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军户的出路 下
感慨完，朱棣又接着说道：“在经济上，军屯的士兵每人分给田地五十亩为一份，配备耕牛、农具，教种植技术，征收租税。\/明朝初年每份收税五石，到洪武三十五年增加到每份十二石。而当今皇上则规定：每份以剩余六石为标准，其余部分平均分为二十份。屯种份地的军户自得十份，作为多劳多得的奖励；六份上缴卫所，除去卫所的修缮、扩建等合理支出外，还由兵部负责征调用以调剂偏远荒僻的卫所；两份给予小旗；一份给予总旗；一份给予百户。”
周忱小声嘀咕：“这在经济上是优惠吗？低级武官的收入倒是增加了，可普通军户的收入恐怕未必抵得上雇农……况且军户还要服军役，怎么看都不如民户。”
“我朝总兵力达到两百多万，若是所有的军户都享受优惠，于朝廷就会形成一个极为沉重的负担，因此只能对军官给予经济上的优待。”
用物质来激励官兵的士气虽说是个好办法，但是处在朱棣的位置上，他却必须考虑更多的问题。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大炮轰开中国国门之前，中央政权最大的敌人一直是北方的游牧或半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军队不同，游牧民族的战士几乎不需要成本。首先，为了抢劫或是防备被抢劫，游牧民族的成年男性成员天生就需要熟悉战斗技能用来保证家族的生存和延续。在这个前提下，游牧民族训练战士的费用是完全可以忽视的。其次，游牧民族的首领征召各族战士时也无需考虑支付薪水，因为，抢劫获得的战利品可以替代——显然，农耕民族想要反过来通过抢劫游牧民族来激励战士的战斗yu望却完全行不通——即便是最训练有素最有经验的步兵也不可能追上一个会骑马的五岁幼童。
中央政权的常备军队规模实在太大，而且还必须为其支付薪水，若是连普通士兵都支付高额的薪水，朝廷的财政绝对负担不起。
朱棣忍住叹气的yu望，继续刚才的话题。
“况且，当今皇上打破了低级军官恩科袭替的制度，能够极大地刺激士兵的积极性。至于说服军役的问题，则要从两个方面来谈。”
“其一，当今皇上对军役进行了一些改革，根据具体边备情况实行‘就近服役’的原则，这便可以避免‘有以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北直隶之人起解南方极边补伍者，有以两广、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福建、湖广、浙江、南直隶之人起解北方极边补役者，结果造成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于寒冷，北方之人死于瘴疠。且其卫所去本乡或万里，或七八千里，路远艰难，盘缠不得接济，在途逃死者多，到卫者少，长解之人，往往被累，非但获罪，亦有艰难死于沟壑而不知者，深为可悯’的情况。”
“其二，当今皇上又为各卫所划定防区，并规定：除特殊情况外，小旗以下的军户不必出境服军役。所谓的特殊情况，于内地而言是指县城被造反叛乱的暴民叛军攻占；于边疆而言，是指狄夷突破我大明边疆防线，能够威胁人口超过十万户的大县。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在内地除非本卫所防区内爆发造反叛乱等事，普通军户相当于免除了军役——相对于需要服劳役的民户而言，军户便会形成一种心理优势。至于说小旗以上的军户，既然拿着更多的薪水，那么担负更多的责任显然也说得过去。”
说完，朱棣暗思：明初的亩产略低于明末。南方平均亩产超过两石，北方亩产平均按六斗计算，那么北方的军户份地年产应该在三十石左右。保留六石为普通军户的基本生存资料，剩余二十四石平均分为二十份。平均算起来，北方的小旗、总旗、百户便分别能够额外获得二十四石、六十石、一百二十石俸禄。相应的，南方的低级军官则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就收入而言，大明的低级军官已经不逊于日本的中低级武士了。
至于说普通的军户，北方军户在保留了六石作为基本生活资料之余，平均大约还可以获得十二石粮食，加起来一共是十八石。明代一个五口之家的温饱型家庭全年全家房屋、燃料等消耗不计，口粮约为米18石，副食（包括油盐荤素菜蔬之类）合约7石，衣服布料折合3石，合计需要28石。因此，北方军户的生活离温饱还会有一段距离。但考虑到日本同期的足轻几乎吃不上大米，那么普通军户至少比日本的足轻要强。更何况，普通军户升迁的可能性也远远高出日本的足轻。
