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八百二十二章调整
不过无数的脑残粉立刻跳出来给苏油洗地：
北廷前后两道国书，与东廷那一道国书，历史上记录的，是抵达汴京，收入鸿胪寺的时间。
而国家大事，之前肯定存在来往磋商。
由此推断，辽朝国书发出的时间，理应远在丁亥日之前，而从河北发往汴京的电报，肯定也远在丁亥日前。
故而不能按照国书到达之日开始算，应该从国书发出之日，或者抵达雄州之日开始算。
要这样论，则大宋征伐幽云，并非不合道义，也没有瑕疵，最多算是“灵活处置”。
司徒一辈子讲究规矩，推崇制度，他那封信，正是他维护纲常，且对制度奉行不悖的明证！
否则收复幽云，大宋需要辽国的什么劳什子“授权”？
笑话，那本来就是后周柴荣，大宋太祖以下，历代华夏君主毕生追求的目标！
……
十二月，庚子，麟府首开战场，折可适、折克行帅火山、保德、岢岚、宁化四军出六蕃岭，克神武。
壬戌，辽西北路招讨司使，云内州城守萧古里，发布讨逆檄文，表示自己世为辽国忠臣，绝不附逆，坚决执行东北二廷命令，携云内州满城军民，以及招讨司帐下诸部族部帐“归正”，喜迎种谔、种谊大军入驻。
二种的大军过了云内州后，一路狂飙突进，连克东胜、河滨、振武、丰、德两州，一月不到，兵锋直抵长城外白道坂。
甲子，折可适在石碣谷大败耶律淳的朔州方面军，彻底敲开了桑干河通道。
与此同时，种谊在白道坂大败大同方面派来的援军，突进长城。
春，正月，辛未，二折沿着桑干河源一路东下，连克两大重镇朔州、河阴，抵达龙首山下大同府的南大门——应州。
而二种则沿长城东进，抵达焦山。
西军南北两路，对“西辽”的首都大同府的合围之势已成。
在这个时代，大军要配合得如此周密，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变数极小，速度极快，抵抗极弱。
大同府方面有皇太叔的七万大军，但是自宋军出击以来，几乎毫无抵抗。
种谊和折可适，两家中年一代的“将种”，如今已然成了军中骨干。
关键还文武兼姿。
种谊镇守九原，让河套成为粮仓马场，煤铁基地。当地百姓衣食无忧，各路蕃部纷纷来投，曾孝宽就曾大赞种谊：“得八郎，足胜精兵二十万。”
折可适拓西安州建设寨堡，先开怀德、安兴、定戎三处盐池，岁得盐七十万石，再以盐业之利支持军事之用，“民间不知其役”，而军事设施已经完工。
朝廷任折可适为东上阁门使，洛州防御使，泾原路副使，一路升到西安州知州，安抚使。
在州七年政绩颇丰，不但军政两兴，还大大减轻当地老百姓负担，深得老百姓拥戴，甚至画像生祠之。
两路大军自平夏之后，便一直养精蓄锐，此时二虎争食，势不可当。
一人三马的火力骑军，非西辽太上皇二京乡丁可抗。
就在麟府九原发兵的时候，河北方面，苏油也开始行动，按照自己和赵煦事先说好，四路都转运司不会固定治所的约定，抵达霸州坐镇。
部队在文安洼集结，然后搭乘火轮船，以内河炮艇为水路前锋，从界河出发，依循着桑干河主流，分作两队，相互呼应着，朝析津府进发。
而另一路则由龙海生的海军护送至滦河口，还是一样的套路，沿滦河朝北安州进发，准备包抄析津府的后路。
三路大军指挥都是名将，永定河方面军指挥是李纯元，桑干河方面军指挥是曹南，滦河方面军指挥是折可大。
而三人手下的配置也堪称豪华。
李纯元自领天雄军，其下归德军田守忠、武宁军范龙山、彰武军种师道。
曹南自领破虏军，其下建雄军韦昭、天平军种师中、安国军姚麟。
折可大自领平戎军，其下承德军姚古、定武军田遇、昭德军王厚。
而苏油自领种诂、巢谷的经略司帅帐，其下永清军苏烈、镇西军姚兕、永安军王文郁三员老将，镇守后路。
而对于辽国蔚州、易州两处太行险要，苏油根本不予搭理，只让刘奉世做好防守工作，稳守飞狐要塞，看好保定两州即可。
