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末时正刻，朱棣带着太子来到御书房。//早已在门口等待召见的朱权见到皇上，赶紧趋步上前，跪迎圣驾。
坐定后，见朱权略带疑虑的眼神，朱棣开门见山。
“十七弟，朕这次叫你来是一件好事。”
“在朕的诸位弟弟当中，朕最为欣赏的是五弟，十一弟和你，三者之中以你为最。五弟这次在献宝大会先拔头筹，那是因为他感兴趣的恰巧更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你所感兴趣的事情却很难在献宝大会上获得较大的成功……朕也为你这个最有能力的弟弟而报屈。”
说到这里，朱棣喝了一口茶，留下足够的时间供朱权发挥充分的想象。
事实上，如果周王朱肃不主动在献宝大会上有所表示，朱棣也会暗示他那么做。
明朝的藩王最初是实力型贵族，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燕王才有机会得以篡位。然而燕王登上皇位后却过河拆桥，待皇位稳固后就开始大力削减藩王实权。之后，明朝的藩王便由实力型贵族逐渐转变为寄生型贵族。
朱棣自然不会允许亲王拥有造反的实力。宗室们参政的权力在明朝建立之日起就被剥夺，在不久的将来，他们还将逐渐失去带兵的权力。但宗室们如果整日无所事事做个纯粹的寄生虫，朱棣同样看不顺眼。世人所逐无非“名”“利”，宗室也是人，自然也会有着对“名利”的追求。不过，皇族的爵位并非因功而赏，因此也就不存在升爵的可能。朱元璋又规定宗室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做官，也不得经商赚取钱财，因此宗室们对“名利”的追求比常人更加困难一些。所以，朱棣打算引导亲王、郡王们成为“学科带头人”。要知道，宗室们有着优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能够相对容易地组织起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进行某项研究。若宗室们能够成为“学科带头人”，自然可以获得相应的“名利”——更妙的是，宗室们在学术研究方面获得名声，不会导致皇帝心生忌惮。
宗室们将人生目标定为成为“学科带头人”会带来三个好处。
其一，宗室们的精神生活会得到充实。要知道，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后，正常人通常对精神方面产生追求。若物质方面富足但精神空虚，这样的生活质量并不算好。
其二，能够推动明朝的科技发展。除了纯理论方面的研究外，大多数研究都需要不菲的物资用以试验和实验。在同时期的欧洲，很多科学家本身就是贵族，而有所建树的平民学者背后，则往往有着一个甚至几个资助者。宗室们未必在某个领域内拥有天赋，但是他们有钱有闲，成为“学科带头人”还是很容易的——即便是在有着专利法的后世，公司内部研究出来的成果，其专利权也是属于公司而非个人。因此，只要宗室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那么研究成果归资助者所有自然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了。
其三，宗室们将会成为科学家和发明家坚定的保护者。在中国的封建时期，科学家和发明家的社会地位一直都不高。自从汉朝独尊儒家之后，数学家（阴阳学）、化学家（术士）就一直被正统文人所轻视。至于发明家则更惨，因为绝大多数发明家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在这其中商人的匠人的比例又相对较高——而商人和匠人的社会地位向来都是很低的。朱棣设立了献宝大会后，科学家和发明家拥有了一个获得爵位的途径，其社会地位自然而然地会提高。不过，中国的政治有个最大的特色便是在于人治：任何一个强有力的改革家在失去权力或是过世后，各项改革便很可能会在传统利益集团的影响下被破坏。
