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目标只是中国，而中国的目标是整个世界。中国已经耽误了两个世纪，不能再在日本身上浪费更多的时间了。所以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打击日本的战争潜力，最终在短时间内消除日本的威胁。
把日本拉入军备竞赛这个泥潭无疑是个好办法，而自从方怀来到这个时空开始，一直计划的就有这件事。但真正了解到情况，方怀才现并不是那么容易。想用军备竞赛拖死对手，要条件就是自己的财政状况要远远好于对手，否则不是你拖死对手，而是被对手拖死。
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大清帝国的:.租息、粮折、耗羡、盐课、常税、漕项、漕折这九个部分组成。
地丁银就是农业土地税；杂赋则是一些无地的商户不愿服丁役所交的银两；
租息是租种皇庄土地的农民所交的钱粮，大清的皇帝同时是最大的地主，他在全国各地都有数额巨大的土地，称之为“皇庄”，租种这些土地所交的钱粮远比一般地丁银为高，称之为“租息”；
粮折和地丁银的内容差不多，清朝对土地除了征收银两，每年也要征收大批的粮食，运往京城用以供养皇室和百官。一般这个派额都会大一些，方便一些运粮不便或者灾荒的地区用银子代替粮食，这就是粮折；
耗羡就是火耗；盐课就是盐税；常税则是商品交易税；至于漕项和漕折。就是漕运过程中摊派的一些费用。
按照计算，1881年方怀刚刚亲政地+:|年岁入应当有8000万两之多，即便扣除进银两、祭祀、仪宪、俸食、科场、饷乾、驿站、縻膳、赏恤、修缮、河工、办漕、采用、织造、公廉、杂支等约7000两的支出，每年应该还有1000万两左右的盈余。
这个数字看上去十分庞大，因为它几乎是同时期日本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何况1840年以后，清朝又增加了厘金、洋税（海关关税）这样新收入，捐输（买官）之费也日益增多。按理说，清朝的财政应该十分富裕才是。
但实际上。由于前面几十年“”、“捻”、“回”等种种叛乱导致财源崩溃，8000万两这个数字是要大.税（新关税）、捐输等几项可怜的收入则轻易被更为骇人的新支出所吞没：营勇饷需、海防专款、关局经费、洋款还借、利息……使得清朝的财政收入每年竟有上千万两地赤字。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进行财政改革，而财政改革说起来十分复杂，实际上无非“开源”、“节流”二途。
在1884年中法之战前。为了稳定国内的局势，方怀更多的采用的“节流”地方法。传统的十七项支出，方怀甫一亲政就废了陵寝、交进银两、祭祀、仪宪、縻膳、采用、织造六项，所有正在建设的皇陵、宫殿、园林一律停工。数年之间没有进行一次祭祀和大典，宫中的縻膳、采用、织造被简化到了极点，另外，原本孝敬两宫皇太后地“交进银”也由于慈安的主动提出。而不再从户部拨出。这虽然引起了朝中的一些议论，但因为这七项主要和皇室有关，所以并没有引起多大地触动。倒是在民间为方怀赢得了一个好声名。
少了这七项。传统支出这一块下降了800两之多。很难想象皇宫里面几个人就用掉了一个国家六分之一地财政。
其他地传统支出中。驿站虽然逐渐被电报局所取代，但用在通讯建设和维护上的费用只会随着现代化地通讯工具而逐渐增多。
科举是为国论才的大典。方怀再抠，也不会在这上面省钱，况且这项支出并不算大；
河工和修缮都是关乎民生和国家展的基础设施建设，这项支出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另外，官员的养廉银、对有功将士的赏恤金在方怀看来也是必要的，将来国家有钱的时候他甚至打算扩充这笔开支。
所以，这六项是不能动的，更何况它们加起来也不过只有800百万两左右的支出。剩下的四项才是传统财政支出的大头。
漕运费用和杂支因为没有固定数目，从来都是一笔糊涂帐，而这笔糊涂帐的数额高达1500多万两；八旗和|
的开支；加上高达2200万两的军.总收入的将近一半。
不过杂支因为条目太多，只能靠制度约束和提高官员的素质，而军费因为接连的战事，也不可能减少，所以“办漕”和“俸食”才是方怀集中要改革之处。
办漕历来是清朝一大积弊之处，为了办漕而征收的“漕折”和“漕项”就包括：随漕正耗、随漕轻齎、随漕席板竹、行月钱粮、赠贴银米、厅仓茶果、漕耗等一大堆名目，地方官员在这其间上下其手，随意征敛，致使百姓苦不堪言。方怀一直有改变这种情况的想法，今年他从美国购进了一艘万吨海轮，并在马尾、大沽两大船厂赶造八千吨的货轮，一旦这支海运船队建成，就可以用耗费较小的海运取代漕运，这一项支出将从600万两下降到200万两；
俸食的开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百官的俸禄，这是固定的，方怀还没抠到学明太祖朱元璋的地步。需要削减的是八旗的俸食，通过改革，旗人的数目正在锐减，这部分每年800两的支出通过改革后预计可以减少到200两左右；
