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李笠随意用完晚膳，拿起一本厚厚的字书（字典），翻看起来。
书页有些残破，很明显是翻过许多次才有这样的效果，而且没有封面，整本书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是正规的出版物。
李笠一边看，一边呢喃着，不停地发出各种声音，对字书上的字，进行“拼音”。
试图根据这本“字书初稿”上的内容，学习这个时代字音的“切音法”（反切法）。
作为接受过义务教育的现代人，他实际上很不适应“古代”的反切法，总觉得有些违和。
加上古汉语里有不少字的读音，和现代汉语有出入，所以，这种违和感更强。
一切都在如今常用的反切法上。
此法，是用一个汉字或注音符号表示“声”，此字为“上字”。
再用另一个汉字或注音符号表示“韵”和“调”（此字为“下字”），把它们拼合成被注字的读音，这就是反切法。
譬如“缓”字，以反切法来注音，就是：胡管切。
“缓”字的读音，取“胡”字的声（h），取“管”的韵和调(uan)，然后拼合成（huan=h+uan）。
又譬如“哀”，乌开切。
“敖”，五劳切。
按照反切法来给汉字注音，需要动用的汉字（上字和下字），大概在千余个，繁多，难记难用。
是普及教育的一个拦路虎。
现在，训诂学权威顾野王，仔细研究了李笠“拼音法”的内容，根据现实情况，选择对原有的反切法进行改良。
改良之目的是去繁化简，把上下字简化为四百来个，而不是用闻所未闻的“拼音法”。
所以，初步改良后的反切法，相比原来的反切法，明显简化，为“简式反切法”。
熟练掌握四百字的读音，总比掌握一千多字的读音要容易些，在此基础上对其他汉字进行反切注音，学起来也容易些。
但李笠不满意，他认为用四百余字来作为声母、韵母，还是太多了。
所以，顾野王和其他有识之士，在四百余上下字的基础上，不断改进、简化。
现在的成果，已经把反切的上下字（声母、韵母）简化到三十八个：
声母字二十一个，韵母字十七个。
反切、拼音时，用的是“快拼”，即不讲究声母韵母的细节读音，快读、略过去就行了。
如此精简，李笠琢磨过后觉得效果很不错，只叹：专家果然是专家。
若是让他自己来弄“拼音法”，大概想破头都搞不出来切合实际的“拼音法”。
但是，这个三十八字“简式反切”方案出来后，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
反对人士认为，过度简化上下字，如同饮鸩止渴。
为此，朝廷召开学术研讨会（结果都是地域歧视会），开了许多次，学者们吵来吵去吵出来的结果，是各方达成“妥协”。
妥协成果，是将“三十八字反切法”这极度简化的反切法，用于初学者“入门”，此为第一步。
等初学者掌握了这个“极简反切法”，便要更上一层楼，学习“六十八字反切法”，此为第二步。
两步依次走，第一步，适合启蒙，以及扫盲班。
学习效果，只要掌握数百个常用汉字的读音就行，不仅能写、能认自己的名字，还能大概看懂通俗读物，譬如报纸上的新闻。
写信时，能用简单的文字，表达自己要说的话，可以读信，看懂信中文字所要表达的内容。
还能大概看懂官府榜文（前提是官府榜文内容直白、没有生僻字）。
第二步，是“进阶”，适合读书人深造，掌握各种生僻字的读音，能读出各类典籍上生僻字、异体字的正确读音。
这就是李笠对教育的构想，一分为二：扫盲教育，知识教育。
但构想是否切合实际，得看实践的结果。
李笠翻看着这本被他翻得有些残破的字书，看着上面构成的重点，想起自己看过的许多报告，对改进注音法信心满满。