大同、析津两路战略要是成功，蔚易二州就将屁股亮了出来，根本不用正面攻克太行天险，其守军就不能不撤退到涿鹿，否则就是待死。
……
绍圣三年新年后，朝廷又进行了一番调整。
辛卯朔，尚书省火。壬辰，又火。
诏以禁中屡火，罢春宴及幸池苑，不御垂拱殿三日。
蔡京坚请辞相。
蔡京这两年拿满了政绩，改革深化获得完全成功，国家财政全面向好。
然而章惇一道上章，却让蔡京感到了危机，决意外出躲雷。
章惇认为国家承平日久，腐败滋生，开始准备动深化改革的最后一招狠棋——吏治。
其实贪污腐败的问题，大宋相比其余朝代还是好的。一来是大宋官员薪俸较高，高薪养廉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二来是如今的士大夫群体比较注重这个方面，如陈希亮因用公使酒待客，就上书自贬，好些官员离任之后家徒四壁，都是清廉的表现。
但是并不是说就不可治，很多部门如粮食的发运司、国家的三仓，矿冶，还有钱财大量经手的河渠、交通、城建、军务，诸多贪污腐化的行为不可细数。
章铁头要敲打官场，蔡京作为首相不敢说不做，可也不想接这个烫手的山药蛋。
还有一个原因，则是辽国的战事。
蔡京不熟悉武事，这是他的短板，如今辽国那边一团乱麻，简直有当年中原五代十国的大乱象，因此蔡京决意避开这段乱局，让熟悉军事的能人来坐自己的位置，免得处置失当，损耗了自己如今颇为厚重的名声。
刚巧尚书省连着两次火灾，蔡京赶紧上章申请出外。
赵煦也是真想治理吏治，于是准了蔡京的申请，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南京，升了章惇为左仆射，右仆射则任命了另一个孤忠之臣——苏元贞。
苏元贞做过“四入头”之中的侍御史，资格早就够了，到现在，资历也够了。
狄温因在京鸣铳，虽然快速控制了都亭驿的局面，却也被御史参奏，丢了差遣，被赵煦派去做了苏油的警卫员。
漏勺因为“都亭驿大战”的原因，也受了连累，被张商英和孔仲武弹劾，丢了鸿胪寺的差遣，仍兼侍读学士，翰林学士，判匠作监，兼工部侍郎，继续开封旧城改造和艮岳新区建设。
人人都知道漏勺纯属背锅，都怪辽人无礼，害可爱的小苏探花丢了职务。
只有少数几个大佬才知道，这本就是漏勺这奸鬼给赵煦出的主意，故意将三路辽使凑作一堆，他们不起冲突才见鬼了。
然后全部赶回去，这样就避免了大宋必须做选择题的尴尬。
如此一来，大宋就能继续静观大变，择机出兵，“代管”西京、南京两道。在大举发动侵略战争的同时，还能手持正义。
这是礼仪之邦的讲究，或者说是矫情，但是却是必须的伎俩。
无论对内对外，都是获得最大支持的基础。
由此也可见赵煦对苏油“内圣外王”思想的全盘接受，虽然赵煦依旧是“天下一人”，但是是以“获得最大多数支持”作为施政基础的天下一人，而不是“天子一怒流血千里”的天下一人，这本身就是一种管理理念上的深刻转变。
虽然现在这种现象，还只是浮于表面的一种君王的“自觉”，但是这种自觉，也是来自“天下事天下人共赞之”的理学观点。
且这种理念已经渐渐深入到大宋社会的从上到下，形成了一种“风尚”，赵煦的态度，其实是一种思想体系已经领先于管理制度的表现。
就算今后可能会出现对这种理念的“反动”，依然会出现暴虐残民的独夫，但是同样的，因为各阶层拥有了新型的，成体系的思想武器，也必将出现这种“反动”的“再反动”，将跑偏的历史轨迹再自行纠转回来。
这就是“民族气质”的悄然变化。
苏油不以为自己有多大的能耐，能够做到给当代君主和各阶层指出，你们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且让他们看到效果，予以信服，苏油认为，自己就已经超额完成了此次穿越的历史使命。
至于什么平夏灭辽克交趾，都只是这种思想培育发展过程中的附属产物，和“改民族气运，变民族之气质”这样的大命题相比，也只能位列其次。
