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三百五十一章抢人
唐朝建立后，高祖武德四年、太宗贞观十六年，都曾下诏检括户口。
高宗、武则天以后，土地兼并发展，农民土地日益减少，无力负担赋税徭役，被迫弃家离乡。
特别是武则天晚年，赋役繁重，迫使大量农民逃亡，出现了“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形势。
鉴于如此严峻的局面，武则天遣十道使括天下逃户。
这些都是小打小闹。
唐代最大的一次括户，是唐玄宗时期完成的。
开元初年，农民逃亡的情况继续发展，他们有的逃入山林或到他乡开垦土地耕种，有的逃入城市充当雇佣。
更多的，则成为地主隐匿的佃客和佣保，甚至在逃亡队伍中，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地主。
以及制造伪勋和充当色役以逃避徭役。
为了增加国家的财赋收入，扩大徭役、兵役的来源，开元九年，宇文融建议检查色役伪滥，搜括逃户。
第一次方案不算是太成功，唐政府下令，州县逃户限百日内自首，并令宇文融充使推勾。
由于逃亡农民只有准令式合附者，才能“所在附籍”，其余的一律要“牒还故乡”，因此受到农民的抵制。
于是开元十二年，玄宗在《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中，明确改变了方案：“先是逋逃，并容自首。如能服勤垄亩，肆力耕耘，所在闲田，劝其开垦。”
允许农民在所在地附籍，不再提牒还故乡。
还是宇文融提举此事，并奏置劝农判官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往全国各地，检括逃户和籍外田，同时，对新附客户免除六年的租调徭役，只收轻税。
这次检括大获成功，仅三年时间，唐政府扩出了八十多万户的编民，数百万人口，增加了四百多万贯的朝廷税收，直接推动了开元盛世的到来。
而几次扩户成功与不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六年的“轻税”刺激，以及“窄户”变“宽户”的诱惑。
而大宋发展到了今天，同样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比如河北，屡经灾伤，于是便有滑吏报亡失隐匿流民，侵吞赋税。
苏油和韩纯彦研究河北问题的时候，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河北自熙宁年间开始恢复以来，耕作土地几乎翻了一番，而人口却依旧没有一丁点的增长。
于是苏油上书赵顼，陛下了不得了也！河北人民全都奢侈地用上了牛耕，取代了人力，获得了翻倍的生产效率，解决了土地增长而人口增长不匹配的大问题。臣特上贺表，真是替陛下感到开心呢。
赵顼大怒，命王克臣彻查此事，拿下了一大帮胥吏官员。
大宋的隐户问题，有个专门的名称，叫“诡名”。
包括诡名挟佃、诡名挟户、诡名寄产、诡名身丁等几种情况。
诡名挟佃，就是拥有耕地的自由民，将土地投靠在“官户”的名下，托名为佃户，其实地契身契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与官户商量好利益分配问题，大家都得到好处。
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就是大宋苛捐杂税太多，以及科配差徭过重。
官户就是官员家庭，虽然法律规定官户的亩数有限，超过部分照章纳税，但是大宋除了赋税之外，科配和差徭，其实比赋税问题还要严重。
科配就是政府强制买入的行为，而且有时候甚至连钱都不付，称为“白科”。
徭役就更不说了，修整运河，修路运粮这些都算。
甚至有将赴役者直接强行送往战场的事例，司马光曾经为此事对朝廷大肆声讨。
官户对于这些是全免的，此外免支移、折变等诸多名目，因此就可以起到“庇护”的作用。
诡名挟户，则是通过一家变多家的办法，让自己从一家上户变多家下户。
因为大宋对佃户、下等户是有保护扶持的，不需要他们纳税和服役，因此很多上户应该纳税的人家，便用这样的方法钻空子。
