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外国都有过类似的现象：每当人们想要提出一种全新的概念时，往往要先从更久远的历史中寻找依据，即便新事物其实已经同过去有时有本质上的区别。例如文艺复兴借着古希腊的名义传播人文主义；康有为则以考据孔子真意的名义为变法正名。
在这个时代的法国，于离婚一事，期望得到自由的人士，也在用类似的方法——即推崇古罗马的离婚制。
传统上天主教视婚姻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联结。同古代中国一样，中世纪欧洲也是包办婚姻、父母之命，否则也不会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离婚非常困难，只有极其个别的情况除外：近亲婚姻、身体残缺不能履行夫妻义务的婚姻、妻子通奸的婚姻、丈夫虐待妻子几乎致死的婚姻等。在大多数案例中，即便教会判决了解除夫妻关系，双方也不能再婚。有的夫妇干脆相互默许婚外情。
当然，这只是传统上和理论上。实际上，随着新教的思想冲击旧天主教会，以及民间纷繁复杂的具体需要，各地的教会在处理离婚问题时，都会不同程度地向世俗“低头”。
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社会思潮发生更进一步地转变。爱情自由、婚姻自由，逐渐为人们认同。风气变得越来越开放，而教会则远远跟不上步伐，离婚法也还没有出台。
不过，位高权重的人想要离婚，总是有办法的。贿赂教会就是办法之一。在教会权力鼎盛时期，他还得保证自己同教会的关系良好，否则可能连贿赂都没辙。
不过，在现在的路易十五眼里，教会已经算不得大问题了。
一听说王储借着打猎的名头去了朗布依埃城堡，他就坐不住了。
“王储妃真的回来了？”
“没错，陛下。有人在乡间看到她的卫队。”
国王把人挥退，皱着眉头，重复用食指敲着椅子扶手。这两年，围绕孙子的婚姻问题，他一直在重复着这样的内心纠结。
当初决意离婚的理由很充分，是为了防止太过聪明的奥地利女人对法国横加干涉。但等对方离得远之后，他心中威胁感也随着距离褪去，留下的只有一些可爱美好的记忆——所谓远香近臭便是如此。
“她给我写的那些信是多么亲昵活泼啊。”他想。
何况，“玛丽存在威胁”是建立在小路易性格软弱的基础上的；如果小路易本身足够坚定、睿智，那么有一位聪明妻子，是锦上添花的好事。如今，孙子正向着他期望的方向转变。
然而转变的原因却是玛丽——她对他的影响力竟然如此巨大。假如强制离婚，小路易会不会倒退回去，甚至干脆从此一蹶不振？
所以，在这两年里，他干脆什么也不提，只是一味拖延。梅西大使不停送来特雷西亚女王的亲笔信，希望他召回四处游玩的玛丽，他装没看到；黎塞留和艾吉永则不停劝说他早日宣布离婚，以绝后患，他也是不语。
他自有一番算计：时间越久，小路易就越能够培养起坚毅的性情来，久而久之，这说不发能变成他性格的一部分，再难以变易；同时，时间和距离也往往是感情的杀手，拖得越久就越淡。
期间他不停为路易安排引见新的女人。这些女人不一定是未来王储妃——很大可能路易还是要与别国联姻的，一国的小公主也不会随随便便跑到巴黎来——只要她们有人能爬上路易的床，当上情妇，就是老国王的胜利了。顺带一提，情妇人选中也有过夏尼子爵夫人。她是低级贵族，还是寡妇，不容易惹麻烦；长相美艳动人、又有成熟风韵，很适合引领小孙子了解如何享受女人的真正乐趣。
可惜小路易就好像缺了一根筋一样。那些女士，他看起来都不讨厌，可没一个能跟他发展出亲密的关系来——假如是他的爷爷，路易十五本人，他早就与对方早就共度良宵了。
所以，老国王一点也不意外地听到这个消息：一听说玛丽回到了朗布依埃，小路易就立刻跑过去了。国王什么都知道；即便路易自认为甩掉了仆从和卫队，也有密探在暗中保护他。
到了非做决断不可的时候。
“请兰斯大主教到凡尔赛来。”
大主教已经76高龄，身体不如从前，但这件事还得劳动他——当初为王储和王储妃证婚的是他，如今要离婚，自然还应该过他的手。何况，他是法国宫廷大神父，是国王的御用“牧羊人”，除了他还有谁更有资格宣告婚姻解除？
