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云江看向李泽文，再一次露出了惊异的神色。
“对，指纹虽有些残缺，但没错，就是她的。你怎么知道？”
“我在国内读过中学，”李泽文冷静指出，“我想，指纹在校服的荧光带上？”
这十几年来，国内中学生的校服都没什么大变化，基本都是宽松的运动服造型，面料多是粗糙的化纤材料，很难留下什么指纹。但为了学生安全起见，校服上往往会点缀一些荧光条纹。
“我看现场照片时注意到，南都二中的校服的肩膀手臂有白色的荧光条纹，这种材质容易留下指纹。”
“非常准确。当时我们在潘越校服上发现了三组指纹，分别是潘越自己的，潘越母亲的，还有郗羽的。”
潘越的校服上有郗羽的指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实。摆在警察面前的事实是：郗羽是唯一一个在潘越坠楼后还触碰过他的人，而她很可能也是潘越生前最后见到的人。
哪怕是一部侦探小说都没看过的人都会提出这样问题：潘越校服上的郗羽指纹有没有可能是坠楼之前留下的？
“徐队长，你有没有问郗羽为什么要去翻潘越的身体？”
“在现场我就问了。我当时并不知道她和潘越之前发生过‘表白失败’的事情，只是因为看到她身上有血迹，问她为什么要去翻潘越的身体。她回答说自己打扫完教室的下楼离开时，走到一楼看到有人趴在地上，她看见地上的那个身影有点像潘越，但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所以就想去看看……虽然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胆量太大了一点，但这个解释也行得通。”
“当时你们已经知道那是潘越了？”
“知道。刚到现场就有老师说了，他在学校里也是个名人。”
李泽文说：“徐警官，你当时和郗羽还谈了什么？”
“我倒是想问，但没能问下去。她当时情绪已经有些崩溃了，如果不是因为她老师在一旁安慰她，估计连回答我的问题都答不了。”
“她的老师是哪位？”
“一个年轻的男老师，是她的班主任，态度很强硬地要我们不要再问了。”
“姓周？”
“应该是的，我对他印象不太深。”
“不过，这段记录没有留在警方的报告里。”
“有几个原因。”
“都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市里发话了。当时市里省里好几个领导的孩子都在南都二中读书，二中校长找到他们，要求警方低调处理坠楼一案，因为闹大了对学校影响不好。市里自然要给人家校长一个面子，敦促我们快点结案。”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和郗羽的母亲有关。”
“郗羽的母亲？”李泽文说，“我记得她是报社的记者。”
“记者厉害啊。当时还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要知道，潘越家也不是无根基的，在公安系统内也颇有一些关系，他们通过渠道，找到了局里的人，知道了我们调查进展，发现我们郗羽有点怀疑，又弄到了郗家的地址。潘越的母亲冲到郗羽家里去里大吵大闹，要郗羽偿命。郗羽的母亲是日报的记者，还是比较出名的那种，人脉关系很广，她愤怒地找上分局，要我们对泄露信息负责——更重要的是，她还联系了许多外省的媒体要曝光我们，说真的，局里当时非常被动。”
李泽文听到此处，也已经明白了，这段小插曲才是徐云江对这件案子印象深刻的导火索。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案件没有线索。我们没有找到目击证人，潘越的情绪不好是事实，日记里的悲观情绪也是真的，死亡的特征也完全符合自杀的特征——法医实在找不出他杀的证据。我们内部倾向认为，潘越和郗羽放学后见了一面，两人或有争执，甚至发生了肢体接触，然后她离开，潘越想不开坠楼。”
“没有人怀疑是她推人下楼的？”
“个别人有这样的想法，大部分人不认为如此。第一，她是女生，虽然长得高，但是非常纤细，潘越的个头虽然矮小一点但是男生，看手腕的粗细也知道他的力气比郗羽大多了。第二，郗羽这个女孩子……”徐云江的表情凝重起来，“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完全不像能干坏事的人。”