朱棣自信自己活着的时候，科学家和发明家的社会地位会逐渐提高。但他总归会死的，若没有强有力的利益既得者的维护，商人和匠人的社会地位必然会再次降低。一旦宗室参与其中并获得利益，那么将来官员集团甚至是士人集团反扑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均不处于劣势的宗室自然会倾尽全力地反抗。为保险起见，朱棣甚至打算在官员集团中培养一些既得利益者。如此一来，这个新兴的利益集团就不至于被传统利益集团消灭。
作为数学家的礼部尚书李至刚在得到朱棣的暗示后，将他的学术成果交到了献宝大会上。遗憾的是，李至刚的学术成果是纯理论方面的，评审机构若不是看在礼部尚书的面子上，甚至未必会承认李至刚的学术成果会对国计民生有什么好处。结果，李至刚只是勉强获得了一个‘发明副使’的散官官衔——只相当于每个月增加了三贯俸禄。
朱棣其实也知道“纯理论研究是科技发展的基础”这个道理，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服评审团。凭皇帝的身份强压评审团倒是很容易，但开了这个恶例后，后世的皇帝若有样学样，那么献宝大会就有可能会变得一团糟。比如说嘉靖那样的皇帝，他就多半会强压评审团让某个道士的鬼画符获得通过，进而获得爵位。
虽然李至刚这条路行不通，但朱棣并不气馁。因为他手头上还有一系列可以获得爵位的技术“发明”。这一系统“发明”，朱棣打算给宁王朱权（1378—1448）一个，给蜀王朱椿（1372—1423）一个，其余的则给杨士奇（1365—1444）、杨荣（1371—1440）、夏元吉（1366—1430）、周忱（1381—1453）等当官时间长、官位高的政坛长青树。
有宗室和高官的保驾护航，相信“献宝大会”便能够发挥更长时间的影响。改变一种观念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也就是说至少需要20年。而杨士奇、杨荣、夏元吉、周忱、朱肃、朱权、朱椿这些人，最少的还可以活二十多年，最多的更是还可以活五十多年。有这么长的时间，“通过发明创造也是进入社会上层的一种办法”的观念就会彻底被人们接受。
更妙的是，除这些权贵本人外，就连他们的子孙也被朱棣绑在了同一架战车上——因为，他们的子孙将会继承父祖的爵位。将来若是有腐儒酸溜溜地喊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口号时，那些通过献宝大会而获得爵位的工匠以及商人的子孙因为只有空衔虚爵，或许不具备足够的反抗力量。但朱权、杨士奇等人则不同。前者的子孙是宗室，后者的子孙即便不步入政坛，至少也会拥有足够的人脉以及影响力。有这些人不遗余力地为献宝大会保架护航，朱棣会更安心一些。
朱棣回过神来，发现朱权正眼巴巴地望着自己，于是呵呵一笑。
“实话对你说，朕这个真龙天子确实有神明帮助，因此手头上有好几个能够加强国力的发明。朕贵为天子，爵位和些许名声于朕无益，因此打算将其中两项发明转到你和十一弟的名下，让你们这两个贤王得一些实惠。”
蜀王朱椿的才智和成就或许不如周王朱肃、宁王朱权，但他确实是个好同志。朱椿是个好脾气的人，十分孝顺，待人友好，容貌和举止都很文雅，又很好学，博览群书，朱元璋曾经叫他“蜀秀才”，是他比较喜爱的儿子。朱椿到成都府的府学访问和讲课，了解到府学里的老师生活贫困，就用自己的年俸分一些补助他们，每月一石，并作为一项制度要后代遵守。洪武年间许多亲王都有守备边防的任务，纷纷就借训练士兵的机会，扩充自己的实力。只有朱椿以礼教守西部边陲，军事上完全按照国家制度办，不去增强私人武装。朱椿之前，四川混乱的主要原因是某些政府部门私自购买甚至强行索取少数民族的物品作为贡品，由此往往开启争端。朱椿请求按王府规定以蜀锦香扇之类作为通常的贡物，其他东西一律免予索取。四川人民由此安居乐业，日益富饶。四川二百年没有大的战乱，都是因为朱椿创始的办法好。
俗话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朱棣觉得，既然自己已经是皇帝了，而皇帝又是“天”在人间的化身，自然要对这么一个好同志予以奖励！
朱权按正常的程序推让了一番。不过，既然朱棣已经打定了主意，推让自然不可能起丝毫作用。待朱权“勉为其难”答应之后，朱棣便带着无法掩饰的得意之情细细向朱权介绍那一系列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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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定后，见朱权略带疑虑的眼神，朱棣开门见山。