这样传统支出这一块，就从7000万~|了5200两左右。节完流自然要开源。
“开源”就是增加新的财政进项。不过这并不表示方怀对大清帝国原有财政进项表示满意。就以“杂赋”为例，对无土商人征收丁役税，这严重妨碍了工商业的展，使得赚了一点钱的商家都急急忙忙去购买土地而不是把这些钱投入扩大再生产。方怀在1881年鼓励民间展工业的政策中就明令废止了这项税收。
还有就是耗羡，它属于正项税收以外的摊派。在一些地方，征收的火耗有时甚至比正项地丁银征收得还多。方怀在去年通过行纸币，已经废除了这项收入。
另外，“节流”的一些措施也给收入带来了影响，像漕项、漕折就将因为漕运改海运而停止征收。这四项加起来是2000万两的收入。
少了他们，就等于传统收入这一块收入少了四分之一。
不过随着大面积荒地被开垦和工商业的迅猛展，代表农业土地税的地丁银和粮折，代表商业交易税的常税都有大幅度增加，地丁银和粮折从原来3200万两上升4100两，常税从1200万两暴涨至2700两；
这两部分加上固定1400万两“盐课入，共有8400万两，已经过了原来的.|
至于1840年新增加的几项收入，“~;“厘金”收归中央后，虽然杜绝了地方官员中饱私囊、从中侵吞，但为了促进商贸流通，裁撤了一大批厘卡，所以收入实际上没增没减，保持在1350万两左右；原本应该成为国家主.=.还控制在英国人手中，税率由别人制定，收入可想而知，勉强维持了每年700两左右的收入。
经过五年的励精图治、悉心改革，表面上看，大清的工业总产值增加了125，耕地面积扩大了二成八，而财政收入却似乎没有增加多少，只是从9c两增长到了10(两。时间完成了大清的财政收支的合理化。
1亿多的收入扣除传统的5200开支，还有5300万两的盈两用于归还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借下的贷款；500两用作铁路专项经费；1000万两用于教育开支；（这还不到总:)，22的教育开支实在是少之又少，好在这几年不断反贪污收获颇丰，这笔钱方怀即使是情况最吃紧的时候也没有挪用，大大弥补了教育经费。）
这样算下来实际的财政盈余为3500。
而传统开支中的2200万两军费只是人员训练所需的费用、购买枪炮等装备的费用和用于建设海军的各种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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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日本拉入军备竞赛这个泥潭无疑是个好办法，而自从方怀来到这个时空开始，一直计划的就有这件事。但真正了解到情况，方怀才现并不是那么容易。想用军备竞赛拖死对手，要条件就是自己的财政状况要远远好于对手，否则不是你拖死对手，而是被对手拖死。
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大清帝国的:.租息、粮折、耗羡、盐课、常税、漕项、漕折这九个部分组成。
地丁银就是农业土地税；杂赋则是一些无地的商户不愿服丁役所交的银两；
租息是租种皇庄土地的农民所交的钱粮，大清的皇帝同时是最大的地主，他在全国各地都有数额巨大的土地，称之为“皇庄”，租种这些土地所交的钱粮远比一般地丁银为高，称之为“租息”；
粮折和地丁银的内容差不多，清朝对土地除了征收银两，每年也要征收大批的粮食，运往京城用以供养皇室和百官。一般这个派额都会大一些，方便一些运粮不便或者灾荒的地区用银子代替粮食，这就是粮折；
耗羡就是火耗；盐课就是盐税；常税则是商品交易税；至于漕项和漕折。就是漕运过程中摊派的一些费用。
按照计算，1881年方怀刚刚亲政地+:|年岁入应当有8000万两之多，即便扣除进银两、祭祀、仪宪、俸食、科场、饷乾、驿站、縻膳、赏恤、修缮、河工、办漕、采用、织造、公廉、杂支等约7000两的支出，每年应该还有1000万两左右的盈余。
这个数字看上去十分庞大，因为它几乎是同时期日本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何况1840年以后，清朝又增加了厘金、洋税（海关关税）这样新收入，捐输（买官）之费也日益增多。按理说，清朝的财政应该十分富裕才是。
但实际上。由于前面几十年“”、“捻”、“回”等种种叛乱导致财源崩溃，8000万两这个数字是要大.税（新关税）、捐输等几项可怜的收入则轻易被更为骇人的新支出所吞没：营勇饷需、海防专款、关局经费、洋款还借、利息……使得清朝的财政收入每年竟有上千万两地赤字。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进行财政改革，而财政改革说起来十分复杂，实际上无非“开源”、“节流”二途。
