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完庆贺升迁的酒宴、料理完那些官场迎来送往之后。沈廷扬这边继续留京、执掌户部承运司,推进漕运改革,一切自不必提。
沈树人那边,再有半个多月的工作交接,也该南下赴任黄州了。

对于这个结果,沈树人也是颇为感慨,至今仍有几分不真实感,也为自己的抉择而庆幸。

如果去年八月、刚入国子监买官时,就直接买个沦陷区的地方官。那充其量只能是副县级,说不定如今已经白给流贼送人头了。

多拖了九个月时间,拖到第二年五月,期间自己巧立了那么多功勋,还考了会试,一通加成把自己硬生生提到正六品、实掌一个府的资源。这才真正有了跟一方豪强掰腕子的实力。

当然,离京之前,他还有最后一项工作必须交接——

枪手幕僚顾炎武,已经被沈树人请进京一个月了。这段时间顾炎武一直在按照沈树人提供的理论思路,埋头著书立说。

现在,沈树人要趁着自己翰林修撰的头衔还没拿掉,抓紧最后时机,把这部政治理论著作发表出来。将来也能更好地鼓舞人心士气、激发大明百姓的民族注意抵抗意志。

自从穿越之初、决定将来不救崇祯之后,沈树人就把这项工作提高了一个非常重视的高度。他知道未来北方如果沦陷,对人民的打击会有多大。必须做些堵漏工作,才好扭转这一切。

……

这天已是四月下旬,为漕运验收和庆祝升官忙碌许久的沈树人,总算得闲,回到翰林院办公。

顾炎武也在那儿,沈树人进门时他还在埋头奋笔疾书。

作为沈树人正式雇佣的幕僚,他当然也有权在翰林院的值房里做事,并且可以查阅本院收藏的一切史料著作。

顾炎武对这儿的工作环境很满意,虽然他已经决定一辈子不再参加科举了,可是能到翰林院办办公,哪怕是“实习”,也是很过瘾的。

这儿的杂书又那么多,还有不少是昆山顾家也没见过的藏书。顾炎武这人喜欢读三教九流乱七八糟的书又是出了名的,堪称嗜书如命,所以也就非常积极。

每天上班跟打了鸡血一样,晚上还秉烛夜读。一个月下来顾炎武都能瘦上十几斤,看上去眼窝和脸颊都凹陷进去了。

他很清楚东家这个翰林修撰当不久。东家调任之后,他也不能蹭翰林藏书了,怎能不抓紧机会。

“顾兄,不日前天喝酒的时候就说写完了么,怎么还在忙呢。手稿能借我一观么。”沈树人随性地在旁边坐下,拿起几张稿子。

“精益求精嘛,有时间就能继续改。你想刊印,随时都可以。”顾炎武也不抬头,还在那儿推敲揣摩。

沈树人就自顾自看了起来。

他手上这份稿子,有相当一部分细节内容,跟历史上顾炎武自己写的《日知录》里、涉及“民族大义、天下兴亡”的部分差不多。

比如,顾炎武提前多年提出了“一姓之兴衰,食禄者谋之。亡天下者,匹夫有责”。

文章里的具体措辞,当然跟另一个时空的《日知录》有所差异,毕竟如今崇祯还活着,大明也没亡,不好说“兴亡”,只能说“兴衰”。

诸如此类的调整还有不少,总的原则都是修饰得更加委婉、确保不犯禁。

顾炎武很系统地阐述了朝廷抵抗外敌有保种卫族、保卫文明,防止野蛮率兽食人的意义。所以即使形势再艰难,天下百姓也该为本民族尽一份力,这不是为了统治者。

沈树人看得很仔细,对这部分也比较满意。

历史上顾炎武的政治哲学水平就很不错,如今靠着翰林藏书随他查阅,竟能提前那么多年、达到这样的理论高度,也是很可喜可贺了。

除了顾炎武自己想到的这些素材以外,这部书里还有一些内容,是沈树人交办的命题作文。

主要涉及的问题,是论证南北民风尚武程度的差异、北伐中原还我河山的历史成功经验。

这个问题,沈树人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正视听的。因为他作为现代穿越回来的人,知道后世有不少攻击明该亡的言论,拿出“以南统北很难,所以清灭明、金元灭宋都是应该的”来说事。

来到明朝之后,沈树人跟一些喜欢纵论历史的朋友探讨,也注意到了这种倾向。这种思维惯性对于未来的民族抵抗意志当然是大毒草,必须正本清源。

所以,他要顾炎武系统性地梳理历史上“以南伐北、成功光复中原”的成功例子,并总结其共同点,说明“符合哪些条件下,则以南伐北可以成功”。

明朝人最熟悉的例子,自然就是朱元璋了,他成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不用多说,直接让人歌颂太祖功绩就行。

如果是现代人,那还能拿清末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再拿来说一次事儿,可如今这些事情都没发生,也就没法提。

于是乎,只有朱元璋一个孤证,貌似不太好用。

好在,沈树人自己也很会总结,元末和清末,那都是民族注意凝聚力最强盛的时候,说白了,南方不是不能打,而是要扛起民族大义的旗帜,就能无往而不利。

如果不扛民族的大旗,只是为了皇帝一家一姓而奋斗,那才会万分艰难。

总结出这个原理后,再往古代历史上套,多多少少也能找出几个不那么严谨、但也可以用的例子来。

沈树人和顾炎武切磋后,就把刘邦项羽拿来用了一下——秦灭六国时,天下人的民族认同并不统一,也不认为自己是秦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周人,只认同自己的封国。