不过无数的脑残粉立刻跳出来给苏油洗地：
北廷前后两道国书，与东廷那一道国书，历史上记录的，是抵达汴京，收入鸿胪寺的时间。
而国家大事，之前肯定存在来往磋商。
由此推断，辽朝国书发出的时间，理应远在丁亥日之前，而从河北发往汴京的电报，肯定也远在丁亥日前。
故而不能按照国书到达之日开始算，应该从国书发出之日，或者抵达雄州之日开始算。
要这样论，则大宋征伐幽云，并非不合道义，也没有瑕疵，最多算是“灵活处置”。
司徒一辈子讲究规矩，推崇制度，他那封信，正是他维护纲常，且对制度奉行不悖的明证！
否则收复幽云，大宋需要辽国的什么劳什子“授权”？
笑话，那本来就是后周柴荣，大宋太祖以下，历代华夏君主毕生追求的目标！
……
十二月，庚子，麟府首开战场，折可适、折克行帅火山、保德、岢岚、宁化四军出六蕃岭，克神武。
壬戌，辽西北路招讨司使，云内州城守萧古里，发布讨逆檄文，表示自己世为辽国忠臣，绝不附逆，坚决执行东北二廷命令，携云内州满城军民，以及招讨司帐下诸部族部帐“归正”，喜迎种谔、种谊大军入驻。
二种的大军过了云内州后，一路狂飙突进，连克东胜、河滨、振武、丰、德两州，一月不到，兵锋直抵长城外白道坂。
甲子，折可适在石碣谷大败耶律淳的朔州方面军，彻底敲开了桑干河通道。
与此同时，种谊在白道坂大败大同方面派来的援军，突进长城。
春，正月，辛未，二折沿着桑干河源一路东下，连克两大重镇朔州、河阴，抵达龙首山下大同府的南大门——应州。
而二种则沿长城东进，抵达焦山。
西军南北两路，对“西辽”的首都大同府的合围之势已成。
在这个时代，大军要配合得如此周密，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变数极小，速度极快，抵抗极弱。
大同府方面有皇太叔的七万大军，但是自宋军出击以来，几乎毫无抵抗。
种谊和折可适，两家中年一代的“将种”，如今已然成了军中骨干。
关键还文武兼姿。
种谊镇守九原，让河套成为粮仓马场，煤铁基地。当地百姓衣食无忧，各路蕃部纷纷来投，曾孝宽就曾大赞种谊：“得八郎，足胜精兵二十万。”
折可适拓西安州建设寨堡，先开怀德、安兴、定戎三处盐池，岁得盐七十万石，再以盐业之利支持军事之用，“民间不知其役”，而军事设施已经完工。
朝廷任折可适为东上阁门使，洛州防御使，泾原路副使，一路升到西安州知州，安抚使。
在州七年政绩颇丰，不但军政两兴，还大大减轻当地老百姓负担，深得老百姓拥戴，甚至画像生祠之。
两路大军自平夏之后，便一直养精蓄锐，此时二虎争食，势不可当。
一人三马的火力骑军，非西辽太上皇二京乡丁可抗。
就在麟府九原发兵的时候，河北方面，苏油也开始行动，按照自己和赵煦事先说好，四路都转运司不会固定治所的约定，抵达霸州坐镇。
部队在文安洼集结，然后搭乘火轮船，以内河炮艇为水路前锋，从界河出发，依循着桑干河主流，分作两队，相互呼应着，朝析津府进发。
而另一路则由龙海生的海军护送至滦河口，还是一样的套路，沿滦河朝北安州进发，准备包抄析津府的后路。
三路大军指挥都是名将，永定河方面军指挥是李纯元，桑干河方面军指挥是曹南，滦河方面军指挥是折可大。
而三人手下的配置也堪称豪华。
李纯元自领天雄军，其下归德军田守忠、武宁军范龙山、彰武军种师道。
曹南自领破虏军，其下建雄军韦昭、天平军种师中、安国军姚麟。
折可大自领平戎军，其下承德军姚古、定武军田遇、昭德军王厚。
而苏油自领种诂、巢谷的经略司帅帐，其下永清军苏烈、镇西军姚兕、永安军王文郁三员老将，镇守后路。
而对于辽国蔚州、易州两处太行险要，苏油根本不予搭理，只让刘奉世做好防守工作，稳守飞狐要塞，看好保定两州即可。
大同、析津两路战略要是成功，蔚易二州就将屁股亮了出来，根本不用正面攻克太行天险，其守军就不能不撤退到涿鹿，否则就是待死。
……
