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宋育仁、甘大璋等川籍在京官员对国有政策的支持，非但没能削弱反抗浪潮，反而激起更大的抗争。10月25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把这些官员的举动通过报告的形式向全省宣示，激起了商民更大的愤慨。盛宣怀向四国银行借款修路的细则其实并不为中下层更多人所清楚。但当时，在东风社和革命党的推动下，民情的激愤程度可想而知。朝庭投敌卖国，将铁路拱手让与外人之手——这是最简单也最为人们所乐于接受的一种解读。
政启对王人文的征询均未作明确答复，邮传部也不能接受这样的条件，邮传大臣盛宣怀声称不可能取全国之财而补四川商办公司亏损之资，载泽主持的度支部作为财政总管部门更是反对。
这样，王人文就处在地方咨议局和朝庭的双重压力之下。一方面，川督王人文的陈奏受到政启的漠视甚至斥责；另一方面，“其心至诚”在川省商民和同僚中赢得了的极大拥护，也使他极为珍视这种名节，也更为坚定自己的主张。这两种因素导致他此后与朝庭渐行渐远，终被罢黜，他身上的悲**彩也为商民的抗议运动增加了新的动力。
政启迁怒于护理总督王人文屡违上意，办事不力，遂放弃王人文，任命赵尔撰为四川总督。这位祖籍山东的汉人，在1903年5月随四川总督锡良入川，设立行辕，派兵屠杀反清“平会”成员数百人，得号“赵屠户”。此后会同黔军镇压贵州红灯教起事。1905年又入巴塘，镇压边民叛乱。1906年授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职，在任上实行改土归流，颇有政绩，推行屯垦、通商、兴学、开矿诸事，促进文化、经济繁荣。1906年12月任护理四川总督。
朝廷试图利用他的铁腕力挽狂澜。
但在处理四川保路风潮方面，这位新任总督继承了护理总督王人文的意见，并对王人文参奏盛宣怀表示钦佩，言称：“惟公正气特识，萃于一身，实为丰所钦佩。”其后赵尔撰屡次奏朝廷重议“国有”之策。
12月31日，朝庭害怕事态失控，命赵尔撰解散包括保路同志会在内的各种群众集会，并要求“将首要数人，严拿惩办。”但赵尔撰并没有没有照办，而是向京师发出电文表达自己的看法：“若纯用压迫，反动转增，于事未必有济，而地方反受其弊。”
赵尔撰试图用安抚的办法化解矛盾，总督两次亲莅已被朝廷斥为非法的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赞誉会众“具爱国之热忱”，意欲利用自己的地方督抚身份缓和群众情绪。
与此同时，保路同志会的组织迅速扩大到重庆与川南。参加该会的成员都是各地商会、州县头面人物、咨议局议员，还有士绅、农工、学界代表，声势颇为壮大。
1907年1月下旬，原反对国有政策的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也改变看法，主张将川路余款纳入国有路款，邮传部拟派李稷勋继续管理宜昌分公司。
“盛宣怀卖路于前，李稷勋卖路于后，是害吾全川之生命财产，皆二贼所为，吾川人必誓杀此二贼”的声音随即已经传播开来。但盛宣怀并没有对这种声音立即重视起来，随后与裁泽和起复的湖广总督岑春暄等先后上奏，支持对李稷勋的任命，并获政启批准。
保路同志会并不认可，上书朝廷弹劾甘大璋、李稷勋等人。但在这个时候，保路同志会和川中绅商等在民主党的立宪等仍力主温和路线，劝导群众“勿在街头群聚”，“勿暴动”，“不得侮辱官府”，力戒暴动，前后持续了十余日。由此可见，他们需要的只是朝庭作出让步，所谓的“保路运动”在这个时候并非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赵尔撰表示愿意代奏。但朝廷的反馈电文下达到四川，没有作出丝毫的让步，执意任命李稷勋为宜昌铁路督办。
当天下午，国民党就开始在酝酿罢工、罢市，试图给朝廷施加压力，以便激化矛盾。
暗中的国民党议员吴玉章代表吴商民来到总督府面谒赵尔撰，赵答道：“若为邮传部而罢市，则风马牛不相及，若为川督而罢市，则尔撰自认到任无对不起川人之处，还请勉力维持。”
当夜二更，前任川督王人文到达股东会场，登时群情激昂。
1907年2月24日，特别股东会议决“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两天之后，又议决“以租股利息抵扣正粮，不纳捐输”。抗议运动自此开始出现越过立宪派人士原来所设计轨道的迹象。
大面积的罢工、罢市、罢课开始之后，立宪派并不愿与官府决裂，号召群众要进行理性的抵制，提醒市民勿辱骂官府、勿武装暴动，告诫民众“能守秩序，便是国民，无理暴动，便是野蛮”。并设有慈善局，救济受运动影响的商户、农民等弱势群体。并且要求成都各同志分会保证治安，并与地方政府一起组织官绅商学联合会。也就是说保路同志会在这时候还没有明确提出政治诉求，仅仅是为了争路权、争路款，虽然各地同志会里已经夹杂有一些国民党等革命党成员，但领导层面主要还是由民主党等立宪派组成的。
街道上进而出现了许多书有“光绪德宗景皇帝”字样的灵位，并附有“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等招贴字条。民众以“奉先朝遗旨”、“不准借用外债”与清廷相争，因为批准铁路商办的上谕颁布于光绪在位时的1903年。
但是局势的发展程度很快超出了立宪派的掌控能力。
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之后，立宪派中的不少人进行宣传和动员群众工作，试图利用民情向政府施压。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每当演说时，愤激不顾前后，则听众欢迎。若果瞻前顾后，研究办法，则众极不满。”
如果他们振臂一挥，抨击朝庭“夺路卖国”，便轻易就激起人们的愤慨和附和，并且“愈演愈烈，已成风气，不易执回矣”；如果研究可行性办法，则必然会引起群众的反感。
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捣毁地方官局和外国教堂的暴动。