在1884年中法之战前。为了稳定国内的局势，方怀更多的采用的“节流”地方法。传统的十七项支出，方怀甫一亲政就废了陵寝、交进银两、祭祀、仪宪、縻膳、采用、织造六项，所有正在建设的皇陵、宫殿、园林一律停工。数年之间没有进行一次祭祀和大典，宫中的縻膳、采用、织造被简化到了极点，另外，原本孝敬两宫皇太后地“交进银”也由于慈安的主动提出。而不再从户部拨出。这虽然引起了朝中的一些议论，但因为这七项主要和皇室有关，所以并没有引起多大地触动。倒是在民间为方怀赢得了一个好声名。
少了这七项。传统支出这一块下降了800两之多。很难想象皇宫里面几个人就用掉了一个国家六分之一地财政。
其他地传统支出中。驿站虽然逐渐被电报局所取代，但用在通讯建设和维护上的费用只会随着现代化地通讯工具而逐渐增多。
科举是为国论才的大典。方怀再抠，也不会在这上面省钱，况且这项支出并不算大；
河工和修缮都是关乎民生和国家展的基础设施建设，这项支出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另外，官员的养廉银、对有功将士的赏恤金在方怀看来也是必要的，将来国家有钱的时候他甚至打算扩充这笔开支。
所以，这六项是不能动的，更何况它们加起来也不过只有800百万两左右的支出。剩下的四项才是传统财政支出的大头。
漕运费用和杂支因为没有固定数目，从来都是一笔糊涂帐，而这笔糊涂帐的数额高达1500多万两；八旗和|
的开支；加上高达2200万两的军.总收入的将近一半。
不过杂支因为条目太多，只能靠制度约束和提高官员的素质，而军费因为接连的战事，也不可能减少，所以“办漕”和“俸食”才是方怀集中要改革之处。
办漕历来是清朝一大积弊之处，为了办漕而征收的“漕折”和“漕项”就包括：随漕正耗、随漕轻齎、随漕席板竹、行月钱粮、赠贴银米、厅仓茶果、漕耗等一大堆名目，地方官员在这其间上下其手，随意征敛，致使百姓苦不堪言。方怀一直有改变这种情况的想法，今年他从美国购进了一艘万吨海轮，并在马尾、大沽两大船厂赶造八千吨的货轮，一旦这支海运船队建成，就可以用耗费较小的海运取代漕运，这一项支出将从600万两下降到200万两；
俸食的开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百官的俸禄，这是固定的，方怀还没抠到学明太祖朱元璋的地步。需要削减的是八旗的俸食，通过改革，旗人的数目正在锐减，这部分每年800两的支出通过改革后预计可以减少到200两左右；
这样传统支出这一块，就从7000万~|了5200两左右。节完流自然要开源。
“开源”就是增加新的财政进项。不过这并不表示方怀对大清帝国原有财政进项表示满意。就以“杂赋”为例，对无土商人征收丁役税，这严重妨碍了工商业的展，使得赚了一点钱的商家都急急忙忙去购买土地而不是把这些钱投入扩大再生产。方怀在1881年鼓励民间展工业的政策中就明令废止了这项税收。
还有就是耗羡，它属于正项税收以外的摊派。在一些地方，征收的火耗有时甚至比正项地丁银征收得还多。方怀在去年通过行纸币，已经废除了这项收入。
另外，“节流”的一些措施也给收入带来了影响，像漕项、漕折就将因为漕运改海运而停止征收。这四项加起来是2000万两的收入。
少了他们，就等于传统收入这一块收入少了四分之一。
不过随着大面积荒地被开垦和工商业的迅猛展，代表农业土地税的地丁银和粮折，代表商业交易税的常税都有大幅度增加，地丁银和粮折从原来3200万两上升4100两，常税从1200万两暴涨至2700两；
这两部分加上固定1400万两“盐课入，共有8400万两，已经过了原来的.|
至于1840年新增加的几项收入，“~;“厘金”收归中央后，虽然杜绝了地方官员中饱私囊、从中侵吞，但为了促进商贸流通，裁撤了一大批厘卡，所以收入实际上没增没减，保持在1350万两左右；原本应该成为国家主.=.还控制在英国人手中，税率由别人制定，收入可想而知，勉强维持了每年700两左右的收入。
经过五年的励精图治、悉心改革，表面上看，大清的工业总产值增加了125，耕地面积扩大了二成八，而财政收入却似乎没有增加多少，只是从9c两增长到了10(两。时间完成了大清的财政收支的合理化。
1亿多的收入扣除传统的5200开支，还有5300万两的盈两用于归还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借下的贷款；500两用作铁路专项经费；1000万两用于教育开支；（这还不到总:)，22的教育开支实在是少之又少，好在这几年不断反贪污收获颇丰，这笔钱方怀即使是情况最吃紧的时候也没有挪用，大大弥补了教育经费。）
这样算下来实际的财政盈余为3500。
而传统开支中的2200万两军费只是人员训练所需的费用、购买枪炮等装备的费用和用于建设海军的各种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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