鉴于王储夫妇的婚姻受到世人普遍关注，不排除梵蒂冈的教皇想要横加干涉。
一般情况下，教皇由枢机主教团选举出；而大部分枢机主教背后都有不同势力，或者接受贿赂为政客服务——15世纪末著名的教皇博尔吉亚（亚历山大六世），就是靠贿选上任的。
1769年几个当权波旁家族（法国、西班牙、那不勒斯、帕尔玛）因为不满天主教内部一个分支“耶稣会”的发展，将克雷芒十四世，也就是现任教皇抬上了宝座，期望它能压制耶稣会。
虽然克雷芒十四世当选后也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波旁朝廷仍然不太满意。舒瓦瑟尔与罗马教廷交涉时曾有一句名言：要想让教皇做一件事，而且非做不可，就得跟他提出双倍的要求。秉持这个理念，舒瓦瑟尔持续向克雷芒十四世施压；他被解职后，后继者艾吉永虽然是他的死对头，但在这个问题上倒是延续了前任的风格。
为了让教廷许可离婚，路易十五少不得要在耶稣会一事上松口，做点让步。当然，这不过是暂时的。克雷芒终究是他一手扶持上来的。等过个半年，风平浪静，法王的外交官们还是会故态复萌，不到目的不罢休。
听了路易十五的打算，兰斯大主教毫不意外；宫廷中早有各种传言。他皱眉叹息。能够见证一段重要婚姻的缔结，是他神职生涯中相当荣耀的一件事，没想到现在竟还要见证它的结束。他还记得在凡尔赛的小教堂里，他是如何祝福一对新人的。
他用教典教义温和地劝说了几句。国王思考了片刻，还是坚持己见。
“凡俗的人总有凡俗的事要顾虑啊。”他说。
趁着玛丽还没有回到凡尔赛宫，离婚的阻力会小一些。毕竟，一个妻子离家两年不归，不履行夫妻义务，哪怕是奥地利方面也不好为她辩解什么。特蕾西亚女王寄来的亲笔信一开始还对离婚传言表示关切，后来就半个单词都不提了。
大主教只有点头应承下来。正如国王所说，他虽然身披圣袍，可也生活在凡俗中。宗教与政治永远牵扯不清。
要事谈妥，国王又随意聊了聊别的事务——兰斯大主教现在还管理着国家圣俸的发放。
就在大主教准备动身离开时，一个仆人急匆匆报告：
“陛下，王储妃回来了！是王储把她带回来的！”
在这个时代的法国，于离婚一事，期望得到自由的人士，也在用类似的方法——即推崇古罗马的离婚制。
传统上天主教视婚姻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联结。同古代中国一样，中世纪欧洲也是包办婚姻、父母之命，否则也不会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离婚非常困难，只有极其个别的情况除外：近亲婚姻、身体残缺不能履行夫妻义务的婚姻、妻子通奸的婚姻、丈夫虐待妻子几乎致死的婚姻等。在大多数案例中，即便教会判决了解除夫妻关系，双方也不能再婚。有的夫妇干脆相互默许婚外情。
当然，这只是传统上和理论上。实际上，随着新教的思想冲击旧天主教会，以及民间纷繁复杂的具体需要，各地的教会在处理离婚问题时，都会不同程度地向世俗“低头”。
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社会思潮发生更进一步地转变。爱情自由、婚姻自由，逐渐为人们认同。风气变得越来越开放，而教会则远远跟不上步伐，离婚法也还没有出台。
不过，位高权重的人想要离婚，总是有办法的。贿赂教会就是办法之一。在教会权力鼎盛时期，他还得保证自己同教会的关系良好，否则可能连贿赂都没辙。
不过，在现在的路易十五眼里，教会已经算不得大问题了。
一听说王储借着打猎的名头去了朗布依埃城堡，他就坐不住了。
“王储妃真的回来了？”
“没错，陛下。有人在乡间看到她的卫队。”
国王把人挥退，皱着眉头，重复用食指敲着椅子扶手。这两年，围绕孙子的婚姻问题，他一直在重复着这样的内心纠结。
当初决意离婚的理由很充分，是为了防止太过聪明的奥地利女人对法国横加干涉。但等对方离得远之后，他心中威胁感也随着距离褪去，留下的只有一些可爱美好的记忆——所谓远香近臭便是如此。
