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近代化从1874年沈葆桢渡台开始，1874年5月日军侵台，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负责处理台湾善后事宜。沈葆桢通过实地考察认识到：“此次善后与往时不同，台地之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谓创始也。”指出台湾不能满足于回复和保持原状，而是要开创新的局面。沈葆桢赴台后，即着手对台湾防务进行周密筹划，奏准购置铁甲船、水雷、洋炮及军火机械，用西法在安平、旗后等处建新式炮台，由此迈出了台湾军事近代化的步伐。
为了加快开发台湾，沈葆桢相继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治台政策和改革措施，表现出一个改革家的远见卓识。（1）呈准开豁禁令。1875年1月，沈葆桢奏请废除严禁内地人民渡台、严禁台民私入“番界”的旧例，使大陆人民得以向台岛自由迁徙，汉族居民与土著居民间得以自由交流往来。（2）开山抚番。为了加强对土著民族的治理，他着力打通山路交通，使东西海岸联成一片，既有利于巩固海防，也有利于促进东部开发及汉族与土著民族的交往。（3）奖励垦殖。沈葆桢为了推动台湾的土地开发，特别是后山的垦殖，在厦门、香港等地设立招垦局，招募汉人入台开垦。（4）添置府县。台湾原设一府四县二厅，重心限于台南一隅。沈葆桢奏准增设台北府，调整县制，合计二府八县二厅，从而形成台南、台北两个重心。沈葆桢的治台措施始终以巩固海防、建设台湾为主要目的，从而大大加强和改进了清廷对台湾的治理和经营，密切了大陆与台湾的联系，促进了台湾的全面开发，揭开了台湾近代化的序幕。沈葆桢可以称得上是台湾近代化的奠基人。
1875年5月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由福建巡抚丁日昌（18—1882年）继续办理台湾事务。丁日昌也是一个洞悉海防与洋务的实干家，他对如何加强海防与经营台湾有着十分精辟的见解。早在1868年，丁日昌在江苏巡抚任内拟订的《海洋水师章程》即建议以台湾为南洋海防的中心；在1874年的《海防条议》中，他进一步建议在台湾驻泊铁甲舰，“以固东南枢纽”；次年，他上书总理衙门，指出“欲筹海防，宜以全力专顾台湾。”（注：《百兰山馆政书》卷十《上总署论购铁甲船事宜书》。）他把台湾视为海防的根本。丁日昌在就任福建巡抚的两年多（1875年12月—1878年4月）里，提出了“御外为要”的经营台湾的总方针，进一步加强海防，全面开发台湾。他于1876年11月赴台巡查，至1877年5月回闽，历时半年余，遍巡全岛，所至督饬官兵、整顿吏治、抚番招垦、振兴实业，对防务尤为关注。1877年初，丁日昌在奏折中说：“台湾虽属海外一隅，而地居险要，物产丰饶，敌之所必争，亦我之所必不可弃”，列强“眈眈虎视，……台弱则彼视为奇货可居，各蓄吞噬之念。轮船开、矿务兴，则兵事自强，而彼族之狡谋亦自息。”他建议在台湾“速将轮路、电线、练兵、购器、开矿各事分投速办”，以为“未雨绸缪之计”。丁日昌对如何经营台湾提出了系统、详尽的计划，并着手予以实施，可惜不久便因病去职。此后，台湾的近代化建设一度被冷落下来，没能得到应有的推进。直到中法战争时，在法国舰队的袭击下，对台湾的保卫与经营才又紧迫地提上了日程。
刘铭传于1884年5月中法战争初期抵达台北，受清廷之命督办台湾防务。抗法斗争的实践使刘铭传深刻认识到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建设台湾的必要和可能。他怀着“以一岛基国之富强”，“以一隅之设，为全国树立典范”的雄心壮志，纳刘飞扬之策，多方擘划，实力经营，为台湾的近代化“树立了规模，奠定了基础”。
以为台湾为东南七省门户，各国无不垂涎，一有衅端，辄欲攘为根据。”有鉴于此，他认为筹设海防“为台湾最重最急之需”。1886年开始仿西法在澎湖、基隆等地兴修10座新式炮台，并添购阿姆斯顿钢炮31尊，配备各种型号的水雷、沉雷，使防卫能力大为增加。台湾建省后，刘铭传还进行新的行政区划改革，增设府县，使全台共三府一州十一县五厅，从而奠定了今日台湾地区行政区划的基础。
为了加速对台湾的开发，刘铭传提出“宜使台地之财，足供台地之用，不须取给内地，而后可处常处变均可自全。”为了实现这个方针，刘铭传在加强防务和积极练军的同时，对抚蕃和清赋做了踏实的工作。他制订了以抚为主、攻心为上的抚番政策，1886年设全台抚垦总局，在各地设立抚垦局及分局，积极开展抚垦活动，使民番杂处，大大推动了汉族和高山族的融合和高山族的开化。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为台湾建设提供经常、可靠的财源，1886年刘铭传奏请丈田清赋。清赋前，台湾土地从未清丈过，隐田很多，赋额不一，土地权利关系紊乱。刘铭传在台北、台南设立清赋总局，各地设立分局，先办保甲，清查户口，然后逐户问田，清丈田地。历时两年多，完成了清丈工作，全台入册田数激增，田赋收入大量增加，年达余两，比原额增加余两。此外，刘铭传还整顿茶叶、樟脑、硫磺（官卖）以及关税、厘金等项，使所有税收增至300万两，后续增至450余万两。这使全台军饷杂支及其他建省新政所需款项均有了来源，实现了以台财、供台用的目标，为兴办各种新式企业开辟了经济来源，为台湾的近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虽然此前沈葆桢、丁日昌对台湾的经营曾有过许多很好的设想，但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却是在刘铭传的手中进行的。刘铭传在抚台短短的五年中，大力提倡革新运动，仅工矿事业就兴办了十多项，开创了台湾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晚清台湾的近代化运动被推向了**。