李泽文知道他的意思。早年的犯罪学里有一种对罪犯相貌的研究，这些研究者试图总结出重刑犯们的长相的规律，从他们的外表，比如脸部的轮廓、耳朵的形状、头发的颜色判断他们是否可能犯罪——这种理论类似我国古代的“面相学”，很快被斥责为“奇谈怪论”就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但不论怎么说，人们在自己的内心总会对其他人的长相做一个下意识的判断。而郗羽的的确确长了一张“最不可能犯罪”的脸。
要怀疑一个品学兼优、人人夸赞，眼神清澈且笑起来有一对美丽酒窝的女生犯下了谋杀罪，也相当挑战人的三观——警察们也不想接受这个现实。
李泽文说：“但无论一个人的长相如何，都不能凭面貌洗脱嫌疑。”
徐云江说：“当然不能以貌取人。但在没有实证的基础上，我们就会倾向相信面貌。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她把潘越从楼上推下去又能怎么办？她不满14岁，就算是杀人放火也不用负刑事责任——就算我们找到了目击证人证明是郗羽把潘越推下楼，这案子也送不到法院去。”
李泽文说：“查案之时，疑罪从有，断案之时，疑罪从无。”
现代的刑事调查案件认定犯罪靠的是证据为本的原则，要用指纹、足迹、DNA、视频监控以及相关的勘查、检验报告、鉴定结论等硬性的证据作支撑，才能办成铁案。如果没有这样的证据，即便有明确的犯罪嫌疑人，也未必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正是如此。在自杀证据充分，他杀证据没有的情况下，我们以自杀结案。”
李泽文加重语气：“第四天就结案了。”
“这是正常流程，”徐云江表情坦荡地看着李泽文，“‘紧3快7慢30’，这种说法，李教授听过没有？”
李泽文博闻强识，知道这个说法。所谓“紧3快7慢30”，是指的许多刑事案件，尤其是杀人案件有一个规律，大多数案件，3天之内可以破案；略微复杂有大体线索轮廓的案件，7天之内可以破，一个案件超过30天还没有侦破，那就遥遥无期了。大数据显示，前面这两类案件基本占了所有杀人案件的95%以上。
徐云江的解释完美的解释了警方案卷上的自杀结论的来由——李泽文终于弄清当年潘越坠楼后警方的所有举动，也解决了心中的疑团。
如果把警方当成一个解决问题的官僚机构来看，警方办理潘越高坠死亡这件案子时没有疏忽，一切合情合理，距离办案失误还有遥远的距离。在“紧3快7慢30”的原则下，警方用了四天时间结案，也谈不上草率。
然而，如果用较为苛刻的观点——或者用人们理想中的精明强干、不错漏任何一条线索的警察形象来要求——警方的工作是有欠缺的，欠缺就在于最先到达现场的一线民警的工作不到位。这些最先到达现场、最先接触案件当事人、最先获取原始信息的一线民警的业务能力谈不上出色，现场的处置措施也不够得当，他们在坠楼现场的疏漏很多，最起码，他们到达现场后，居然没有拍摄围观人群的照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两人说话间，郗羽和黎宇飞已经回来了，黎宇飞把烟和剩下的钱递给徐云江。徐云江拿过烟，极其熟练地撕开包装，抽出一支，却没有抽，拿在手里把玩着，挺客气的宛如一个邻家大叔般对郗羽。
“不用谢的。”
郗羽微笑着摆摆手，嘴角的酒窝十分甜美。她在许多事情上很粗心，但也不会粗得没知觉。李泽文支开她和黎宇飞，恐怕是有什么事情要和他单独谈一谈。
“还有一件事，李教授，我发现你对刑侦调查很了解？”徐云江把烟从左手换到右手。
“谈不上很了解，”在这样的场合下，李泽文没打算隐瞒来意，他轻描淡写道：“我舅舅做了二十年刑侦工作，我耳濡目染，也了解一二。”
二十年对任何工作来说都是一个足够长的年份了，足以让某个人成为行业内的专家。
“二十年？那你舅舅一定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刑侦人，”当警察的人好奇心比普通人更重的，他们的职业特点就是追根问底，徐云江也不例外问，“你舅舅在什么地方工作？”
李泽文没打算让这位徐队长的疑惑持续太久，更没打算藏拙，直接道：“我舅舅叫陶景森，也许徐队长你听说过他。”
“陶景森？”徐队长只迷茫了两秒钟，脸上的表情就变成了震惊，“陶局长？是部里的陶局长？他是你舅舅？我手上还有他编写的教材呢。”
实际上，黎宇飞在一旁瞪圆了眼睛。他是学计算机的，大学毕业后考的公务员进了公安局，一入职就分配到了治安大队，主要做信息辅助的工作，对刑侦了解较少，但他到底也做了这么多年警察，各种专业教材也看过，“陶景森”这个名字对他来说属于“有些印象不算耳熟”的级别，不过在徐云江的提示下记忆复苏，关于这个人的事迹也浮现在脑海里。