“十七弟，朕这次叫你来是一件好事。”
“在朕的诸位弟弟当中，朕最为欣赏的是五弟，十一弟和你，三者之中以你为最。五弟这次在献宝大会先拔头筹，那是因为他感兴趣的恰巧更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你所感兴趣的事情却很难在献宝大会上获得较大的成功……朕也为你这个最有能力的弟弟而报屈。”
说到这里，朱棣喝了一口茶，留下足够的时间供朱权发挥充分的想象。
事实上，如果周王朱肃不主动在献宝大会上有所表示，朱棣也会暗示他那么做。
明朝的藩王最初是实力型贵族，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燕王才有机会得以篡位。然而燕王登上皇位后却过河拆桥，待皇位稳固后就开始大力削减藩王实权。之后，明朝的藩王便由实力型贵族逐渐转变为寄生型贵族。
朱棣自然不会允许亲王拥有造反的实力。宗室们参政的权力在明朝建立之日起就被剥夺，在不久的将来，他们还将逐渐失去带兵的权力。但宗室们如果整日无所事事做个纯粹的寄生虫，朱棣同样看不顺眼。世人所逐无非“名”“利”，宗室也是人，自然也会有着对“名利”的追求。不过，皇族的爵位并非因功而赏，因此也就不存在升爵的可能。朱元璋又规定宗室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做官，也不得经商赚取钱财，因此宗室们对“名利”的追求比常人更加困难一些。所以，朱棣打算引导亲王、郡王们成为“学科带头人”。要知道，宗室们有着优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能够相对容易地组织起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进行某项研究。若宗室们能够成为“学科带头人”，自然可以获得相应的“名利”——更妙的是，宗室们在学术研究方面获得名声，不会导致皇帝心生忌惮。
宗室们将人生目标定为成为“学科带头人”会带来三个好处。
其一，宗室们的精神生活会得到充实。要知道，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后，正常人通常对精神方面产生追求。若物质方面富足但精神空虚，这样的生活质量并不算好。
其二，能够推动明朝的科技发展。除了纯理论方面的研究外，大多数研究都需要不菲的物资用以试验和实验。在同时期的欧洲，很多科学家本身就是贵族，而有所建树的平民学者背后，则往往有着一个甚至几个资助者。宗室们未必在某个领域内拥有天赋，但是他们有钱有闲，成为“学科带头人”还是很容易的——即便是在有着专利法的后世，公司内部研究出来的成果，其专利权也是属于公司而非个人。因此，只要宗室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那么研究成果归资助者所有自然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了。
其三，宗室们将会成为科学家和发明家坚定的保护者。在中国的封建时期，科学家和发明家的社会地位一直都不高。自从汉朝独尊儒家之后，数学家（阴阳学）、化学家（术士）就一直被正统文人所轻视。至于发明家则更惨，因为绝大多数发明家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在这其中商人的匠人的比例又相对较高——而商人和匠人的社会地位向来都是很低的。朱棣设立了献宝大会后，科学家和发明家拥有了一个获得爵位的途径，其社会地位自然而然地会提高。不过，中国的政治有个最大的特色便是在于人治：任何一个强有力的改革家在失去权力或是过世后，各项改革便很可能会在传统利益集团的影响下被破坏。
朱棣自信自己活着的时候，科学家和发明家的社会地位会逐渐提高。但他总归会死的，若没有强有力的利益既得者的维护，商人和匠人的社会地位必然会再次降低。一旦宗室参与其中并获得利益，那么将来官员集团甚至是士人集团反扑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均不处于劣势的宗室自然会倾尽全力地反抗。为保险起见，朱棣甚至打算在官员集团中培养一些既得利益者。如此一来，这个新兴的利益集团就不至于被传统利益集团消灭。