“她给我写的那些信是多么亲昵活泼啊。”他想。
何况，“玛丽存在威胁”是建立在小路易性格软弱的基础上的；如果小路易本身足够坚定、睿智，那么有一位聪明妻子，是锦上添花的好事。如今，孙子正向着他期望的方向转变。
然而转变的原因却是玛丽——她对他的影响力竟然如此巨大。假如强制离婚，小路易会不会倒退回去，甚至干脆从此一蹶不振？
所以，在这两年里，他干脆什么也不提，只是一味拖延。梅西大使不停送来特雷西亚女王的亲笔信，希望他召回四处游玩的玛丽，他装没看到；黎塞留和艾吉永则不停劝说他早日宣布离婚，以绝后患，他也是不语。
他自有一番算计：时间越久，小路易就越能够培养起坚毅的性情来，久而久之，这说不发能变成他性格的一部分，再难以变易；同时，时间和距离也往往是感情的杀手，拖得越久就越淡。
期间他不停为路易安排引见新的女人。这些女人不一定是未来王储妃——很大可能路易还是要与别国联姻的，一国的小公主也不会随随便便跑到巴黎来——只要她们有人能爬上路易的床，当上情妇，就是老国王的胜利了。顺带一提，情妇人选中也有过夏尼子爵夫人。她是低级贵族，还是寡妇，不容易惹麻烦；长相美艳动人、又有成熟风韵，很适合引领小孙子了解如何享受女人的真正乐趣。
可惜小路易就好像缺了一根筋一样。那些女士，他看起来都不讨厌，可没一个能跟他发展出亲密的关系来——假如是他的爷爷，路易十五本人，他早就与对方早就共度良宵了。
所以，老国王一点也不意外地听到这个消息：一听说玛丽回到了朗布依埃，小路易就立刻跑过去了。国王什么都知道；即便路易自认为甩掉了仆从和卫队，也有密探在暗中保护他。
到了非做决断不可的时候。
“请兰斯大主教到凡尔赛来。”
大主教已经76高龄，身体不如从前，但这件事还得劳动他——当初为王储和王储妃证婚的是他，如今要离婚，自然还应该过他的手。何况，他是法国宫廷大神父，是国王的御用“牧羊人”，除了他还有谁更有资格宣告婚姻解除？
鉴于王储夫妇的婚姻受到世人普遍关注，不排除梵蒂冈的教皇想要横加干涉。
一般情况下，教皇由枢机主教团选举出；而大部分枢机主教背后都有不同势力，或者接受贿赂为政客服务——15世纪末著名的教皇博尔吉亚（亚历山大六世），就是靠贿选上任的。
1769年几个当权波旁家族（法国、西班牙、那不勒斯、帕尔玛）因为不满天主教内部一个分支“耶稣会”的发展，将克雷芒十四世，也就是现任教皇抬上了宝座，期望它能压制耶稣会。
虽然克雷芒十四世当选后也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波旁朝廷仍然不太满意。舒瓦瑟尔与罗马教廷交涉时曾有一句名言：要想让教皇做一件事，而且非做不可，就得跟他提出双倍的要求。秉持这个理念，舒瓦瑟尔持续向克雷芒十四世施压；他被解职后，后继者艾吉永虽然是他的死对头，但在这个问题上倒是延续了前任的风格。
为了让教廷许可离婚，路易十五少不得要在耶稣会一事上松口，做点让步。当然，这不过是暂时的。克雷芒终究是他一手扶持上来的。等过个半年，风平浪静，法王的外交官们还是会故态复萌，不到目的不罢休。
听了路易十五的打算，兰斯大主教毫不意外；宫廷中早有各种传言。他皱眉叹息。能够见证一段重要婚姻的缔结，是他神职生涯中相当荣耀的一件事，没想到现在竟还要见证它的结束。他还记得在凡尔赛的小教堂里，他是如何祝福一对新人的。
他用教典教义温和地劝说了几句。国王思考了片刻，还是坚持己见。
“凡俗的人总有凡俗的事要顾虑啊。”他说。
趁着玛丽还没有回到凡尔赛宫，离婚的阻力会小一些。毕竟，一个妻子离家两年不归，不履行夫妻义务，哪怕是奥地利方面也不好为她辩解什么。特蕾西亚女王寄来的亲笔信一开始还对离婚传言表示关切，后来就半个单词都不提了。
大主教只有点头应承下来。正如国王所说，他虽然身披圣袍，可也生活在凡俗中。宗教与政治永远牵扯不清。
要事谈妥，国王又随意聊了聊别的事务——兰斯大主教现在还管理着国家圣俸的发放。
就在大主教准备动身离开时，一个仆人急匆匆报告：
“陛下，王储妃回来了！是王储把她带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