陶景森，著名政法大学侦查系毕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一线当刑警，他在这一行干得十分出色，并且还掌握了绝大多数一线刑警都没有的技能——那就是从实践中提炼理论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写论文。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他写出了数十篇论文和好几本专著（虽然仅限内部发行使用），既有经验又掌握了理论工具的人在任何工作单位都极受欢迎，因此陶景森受到提拔一点都不奇怪。随着时间的推移，陶景森身上的头衔越来越多，多到上百字都无法完全形容，而他现在的主要头衔是刑事侦查局的副局长。
黎宇飞震惊道：“我想起来了，我也学过陶局长编写的教材。”
“他有时候也会去公安大学上课。不过最近几年忙于行政工作，已经离开大学好几年了。”李泽文简单道。
“当然当然，”徐云江不得不再一次刷新看李泽文的眼光，“职位不一样做的事情也不一样了。”
李泽文说出“陶景森”这三个字时就有九成把握，只要这位徐队长业务素质过硬，那一定会知道舅舅的名字。
其实之前徐云江对李泽文的教授身份还有点轻微的不以为然——他不怀疑这位年轻的大教授的能耐，也认为他对刑侦工作也有一些了解，但是这种了解类似“外行因为好奇广泛查阅资料从而对内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他们这种曾在一线的办案人员不是一回事——现在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能有这样一位写的每一本书都是刑侦人员必修教材的舅舅，他对刑侦的了解肯定已经达到了专业水准，徐云江觉得，自己必须把他当成“内行人士”对待。
郗羽的吃惊程度和姐夫相差无几。
之前李泽文和她说起过他有一位舅舅是刑警——郗羽当时没多想，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她自己也有个姐夫是警察。此时听到徐云江的这种语气，才明白这位他的那位舅舅显然是刑侦界里武林宗师般的存在，凭着一个名字就让一个老警察心悦诚服。
对面的人如果只是个教授，那态度可以随意一些，当他还有一个有权力的舅舅时，一切都不一样了。徐云江凝神想了一想：“李教授，陶局长知道这桩旧案吗？”
“尚且不知道。”
徐云江听得出这话的潜台词，尚且不知道，不等于以后不知道。而他要从“不知道”变为“知道”甚至“重视”，也就是李泽文一个电话的事情。看过陶景森著作的人一定明白，他对冤假错案的态度是什么。潘越坠楼一案如果真的是错案，他们这些调查人员应该不至于受到什么大处分，但一个记过是少不了的。
“这个旧案，李教授，你会继续查下去吧？”
李泽文冷静道：“我不认为潘越坠楼是自杀，但截至目前，我尚且没有找到明确的他杀证据。所以我会查下去。”
“我会重新过一遍这起旧案，”徐云江郑重道，“虽然我现在已经不在刑侦队，李教授，如果你要我帮忙，请尽管开口，好歹我在局里还有点影响力。”
“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多谢徐队长了。”李泽文客气道谢。
他知道徐云江的这个承诺的分量并且准备加以利用——他此前道出舅舅的身份当然不是为了炫耀，只是通过这种方式让徐云江提高对这件旧案的重视程度。
现在看来，收效良好。
一席话谈到这里，李泽文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带着郗羽告辞离开。
看着郗羽和李泽文离开公安局，徐云江转头就看着自己的这位下属，表情分外严肃：“你对这位李教授到底了解多少？”
“基本上一无所知，”黎宇飞的表情格外无奈，他觉得李泽文今天的表现是在扮猪吃老虎，“队长，我和你知道的一样多。我刚刚才知道李教授的舅舅是刑事侦查局的陶局长，他之前没有提及。我之前就觉得他对警方内部的事情了解得挺详细，现在终于明白了原因。”
徐云江追根问底：“你知不知道你小姨子和这位教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看来，他对你那个小姨子有点意思。”
“我和我老婆都觉得有这种可能性，”黎宇飞说，“否则他不可能如此奔波。”
徐云江瞧了瞧黎宇飞，倒是笑了：“也就是说，你和这位教授要成连襟。还不坏，拐弯抹角的和陶局长成了姻亲。”
好像确实是有吸引力的前景。黎宇飞拧着眉头思索，片刻之后他放弃了思考——抱歉，他想象力贫乏，实在想象不出来这一幕。黎宇飞和郗柔这两口子，和郗羽李泽文这两人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徐云江终于把烟点燃了，他用力地猛抽了一口。
