭拜，但他确实没想到一些先祖并非历史名人的百姓也会将自家先祖作为神祗来祭拜。而且还出现了不管某历史名人是否是自己祖先，但只是姓氏相同便拉作自己祖先并作为神祗祭拜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让僧录司一个一个地排查也确实很困难。想了片刻，朱棣说道：“也罢，祖先神的名录就不用僧录司继续排查了。但凡祖先神，不管有名的还是无名的，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只要通过僧录司地确认既可。谁想信仰就去信仰吧。”
李至刚小心翼翼地问道：“皇上，这确认标准怎么定？哪些算作真神，哪些算作邪神？”
朱棣大手一挥。“只要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或者有名气的传说人物，或者普通百姓的祖先，只要有人信仰便可算作真神……也不能让真神的标准太低。否则真神也太泛滥了。这样吧，把信徒至少要超过五百作为一个硬性规定。信徒不足五百的不算真神，但允许百姓将之视为神侍来崇拜。”
“神侍？”
“神侍便是仙界中服侍真神地侍从。虽生活在仙界，但并无多少神力，并非真神。烈士陵园中第三等级的烈士便是神侍，普通百姓盖了家庙进行祭拜的祖先也可视为神侍。”顿了顿，朱棣又道：“真神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为主神，第二等级为副神，第三等级为从神。主神和副神的关系就象一支部队的主将与副将一样。以财神为例。主神为赵公元帅赵公明。副神为文财神范蠡和武财神关羽。主神、副神与从神的关系就象主将、副神与其裨将一样。以公正之神为例，主神为包拯。副神为御猫展昭和锦毛鼠白玉堂，王朝马汉则是其从神。”
“你让僧录司出面推广一下国教，务必在五年之内使大明之国民皆信仰国教。”
李至刚的眼睛瞪得比铜钱还要大。他的性格是最不肯违逆朱棣的，但此刻却忍不住诉苦道：“皇上，百姓信仰杂乱，让百姓改变信仰实在很困难……五年时间实在太短了。”
朱棣一哂。“有什么困难的？每个行业都有其始祖，将其始祖定为该行业地神，那么每个行业便都可以信仰本行业地神了。”
“比如说农民可信仰土神，此神名弃，又名后稷；裁缝业可信仰轩辕氏黄帝；蚕丝业可信仰蚕神嫘祖，嫘祖为黄帝之妻；酿酒业凡酒坊、酒馆、酒家皆可信仰酒神杜康；竹匠、木匠、泥匠、瓦匠可信仰匠神鲁班；戏曲业可信仰戏神唐玄宗李隆基；饭馆、酒楼可信仰食神易牙；仆役们可信仰钟三郎；书吏们可信仰萧何；医生可信仰华陀；药店可信仰神农……有着这样的基础，推广国教信仰还不容易？”
“至于说现有地信仰……你不晓得将现有的佛道信仰吸纳到国教体系中去吗？现有的佛教道教各个派别只要稍稍修改一下教义，将该宗教中信仰的神修改为符合国教标准的祖先神，这个宗教不就成了国教的一支？那些不肯修改教义的宗教，也不用斥之暴力将之消灭，只需规定：凡是不信仰国教者则为无信者，对其加征信仰税。”
“……这个信仰税的征收不宜一下子太急太猛，以免激起民乱，其征收办法就这样规定吧：从永乐二年开始，当年向每个无信者征收一个铜钱的信仰税；永乐三年十个铜钱；永乐四年一百个铜钱；永乐五年一贯；永乐六年十贯……以后永为定例，信仰税额度为十贯。想要信仰非国教也行，只要他愿意缴纳每年十贯的信仰税既可！”
朱棣暗暗想到：道教是最容易顺势成为国教一支的。因为国教借鉴了道教的元始天尊、三清等元素，任何道观里恐怕都有元始天尊及三清的塑像。道教只需要在道观中树立一个历史人物将其贯上神的称号供百姓崇拜就可以了。
佛教相对困难些，不仅菩萨多，还有五百罗汉什么的。这些神祗都得依托于中国古代历史人物才算符合真神标准，得编那么多故事，够麻烦的。不过好在寺庙多，哪怕一个寺庙编一个故事，那也可以把菩萨们、罗汉们的来历编好。
伊斯兰教恐怕就麻烦了。因为伊斯兰教规定不允许信仰人物，与国教是完全抵触的。不过朱棣却也丝毫不受良心的责问，当初新月旗控制的领土里人们纷纷改信伊斯兰教，不正是因为非伊斯兰教徒必须缴纳高额的税？你做得初一，我做不得十五？在明朝的控制领土上，以彼之道还之彼身应该不算过分吧？朱棣觉得自己够宽宏大量了。若是在基督教的控制区，哪里还容得上伊斯兰教的信仰？人家基督教甚至还有事没事就发动圣战呢！
只是，每年十贯的信仰税是不是太高了？
朱棣按了按眉心，怎么也想不起伊斯兰教对占领区的非教民征收的税额到底有多高。按明朝的生活标准来算，温饱型的五口之家一年三十贯绰绰有余，十贯已经将近两人的生活费了，似乎确实高了点……普通民众恐怕无法承受十贯的加征税，把别人逼入绝境那便必须承受狗急跳墙的后果。若是在阿匍的教唆下，伊斯兰教信徒造起反来岂不是麻烦？
罢了，罢了，朱棣叹着气摇摇头，对李至刚说道：“刚才那个信仰税额度改一下。从永乐六年起，每年信仰税的额度定为三贯。”
见李至刚没问什么立即答应了，朱棣厚着脸皮暗自想道：我是不是太过善良了？……
注1：僧录司隶属于礼部，负责处理全国宗教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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