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06年5月份，朝庭决定采用银元为标准货币，同时采用十进位制。
但是由于朝庭储备金的薄弱，货币改革引起了银价的贬值，使民众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引起了民众对朝庭巨大不满。
而教育的大发展使民众的思想发生巨大的变化。
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朝庭为了吸引学生进入新学堂，给予学堂毕业生以文官候选人的待遇。
1900年12月正式建立了学部，作为中央的教育行政机构。到1905年，除两江、台湾已普及义务教育的地区外，全国学堂总数为13222所，学生总数为592169人。全国新建的高等学府就是二十四所。
学部在教育改革期间还颁布了《议定强迫教育办法十款》，把施行强制教育上升到法律的高处。该《办法》从劝导入手，要求各省会至少设蒙学堂100处，每堂至少50人；各州府县至少设40处，学童至少2000人；幼童最迟到10岁必须入学，如一年后尚有未入学者，按荒学律惩其父兄。
这个时期，在全国都出现了出国留学热潮。除了官费留学生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自费出国的留学生。从1899年到1905年的留学学生多达45000多人。同时，并拟订留学欧洲的长期计划，将学科选择从陆海军及军工技术扩大到农商工各个领域，并有针对性地扩大留学国范围。
除了建设新式学堂和制定切实可行的留学生政策之外，各省督抚还尝试着建立现代意义的图书馆机构。
通过书报获取知识和信息并参政议政也成为现代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一大标志。
在戊戌变法前，全国有报纸60多份，各地普遍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报刊。但到1905年间全国各地创刊的报刊总数达到844种。出版地区几乎遍及全国各地。
在1903年，官方报纸的举办迅速铺开，《北洋官报》和《南洋官报》相继创刊。同年底，商部主持创办《商务报》，宣传朝庭商务政策，启发商民觉悟，此报在商部工艺局设立发行所，在北京、上海、汉口设立总代售处，由各省督抚协助发行、销售，同时广泛征集民间人士代售，实际上走的是“民销”与“官销”相结合的经营方式。
各类民办报纸在这一阶段也大量涌现。
在这个时候，革命党人也出版了许多刊物，鼓吹革命思想。虽然因为攻击清廷过于激烈，这些报刊被禁，但是在各地租界，同情革命的人以及追逐厚利者再从租界把革命书刊走私运输到其他城市。
随着新思想的传播，新的生活方式也得到普及。
体育事业则在1903年左右随着新式教育和舆论舆情的发展得到广泛的推广。
与此同时，卫生防疫工作也得到了不少的发展。19世纪末以来，由于各地兴建了不少的医院、医学堂，医疗卫生知识日渐传播。加之新政期间推行地方自治，提倡改良社会习俗，卫生公益事业日渐受到重视。
美国人莫理循在1904年8月8日致友人的信中也谈到南京的变化：这个城市正在变样。到处铺水泥路，街道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邮局每天投递八次信件。巡警们简直叫人赞扬不尽，这是一支待遇优厚、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队伍。我昨天就看到一个警长帮助一个推独轮车的人把车子从地上扶起来；这个最微贱的苦力推着一车大粪，把车子弄翻了。并且自来水供应良好，我感断定，不需要多久我们就能乘上电车。这儿的中国人大都渐渐地习惯了使用新的东西。城里各处都在大兴土木。
正在京师兴建的国会大厦也一定让这位英国记者颇感兴趣，那是一座德国专家设计的欧式建筑，如果最终建成，甚至比有名的德国议会大厦还要壮观。
变化不仅仅在大城市。
莫理循在谈到西北城市兰州和太原时同样充满着兴奋：在那里，包括学校、医院在内的市政建设正在进行中，山西大学也建成开课，清帝国的各处都欣欣向荣。
但是问题的严重性还是让人不得不陷入焦虑之中。
1905年，刘飞扬辞职后朝庭内部主管财政的度支部和主管陆军的陆军部与新军之间矛盾激化，政启和保皇党想削弱刘飞扬的军事实力，因此在军费上提出节俭主义，减少给新军特别刘飞扬控制的新军的拔款；而新军各将领则称军事筹备不可怠慢。
1905年7月19日。政启让度支大臣裁泽与军谘处协商解决。但是军谘大臣德兴阿不但不同意消减军费，在参与政务处讨论时，反而提出还有18个师的新军没有编练，缺额达六七千万两，要求度支部承兑。
