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和殿。
王珪如老僧入定般,站在御座最前的位置,始终一声不出。章越若不是看着对方眼睛还睁着几乎以为对方乃木雕一座。

章越觉得王珪比自己还似人肉背景墙。

至于王珪身后的司马光,王安石则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起来。

大臣廷辩是很正常的事,但二人若没有什么大矛盾,差不多是一两句话点到为止,让官家最后有个裁断就好了。

而王安石,司马光二人初时还是一两句正常的争论着,但争论着争论着竟多了火气。

司马光因立储之功最大,从仁宗朝到今日一直是牛逼哄哄的,从先帝到当今天子都是要让他三分的。

当初濮议,其他反对的官员都被贬出京了,比如范镇,吕诲等也是建储有功的官员都赶出京去了,唯独司马光不能赶走,必须挽留在京里修书。

在濮议之事上,满朝官员都支持司马光。

如今新官家登基,为了曹太后的支持,彻底否定濮议之事,韩琦,欧阳修灰头土脸地下马了。司马光又一次赢了,他从始至终都站在了政治正确的一方。

人可以赢一次,难的是次次都赢。

如今司马光完全可以利用这声势聚集党羽,但他偏偏又不结党。司马光远比范仲淹当年面对的吕夷简更可怕!

如今则是又一次,当今天子要为一个有为之君,司马光再度反对,他是否能再度站在政治正确的一方。

而此番挑战司马光的,不是官家,却是他最好的朋友王安石。

南郊之礼是重要典礼,大礼泛阶,大礼荫补都是一回事

皇帝挂了可以官升一级,到了皇帝生日时,官员可以为子弟求官荫补。

嘉祐元年时,官家取消了圣节荫补的规矩,这也是减少冗官的举措。

但南郊大礼时,官员们仍可以奏请恩荫,这是官员本分合得的恩泽,所谓的既得利益,至于两府官员的赏赐也是情理之中。

司马光与王安石最开始争论的时候,还是十分平静的。

此刻官家还未浏览二人奏疏,对司马光问道:“学士院对于宰执请辞郊赐的奏疏,为何不早报上来?”

司马光道:“有人请假。”

王安石闻言看了司马光一眼。

官家又问道:“王卿怎么看?”

王安石直直道了一句:“臣所写的都在奏疏里。请陛下广泛咨询臣下意见,再作圣裁。”

官家听了王安石这话里异,抬头问道:“难道有谁不同意吗?”

王安石道:“除了臣外,都不同意。”

听到这一句,官家震惊了,他不由看向司马光。

他刚才问学士院关于宰执辞赏赐的批复,司马光说除了他与王安石上疏外,其他人都请假故而没有上疏。

但王安石回答的则是除了王安石外,其余的翰林学士如王珪,吕公著,韩维都不同意。

章越心想,按照王安石所说的,这是嘉祐四友第二次站在他一边了。

不过事实确实是学士院里上奏疏的只有王安石与司马光,其他人则没有表态。

王珪依然如老僧入定,他是翰林学士之首,他也不同意吗?

官家道:“两位卿家与朕议一议。”

依王安石所言,司马光似第一次站在了大家的对立面。

但司马光镇定如若,第一个发言道:“陛下,如今国用不足,灾害又多,理应当节约冗费,两府大臣可以作个表率。”

王安石反驳道:“如今国家富有四海,郊赐不过是九牛一毛。节约不过几个钱罢了,反而有损国体。昔唐相常衮当政,宰相饭食由内厨供给,可用十几人,常衮向天子辞之。然当时旁人纷议,宰相主国政,若不能,需辞位,而非辞禄。两府辞赏赐,不正是如此。”

“如今国用不足,不必从节俭来下功夫,此非当务之急。”

司马光则道:“常衮辞禄是知廉耻,难道不如那些不知廉耻,还拿着高官厚禄的人吗?自真宗皇帝以来,国用一直不足,如何不是当务之急?”

王安石道:“国用不足是因为国家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道:“何为善于理财,按照古代理财者,恨不得人人尽征其税,如此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是国家之利?”

王安石道:“这是横征暴敛,而非理财。善于理财的人,可使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说到这里,二人虽你一言我一语,大致都是正常的辩论。

但听了王安石这一句,司马光却突然变色道:“民不加赋国用饶,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之言。司马迁曾因此讽刺过汉武帝。天地所生,财货百物,都有定数,不在官即在民。”

“桑弘羊所言民不加赋国用饶,不取于民,取于何者?君不见,汉武帝末年,群盗蜂起,以绣衣使者捕之。此事有史可察,不见前车之鉴吗?”