这时，景秀的声音打断了朱棣的思考。
“普通军户的收入即便不如自耕农，但一来基本上不用服役了，二来又因为有升迁的希望，因此便不会想方设法脱离军籍。反过来，那些身体强壮、精于格斗的民户看到军户凭自身能力便可成为正六品的百户，恐怕还会想方设法转为军籍。毕竟，正六品的百户除了一百二十贯的年俸外，还可以额外获得麾下军户屯田生产的粮食。即便是北方，百户的平均收入也达到了从四品文职官员的俸禄标准……如此一来，军内习武训练必然蔚然成风，而军户们以自己的身份为傲，军户制度也能够得到保障。”
景秀说完后，钱成和周忱均默默咀嚼刚才朱棣和景秀所说的话。半响，钱成心悦诚服地叹道：“当今皇上真乃不世出的圣君令主！”
朱棣听了，顿时有种混身轻飘飘的感觉。
后世的研究认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一直都比西欧的封建制度更为稳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便在于科举制度。若是欧洲也实行科举制度，那么小市民出身的让.雅克.卢梭多半会想方设法挤上科举那条路，而不会写出资本主义发展中里程碑式的重要文献——《社会契约论》。反过来，中国的文人骚客们因为眼前有一条挤进社会上层的希望之路，结果一个个都成为中央皇权的拥护者——虽然真正能够当官的只是极少数。相同的道理，让军户们看到希望，他们便会自觉自愿地维护这种制度。
所谓“福之祸所依，祸兮福所至”，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太过稳定自然会对资本主义的萌芽造成更多的阻碍。不过，朱棣怀疑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否令社会环境变得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众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还是先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再说。
谈笑之间，众人偶然抬头，发现烈士陵园的山门已经隐隐约约地立在远处的云树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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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忱小声嘀咕：“这在经济上是优惠吗？低级武官的收入倒是增加了，可普通军户的收入恐怕未必抵得上雇农……况且军户还要服军役，怎么看都不如民户。”
“我朝总兵力达到两百多万，若是所有的军户都享受优惠，于朝廷就会形成一个极为沉重的负担，因此只能对军官给予经济上的优待。”
用物质来激励官兵的士气虽说是个好办法，但是处在朱棣的位置上，他却必须考虑更多的问题。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大炮轰开中国国门之前，中央政权最大的敌人一直是北方的游牧或半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军队不同，游牧民族的战士几乎不需要成本。首先，为了抢劫或是防备被抢劫，游牧民族的成年男性成员天生就需要熟悉战斗技能用来保证家族的生存和延续。在这个前提下，游牧民族训练战士的费用是完全可以忽视的。其次，游牧民族的首领征召各族战士时也无需考虑支付薪水，因为，抢劫获得的战利品可以替代——显然，农耕民族想要反过来通过抢劫游牧民族来激励战士的战斗yu望却完全行不通——即便是最训练有素最有经验的步兵也不可能追上一个会骑马的五岁幼童。
中央政权的常备军队规模实在太大，而且还必须为其支付薪水，若是连普通士兵都支付高额的薪水，朝廷的财政绝对负担不起。
朱棣忍住叹气的yu望，继续刚才的话题。
“况且，当今皇上打破了低级军官恩科袭替的制度，能够极大地刺激士兵的积极性。至于说服军役的问题，则要从两个方面来谈。”