度支部断然拒绝。
军谘处不得已越过度支部，直接向各省督抚发出通电，宣称军费绝对不可压缩削减，军事机关与度支大臣的矛盾暴露无遗。
当时俄**费比例为44%，英国为38%，德国为34%，法国为31%，日本为26%，清庭的军费用的支出总量为28%处于中下等水平。
但是，教育兴学，民族工商业尚处襁褓之中，整个国家的财政面临重压，此外还有其他新政事项亟待筹办，所以败政还是很困难的。
而军事部门要求大力整顿军备有深刻的国际国内因素。在19、20世纪之交，中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国土安全不能得到任何大国的有效保证，就只能尽量走自强之路，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一个硬性的指标。清庭驻各国公使有感于国家地位与列强各国的差距，纷纷向朝廷发出奏请，希望朝庭以提升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为急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整顿军备。
涉外人员的意见反馈到国内之后，在朝庭中间，军谘处的德兴阿和新军将领反应最为敏感，极力主张扩充军备。在财力匮乏的前提下，度支与军政之矛盾、度支部与军谘处的矛盾一步步升级。
其实军事机构和行政部门的矛盾在任何国家的发展历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所以在朝庭的新政过程中，出现度支部和军谘处这样的矛盾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对于财政极为拮据的朝庭来说，就显得极为棘手。因为，新军并不控制朝庭手里，一旦军费缩减，恐怕军心有变。所以政启甚至已经开始考虑接受皇室变卖家产的建议，充作军饷。
第二百二十七章新政综合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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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朝庭储备金的薄弱，货币改革引起了银价的贬值，使民众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引起了民众对朝庭巨大不满。
而教育的大发展使民众的思想发生巨大的变化。
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朝庭为了吸引学生进入新学堂，给予学堂毕业生以文官候选人的待遇。
1900年12月正式建立了学部，作为中央的教育行政机构。到1905年，除两江、台湾已普及义务教育的地区外，全国学堂总数为13222所，学生总数为592169人。全国新建的高等学府就是二十四所。
学部在教育改革期间还颁布了《议定强迫教育办法十款》，把施行强制教育上升到法律的高处。该《办法》从劝导入手，要求各省会至少设蒙学堂100处，每堂至少50人；各州府县至少设40处，学童至少2000人；幼童最迟到10岁必须入学，如一年后尚有未入学者，按荒学律惩其父兄。
这个时期，在全国都出现了出国留学热潮。除了官费留学生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自费出国的留学生。从1899年到1905年的留学学生多达45000多人。同时，并拟订留学欧洲的长期计划，将学科选择从陆海军及军工技术扩大到农商工各个领域，并有针对性地扩大留学国范围。
除了建设新式学堂和制定切实可行的留学生政策之外，各省督抚还尝试着建立现代意义的图书馆机构。
通过书报获取知识和信息并参政议政也成为现代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一大标志。
在戊戌变法前，全国有报纸60多份，各地普遍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报刊。但到1905年间全国各地创刊的报刊总数达到844种。出版地区几乎遍及全国各地。
