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得到了津巴布韦和赞比亚,但和英国的关系也降低到了近二十年来的最低点。
做为一种报复,英美通过新的借贷支持俄国还清最后的1.4亿英镑对华债务,逼使中国从俄国撤军。

俄国目前的政治局势一直是以俄罗斯社会民主联盟为主导,属于左派政权,以孟什维克为基础,从中国吸取了社会保险、劳动法案、国民医疗保险、联营合作社、大农业经济政策等经验在国内广泛推行。

以左派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为基础,加上英美法三国的扶持,俄国经济状况一直在快速的好转,国内民粹主义和**强硬派的实力也在不断增强。

在这样的局势下,1924年5月,就在巴黎奥运会即将举行的时期,胡楚元一行访问德国。

最初的势力分界线是很清楚的,中国控制俄国,英美法控制德国,可是,英美法从来没有放弃利用俄国和日本牵制中国的计划,中国同样也没有放弃利用德国牵制英法的计划。

月14日,胡楚元在国防部长张时英、陆军总参谋长李开邺、国家军事工业研究院副院长兼陆军准将胡维棠等人的陪同下,抵达德国汉诺威。

汉诺威曾是一个平静的城市,现在则成了德国的新首都,国家的主要中央机构都已经搬迁到汉诺威。

此时,德国也不再是那个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遗产的帝国,而是德意志联邦王国,由“普鲁士和汉诺威国王”——霍亨索伦家族的威廉三世担任联邦国王。

抵达汉诺威王宫后,胡楚元受到了霍亨索伦家族、巴登大公家族、路德维希黑森大公家族全体列席欢迎的特殊待遇。

人群中并没有那位曾经显赫数十年之久的德皇威廉二世,现在,他被勒令不准踏足德国国土,只能在荷兰隐居。

虽然,中国和德国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是最为重要的对手,也正是胡楚元的逼迫和劝说,德皇威廉二世才同意投降,并被剥夺了德国皇帝的称号,也被迫从普鲁士国王的位置上退位……可不管怎么说,现在回过头再去看一看,胡楚元确实在最为关键的时刻给德国一个最为重要的帮助。

他保住了德国富强的基础——一个完整的国家,一个完整的未遭到严重破坏的工业体系,一个没有受到战争破坏的金融体系……巴斯夫财团、德意志银行、瑞士联合银行(德国商业银行和瑞士温特图尔银行合并后,改称瑞士联合银行,在德国仍保留着德国商业银行的基础)。

特别是在强行对应斯巴达克同盟起义上,中国在德国的驻军迅速启动,抢先将慕尼黑、柏林的起义军击溃,使得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势力得以缓冲,稳定住了德国的形势。

在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上,同样是胡楚元的坚持才将德国的总赔款数控制在72亿英镑,还款期也被设定为无限期。

在此之后,胡楚元同时担任德国国际债务管理委员会的主席,通过对德国海军剩余舰队的折价抵偿等方式,他又将德国总赔偿款减少到63亿英镑。

虽然还是一笔巨款,可不管怎么说,在法国咄咄逼人的欧洲大陆霸主政策下,他确实是尽力在还德国一个人情。

没有德国就没有今天的中国。

不仅是胡楚元清楚这个道理,大部分的中国人也都清楚。

受制于《布鲁塞尔条约》的限制,德国的所有军事学校都被勒令拆毁,停止培养德**官,但是,中国允许外国人以自费方式在指定的中**事学校留学,其中也故意不对德国人给予禁止。

实际上,在胡楚元的秘密操作下,德国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东线指挥官奥古斯特-冯-马肯森被邀请成为西安陆军大学的顾问,德国在西安陆军大学的德籍学生主要是接受他的教育。

凡此种种,在法国的国际压迫下,德国能够保持目前的局面,必须要感谢的一个人就是胡楚元。

在路德维希大公代表众人发表了对胡楚元和中国的感谢致辞后,在王宫中又举行了一场简单的晚宴,对于欧洲式的繁琐仪式和宴会,胡楚元一贯是比较反对的。

这一点,在胡楚元抵达之前,胡维棠已经在德国和负责全程接待事宜的恩斯特-路德维希大公交代过。

整个晚宴很简单,大部分的女士、年轻人、孩子,以及和政治、权利无关的人都被安排在另一间更大的餐厅里。

此时的威廉三世已经是四十二岁的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名义上担任德意志第五集团军的总司令在西线和法国人作战,实际上是一名上校,指挥一个团。