第二百三十五章“铁路危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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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启对王人文的征询均未作明确答复，邮传部也不能接受这样的条件，邮传大臣盛宣怀声称不可能取全国之财而补四川商办公司亏损之资，载泽主持的度支部作为财政总管部门更是反对。
这样，王人文就处在地方咨议局和朝庭的双重压力之下。一方面，川督王人文的陈奏受到政启的漠视甚至斥责；另一方面，“其心至诚”在川省商民和同僚中赢得了的极大拥护，也使他极为珍视这种名节，也更为坚定自己的主张。这两种因素导致他此后与朝庭渐行渐远，终被罢黜，他身上的悲**彩也为商民的抗议运动增加了新的动力。
政启迁怒于护理总督王人文屡违上意，办事不力，遂放弃王人文，任命赵尔撰为四川总督。这位祖籍山东的汉人，在1903年5月随四川总督锡良入川，设立行辕，派兵屠杀反清“平会”成员数百人，得号“赵屠户”。此后会同黔军镇压贵州红灯教起事。1905年又入巴塘，镇压边民叛乱。1906年授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职，在任上实行改土归流，颇有政绩，推行屯垦、通商、兴学、开矿诸事，促进文化、经济繁荣。1906年12月任护理四川总督。
朝廷试图利用他的铁腕力挽狂澜。
但在处理四川保路风潮方面，这位新任总督继承了护理总督王人文的意见，并对王人文参奏盛宣怀表示钦佩，言称：“惟公正气特识，萃于一身，实为丰所钦佩。”其后赵尔撰屡次奏朝廷重议“国有”之策。
12月31日，朝庭害怕事态失控，命赵尔撰解散包括保路同志会在内的各种群众集会，并要求“将首要数人，严拿惩办。”但赵尔撰并没有没有照办，而是向京师发出电文表达自己的看法：“若纯用压迫，反动转增，于事未必有济，而地方反受其弊。”
赵尔撰试图用安抚的办法化解矛盾，总督两次亲莅已被朝廷斥为非法的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赞誉会众“具爱国之热忱”，意欲利用自己的地方督抚身份缓和群众情绪。
与此同时，保路同志会的组织迅速扩大到重庆与川南。参加该会的成员都是各地商会、州县头面人物、咨议局议员，还有士绅、农工、学界代表，声势颇为壮大。
1907年1月下旬，原反对国有政策的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也改变看法，主张将川路余款纳入国有路款，邮传部拟派李稷勋继续管理宜昌分公司。
“盛宣怀卖路于前，李稷勋卖路于后，是害吾全川之生命财产，皆二贼所为，吾川人必誓杀此二贼”的声音随即已经传播开来。但盛宣怀并没有对这种声音立即重视起来，随后与裁泽和起复的湖广总督岑春暄等先后上奏，支持对李稷勋的任命，并获政启批准。
保路同志会并不认可，上书朝廷弹劾甘大璋、李稷勋等人。但在这个时候，保路同志会和川中绅商等在民主党的立宪等仍力主温和路线，劝导群众“勿在街头群聚”，“勿暴动”，“不得侮辱官府”，力戒暴动，前后持续了十余日。由此可见，他们需要的只是朝庭作出让步，所谓的“保路运动”在这个时候并非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赵尔撰表示愿意代奏。但朝廷的反馈电文下达到四川，没有作出丝毫的让步，执意任命李稷勋为宜昌铁路督办。
当天下午，国民党就开始在酝酿罢工、罢市，试图给朝廷施加压力，以便激化矛盾。
暗中的国民党议员吴玉章代表吴商民来到总督府面谒赵尔撰，赵答道：“若为邮传部而罢市，则风马牛不相及，若为川督而罢市，则尔撰自认到任无对不起川人之处，还请勉力维持。”
当夜二更，前任川督王人文到达股东会场，登时群情激昂。
1907年2月24日，特别股东会议决“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两天之后，又议决“以租股利息抵扣正粮，不纳捐输”。抗议运动自此开始出现越过立宪派人士原来所设计轨道的迹象。
大面积的罢工、罢市、罢课开始之后，立宪派并不愿与官府决裂，号召群众要进行理性的抵制，提醒市民勿辱骂官府、勿武装暴动，告诫民众“能守秩序，便是国民，无理暴动，便是野蛮”。并设有慈善局，救济受运动影响的商户、农民等弱势群体。并且要求成都各同志分会保证治安，并与地方政府一起组织官绅商学联合会。也就是说保路同志会在这时候还没有明确提出政治诉求，仅仅是为了争路权、争路款，虽然各地同志会里已经夹杂有一些国民党等革命党成员，但领导层面主要还是由民主党等立宪派组成的。
街道上进而出现了许多书有“光绪德宗景皇帝”字样的灵位，并附有“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等招贴字条。民众以“奉先朝遗旨”、“不准借用外债”与清廷相争，因为批准铁路商办的上谕颁布于光绪在位时的1903年。
但是局势的发展程度很快超出了立宪派的掌控能力。
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之后，立宪派中的不少人进行宣传和动员群众工作，试图利用民情向政府施压。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每当演说时，愤激不顾前后，则听众欢迎。若果瞻前顾后，研究办法，则众极不满。”
如果他们振臂一挥，抨击朝庭“夺路卖国”，便轻易就激起人们的愤慨和附和，并且“愈演愈烈，已成风气，不易执回矣”；如果研究可行性办法，则必然会引起群众的反感。
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捣毁地方官局和外国教堂的暴动。
第二百三十五章“铁路危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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