改良后的简式反切注音法，已经在不少学堂试行，与传统的反切法教育进行比较。
接受启蒙的少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统计结果表明，学习“新法”的少年，掌握汉字读音的速度，比学习“旧法”的同龄人要快。
那么，这个“新反切法”作为一个折中方案，可实施性不错。
比起一步到位实行“拼音法”，这种改良过后的“新反切法”，更适合现实。
顾野王在给李笠的奏章里反复强调，反切法毕竟是延续多年的“主流注音法”，天南地北的读书人，都已经习惯了用反切法给字注音。
若是直接舍弃反切法不用，推行另一种注音体系的“拼音法”，只会事倍功半。
首先，师资人才不足，因为朝廷即便统一天下，急切间也拿不出那么多精通“拼音法”的人来担任“先生”，到全国各地进行教学。
其次，在现有反切法的基础上，推行“新反切法”，推广速度以及人们接受、适应程度，必然要比从头开始推广的“拼音法”快很多。
朝廷（皇帝）改革注音法的本意，就是让天下读书人更快、更好的掌握汉字注音方式，降低学习门槛。
在此基础上，正雅言。
抽红包！
那么，无论是“拼音法”也好，“简式反切法”也罢，只要能确保朝廷更好、更快的实现这一目标，就是好办法。
而不必拘泥于“创新”，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却忽略了创新的本意。
李笠回想着这些年，顾野王为了改良注音法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忽然觉得很庆幸。
虽然梁国的国内矛盾尖锐，百姓生活艰难，但不可否认，梁武帝在文化上，给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无论是文学，音律还是各类学问，梁国的文人，迎来了将近五十年的好时光。
所以，在此基础上，他“发明”的钢琴、管风琴，有大量现成的音律专家以及乐师加以完善，而仅仅知道原理的他，其实是没有能力完善这种复杂乐器的。
注音法的改良也是如此，他只知道“汉语拼音”，但并不知道如何将后世的“汉语拼音”，和这个时代的现实相结合。
是顾野王这样的学术权威，让他的构想变成现实。
他在文化上的各类“创新”，其实大多是提出“创意”，然后由成长于梁国时期的“业内专家”来进行完善。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位期间，楚国在文化上的种种飞跃式发展，离不开梁国（梁武帝）打下的基础。
是梁武帝治下近五十年的太平时节，培养出来的文化人才，让他有了更进一步的资本。
想到这里，李笠不由得回忆起《魏书》作者魏收，向他说起的一段对话。
当初，东魏权臣高欢，纵容勋贵们贪污，负责整顿吏治的行台郎中杜弼，觉得这样不好。
于是，高欢点明现实：
黑獭（宇文泰）在关西（关中，指代西魏），经常利诱关东（指代东魏）诸将去投，如果我不让武勋们贪污，不给他们好处，他们真会跑去关西。
南边，那个姓萧的老头（萧衍），专门在衣冠礼乐上做文章，搞得有声有色，以至于中原士大夫认为萧老头的建康朝廷才是正朔。
你看，我若不放纵勋贵、高官们捞钱，武官就会跑去给黑獭卖命；
文官、士大夫会跑去和萧老头一起吟诗作赋、游山玩水，如此一来，朝廷还怎么维持下去？
这段对话（大意如此），说明梁国的“衣冠礼乐”确实搞得有声有色，对中原士大夫的吸引力很强。
以至于让东魏权臣高欢都有了忌惮。
梁武帝在位期间的文化成就，是实实在在的，奈何....