第一百零四章台湾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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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快开发台湾，沈葆桢相继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治台政策和改革措施，表现出一个改革家的远见卓识。（1）呈准开豁禁令。1875年1月，沈葆桢奏请废除严禁内地人民渡台、严禁台民私入“番界”的旧例，使大陆人民得以向台岛自由迁徙，汉族居民与土著居民间得以自由交流往来。（2）开山抚番。为了加强对土著民族的治理，他着力打通山路交通，使东西海岸联成一片，既有利于巩固海防，也有利于促进东部开发及汉族与土著民族的交往。（3）奖励垦殖。沈葆桢为了推动台湾的土地开发，特别是后山的垦殖，在厦门、香港等地设立招垦局，招募汉人入台开垦。（4）添置府县。台湾原设一府四县二厅，重心限于台南一隅。沈葆桢奏准增设台北府，调整县制，合计二府八县二厅，从而形成台南、台北两个重心。沈葆桢的治台措施始终以巩固海防、建设台湾为主要目的，从而大大加强和改进了清廷对台湾的治理和经营，密切了大陆与台湾的联系，促进了台湾的全面开发，揭开了台湾近代化的序幕。沈葆桢可以称得上是台湾近代化的奠基人。
1875年5月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由福建巡抚丁日昌（18—1882年）继续办理台湾事务。丁日昌也是一个洞悉海防与洋务的实干家，他对如何加强海防与经营台湾有着十分精辟的见解。早在1868年，丁日昌在江苏巡抚任内拟订的《海洋水师章程》即建议以台湾为南洋海防的中心；在1874年的《海防条议》中，他进一步建议在台湾驻泊铁甲舰，“以固东南枢纽”；次年，他上书总理衙门，指出“欲筹海防，宜以全力专顾台湾。”（注：《百兰山馆政书》卷十《上总署论购铁甲船事宜书》。）他把台湾视为海防的根本。丁日昌在就任福建巡抚的两年多（1875年12月—1878年4月）里，提出了“御外为要”的经营台湾的总方针，进一步加强海防，全面开发台湾。他于1876年11月赴台巡查，至1877年5月回闽，历时半年余，遍巡全岛，所至督饬官兵、整顿吏治、抚番招垦、振兴实业，对防务尤为关注。1877年初，丁日昌在奏折中说：“台湾虽属海外一隅，而地居险要，物产丰饶，敌之所必争，亦我之所必不可弃”，列强“眈眈虎视，……台弱则彼视为奇货可居，各蓄吞噬之念。轮船开、矿务兴，则兵事自强，而彼族之狡谋亦自息。”他建议在台湾“速将轮路、电线、练兵、购器、开矿各事分投速办”，以为“未雨绸缪之计”。丁日昌对如何经营台湾提出了系统、详尽的计划，并着手予以实施，可惜不久便因病去职。此后，台湾的近代化建设一度被冷落下来，没能得到应有的推进。直到中法战争时，在法国舰队的袭击下，对台湾的保卫与经营才又紧迫地提上了日程。
刘铭传于1884年5月中法战争初期抵达台北，受清廷之命督办台湾防务。抗法斗争的实践使刘铭传深刻认识到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建设台湾的必要和可能。他怀着“以一岛基国之富强”，“以一隅之设，为全国树立典范”的雄心壮志，纳刘飞扬之策，多方擘划，实力经营，为台湾的近代化“树立了规模，奠定了基础”。
以为台湾为东南七省门户，各国无不垂涎，一有衅端，辄欲攘为根据。”有鉴于此，他认为筹设海防“为台湾最重最急之需”。1886年开始仿西法在澎湖、基隆等地兴修10座新式炮台，并添购阿姆斯顿钢炮31尊，配备各种型号的水雷、沉雷，使防卫能力大为增加。台湾建省后，刘铭传还进行新的行政区划改革，增设府县，使全台共三府一州十一县五厅，从而奠定了今日台湾地区行政区划的基础。
为了加速对台湾的开发，刘铭传提出“宜使台地之财，足供台地之用，不须取给内地，而后可处常处变均可自全。”为了实现这个方针，刘铭传在加强防务和积极练军的同时，对抚蕃和清赋做了踏实的工作。他制订了以抚为主、攻心为上的抚番政策，1886年设全台抚垦总局，在各地设立抚垦局及分局，积极开展抚垦活动，使民番杂处，大大推动了汉族和高山族的融合和高山族的开化。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为台湾建设提供经常、可靠的财源，1886年刘铭传奏请丈田清赋。清赋前，台湾土地从未清丈过，隐田很多，赋额不一，土地权利关系紊乱。刘铭传在台北、台南设立清赋总局，各地设立分局，先办保甲，清查户口，然后逐户问田，清丈田地。历时两年多，完成了清丈工作，全台入册田数激增，田赋收入大量增加，年达余两，比原额增加余两。此外，刘铭传还整顿茶叶、樟脑、硫磺（官卖）以及关税、厘金等项，使所有税收增至300万两，后续增至450余万两。这使全台军饷杂支及其他建省新政所需款项均有了来源，实现了以台财、供台用的目标，为兴办各种新式企业开辟了经济来源，为台湾的近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虽然此前沈葆桢、丁日昌对台湾的经营曾有过许多很好的设想，但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却是在刘铭传的手中进行的。刘铭传在抚台短短的五年中，大力提倡革新运动，仅工矿事业就兴办了十多项，开创了台湾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晚清台湾的近代化运动被推向了**。
第一百零四章台湾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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