所以可以推而广之一下,认为秦灭六国是民族征服战争,是“西戎南蛮和中原华夏融合的过程”。

而项羽刘邦都是楚人,以楚灭秦,当然是以南伐北,也是推翻“文明程度更低的西戎商鞅暴政”。

刘邦破咸阳走的可是武关道,是从南阳经商洛杀进咸阳的,这当然是北伐。后来被封为汉王后,从汉中走陈仓道杀回关中,这也是一次北伐。

可以说刘邦是连续北伐成功了两次、分别干掉了秦王子婴和项羽新封的章邯等三秦封君。

所以,扛起民族大义的旗帜,防止“亡天下”、防止“野蛮战胜文明”的战争,而非为了皇帝一家一姓,北伐都能成功!

除此之外,顾炎武还自己考据添油加醋,再往前追溯,恨不能把武王伐纣也加上——

毕竟严格看地图,商朝的殷墟也好,朝歌也好,都在后世安阳附近,是黄河以北不少距离,都靠近漳水了。相比之下周人的根据地岐山(陈仓/宝鸡)纬度上来说还偏南一些。

当然,要把这个论据往上套,光有胜负和南北还不够,还得证明“周罚商是文明战胜了野蛮”。

这一点对于沈树人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他作为现代人不觉得商周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有明显优劣。

但对顾炎武这样的大儒来说,这种论证简直是信手拈来——儒家最早尊奉圣人时,拜的可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周公最大的功绩,就是创造了礼乐,把商人的“鬼神崇拜”往周朝的“圣人崇拜”转型。

不管商周经济制度的优劣,周人的人殉、人祭比商朝少得多,减少鬼神献祭、改为崇拜先贤,这总归是一大进步。

顾炎武有备而来,就揪着这些点严密考据、大书特书,最后把古今民族大义、以文明反击野蛮的种种举措都说了,最后证明:

如今的建奴也不例外,最终胜利必然属于大明!以文明抗野蛮,为了天下的文明,北伐也能成功!

最后几句话,当然是为了让这个观点能在如今崇祯十三年的形势下顺利发表、别被皇帝查,才必须加上的。

虽然“不是为了保护姓朱的”这个说辞对崇祯会比较刺耳,但尽量淡化这方面,着重强调“大明对建奴必胜”的信念,对皇帝也是有好处的。

只要总体来说对皇帝利大于弊,皇帝就会默许这玩意儿出版。

沈树人把这本由他授意创作动机和选才思路、顾炎武捉刀执笔的小册子,反复通读了好几遍,心中也是颇感意外之喜。

顾炎武的政治哲学功底果然了得,很多论证和论据,真是沈树人自己都没想到的。

“顾兄真乃博学鸿儒,小弟这个二甲进士,都是自愧不如呐。这书,小弟也无颜独自署名,不如便算是你我合著,以付雕印吧。”

看完之后,沈树人诚恳地表示,不会夺取顾炎武的署名权。

顾炎武听了,也有感于沈树人的通达,对此已经很满意了。

他并没有想过自己单独署名,因为他只是个秀才功名,以他的名字单独雕版刻印,只会让这本书的知名度和号召力大大降低。沈树人有翰林院修撰的名头,不傍白不傍。

就好比后世一个野路子网文作者,就算觉得自己才高八斗、有超强的政治哲学著作功底。但如果他写出来的书,有个社科院院士肯跟他联署,那网文作者绝对巴不得抱大腿。

“这事儿就依贤弟所言,愚兄求之不得。”顾炎武直接就应了。

“既如此,这几天我就让人分页雕出来。”沈树人说着,收集好稿子,立刻去找了个京城的刻书商,做雕版印刷。

明末的读书人,对于一辈子能雕一部自己的稿,还是很看重的,哪怕没东西出,出自己的诗集也好。

如果不考虑销量的话,刻书是很贵的,需要长时间雇佣工匠,薄薄的诗集都能要三五百两,靠卖书至少要卖出好几千册才能勉强摊销回本。

但对沈树人而言,这都不叫事,他为了加快进度,甚至特地同时请了一大堆工匠、每人只雕刻几页,以确保最快速度成书。

请大量临时工的成本,当然比请一两个长期工更贵。最后算下来,沈树人为了刻这部《日知史鉴》,一共花了一两千两银子。

好处则是短短十天之内,就把样刊印出来了,堪称砸钱买施工进度。

转眼就快到沈树人这个翰林修撰离任的日子,他把这部书的样稿往上一献,算是他当修撰这两个月的工作成果。

也学司马光写史鉴一样,“鉴”了一下历史上的民族大义之战、北伐成功率。

崇祯亲自过目了这部稿子,据说刚看的时候忍不住想拍桌子怒斥。但看到后来,发现确实是处心积虑为了鼓舞大明军民抗清的意志,其中稍有忤逆也就忍了。

皇帝都没说什么,其他几个跟沈树人不对付的翰林编修,也就暂时掀不起什么浪来。

魏藻德、高尔俨背地里痛批沈树人不知天高地厚,但骂完也就没下文了。

这部《日知史鉴》很快开始传播、扩散,大量朝臣和读书人听说是那位耿介敢谏的硬骨头翰林修撰所著,纷纷给个面子看一下。

沈树人收拾好行李,坐船南下。一路无话,走了半个多月,终于抵达合肥,拜会了上官史可法后,又入长江、逆流而上,到黄州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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