李笠把字书放下，拿起茶杯喝茶。
奈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漂亮的皮毛（文化），需要附着在坚韧的皮之上，梁国的文化繁荣，但百姓的日子却是水深火热。
所以，当国家矛盾尖锐到一个火星就能引爆的地步时，再繁荣的文化，也只会落得在大火之中烟消云散的结局。
可以想象，如果侯景真的如同历史上那样，攻破台城，祸乱江南。
梁武帝苦心经营了将近五十年的太平盛世，创造出来的大量文化财富，在战火过后，不可能剩下多少。
可以说，不能造福平民百姓的文化繁荣，终究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
李笠提笔，在这字书的首页，写下大大的四个字：
以民为本。
书页有些残破，很明显是翻过许多次才有这样的效果，而且没有封面，整本书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是正规的出版物。
李笠一边看，一边呢喃着，不停地发出各种声音，对字书上的字，进行“拼音”。
试图根据这本“字书初稿”上的内容，学习这个时代字音的“切音法”（反切法）。
作为接受过义务教育的现代人，他实际上很不适应“古代”的反切法，总觉得有些违和。
加上古汉语里有不少字的读音，和现代汉语有出入，所以，这种违和感更强。
一切都在如今常用的反切法上。
此法，是用一个汉字或注音符号表示“声”，此字为“上字”。
再用另一个汉字或注音符号表示“韵”和“调”（此字为“下字”），把它们拼合成被注字的读音，这就是反切法。
譬如“缓”字，以反切法来注音，就是：胡管切。
“缓”字的读音，取“胡”字的声（h），取“管”的韵和调(uan)，然后拼合成（huan=h+uan）。
又譬如“哀”，乌开切。
“敖”，五劳切。
按照反切法来给汉字注音，需要动用的汉字（上字和下字），大概在千余个，繁多，难记难用。
是普及教育的一个拦路虎。
现在，训诂学权威顾野王，仔细研究了李笠“拼音法”的内容，根据现实情况，选择对原有的反切法进行改良。
改良之目的是去繁化简，把上下字简化为四百来个，而不是用闻所未闻的“拼音法”。
所以，初步改良后的反切法，相比原来的反切法，明显简化，为“简式反切法”。
熟练掌握四百字的读音，总比掌握一千多字的读音要容易些，在此基础上对其他汉字进行反切注音，学起来也容易些。
但李笠不满意，他认为用四百余字来作为声母、韵母，还是太多了。
所以，顾野王和其他有识之士，在四百余上下字的基础上，不断改进、简化。
现在的成果，已经把反切的上下字（声母、韵母）简化到三十八个：
声母字二十一个，韵母字十七个。
反切、拼音时，用的是“快拼”，即不讲究声母韵母的细节读音，快读、略过去就行了。
如此精简，李笠琢磨过后觉得效果很不错，只叹：专家果然是专家。
若是让他自己来弄“拼音法”，大概想破头都搞不出来切合实际的“拼音法”。
但是，这个三十八字“简式反切”方案出来后，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
反对人士认为，过度简化上下字，如同饮鸩止渴。
为此，朝廷召开学术研讨会（结果都是地域歧视会），开了许多次，学者们吵来吵去吵出来的结果，是各方达成“妥协”。
妥协成果，是将“三十八字反切法”这极度简化的反切法，用于初学者“入门”，此为第一步。
等初学者掌握了这个“极简反切法”，便要更上一层楼，学习“六十八字反切法”，此为第二步。
两步依次走，第一步，适合启蒙，以及扫盲班。
学习效果，只要掌握数百个常用汉字的读音就行，不仅能写、能认自己的名字，还能大概看懂通俗读物，譬如报纸上的新闻。
写信时，能用简单的文字，表达自己要说的话，可以读信，看懂信中文字所要表达的内容。
还能大概看懂官府榜文（前提是官府榜文内容直白、没有生僻字）。
第二步，是“进阶”，适合读书人深造，掌握各种生僻字的读音，能读出各类典籍上生僻字、异体字的正确读音。
这就是李笠对教育的构想，一分为二：扫盲教育，知识教育。
但构想是否切合实际，得看实践的结果。
李笠翻看着这本被他翻得有些残破的字书，看着上面构成的重点，想起自己看过的许多报告，对改进注音法信心满满。
改良后的简式反切注音法，已经在不少学堂试行，与传统的反切法教育进行比较。