绍圣三年新年后，朝廷又进行了一番调整。
辛卯朔，尚书省火。壬辰，又火。
诏以禁中屡火，罢春宴及幸池苑，不御垂拱殿三日。
蔡京坚请辞相。
蔡京这两年拿满了政绩，改革深化获得完全成功，国家财政全面向好。
然而章惇一道上章，却让蔡京感到了危机，决意外出躲雷。
章惇认为国家承平日久，腐败滋生，开始准备动深化改革的最后一招狠棋——吏治。
其实贪污腐败的问题，大宋相比其余朝代还是好的。一来是大宋官员薪俸较高，高薪养廉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二来是如今的士大夫群体比较注重这个方面，如陈希亮因用公使酒待客，就上书自贬，好些官员离任之后家徒四壁，都是清廉的表现。
但是并不是说就不可治，很多部门如粮食的发运司、国家的三仓，矿冶，还有钱财大量经手的河渠、交通、城建、军务，诸多贪污腐化的行为不可细数。
章铁头要敲打官场，蔡京作为首相不敢说不做，可也不想接这个烫手的山药蛋。
还有一个原因，则是辽国的战事。
蔡京不熟悉武事，这是他的短板，如今辽国那边一团乱麻，简直有当年中原五代十国的大乱象，因此蔡京决意避开这段乱局，让熟悉军事的能人来坐自己的位置，免得处置失当，损耗了自己如今颇为厚重的名声。
刚巧尚书省连着两次火灾，蔡京赶紧上章申请出外。
赵煦也是真想治理吏治，于是准了蔡京的申请，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南京，升了章惇为左仆射，右仆射则任命了另一个孤忠之臣——苏元贞。
苏元贞做过“四入头”之中的侍御史，资格早就够了，到现在，资历也够了。
狄温因在京鸣铳，虽然快速控制了都亭驿的局面，却也被御史参奏，丢了差遣，被赵煦派去做了苏油的警卫员。
漏勺因为“都亭驿大战”的原因，也受了连累，被张商英和孔仲武弹劾，丢了鸿胪寺的差遣，仍兼侍读学士，翰林学士，判匠作监，兼工部侍郎，继续开封旧城改造和艮岳新区建设。
人人都知道漏勺纯属背锅，都怪辽人无礼，害可爱的小苏探花丢了职务。
只有少数几个大佬才知道，这本就是漏勺这奸鬼给赵煦出的主意，故意将三路辽使凑作一堆，他们不起冲突才见鬼了。
然后全部赶回去，这样就避免了大宋必须做选择题的尴尬。
如此一来，大宋就能继续静观大变，择机出兵，“代管”西京、南京两道。在大举发动侵略战争的同时，还能手持正义。
这是礼仪之邦的讲究，或者说是矫情，但是却是必须的伎俩。
无论对内对外，都是获得最大支持的基础。
由此也可见赵煦对苏油“内圣外王”思想的全盘接受，虽然赵煦依旧是“天下一人”，但是是以“获得最大多数支持”作为施政基础的天下一人，而不是“天子一怒流血千里”的天下一人，这本身就是一种管理理念上的深刻转变。
虽然现在这种现象，还只是浮于表面的一种君王的“自觉”，但是这种自觉，也是来自“天下事天下人共赞之”的理学观点。
且这种理念已经渐渐深入到大宋社会的从上到下，形成了一种“风尚”，赵煦的态度，其实是一种思想体系已经领先于管理制度的表现。
就算今后可能会出现对这种理念的“反动”，依然会出现暴虐残民的独夫，但是同样的，因为各阶层拥有了新型的，成体系的思想武器，也必将出现这种“反动”的“再反动”，将跑偏的历史轨迹再自行纠转回来。
这就是“民族气质”的悄然变化。
苏油不以为自己有多大的能耐，能够做到给当代君主和各阶层指出，你们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且让他们看到效果，予以信服，苏油认为，自己就已经超额完成了此次穿越的历史使命。
至于什么平夏灭辽克交趾，都只是这种思想培育发展过程中的附属产物，和“改民族气运，变民族之气质”这样的大命题相比，也只能位列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