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长，又有蛮夷来投顺了！”吴子正的亲兵吴天六大呼小叫地进了前帐，令得在后帐中正拿了一本《春秋》在读的吴子正眉头马上就紧皱起来。
他是吴子正的侄子，亲的。
“天六，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来投顺咱们大兴军的，不能称蛮夷，要称某族某人！这次来投顺的又是何族何人？”吴子正从后帐钻出来，指着吴天六喝斥道。
古代中原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山西省南部、陕西省东部及山东省西部各一部分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至于其他地区，统统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来称呼。
到了明代，不少蛮戎夷狄和华夏错杂混居，经过不断融合，东夷已经完全被汉化而不复存在，西戎则西迁或被吞并，已经很难说清谁才是西戎。
北狄早已消亡，北方的游牧民族被称为胡虏，又因后金女真和蒙古人被称为鞑靼人，所以他们又有了一个新的称谓——鞑虏。
只有南方的少数民族仍然被称为南蛮，川滇一带民族众多，但在中原人口里，却将他们全都称为蛮夷。
“还有，从今日起，进帐前先在帐外禀报，否则杖责十军棍！”
“军长，我说错了！”急匆匆跑进来报信的吴天六楞了一下，随即又反应过来，王爷早就三令五申，中华各族都是华夏子民，能和大兴军共进退的都是自己人。
“是吐蕃人！”吴天六连忙换了称呼，“是打箭炉过来的吐蕃人！”
康定古称打箭炉，传说因蜀汉丞相诸葛亮南征孟获，遣将郭达在此处造箭而得名。但其实打箭炉是藏语“打折渚”的译音，“打”指大地山流来的打曲河(雅拉河)，“折”为折多山流来的折多河，“渚”是雅拉河、折多河两水汇合之处。
但怎样称呼并不重要，汉王的谕令才是最重要的！
汉王爷早就说过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什么意思?曾参谋长说得很简单，这天下一切，大兴军所到之处，不管是人还是土地，都是汉王殿下的。听话归顺的，就是王爷的子民，不听话归顺的，那就是蛮夷戎狄！
“那他不去找刘大人，来军营做什么？”
刘玄初以吏部尚书之尊巡抚四川，驻跸雅安，最主要的目的便是安抚四川以西的吐蕃人，这事情汉王殿下已经下了谕令，吴子正作为李元利的亲信大将，自然也知道其中的原因。
“他拿了刘大人的文书！”
“混帐东西，你怎么不早说！”吴子正一听便大发雷霆。
刘玄初刚进大兴军时是个落魄文人，但他有能力有才干，王爷不止一次在人前夸他有宰辅之才，若是不出意外，大兴军夺了天下，这第一任首辅大学士便是他刘玄初。
这样的人，岂是他吴子正能够得罪的？
吴子正骂了侄子几句，这才命他将人请进来，吴天六刚出得帐门，却又有亲兵来报，说是吏部郎中郝浴求见。
吴子正身为少将军长，虽然没有在兵部挂职，但也是正二品的武职高官。郝浴一个东虏投诚过来的五品吏部郎中，按理说他根本可以不予理会，但吴子正自大兴军起兵以来一直跟随李元利左右，自然知道这郝浴是个什么情况。
大兴军当年保宁之战后俘虏了郝浴，汉王殿下留之不杀，一是欣赏他的气节，二是觉得他的华夷之论对一统华夏有很大的帮助。
华夷之辨贯穿古今，最早的华夷之别仅在于礼仪，合于华夏礼俗文明者为华，或称夏、华夏、中国人，不合者为夷，或称蛮夷、化外之民。
东周末年，诸侯称霸，孔子着春秋大义，提出尊王攘夷，发扬文化之大义。如楚国（其领土于长江流域）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其领土于陕西）本为诸夏之国，但因其行为不合义礼，仍被视为夷狄。
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而礼义不废，“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后世许多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没有民族主义，但实际上，古人们对民族国家意识最突出的表达莫过于“华夷之辨”，也就是说，古代中国人严格地以文化（服饰、礼仪、思想、道德等）来区分先进的华夏族与落后的“蛮夷”，而不以血缘等单一因素来区分。
直到二十一世纪，华夏文明仍然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战争和杀戮只能使人暂时屈服，而文化思想才能最快地同化一个民族，后世倭国在大员五十年的同化统治足以说明这一点：在太平洋战场上，倭国大量地征用大员人民参军，纳入倭军编制。还有许多人被征调到倭国，在各种武器制造厂和飞机制造厂工作，以补充倭国劳动力的不足。
而大员人的表现居然和倭国人一样，甚至为了表现他们是“皇民”，他们比真正的倭人还要更倭。哪怕是近百年之后，大员人还有不少一心想要“归化”为倭人的大员“皇民”！
大员人被同化程度之深，可见一斑。
郝浴当然是奉了刘玄初的命令来的，因为来投顺的吐蕃人有不少想要加入大兴军，他们希望通过自己在战场上搏杀立功来为家人争取到更好的生活。
从这些跋涉数百里来到雅安要求内附的吐蕃人可以看得出来，军情司和向松派出的工作队在打箭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其中源源不断来往于川藏两地的商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走到哪儿，就会将大兴军的仁政宣扬到哪儿。
没有人心甘情愿地被奴役，吐蕃人同样如此，以前他们逆来顺受，是因为无力反抗也无法改变，但现在有了希望，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去追求。
吐蕃人要求加入大兴军，吴子正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当年吴三桂的四万关宁军当中，就有数千蒙古人组成的夷丁突骑。