作为数学家的礼部尚书李至刚在得到朱棣的暗示后，将他的学术成果交到了献宝大会上。遗憾的是，李至刚的学术成果是纯理论方面的，评审机构若不是看在礼部尚书的面子上，甚至未必会承认李至刚的学术成果会对国计民生有什么好处。结果，李至刚只是勉强获得了一个‘发明副使’的散官官衔——只相当于每个月增加了三贯俸禄。
朱棣其实也知道“纯理论研究是科技发展的基础”这个道理，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服评审团。凭皇帝的身份强压评审团倒是很容易，但开了这个恶例后，后世的皇帝若有样学样，那么献宝大会就有可能会变得一团糟。比如说嘉靖那样的皇帝，他就多半会强压评审团让某个道士的鬼画符获得通过，进而获得爵位。
虽然李至刚这条路行不通，但朱棣并不气馁。因为他手头上还有一系列可以获得爵位的技术“发明”。这一系统“发明”，朱棣打算给宁王朱权（1378—1448）一个，给蜀王朱椿（1372—1423）一个，其余的则给杨士奇（1365—1444）、杨荣（1371—1440）、夏元吉（1366—1430）、周忱（1381—1453）等当官时间长、官位高的政坛长青树。
有宗室和高官的保驾护航，相信“献宝大会”便能够发挥更长时间的影响。改变一种观念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也就是说至少需要20年。而杨士奇、杨荣、夏元吉、周忱、朱肃、朱权、朱椿这些人，最少的还可以活二十多年，最多的更是还可以活五十多年。有这么长的时间，“通过发明创造也是进入社会上层的一种办法”的观念就会彻底被人们接受。
更妙的是，除这些权贵本人外，就连他们的子孙也被朱棣绑在了同一架战车上——因为，他们的子孙将会继承父祖的爵位。将来若是有腐儒酸溜溜地喊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口号时，那些通过献宝大会而获得爵位的工匠以及商人的子孙因为只有空衔虚爵，或许不具备足够的反抗力量。但朱权、杨士奇等人则不同。前者的子孙是宗室，后者的子孙即便不步入政坛，至少也会拥有足够的人脉以及影响力。有这些人不遗余力地为献宝大会保架护航，朱棣会更安心一些。
朱棣回过神来，发现朱权正眼巴巴地望着自己，于是呵呵一笑。
“实话对你说，朕这个真龙天子确实有神明帮助，因此手头上有好几个能够加强国力的发明。朕贵为天子，爵位和些许名声于朕无益，因此打算将其中两项发明转到你和十一弟的名下，让你们这两个贤王得一些实惠。”
蜀王朱椿的才智和成就或许不如周王朱肃、宁王朱权，但他确实是个好同志。朱椿是个好脾气的人，十分孝顺，待人友好，容貌和举止都很文雅，又很好学，博览群书，朱元璋曾经叫他“蜀秀才”，是他比较喜爱的儿子。朱椿到成都府的府学访问和讲课，了解到府学里的老师生活贫困，就用自己的年俸分一些补助他们，每月一石，并作为一项制度要后代遵守。洪武年间许多亲王都有守备边防的任务，纷纷就借训练士兵的机会，扩充自己的实力。只有朱椿以礼教守西部边陲，军事上完全按照国家制度办，不去增强私人武装。朱椿之前，四川混乱的主要原因是某些政府部门私自购买甚至强行索取少数民族的物品作为贡品，由此往往开启争端。朱椿请求按王府规定以蜀锦香扇之类作为通常的贡物，其他东西一律免予索取。四川人民由此安居乐业，日益富饶。四川二百年没有大的战乱，都是因为朱椿创始的办法好。
俗话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朱棣觉得，既然自己已经是皇帝了，而皇帝又是“天”在人间的化身，自然要对这么一个好同志予以奖励！
朱权按正常的程序推让了一番。不过，既然朱棣已经打定了主意，推让自然不可能起丝毫作用。待朱权“勉为其难”答应之后，朱棣便带着无法掩饰的得意之情细细向朱权介绍那一系列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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