接受启蒙的少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统计结果表明，学习“新法”的少年，掌握汉字读音的速度，比学习“旧法”的同龄人要快。
那么，这个“新反切法”作为一个折中方案，可实施性不错。
比起一步到位实行“拼音法”，这种改良过后的“新反切法”，更适合现实。
顾野王在给李笠的奏章里反复强调，反切法毕竟是延续多年的“主流注音法”，天南地北的读书人，都已经习惯了用反切法给字注音。
若是直接舍弃反切法不用，推行另一种注音体系的“拼音法”，只会事倍功半。
首先，师资人才不足，因为朝廷即便统一天下，急切间也拿不出那么多精通“拼音法”的人来担任“先生”，到全国各地进行教学。
其次，在现有反切法的基础上，推行“新反切法”，推广速度以及人们接受、适应程度，必然要比从头开始推广的“拼音法”快很多。
朝廷（皇帝）改革注音法的本意，就是让天下读书人更快、更好的掌握汉字注音方式，降低学习门槛。
在此基础上，正雅言。
抽红包！
那么，无论是“拼音法”也好，“简式反切法”也罢，只要能确保朝廷更好、更快的实现这一目标，就是好办法。
而不必拘泥于“创新”，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却忽略了创新的本意。
李笠回想着这些年，顾野王为了改良注音法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忽然觉得很庆幸。
虽然梁国的国内矛盾尖锐，百姓生活艰难，但不可否认，梁武帝在文化上，给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无论是文学，音律还是各类学问，梁国的文人，迎来了将近五十年的好时光。
所以，在此基础上，他“发明”的钢琴、管风琴，有大量现成的音律专家以及乐师加以完善，而仅仅知道原理的他，其实是没有能力完善这种复杂乐器的。
注音法的改良也是如此，他只知道“汉语拼音”，但并不知道如何将后世的“汉语拼音”，和这个时代的现实相结合。
是顾野王这样的学术权威，让他的构想变成现实。
他在文化上的各类“创新”，其实大多是提出“创意”，然后由成长于梁国时期的“业内专家”来进行完善。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位期间，楚国在文化上的种种飞跃式发展，离不开梁国（梁武帝）打下的基础。
是梁武帝治下近五十年的太平时节，培养出来的文化人才，让他有了更进一步的资本。
想到这里，李笠不由得回忆起《魏书》作者魏收，向他说起的一段对话。
当初，东魏权臣高欢，纵容勋贵们贪污，负责整顿吏治的行台郎中杜弼，觉得这样不好。
于是，高欢点明现实：
黑獭（宇文泰）在关西（关中，指代西魏），经常利诱关东（指代东魏）诸将去投，如果我不让武勋们贪污，不给他们好处，他们真会跑去关西。
南边，那个姓萧的老头（萧衍），专门在衣冠礼乐上做文章，搞得有声有色，以至于中原士大夫认为萧老头的建康朝廷才是正朔。
你看，我若不放纵勋贵、高官们捞钱，武官就会跑去给黑獭卖命；
文官、士大夫会跑去和萧老头一起吟诗作赋、游山玩水，如此一来，朝廷还怎么维持下去？
这段对话（大意如此），说明梁国的“衣冠礼乐”确实搞得有声有色，对中原士大夫的吸引力很强。
以至于让东魏权臣高欢都有了忌惮。
梁武帝在位期间的文化成就，是实实在在的，奈何....
李笠把字书放下，拿起茶杯喝茶。
奈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漂亮的皮毛（文化），需要附着在坚韧的皮之上，梁国的文化繁荣，但百姓的日子却是水深火热。
所以，当国家矛盾尖锐到一个火星就能引爆的地步时，再繁荣的文化，也只会落得在大火之中烟消云散的结局。
可以想象，如果侯景真的如同历史上那样，攻破台城，祸乱江南。
梁武帝苦心经营了将近五十年的太平盛世，创造出来的大量文化财富，在战火过后，不可能剩下多少。
可以说，不能造福平民百姓的文化繁荣，终究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
李笠提笔，在这字书的首页，写下大大的四个字：
以民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