诡名身丁，则是针对另一个税种——丁税。
宋朝规定，二十到六十的男性为丁，各种劳役按丁摊派，而且南方还有身丁税。
同时宋朝法律也有规定，单丁的家庭，是可以免除这些的，于是多丁家庭将自己伪装成单丁家庭，或者将自己托身豪门做佃户，或者三十岁还不裹头冒充不到二十，都是办法。
这些问题，直到清代才基本算是解决，政策包括官绅一体纳粮、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等。
不过苏油如今也不敢让大宋立刻就这样玩，因为每一项法律，都有它产生的时代背景。
比如摊丁入亩的前提，就是货币的大规模使用，铜钱遍布城乡之后方得施行，否则就跟一条鞭法折银制度一样，老百姓手里没银子，为了交税还得粮食换铜钱，铜钱换银子，平白无故被豪绅们多来两次次兑换剥削。
苏油能做的，就是上书赵顼鼓励地方官员扩户，予以奖励——扩出八百户，升半年名次；一千五百户，免试；三千户，减磨勘一年；一万两千户，减磨勘三年。
同时鼓励这些人向宁夏三路流动——只要到了宁夏，一丁可租皇庄四十亩，十年免税，租赋两分五厘；官给农具，牛羊；另外最重要一条，给予输送扩客的地方物质奖励，一丁一贯。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任何无户籍者，只要在宁夏三路的，都可以向地方官府报备落籍，申请土地，成为编户。
这不但是奖赏，同时还是要挟。
诡名里边，通过分家上户变下户，苏油认为这只是合理避税，不是大罪过。
但是也不是没办法，你们喜欢上户变下户逃税是吧？现在我们有一项针对下户的政策——移民。
所以是愿意选择逃税还是愿意选择移民，你们自己选吧。
这一条，有效避免了诡名挟产的发生。
同时还是对官员的敲打，将下户移去生产就食，是大宋已经试点了很久的政策，这么多年也摸索出了一套模式。
贵官治下下等户登记了那么多，等到移民的时候这些人你给朝廷变不出来……嘿嘿嘿……
最后建议赵顼，如今大宋已经进入人口缺口期，就需要刺激人口增长，怎么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摊丁入亩。
当然一开始就在全国这么搞肯定是不行的，因此只能从发达地区开始——汴京，两浙，蜀中。
因为这三个地方商业发达，丁税已经被商税替代，不再是当地重要税种。
但是这么一来又会导致三个地区本来密度就很大的人口数量更加庞大，移民免税的优势更加凸显，会引导更多人去地广人稀的地方成为“宽户”。
因此宁夏三路的土地，还得以极大的优惠，允许公开买卖。
社会问题，从来都是复杂的，必须采用传统医术来治，讲究个君臣佐使。
要是光是一片青霉素片下去，怕是不但治不好病，病情反而会更加的严重。
这些问题朝堂中还在讨论，但是苏油已经不管这些了，在宁夏三路到处粘贴优惠措施，还在《蜀中商报》、《两浙潮报》、《汴京商报》、《时报》上大打广告。
赵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这些人去了三路，那是帮他耕地的，于是不支持也不反对，让事情自然发展。
蜀中是苏油群众基础最好的地方，也是土地紧张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三十年经济蓬勃发展下来，虽然被两浙和荆湖开发分流过一些人口，如今却又到达了紧张的程度。
因此这项政策在蜀中颇受欢迎，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事儿，四川官员们扩隐户赚一回政绩，送他们去宁夏又赚一回钱财，要多开心有多开心。
汴京城的执行力度就差了一些，但是对于很多城市里的无产者来说，诱惑还是非常巨大的。
不过开封府的官员就没有赚到，因为赵顼将这个指标主要用来解决汴京冗军的问题去了，而且汴京城里物价那么高，一丁一贯的赏格也没多少吸引力。
而在两浙路更是几乎没啥响应，不过反而是教了王韶一个乖。
去陕西干啥，来我南海地少些，可它一年三熟不香吗？再说了那边吃面你们也吃不惯，来南海来南海，咱吃米？
蜀国公给你们什么政策，我就给你们同样的政策！
苏油收到邸报后气得在李舜举那里痛骂王韶不地道，总共都没多少人，他还要截我的胡抢我的政绩！
