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萧丙炎在1906年的一份奏折中就痛陈道：“臣闻各省办理地方自治，督抚委其责于州县，州县复委其责于乡绅，乡绅中公正廉明之士，往往视为畏途，而劣监刁生，运动投票得为职员及议员与董事者，转居多数。以此多数刁生劣监，平日不谙自治章程，不识自治原理，一旦逞其鱼肉乡民之故技，以之办理自治，或急于进行而失之操切，或拘于表面而失之铺张，或假借公威为欺辱私人之计，或巧立名目为侵蚀肥己之谋，甚者勾通衙役胥差，交结地方长官，藉端牟利，朋比为奸。”
而一旦民变发生，地方当局或者欺瞒上级，谎报军情，或者处理不当酿成血案，致使民变愈演愈烈。
如四川达县乡民，请求罢免苛捐，尽去浮收，革除劣绅。知县佯称十日内将积弊消除，乡民欢欣而散。而地方当局旋调兵镇压，从而激发大规模反抗。对于这一点，朝庭内部不少官员都看得十分清楚，新疆道监察御史陈善同在纠参广西马山县县令时便曾指出：“以兵力济其贪暴，激之使众怒愈不能平，驱之使民党愈不可解，而其祸始大。”
随着矛盾的激化，清庭也感觉到了空前的压力，在1906年2月，朝廷颁发谕旨，要求各地方官员慎重解决骚乱。
各省举行新政，就地方筹款，如学堂巡警诸务，原以本地方之财用，办本地方之公益。一省之中，经济状况参差不齐，风气也不同，全在于地方官员能够因地制宜，量力办事。涉及财税的新政举措，应该提前多加宣传，使百姓明确政策目的，还要选取名望好的绅士，并且严加督察。人们的反抗和谣言自然无从生起。在实施过程中，碰到阻挠，应该惩治最严重者，一两人既可，万不能激起公愤。地方官开明果断，还发生骚乱——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乃闻不肖州县，平时上下隔绝，于行政筹款等事，不加体察，委之地方绅董。······挟私自肥。百姓以为厉己，则怨窦丛生，驯至布散谣言，酿成事变。”
从1904年到1906年9月两年多的时间里，直接针对地方自治的骚乱事件就遍布全国15个省区。其中湖广37起，两方向15起，陕甘12起，两江3起，东北3起······许多调查员、办事员、自治会董事被殴打，自治局被捣毁。有的骚乱甚至波及周边省份。新政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不但没有感受到新鲜事物所带来的兴奋和益处，反而被索取太多的财富和资源。
但是局势还是在进一步失控。贵州官员惊报：“饥民为会匪煽动，聚众抢掠，其势渐及燎原”；四川地方官上报朝廷：“盗风增剧，将酿巨乱。”两广总督提醒朝廷：“人心思乱，处处有一触即发之机。”
这些清政府官僚口中的“会匪”，即在刘飞扬的暗中支持下日渐浮上水面的国民党革命力量。在危机时代，革命派与民变的结合将成为一股不可抵挡的巨大力量。
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改革引起的利益格局变动而引起的利益分配矛盾与冲突，由于改革中出现的社会脱序、通货膨胀、人口爆炸、流民、失业等社会问题，都必然会引起不同地区、阶层、利益集团与个人，带着不同的政治诉求而力求进入政治场所，各自谋求不同的乃至相互冲突的利益。所有这些诉求，从道德意义上来说，可能都具有合理性，但在改革初始阶段，一个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都远远不足以满足上述种种需求。这种人们政治诉求的高水平与客观条件的低水平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诉求一时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心理挫折感，在政治层面上，势必会引起剧烈的政治参与涌动。这种参与压力与某种西化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便会出现以激进主义为特点的“政治参与爆炸”与政局动荡，并进而可能形成社会不稳定、权威流失与失控、与参与爆炸之间的恶性循环。
一方面笃信宪政救国的人们试图与现行政府合作，切实进行政治变革，实行立宪政治，警告大众“不变则亡”；另一方面中下层群众因为自身利益受损，极力反对新政。更复杂的事情在于，在二者之外，还有第三股力量，刘飞扬系的人民力量党和暗中的国民党等革命派，革命派认为社会不仅要变，而且还要促成翻天覆地的变化，以期建成比美国政体还要科学的中国政体。虽然反对的理由并不相同，但是中下层的民众和革命派这两种反对力量极其容易发生合流。这就使处于社会中间的立宪派不得不面临数倍于己的反对力量。
总的来看，下层人民对新政的抵触并不能单单理解为抵触变革，更大的原因在于长期造成的官民隔膜、官民对立局面不能得到有效改观，朝野双方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随着新政的推行反而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两者又缺乏对话机制，也没有基本的民权救济渠道，在情绪化的民意浪潮中，双方的割裂只能越来越大，立宪派官员们在设计改革方案时的谨小慎微，又反过来促使革命党人赢得了更多的信众。
在人类历史上，大凡变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如果设计精当，操作合理，该民族、该政体即可获得一次革除顽疾、重获新生、脱胎换骨的机会；反之，若不能充分调动诸多积极因素，赢得最大程度的理解和支持，则事与愿违，所取得的有限改革成果也会付之东流，甚至成为现行政体的反对力量；改革惠及不到或因改革受到损害的阶层的不满情绪则呈几何级增长，一旦时机成熟，一切隐藏的矛盾和怨愤会在一瞬间爆发出来。待到各阶层情绪失控，统治权威尽失，则意味着该政体陷入崩溃。就像医治身患重症者，一个医术不甚高明的医生不仅不能使其康复，反而会诱发出一系列综合症状，加速生命体的终结。