即便如此,他还是在军队获得非常高的支持。

战争结束前,德国内部分裂成两股巨大的势力,一边是德国贵族和军队,另一边是德国民众和德国左派政党。

当时的德国几乎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战斗,直到国内发生左派起义,要么是投降,让左派政党执政,而德国贵族体系瓦解,国家成为民主共和国。

正是依靠胡楚元的支持,德国在投降之后,通过中国在德国的驻军暂时维持住德国的稳定,清除了德国左派激进政党,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间派有了比较稳定的施政环境。

即便如此,胡楚元还是很担心德国的局势出现恶化。

1920年,通过胡维棠等人在德国的关系,他们找到了当时在德国国防部担任办公室主任的库尔特-冯-施莱谢尔,由中国国家情报局在背后支持和出谋划策成立德意志国家民主工人党,简称德国工党。

在谈德国工党之前,首先要谈中国大公党的政策纲领。

胡楚元领导的中国大公党属于左翼中间派政治团体,推行国家宏观调控经济主义和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以工人和中产、小资产、中富农、中小地主阶层为基础,同时在国家政策上推行财团垄断经济和扩张主义,追求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

大公党追求保障限度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在维持国家基本运转的要求下控制一定程度的国家资本经济,比如在电信、邮政、铁路、公交等体系上,国家资本都能占据一定比例,以对财团垄断经济给予一定限制。

政府拥有一定的国家财团,在对国内小资产的扶持上,给予较为宽松的政策,扶持小资产的发展。

如果是乍看起来,大公党和纳粹党的政策几乎是非常相似的,也就是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道路。

中间还是有很多差别的。

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大公党不推行军事独裁主义,而是在民主议会制度上寻求多数党地位的执政权,维持政党政策的推行。

大公党和社会民主党同样属于左翼中间派,但比社民党更偏中间派立场,政党本身就是国家财团和中产、小资产、中富农、中小地主、工人之间的调节器,负责两个利益团体之间的协调和沟通,避免国家利益完全偏向于另一侧。

所以,大公党的党徽的中央就有一个金色的天枰,下边是象征农业的麦穗,上面是象征工业的两个铁锤,左边是象征军队的刺刀,右边是象征资本的一串贝壳。

德国工党和大公党的国家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在巴斯夫财团和德意志银行的支持下,说服兴登堡担任党魁,而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在背后秘密操控。

相比社民党,工党很容易得到军队和大财团的支持。

胡楚元在德国的工商界悄无声息的经营了三十多年,积累了足够强大的工商业人脉,足以确保大部分的财团、资本力量对德国国家民主工人党的支持,兴登堡和施莱谢尔、保罗-冯-福尔贝克、赫尔曼-冯-弗朗索瓦、奥古斯特-冯-马肯森、阿尔佛雷德-冯-提尔皮茨等著名军事将领的号召力,也足以将德军和亲军方阵营吸收过来。

从1921年正式建党,德国工党就在全国范围不断举行宣传活动,以《德国工人报》为主要舞台,每日免费发行一百万份,宣扬德国工党的政策,还在《德国日报》、《德意志邮报》、《法兰克福商业报》、《世界报》二十多家报纸不断刊登广告,招募志工,宣扬一种全民富裕的政策。

工党甚至许诺,一旦上台,工党就会让德国经济复苏,恢复到原有的水平,并且在德国实行全面的医疗和社会保险,要让所有德国人都有工作。

不仅如此,胡楚元私人还对工党给予巨额的经济支持,让工党在德国开办了大量的研讨班,建立基层组织,还对贫困人群免费发放救济物资,号召大财团捐款,用于国家教育和基础建设。

就在胡楚元第三次访问德国的这个阶段,建党时间只有三年的德国工党已经成为德国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