唐朝建立后，高祖武德四年、太宗贞观十六年，都曾下诏检括户口。
高宗、武则天以后，土地兼并发展，农民土地日益减少，无力负担赋税徭役，被迫弃家离乡。
特别是武则天晚年，赋役繁重，迫使大量农民逃亡，出现了“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形势。
鉴于如此严峻的局面，武则天遣十道使括天下逃户。
这些都是小打小闹。
唐代最大的一次括户，是唐玄宗时期完成的。
开元初年，农民逃亡的情况继续发展，他们有的逃入山林或到他乡开垦土地耕种，有的逃入城市充当雇佣。
更多的，则成为地主隐匿的佃客和佣保，甚至在逃亡队伍中，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地主。
以及制造伪勋和充当色役以逃避徭役。
为了增加国家的财赋收入，扩大徭役、兵役的来源，开元九年，宇文融建议检查色役伪滥，搜括逃户。
第一次方案不算是太成功，唐政府下令，州县逃户限百日内自首，并令宇文融充使推勾。
由于逃亡农民只有准令式合附者，才能“所在附籍”，其余的一律要“牒还故乡”，因此受到农民的抵制。
于是开元十二年，玄宗在《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中，明确改变了方案：“先是逋逃，并容自首。如能服勤垄亩，肆力耕耘，所在闲田，劝其开垦。”
允许农民在所在地附籍，不再提牒还故乡。
还是宇文融提举此事，并奏置劝农判官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往全国各地，检括逃户和籍外田，同时，对新附客户免除六年的租调徭役，只收轻税。
这次检括大获成功，仅三年时间，唐政府扩出了八十多万户的编民，数百万人口，增加了四百多万贯的朝廷税收，直接推动了开元盛世的到来。
而几次扩户成功与不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六年的“轻税”刺激，以及“窄户”变“宽户”的诱惑。
而大宋发展到了今天，同样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比如河北，屡经灾伤，于是便有滑吏报亡失隐匿流民，侵吞赋税。
苏油和韩纯彦研究河北问题的时候，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河北自熙宁年间开始恢复以来，耕作土地几乎翻了一番，而人口却依旧没有一丁点的增长。
于是苏油上书赵顼，陛下了不得了也！河北人民全都奢侈地用上了牛耕，取代了人力，获得了翻倍的生产效率，解决了土地增长而人口增长不匹配的大问题。臣特上贺表，真是替陛下感到开心呢。
赵顼大怒，命王克臣彻查此事，拿下了一大帮胥吏官员。
大宋的隐户问题，有个专门的名称，叫“诡名”。
包括诡名挟佃、诡名挟户、诡名寄产、诡名身丁等几种情况。
诡名挟佃，就是拥有耕地的自由民，将土地投靠在“官户”的名下，托名为佃户，其实地契身契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与官户商量好利益分配问题，大家都得到好处。
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就是大宋苛捐杂税太多，以及科配差徭过重。
官户就是官员家庭，虽然法律规定官户的亩数有限，超过部分照章纳税，但是大宋除了赋税之外，科配和差徭，其实比赋税问题还要严重。
科配就是政府强制买入的行为，而且有时候甚至连钱都不付，称为“白科”。
徭役就更不说了，修整运河，修路运粮这些都算。
甚至有将赴役者直接强行送往战场的事例，司马光曾经为此事对朝廷大肆声讨。
官户对于这些是全免的，此外免支移、折变等诸多名目，因此就可以起到“庇护”的作用。
诡名挟户，则是通过一家变多家的办法，让自己从一家上户变多家下户。
因为大宋对佃户、下等户是有保护扶持的，不需要他们纳税和服役，因此很多上户应该纳税的人家，便用这样的方法钻空子。
诡名身丁，则是针对另一个税种——丁税。
宋朝规定，二十到六十的男性为丁，各种劳役按丁摊派，而且南方还有身丁税。