“晚上加个班，帮我重新过一下这个旧案。”
“对，指纹虽有些残缺，但没错，就是她的。你怎么知道？”
“我在国内读过中学，”李泽文冷静指出，“我想，指纹在校服的荧光带上？”
这十几年来，国内中学生的校服都没什么大变化，基本都是宽松的运动服造型，面料多是粗糙的化纤材料，很难留下什么指纹。但为了学生安全起见，校服上往往会点缀一些荧光条纹。
“我看现场照片时注意到，南都二中的校服的肩膀手臂有白色的荧光条纹，这种材质容易留下指纹。”
“非常准确。当时我们在潘越校服上发现了三组指纹，分别是潘越自己的，潘越母亲的，还有郗羽的。”
潘越的校服上有郗羽的指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实。摆在警察面前的事实是：郗羽是唯一一个在潘越坠楼后还触碰过他的人，而她很可能也是潘越生前最后见到的人。
哪怕是一部侦探小说都没看过的人都会提出这样问题：潘越校服上的郗羽指纹有没有可能是坠楼之前留下的？
“徐队长，你有没有问郗羽为什么要去翻潘越的身体？”
“在现场我就问了。我当时并不知道她和潘越之前发生过‘表白失败’的事情，只是因为看到她身上有血迹，问她为什么要去翻潘越的身体。她回答说自己打扫完教室的下楼离开时，走到一楼看到有人趴在地上，她看见地上的那个身影有点像潘越，但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所以就想去看看……虽然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胆量太大了一点，但这个解释也行得通。”
“当时你们已经知道那是潘越了？”
“知道。刚到现场就有老师说了，他在学校里也是个名人。”
李泽文说：“徐警官，你当时和郗羽还谈了什么？”
“我倒是想问，但没能问下去。她当时情绪已经有些崩溃了，如果不是因为她老师在一旁安慰她，估计连回答我的问题都答不了。”
“她的老师是哪位？”
“一个年轻的男老师，是她的班主任，态度很强硬地要我们不要再问了。”
“姓周？”
“应该是的，我对他印象不太深。”
“不过，这段记录没有留在警方的报告里。”
“有几个原因。”
“都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市里发话了。当时市里省里好几个领导的孩子都在南都二中读书，二中校长找到他们，要求警方低调处理坠楼一案，因为闹大了对学校影响不好。市里自然要给人家校长一个面子，敦促我们快点结案。”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和郗羽的母亲有关。”
“郗羽的母亲？”李泽文说，“我记得她是报社的记者。”
“记者厉害啊。当时还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要知道，潘越家也不是无根基的，在公安系统内也颇有一些关系，他们通过渠道，找到了局里的人，知道了我们调查进展，发现我们郗羽有点怀疑，又弄到了郗家的地址。潘越的母亲冲到郗羽家里去里大吵大闹，要郗羽偿命。郗羽的母亲是日报的记者，还是比较出名的那种，人脉关系很广，她愤怒地找上分局，要我们对泄露信息负责——更重要的是，她还联系了许多外省的媒体要曝光我们，说真的，局里当时非常被动。”
李泽文听到此处，也已经明白了，这段小插曲才是徐云江对这件案子印象深刻的导火索。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案件没有线索。我们没有找到目击证人，潘越的情绪不好是事实，日记里的悲观情绪也是真的，死亡的特征也完全符合自杀的特征——法医实在找不出他杀的证据。我们内部倾向认为，潘越和郗羽放学后见了一面，两人或有争执，甚至发生了肢体接触，然后她离开，潘越想不开坠楼。”
“没有人怀疑是她推人下楼的？”
“个别人有这样的想法，大部分人不认为如此。第一，她是女生，虽然长得高，但是非常纤细，潘越的个头虽然矮小一点但是男生，看手腕的粗细也知道他的力气比郗羽大多了。第二，郗羽这个女孩子……”徐云江的表情凝重起来，“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完全不像能干坏事的人。”
李泽文知道他的意思。早年的犯罪学里有一种对罪犯相貌的研究，这些研究者试图总结出重刑犯们的长相的规律，从他们的外表，比如脸部的轮廓、耳朵的形状、头发的颜色判断他们是否可能犯罪——这种理论类似我国古代的“面相学”，很快被斥责为“奇谈怪论”就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但不论怎么说，人们在自己的内心总会对其他人的长相做一个下意识的判断。而郗羽的的确确长了一张“最不可能犯罪”的脸。