在1903年，官方报纸的举办迅速铺开，《北洋官报》和《南洋官报》相继创刊。同年底，商部主持创办《商务报》，宣传朝庭商务政策，启发商民觉悟，此报在商部工艺局设立发行所，在北京、上海、汉口设立总代售处，由各省督抚协助发行、销售，同时广泛征集民间人士代售，实际上走的是“民销”与“官销”相结合的经营方式。
各类民办报纸在这一阶段也大量涌现。
在这个时候，革命党人也出版了许多刊物，鼓吹革命思想。虽然因为攻击清廷过于激烈，这些报刊被禁，但是在各地租界，同情革命的人以及追逐厚利者再从租界把革命书刊走私运输到其他城市。
随着新思想的传播，新的生活方式也得到普及。
体育事业则在1903年左右随着新式教育和舆论舆情的发展得到广泛的推广。
与此同时，卫生防疫工作也得到了不少的发展。19世纪末以来，由于各地兴建了不少的医院、医学堂，医疗卫生知识日渐传播。加之新政期间推行地方自治，提倡改良社会习俗，卫生公益事业日渐受到重视。
美国人莫理循在1904年8月8日致友人的信中也谈到南京的变化：这个城市正在变样。到处铺水泥路，街道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邮局每天投递八次信件。巡警们简直叫人赞扬不尽，这是一支待遇优厚、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队伍。我昨天就看到一个警长帮助一个推独轮车的人把车子从地上扶起来；这个最微贱的苦力推着一车大粪，把车子弄翻了。并且自来水供应良好，我感断定，不需要多久我们就能乘上电车。这儿的中国人大都渐渐地习惯了使用新的东西。城里各处都在大兴土木。
正在京师兴建的国会大厦也一定让这位英国记者颇感兴趣，那是一座德国专家设计的欧式建筑，如果最终建成，甚至比有名的德国议会大厦还要壮观。
变化不仅仅在大城市。
莫理循在谈到西北城市兰州和太原时同样充满着兴奋：在那里，包括学校、医院在内的市政建设正在进行中，山西大学也建成开课，清帝国的各处都欣欣向荣。
但是问题的严重性还是让人不得不陷入焦虑之中。
1905年，刘飞扬辞职后朝庭内部主管财政的度支部和主管陆军的陆军部与新军之间矛盾激化，政启和保皇党想削弱刘飞扬的军事实力，因此在军费上提出节俭主义，减少给新军特别刘飞扬控制的新军的拔款；而新军各将领则称军事筹备不可怠慢。
1905年7月19日。政启让度支大臣裁泽与军谘处协商解决。但是军谘大臣德兴阿不但不同意消减军费，在参与政务处讨论时，反而提出还有18个师的新军没有编练，缺额达六七千万两，要求度支部承兑。
度支部断然拒绝。
军谘处不得已越过度支部，直接向各省督抚发出通电，宣称军费绝对不可压缩削减，军事机关与度支大臣的矛盾暴露无遗。
当时俄**费比例为44%，英国为38%，德国为34%，法国为31%，日本为26%，清庭的军费用的支出总量为28%处于中下等水平。
但是，教育兴学，民族工商业尚处襁褓之中，整个国家的财政面临重压，此外还有其他新政事项亟待筹办，所以败政还是很困难的。
而军事部门要求大力整顿军备有深刻的国际国内因素。在19、20世纪之交，中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国土安全不能得到任何大国的有效保证，就只能尽量走自强之路，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一个硬性的指标。清庭驻各国公使有感于国家地位与列强各国的差距，纷纷向朝廷发出奏请，希望朝庭以提升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为急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整顿军备。
涉外人员的意见反馈到国内之后，在朝庭中间，军谘处的德兴阿和新军将领反应最为敏感，极力主张扩充军备。在财力匮乏的前提下，度支与军政之矛盾、度支部与军谘处的矛盾一步步升级。
其实军事机构和行政部门的矛盾在任何国家的发展历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所以在朝庭的新政过程中，出现度支部和军谘处这样的矛盾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对于财政极为拮据的朝庭来说，就显得极为棘手。因为，新军并不控制朝庭手里，一旦军费缩减，恐怕军心有变。所以政启甚至已经开始考虑接受皇室变卖家产的建议，充作军饷。
第二百二十七章新政综合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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