司马光色动,显然是有些上了火气了,辩出了几分真火来。

听了司马光,章越深切体会自己与曾布说的话,为什么要经史娴熟?

至于以史为鉴,不是说说而已。

正如当初踩过的坑,都成了自己人生智慧。

历史从不会忘记,但会不会矫枉过正就不知道了。

再说经,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的是,国家有钱没钱吗?

不是,他们之间是意识形态之争,也就是经义之争,围绕着开源还是节流争论。

开源就是大政府,节流就是小政府。

儒家确实一直是主张藏富于民,只要百姓有钱,国家也会有钱了,这就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战国时,苛政猛于虎,很多诸侯横征暴敛,故而儒家规劝国君们,一定要藏富于民啊,这是没错的。

但司马光还用这个说法,就将问题给简单二元化了。

王安石面对司马光长篇大论,沉着地反击道:“我听闻欲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取财可以于天地,何来不在民即在官之说。”

“朝廷为何要鼓励农桑,修堰筑坝,此非取于民,亦非取于官,而是取自天地,官民皆得其利。”

章越听了频频点头,一个家庭要想富裕,必须取财于社会,社会要想富裕,必须取财于自然资源。

归根到底,除了分蛋糕还有作蛋糕嘛,发展生产力就是作蛋糕,也是财富增长的唯一手段。

司马光的想法,就是分蛋糕,零和游戏的思维。

比如股票市场,如果没有上市公司的分红,就是零和游戏。零和游戏无论怎么玩,最后都是割韭菜。

王安石又道:“我与君实之见不合,非仅所操异术也,而在名实之辩。君实所言征利之说,当我看来不过是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我之所为不是征利于民,而为国家理财。如今国用不足,不仅在于无节之费,更是失于理财之道。自真宗皇帝以来理财无法,故而国家虽俭约而不富。”

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就是把门关起来,父亲与儿子买卖作生意,外财不入。这样一个家庭如何能富裕?一个家庭要富裕必须取财于社会。

王安石用这句话彻底反击了,司马光之说不在官就在民的零和游戏思维。

司马光则道:“介甫,何为名?孔子曰‘必正名’。正名当以周礼为本。周礼除了征利,难道还有理财之说?这理财是何名?”

王安石道:“先有其实再有其名。周礼虽未有理财之名,但未必没有理财之实。管仲为国理财,摘山煮海坑冶,取财货于天地之间,未见孔子责也。孔子熟知周礼,反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之举又岂见周礼所载?”

司马光与王安石此番辩论是名实之辩。

司马光说得是儒家经典周礼,作为行为准则,读书人修身治国要看一切行为是否符合周礼,以实符合于名,就是正名。所以孔子说‘必也正名’,说白了理论指导实践。

王安石说不对,先有了事物,我们发现了,才给他命名,这就是先有其实后有其名。你没有看见他,不等于他没有埃

司马光则道:“介甫所为,乃尧舜所未尝为之事而为之,并非是先王之道。”

章越感叹司马光厉害啊,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一句并非先王之道,就把王安石所言定性了,他方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何为先王之道?尧舜之时又岂有先王之道,难道就不治理天下了?”

眼见王安石驳斥,一直不吭声的王珪出面道:“陛下,司马光言省费从贵近始,所言极是,王安石言所费不多,亦是极是。惟陛下圣裁。”

王珪这话是废而不废的废话。

唯一的作用就是结束了王安石,司马光这场廷辩。

见王珪将皮球踢给了自己,官家非常高兴,他对这场辩论十分满意,两边意见得到了充分讨论,朕有所得。

至于裁断嘛,但见官家道:“朕的看法与司马光相同,今日学士院故而以不允答之宰执的奏疏。”

王珪听了一蒙,官家这是什么操作,朕与司马光看法相同,但朕选择王安石的作法。

正当这时一人言道:“启禀陛下,臣以为不妥1

此话一出,众人皆惊掉了下巴,作为人肉背景墙的章越居然说话了!

ps:延和殿论辩是宋史里很重要的一章,这与汉朝盐铁之议一样,代表了国家经济制度,国策的转变。

但史书记载的辩论部分被史官拉偏架,只保留司马光说了什么,王安石说什么被删了许多,所以看得是司马光胜了。

但王安石那么会狡辩的人,岂会轻易败下阵来,故而本章王安石部分是笔者补完,皆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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