德国工党的影响力正在急剧扩大,甚至连恩斯特-路德维希大公也都是德国工党的党员。

胡楚元并没有在德国逗留多久,只是秘密的和威廉三世、兴登堡、恩斯特-路德维希大公等人会晤,并达成一些秘密的约定。

此外,他和德国首相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也举行了会晤,正如国家情报局的情报,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本人的思想也偏向于中间派的整体政策,恰恰因此,在社民党内部,他本人同时受到左右两翼激进派的攻击。

为了说服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工党重新组阁,胡楚元顺势邀请他访华。

在军事合作上,胡楚元也秘密的批准了一个新的计划,允许德国总参谋部派遣一部分德国青年军官到中国秘密进修,特别是学习机械化兵团快速作战思想和整体论思想。

整体战争论思想是李开邺在中国陆军总参谋部提出的理论,即在整个战争期间要充分考虑国家实力和对手实力制定合适的军事战略,在大战略上首先要确保优势地位,同时在战术上要不断实现战略任务,用最强的优势力量打击对手最为脆弱和致命的地方,在最短的时间克制、减少、消灭对手的战争能力,最终确保国家战争的胜利。

围绕这一理论,李开邺在中央军事大学建立了一整套的理论分析课程,让学生学会分析整个局势,学会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对手的劣势,同时有大量的演习课程,锻炼青年军官的指挥能力。

同时,中国在军事上还有另外一套秘密武器,那就是军队军校化,这恰恰是不能在国内建立军事学院的德国所急缺的体系。

在德国的短暂访问后,胡楚元对于德国的情况愈发有了更为清晰的体会,其实,中德两国上层阶层在政治思想上基本是一致的,只不过,中国成功了,而德国失败了。

这个想法坚定了胡楚元在德国加大投资和恢复的决定,离开德国之前,他将德国商业银行从瑞士联合银行中分拆开,加入到英荷富通财团的阵营中,同时批准英荷富通财团和巴斯夫财团继续在德增加投资的计划。

此外,他也正式允许中信财团进入德国,特别是通过中信社在德国建立德国农业信贷合作社。

结束了在德国的访问后,胡楚元又陆续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进行访问,除了波兰和乌克兰,其余基本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有些已经在亚欧同盟内部的支持中恢复了元气,有些如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都还处于一个混乱的时期。

这个时期,胡楚元开始考虑将大公党的中间派政党思想扩散开,在整个亚欧同盟体系内,引导各国经济良性的发展。

中间派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就是对国际财团的扶持。

当然,这也是因为国际上最重要的财团基本就是大公党和德国工党背后最主要的力量。

1924年9月,胡楚元返回国内。

此时,他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新一任的总理人选,在中华民主联邦共和国总统的宝座上,他最高可以出任到1933年。

在经过挑选后,他决定推选杨士镶出任新的总理,王朝清出任副总理兼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而胡维中则担任国家经济产业部部长兼任国家资产委员会主任,骆成骧出任国家外交部部长。

1925年3月,国会进行重新选举,凭借在党内的特殊地位和大公党在国会中占据着70%席位的实力,胡楚元对国家总理府内阁进行的调整都通过了决议。

最终杨士镶、王朝清、胡维中、骆成骧四人成了国家总理府的中坚枢纽,而在整体内阁的调整中,新一代的四十五岁左右的内阁部长陆续出现。

这些人都是胡楚元在党内观察和培养了很多年的新力量,他在此时对内阁全面的大换血,实际上就已经是在为经济危机和后续可能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

月,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应邀访华,在结束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后,正准备继续访问日本,他就因为阑尾炎而住院,被迫在北京同济医院做了一个阑尾切割手术。

因为在手术期间有并发炎症的迹象,在使用抗生素类药物稳固住病情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又在北京多逗留了一个月。

恰恰就是在这段时间,通过在北京的观察,对中国经济、军事、社会的整体评估,以及和胡楚元的交谈,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最终做出决定,选择将德国社民党的中间派和右翼派力量同德国工党合作,重新组建新的德国工党。

社民党是整体性的左派政党,它的中间派和偏右力量其实就是德国工党,两者在政治纲领上基本一致。

确切的说,大公党就是中间派政党,介乎于右派和左派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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