要怀疑一个品学兼优、人人夸赞，眼神清澈且笑起来有一对美丽酒窝的女生犯下了谋杀罪，也相当挑战人的三观——警察们也不想接受这个现实。
李泽文说：“但无论一个人的长相如何，都不能凭面貌洗脱嫌疑。”
徐云江说：“当然不能以貌取人。但在没有实证的基础上，我们就会倾向相信面貌。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她把潘越从楼上推下去又能怎么办？她不满14岁，就算是杀人放火也不用负刑事责任——就算我们找到了目击证人证明是郗羽把潘越推下楼，这案子也送不到法院去。”
李泽文说：“查案之时，疑罪从有，断案之时，疑罪从无。”
现代的刑事调查案件认定犯罪靠的是证据为本的原则，要用指纹、足迹、DNA、视频监控以及相关的勘查、检验报告、鉴定结论等硬性的证据作支撑，才能办成铁案。如果没有这样的证据，即便有明确的犯罪嫌疑人，也未必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正是如此。在自杀证据充分，他杀证据没有的情况下，我们以自杀结案。”
李泽文加重语气：“第四天就结案了。”
“这是正常流程，”徐云江表情坦荡地看着李泽文，“‘紧3快7慢30’，这种说法，李教授听过没有？”
李泽文博闻强识，知道这个说法。所谓“紧3快7慢30”，是指的许多刑事案件，尤其是杀人案件有一个规律，大多数案件，3天之内可以破案；略微复杂有大体线索轮廓的案件，7天之内可以破，一个案件超过30天还没有侦破，那就遥遥无期了。大数据显示，前面这两类案件基本占了所有杀人案件的95%以上。
徐云江的解释完美的解释了警方案卷上的自杀结论的来由——李泽文终于弄清当年潘越坠楼后警方的所有举动，也解决了心中的疑团。
如果把警方当成一个解决问题的官僚机构来看，警方办理潘越高坠死亡这件案子时没有疏忽，一切合情合理，距离办案失误还有遥远的距离。在“紧3快7慢30”的原则下，警方用了四天时间结案，也谈不上草率。
然而，如果用较为苛刻的观点——或者用人们理想中的精明强干、不错漏任何一条线索的警察形象来要求——警方的工作是有欠缺的，欠缺就在于最先到达现场的一线民警的工作不到位。这些最先到达现场、最先接触案件当事人、最先获取原始信息的一线民警的业务能力谈不上出色，现场的处置措施也不够得当，他们在坠楼现场的疏漏很多，最起码，他们到达现场后，居然没有拍摄围观人群的照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两人说话间，郗羽和黎宇飞已经回来了，黎宇飞把烟和剩下的钱递给徐云江。徐云江拿过烟，极其熟练地撕开包装，抽出一支，却没有抽，拿在手里把玩着，挺客气的宛如一个邻家大叔般对郗羽。
“不用谢的。”
郗羽微笑着摆摆手，嘴角的酒窝十分甜美。她在许多事情上很粗心，但也不会粗得没知觉。李泽文支开她和黎宇飞，恐怕是有什么事情要和他单独谈一谈。
“还有一件事，李教授，我发现你对刑侦调查很了解？”徐云江把烟从左手换到右手。
“谈不上很了解，”在这样的场合下，李泽文没打算隐瞒来意，他轻描淡写道：“我舅舅做了二十年刑侦工作，我耳濡目染，也了解一二。”
二十年对任何工作来说都是一个足够长的年份了，足以让某个人成为行业内的专家。
“二十年？那你舅舅一定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刑侦人，”当警察的人好奇心比普通人更重的，他们的职业特点就是追根问底，徐云江也不例外问，“你舅舅在什么地方工作？”
李泽文没打算让这位徐队长的疑惑持续太久，更没打算藏拙，直接道：“我舅舅叫陶景森，也许徐队长你听说过他。”
“陶景森？”徐队长只迷茫了两秒钟，脸上的表情就变成了震惊，“陶局长？是部里的陶局长？他是你舅舅？我手上还有他编写的教材呢。”
实际上，黎宇飞在一旁瞪圆了眼睛。他是学计算机的，大学毕业后考的公务员进了公安局，一入职就分配到了治安大队，主要做信息辅助的工作，对刑侦了解较少，但他到底也做了这么多年警察，各种专业教材也看过，“陶景森”这个名字对他来说属于“有些印象不算耳熟”的级别，不过在徐云江的提示下记忆复苏，关于这个人的事迹也浮现在脑海里。