第二百二十九章新政综合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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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旦民变发生，地方当局或者欺瞒上级，谎报军情，或者处理不当酿成血案，致使民变愈演愈烈。
如四川达县乡民，请求罢免苛捐，尽去浮收，革除劣绅。知县佯称十日内将积弊消除，乡民欢欣而散。而地方当局旋调兵镇压，从而激发大规模反抗。对于这一点，朝庭内部不少官员都看得十分清楚，新疆道监察御史陈善同在纠参广西马山县县令时便曾指出：“以兵力济其贪暴，激之使众怒愈不能平，驱之使民党愈不可解，而其祸始大。”
随着矛盾的激化，清庭也感觉到了空前的压力，在1906年2月，朝廷颁发谕旨，要求各地方官员慎重解决骚乱。
各省举行新政，就地方筹款，如学堂巡警诸务，原以本地方之财用，办本地方之公益。一省之中，经济状况参差不齐，风气也不同，全在于地方官员能够因地制宜，量力办事。涉及财税的新政举措，应该提前多加宣传，使百姓明确政策目的，还要选取名望好的绅士，并且严加督察。人们的反抗和谣言自然无从生起。在实施过程中，碰到阻挠，应该惩治最严重者，一两人既可，万不能激起公愤。地方官开明果断，还发生骚乱——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乃闻不肖州县，平时上下隔绝，于行政筹款等事，不加体察，委之地方绅董。······挟私自肥。百姓以为厉己，则怨窦丛生，驯至布散谣言，酿成事变。”
从1904年到1906年9月两年多的时间里，直接针对地方自治的骚乱事件就遍布全国15个省区。其中湖广37起，两方向15起，陕甘12起，两江3起，东北3起······许多调查员、办事员、自治会董事被殴打，自治局被捣毁。有的骚乱甚至波及周边省份。新政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不但没有感受到新鲜事物所带来的兴奋和益处，反而被索取太多的财富和资源。
但是局势还是在进一步失控。贵州官员惊报：“饥民为会匪煽动，聚众抢掠，其势渐及燎原”；四川地方官上报朝廷：“盗风增剧，将酿巨乱。”两广总督提醒朝廷：“人心思乱，处处有一触即发之机。”
这些清政府官僚口中的“会匪”，即在刘飞扬的暗中支持下日渐浮上水面的国民党革命力量。在危机时代，革命派与民变的结合将成为一股不可抵挡的巨大力量。
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改革引起的利益格局变动而引起的利益分配矛盾与冲突，由于改革中出现的社会脱序、通货膨胀、人口爆炸、流民、失业等社会问题，都必然会引起不同地区、阶层、利益集团与个人，带着不同的政治诉求而力求进入政治场所，各自谋求不同的乃至相互冲突的利益。所有这些诉求，从道德意义上来说，可能都具有合理性，但在改革初始阶段，一个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都远远不足以满足上述种种需求。这种人们政治诉求的高水平与客观条件的低水平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诉求一时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心理挫折感，在政治层面上，势必会引起剧烈的政治参与涌动。这种参与压力与某种西化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便会出现以激进主义为特点的“政治参与爆炸”与政局动荡，并进而可能形成社会不稳定、权威流失与失控、与参与爆炸之间的恶性循环。
一方面笃信宪政救国的人们试图与现行政府合作，切实进行政治变革，实行立宪政治，警告大众“不变则亡”；另一方面中下层群众因为自身利益受损，极力反对新政。更复杂的事情在于，在二者之外，还有第三股力量，刘飞扬系的人民力量党和暗中的国民党等革命派，革命派认为社会不仅要变，而且还要促成翻天覆地的变化，以期建成比美国政体还要科学的中国政体。虽然反对的理由并不相同，但是中下层的民众和革命派这两种反对力量极其容易发生合流。这就使处于社会中间的立宪派不得不面临数倍于己的反对力量。
总的来看，下层人民对新政的抵触并不能单单理解为抵触变革，更大的原因在于长期造成的官民隔膜、官民对立局面不能得到有效改观，朝野双方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随着新政的推行反而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两者又缺乏对话机制，也没有基本的民权救济渠道，在情绪化的民意浪潮中，双方的割裂只能越来越大，立宪派官员们在设计改革方案时的谨小慎微，又反过来促使革命党人赢得了更多的信众。
在人类历史上，大凡变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如果设计精当，操作合理，该民族、该政体即可获得一次革除顽疾、重获新生、脱胎换骨的机会；反之，若不能充分调动诸多积极因素，赢得最大程度的理解和支持，则事与愿违，所取得的有限改革成果也会付之东流，甚至成为现行政体的反对力量；改革惠及不到或因改革受到损害的阶层的不满情绪则呈几何级增长，一旦时机成熟，一切隐藏的矛盾和怨愤会在一瞬间爆发出来。待到各阶层情绪失控，统治权威尽失，则意味着该政体陷入崩溃。就像医治身患重症者，一个医术不甚高明的医生不仅不能使其康复，反而会诱发出一系列综合症状，加速生命体的终结。
第二百二十九章新政综合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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