“其一，当今皇上对军役进行了一些改革，根据具体边备情况实行‘就近服役’的原则，这便可以避免‘有以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北直隶之人起解南方极边补伍者，有以两广、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福建、湖广、浙江、南直隶之人起解北方极边补役者，结果造成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于寒冷，北方之人死于瘴疠。且其卫所去本乡或万里，或七八千里，路远艰难，盘缠不得接济，在途逃死者多，到卫者少，长解之人，往往被累，非但获罪，亦有艰难死于沟壑而不知者，深为可悯’的情况。”
“其二，当今皇上又为各卫所划定防区，并规定：除特殊情况外，小旗以下的军户不必出境服军役。所谓的特殊情况，于内地而言是指县城被造反叛乱的暴民叛军攻占；于边疆而言，是指狄夷突破我大明边疆防线，能够威胁人口超过十万户的大县。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在内地除非本卫所防区内爆发造反叛乱等事，普通军户相当于免除了军役——相对于需要服劳役的民户而言，军户便会形成一种心理优势。至于说小旗以上的军户，既然拿着更多的薪水，那么担负更多的责任显然也说得过去。”
说完，朱棣暗思：明初的亩产略低于明末。南方平均亩产超过两石，北方亩产平均按六斗计算，那么北方的军户份地年产应该在三十石左右。保留六石为普通军户的基本生存资料，剩余二十四石平均分为二十份。平均算起来，北方的小旗、总旗、百户便分别能够额外获得二十四石、六十石、一百二十石俸禄。相应的，南方的低级军官则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就收入而言，大明的低级军官已经不逊于日本的中低级武士了。
至于说普通的军户，北方军户在保留了六石作为基本生活资料之余，平均大约还可以获得十二石粮食，加起来一共是十八石。明代一个五口之家的温饱型家庭全年全家房屋、燃料等消耗不计，口粮约为米18石，副食（包括油盐荤素菜蔬之类）合约7石，衣服布料折合3石，合计需要28石。因此，北方军户的生活离温饱还会有一段距离。但考虑到日本同期的足轻几乎吃不上大米，那么普通军户至少比日本的足轻要强。更何况，普通军户升迁的可能性也远远高出日本的足轻。
这时，景秀的声音打断了朱棣的思考。
“普通军户的收入即便不如自耕农，但一来基本上不用服役了，二来又因为有升迁的希望，因此便不会想方设法脱离军籍。反过来，那些身体强壮、精于格斗的民户看到军户凭自身能力便可成为正六品的百户，恐怕还会想方设法转为军籍。毕竟，正六品的百户除了一百二十贯的年俸外，还可以额外获得麾下军户屯田生产的粮食。即便是北方，百户的平均收入也达到了从四品文职官员的俸禄标准……如此一来，军内习武训练必然蔚然成风，而军户们以自己的身份为傲，军户制度也能够得到保障。”
景秀说完后，钱成和周忱均默默咀嚼刚才朱棣和景秀所说的话。半响，钱成心悦诚服地叹道：“当今皇上真乃不世出的圣君令主！”
朱棣听了，顿时有种混身轻飘飘的感觉。
后世的研究认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一直都比西欧的封建制度更为稳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便在于科举制度。若是欧洲也实行科举制度，那么小市民出身的让.雅克.卢梭多半会想方设法挤上科举那条路，而不会写出资本主义发展中里程碑式的重要文献——《社会契约论》。反过来，中国的文人骚客们因为眼前有一条挤进社会上层的希望之路，结果一个个都成为中央皇权的拥护者——虽然真正能够当官的只是极少数。相同的道理，让军户们看到希望，他们便会自觉自愿地维护这种制度。
所谓“福之祸所依，祸兮福所至”，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太过稳定自然会对资本主义的萌芽造成更多的阻碍。不过，朱棣怀疑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否令社会环境变得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众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还是先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再说。
谈笑之间，众人偶然抬头，发现烈士陵园的山门已经隐隐约约地立在远处的云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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