他是吴子正的侄子，亲的。
“天六，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来投顺咱们大兴军的，不能称蛮夷，要称某族某人！这次来投顺的又是何族何人？”吴子正从后帐钻出来，指着吴天六喝斥道。
古代中原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山西省南部、陕西省东部及山东省西部各一部分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至于其他地区，统统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来称呼。
到了明代，不少蛮戎夷狄和华夏错杂混居，经过不断融合，东夷已经完全被汉化而不复存在，西戎则西迁或被吞并，已经很难说清谁才是西戎。
北狄早已消亡，北方的游牧民族被称为胡虏，又因后金女真和蒙古人被称为鞑靼人，所以他们又有了一个新的称谓——鞑虏。
只有南方的少数民族仍然被称为南蛮，川滇一带民族众多，但在中原人口里，却将他们全都称为蛮夷。
“还有，从今日起，进帐前先在帐外禀报，否则杖责十军棍！”
“军长，我说错了！”急匆匆跑进来报信的吴天六楞了一下，随即又反应过来，王爷早就三令五申，中华各族都是华夏子民，能和大兴军共进退的都是自己人。
“是吐蕃人！”吴天六连忙换了称呼，“是打箭炉过来的吐蕃人！”
康定古称打箭炉，传说因蜀汉丞相诸葛亮南征孟获，遣将郭达在此处造箭而得名。但其实打箭炉是藏语“打折渚”的译音，“打”指大地山流来的打曲河(雅拉河)，“折”为折多山流来的折多河，“渚”是雅拉河、折多河两水汇合之处。
但怎样称呼并不重要，汉王的谕令才是最重要的！
汉王爷早就说过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什么意思?曾参谋长说得很简单，这天下一切，大兴军所到之处，不管是人还是土地，都是汉王殿下的。听话归顺的，就是王爷的子民，不听话归顺的，那就是蛮夷戎狄！
“那他不去找刘大人，来军营做什么？”
刘玄初以吏部尚书之尊巡抚四川，驻跸雅安，最主要的目的便是安抚四川以西的吐蕃人，这事情汉王殿下已经下了谕令，吴子正作为李元利的亲信大将，自然也知道其中的原因。
“他拿了刘大人的文书！”
“混帐东西，你怎么不早说！”吴子正一听便大发雷霆。
刘玄初刚进大兴军时是个落魄文人，但他有能力有才干，王爷不止一次在人前夸他有宰辅之才，若是不出意外，大兴军夺了天下，这第一任首辅大学士便是他刘玄初。
这样的人，岂是他吴子正能够得罪的？
吴子正骂了侄子几句，这才命他将人请进来，吴天六刚出得帐门，却又有亲兵来报，说是吏部郎中郝浴求见。
吴子正身为少将军长，虽然没有在兵部挂职，但也是正二品的武职高官。郝浴一个东虏投诚过来的五品吏部郎中，按理说他根本可以不予理会，但吴子正自大兴军起兵以来一直跟随李元利左右，自然知道这郝浴是个什么情况。
大兴军当年保宁之战后俘虏了郝浴，汉王殿下留之不杀，一是欣赏他的气节，二是觉得他的华夷之论对一统华夏有很大的帮助。
华夷之辨贯穿古今，最早的华夷之别仅在于礼仪，合于华夏礼俗文明者为华，或称夏、华夏、中国人，不合者为夷，或称蛮夷、化外之民。
东周末年，诸侯称霸，孔子着春秋大义，提出尊王攘夷，发扬文化之大义。如楚国（其领土于长江流域）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其领土于陕西）本为诸夏之国，但因其行为不合义礼，仍被视为夷狄。
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而礼义不废，“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后世许多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没有民族主义，但实际上，古人们对民族国家意识最突出的表达莫过于“华夷之辨”，也就是说，古代中国人严格地以文化（服饰、礼仪、思想、道德等）来区分先进的华夏族与落后的“蛮夷”，而不以血缘等单一因素来区分。
直到二十一世纪，华夏文明仍然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战争和杀戮只能使人暂时屈服，而文化思想才能最快地同化一个民族，后世倭国在大员五十年的同化统治足以说明这一点：在太平洋战场上，倭国大量地征用大员人民参军，纳入倭军编制。还有许多人被征调到倭国，在各种武器制造厂和飞机制造厂工作，以补充倭国劳动力的不足。
而大员人的表现居然和倭国人一样，甚至为了表现他们是“皇民”，他们比真正的倭人还要更倭。哪怕是近百年之后，大员人还有不少一心想要“归化”为倭人的大员“皇民”！
大员人被同化程度之深，可见一斑。
郝浴当然是奉了刘玄初的命令来的，因为来投顺的吐蕃人有不少想要加入大兴军，他们希望通过自己在战场上搏杀立功来为家人争取到更好的生活。
从这些跋涉数百里来到雅安要求内附的吐蕃人可以看得出来，军情司和向松派出的工作队在打箭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其中源源不断来往于川藏两地的商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走到哪儿，就会将大兴军的仁政宣扬到哪儿。
没有人心甘情愿地被奴役，吐蕃人同样如此，以前他们逆来顺受，是因为无力反抗也无法改变，但现在有了希望，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去追求。
吐蕃人要求加入大兴军，吴子正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当年吴三桂的四万关宁军当中，就有数千蒙古人组成的夷丁突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