同时宋朝法律也有规定，单丁的家庭，是可以免除这些的，于是多丁家庭将自己伪装成单丁家庭，或者将自己托身豪门做佃户，或者三十岁还不裹头冒充不到二十，都是办法。
这些问题，直到清代才基本算是解决，政策包括官绅一体纳粮、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等。
不过苏油如今也不敢让大宋立刻就这样玩，因为每一项法律，都有它产生的时代背景。
比如摊丁入亩的前提，就是货币的大规模使用，铜钱遍布城乡之后方得施行，否则就跟一条鞭法折银制度一样，老百姓手里没银子，为了交税还得粮食换铜钱，铜钱换银子，平白无故被豪绅们多来两次次兑换剥削。
苏油能做的，就是上书赵顼鼓励地方官员扩户，予以奖励——扩出八百户，升半年名次；一千五百户，免试；三千户，减磨勘一年；一万两千户，减磨勘三年。
同时鼓励这些人向宁夏三路流动——只要到了宁夏，一丁可租皇庄四十亩，十年免税，租赋两分五厘；官给农具，牛羊；另外最重要一条，给予输送扩客的地方物质奖励，一丁一贯。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任何无户籍者，只要在宁夏三路的，都可以向地方官府报备落籍，申请土地，成为编户。
这不但是奖赏，同时还是要挟。
诡名里边，通过分家上户变下户，苏油认为这只是合理避税，不是大罪过。
但是也不是没办法，你们喜欢上户变下户逃税是吧？现在我们有一项针对下户的政策——移民。
所以是愿意选择逃税还是愿意选择移民，你们自己选吧。
这一条，有效避免了诡名挟产的发生。
同时还是对官员的敲打，将下户移去生产就食，是大宋已经试点了很久的政策，这么多年也摸索出了一套模式。
贵官治下下等户登记了那么多，等到移民的时候这些人你给朝廷变不出来……嘿嘿嘿……
最后建议赵顼，如今大宋已经进入人口缺口期，就需要刺激人口增长，怎么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摊丁入亩。
当然一开始就在全国这么搞肯定是不行的，因此只能从发达地区开始——汴京，两浙，蜀中。
因为这三个地方商业发达，丁税已经被商税替代，不再是当地重要税种。
但是这么一来又会导致三个地区本来密度就很大的人口数量更加庞大，移民免税的优势更加凸显，会引导更多人去地广人稀的地方成为“宽户”。
因此宁夏三路的土地，还得以极大的优惠，允许公开买卖。
社会问题，从来都是复杂的，必须采用传统医术来治，讲究个君臣佐使。
要是光是一片青霉素片下去，怕是不但治不好病，病情反而会更加的严重。
这些问题朝堂中还在讨论，但是苏油已经不管这些了，在宁夏三路到处粘贴优惠措施，还在《蜀中商报》、《两浙潮报》、《汴京商报》、《时报》上大打广告。
赵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这些人去了三路，那是帮他耕地的，于是不支持也不反对，让事情自然发展。
蜀中是苏油群众基础最好的地方，也是土地紧张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三十年经济蓬勃发展下来，虽然被两浙和荆湖开发分流过一些人口，如今却又到达了紧张的程度。
因此这项政策在蜀中颇受欢迎，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事儿，四川官员们扩隐户赚一回政绩，送他们去宁夏又赚一回钱财，要多开心有多开心。
汴京城的执行力度就差了一些，但是对于很多城市里的无产者来说，诱惑还是非常巨大的。
不过开封府的官员就没有赚到，因为赵顼将这个指标主要用来解决汴京冗军的问题去了，而且汴京城里物价那么高，一丁一贯的赏格也没多少吸引力。
而在两浙路更是几乎没啥响应，不过反而是教了王韶一个乖。
去陕西干啥，来我南海地少些，可它一年三熟不香吗？再说了那边吃面你们也吃不惯，来南海来南海，咱吃米？
蜀国公给你们什么政策，我就给你们同样的政策！
苏油收到邸报后气得在李舜举那里痛骂王韶不地道，总共都没多少人，他还要截我的胡抢我的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