陶景森，著名政法大学侦查系毕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一线当刑警，他在这一行干得十分出色，并且还掌握了绝大多数一线刑警都没有的技能——那就是从实践中提炼理论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写论文。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他写出了数十篇论文和好几本专著（虽然仅限内部发行使用），既有经验又掌握了理论工具的人在任何工作单位都极受欢迎，因此陶景森受到提拔一点都不奇怪。随着时间的推移，陶景森身上的头衔越来越多，多到上百字都无法完全形容，而他现在的主要头衔是刑事侦查局的副局长。
黎宇飞震惊道：“我想起来了，我也学过陶局长编写的教材。”
“他有时候也会去公安大学上课。不过最近几年忙于行政工作，已经离开大学好几年了。”李泽文简单道。
“当然当然，”徐云江不得不再一次刷新看李泽文的眼光，“职位不一样做的事情也不一样了。”
李泽文说出“陶景森”这三个字时就有九成把握，只要这位徐队长业务素质过硬，那一定会知道舅舅的名字。
其实之前徐云江对李泽文的教授身份还有点轻微的不以为然——他不怀疑这位年轻的大教授的能耐，也认为他对刑侦工作也有一些了解，但是这种了解类似“外行因为好奇广泛查阅资料从而对内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他们这种曾在一线的办案人员不是一回事——现在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能有这样一位写的每一本书都是刑侦人员必修教材的舅舅，他对刑侦的了解肯定已经达到了专业水准，徐云江觉得，自己必须把他当成“内行人士”对待。
郗羽的吃惊程度和姐夫相差无几。
之前李泽文和她说起过他有一位舅舅是刑警——郗羽当时没多想，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她自己也有个姐夫是警察。此时听到徐云江的这种语气，才明白这位他的那位舅舅显然是刑侦界里武林宗师般的存在，凭着一个名字就让一个老警察心悦诚服。
对面的人如果只是个教授，那态度可以随意一些，当他还有一个有权力的舅舅时，一切都不一样了。徐云江凝神想了一想：“李教授，陶局长知道这桩旧案吗？”
“尚且不知道。”
徐云江听得出这话的潜台词，尚且不知道，不等于以后不知道。而他要从“不知道”变为“知道”甚至“重视”，也就是李泽文一个电话的事情。看过陶景森著作的人一定明白，他对冤假错案的态度是什么。潘越坠楼一案如果真的是错案，他们这些调查人员应该不至于受到什么大处分，但一个记过是少不了的。
“这个旧案，李教授，你会继续查下去吧？”
李泽文冷静道：“我不认为潘越坠楼是自杀，但截至目前，我尚且没有找到明确的他杀证据。所以我会查下去。”
“我会重新过一遍这起旧案，”徐云江郑重道，“虽然我现在已经不在刑侦队，李教授，如果你要我帮忙，请尽管开口，好歹我在局里还有点影响力。”
“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多谢徐队长了。”李泽文客气道谢。
他知道徐云江的这个承诺的分量并且准备加以利用——他此前道出舅舅的身份当然不是为了炫耀，只是通过这种方式让徐云江提高对这件旧案的重视程度。
现在看来，收效良好。
一席话谈到这里，李泽文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带着郗羽告辞离开。
看着郗羽和李泽文离开公安局，徐云江转头就看着自己的这位下属，表情分外严肃：“你对这位李教授到底了解多少？”
“基本上一无所知，”黎宇飞的表情格外无奈，他觉得李泽文今天的表现是在扮猪吃老虎，“队长，我和你知道的一样多。我刚刚才知道李教授的舅舅是刑事侦查局的陶局长，他之前没有提及。我之前就觉得他对警方内部的事情了解得挺详细，现在终于明白了原因。”
徐云江追根问底：“你知不知道你小姨子和这位教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看来，他对你那个小姨子有点意思。”
“我和我老婆都觉得有这种可能性，”黎宇飞说，“否则他不可能如此奔波。”
徐云江瞧了瞧黎宇飞，倒是笑了：“也就是说，你和这位教授要成连襟。还不坏，拐弯抹角的和陶局长成了姻亲。”
好像确实是有吸引力的前景。黎宇飞拧着眉头思索，片刻之后他放弃了思考——抱歉，他想象力贫乏，实在想象不出来这一幕。黎宇飞和郗柔这两口子，和郗羽李泽文这两人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徐云江终于把烟点燃了，他用力地猛抽了一口。
“晚上加个班，帮我重新过一下这个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