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广元知道他的儿子现在就在延安，知道儿子现在的任务是保护根据地，不让敌人把它炸毁，就像当年他和其他同志保护了上海不被摧毁一样。
他知道，儿子正在完成一项既复杂又艰难的任务，但同时他也明白，虽然从上海到延安并不算太远，可是他却不能去和儿子见面，因为这样会使他的处境十分危险
1938年在上海城郊，李广元的司机在日本人空袭时被炸死了。司机叫罗土宝。一个性情温顺，总是面带笑容的小伙子。他为人很正直，李广元知道，他曾拒绝做日本特高科的情报员，尽管中央保安局第四处曾一再要求他提供有关自己的报告，但是他却一份也没写过。
李广元伤愈后，驱车到城郊罗土宝的遗孀家里去了一趟。房间里没有生火，罗土宝的妻子正躺在床上说胡话。他的儿子罗利才一岁半，在地上爬来爬去，有气无力地哭着：孩子的喉咙哭哑了，再也不能喊叫了。李广元急忙请来医生。病人被送到医院，是哮喘性肺炎。李广元把孩子抱回家去。他的女管家，一个上了年纪的善良的老太婆，给孩子洗了个澡，饱饱地喂了一顿热牛奶，正准备把他安置在自己的房间。
“请在我的卧室给他铺好被褥，”李广元对她说，“让他和我在一起睡吧”
“夜里孩子吵得可厉害啦”
“或许这正是我的喜好，”李广元轻声回答说，“也许我很想听听娃娃在夜里是怎么哭的”
老太婆笑了，说：“孩子哭有什么好听的？我看那只是受罪”
但是她没敢和主人争辩。夜里两点左右她被吵醒了。主人卧室里的那个男孩扯着嗓子，没完没了地啼哭。
老太婆穿上暧和的过的长袍，匆忙梳了梳头就走下楼来。她看见卧室里还点着灯。李广元把裹着羊毛毯的孩子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还低声地给孩子哼着歌曲。
老太婆从来没见过主人现在这样的面容，这面容变得真是让人难以辨认，起初老太婆甚至还怀疑：“这是他吗？”
平时李广元的面部表情十分严厉而又显得年轻，现在却很苍老，但颇为温柔。
第二天早上女管家走到主人卧室门口，犹豫了半天是否敲门。平时李广元总是七点钟就坐下来吃早饭。他喜欢吃刚煎好的夹肉馒头片，所以女管家六点半才为他准备，她还知道，老爷总是定时先喝一杯热茶、，然后在馒头片上蘸点酱油再吃，最后再喝一碗玉米粥。
女管家在李广元家里干了四年，四年里李广元一直按时进餐，从来没有晚过。但是现在已经八点，可卧室里仍是一片寂静。她打开一点门缝，只见在宽大的床上睡着李广元和孩子。小孩横躺在床上，两只小脚丫顶着李广元的脊背，李广元却勉强地紧靠着床边躺着。大概听到女管家开门的声音，他立刻睁开了眼睛，微微一笑，把手指贴到唇边，示意管家不要出声。甚至当他来到厨房想问问女管家要给孩子喂什么的时候，说话的声音还是轻轻的。
“我侄子对我说过，”女管家微笑着说，“只有上海人才把孩子放在自己的床上”
“是吗？”李广元惊奇地问道“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他们的习惯”
“那么说，您认为我是上海人了？”李广元说着哈哈大笑了起来。
女管家弄得很窘，满脸通红地说：“噢，老爷，怎么能这样说呢您把孩子放在床上，是为了替代他的双亲，这种行为是出自高尚的品德和善良的心愿”
李广元往医院打了个电话。医院的人对他说，罗土宝的老婆一小时以前已经去世了。李广元查问到死去的司机亲属的住址。但是他的母亲对他说，她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生活，身患重病，无力养活孙子，而她媳妇的亲属在日本飞机空袭的时候全被炸死了。李广元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他知道这些情况后反而内心感到高兴，原来是现在他可以收养这个孤儿为义子了。如果不是为罗利的未来担心的话，他真的就这样做了。但是他知道那些孩子的命运：先进孤儿院，然后进监狱，再以后就被送去火葬
最后，李广元把小孩送到浙江山区，安置在女管家的家里。
“您说得对，”在吃早饭的时候他微笑着对女管家说，“养育孩子对一个单身男人来说负担确实太重”
女管家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很不自然地笑了笑。当时她真想对他说：这太狠心了，而且也不道德，在这三周内孩子对你刚刚习惯，可你又把他送到山区，送到一些陌生人的身边这意味着，这孩子必须重新去习惯新的环境，还要慢慢地重新去熟悉夜里睡在他身边，小声给他唱歌，哄他睡觉的人。
“我明白，”李广元又说，“您认为这太狠心。可是干我这行的人又能怎么办呢？难道说，让这孩子再次成为孤儿反而更好吗？”
李广元会猜测女管家的心思，这使她感到十分惊奇。
“噢，不是的，”女管家说，“我根本没有认为您的做法太狠。老爷，您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非常明智的”
她甚至连自己也不清楚，她刚才讲的是实话，还是因为怕李广元又猜出她的想法而对他撒谎。
李广元站起来，拿着蜡烛，走到桌旁。他拿出几张纸，摊在自己面前，好像摆纸牌占卜似的。在一张纸上他画了一个身体肥胖的高个子男人。在下边他本想写上“李事群”，但是他没写。在第二张纸上他画的是丁末村的面孔，在第三张纸上他画了一个很刚强、带着个伤疤的面孔：这是吴四宝。思索片刻，他在第四张纸上写上了几个字：“76号情报总部部长”。这是他的上司詹国强的官衔。
一个侦察员，当他处在众多的重要事件接踵而来的时刻，他应当是一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甚至可以说要像演员那样的多情善感，不过此刻的感情最终一定要服从那严酷无情、清晰明确的逻辑。
李广元只有在夜间，不，即便在夜间也只是偶尔才可以感到自己是袁恩，可以思考“做个真正的侦察员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是搜集情报，整理客观的材料，然后转送中央，供领导在做政治总结、制定决策时参考？还是做出自己的、完全是个人的结论，简述自己对未来的看法并提出自己的估计？
袁恩认为，如果侦察部门也去关心政策规划的事，那结果会是建议太多而情报太少。他还认为，如果侦察部门完全服从于一条预先确定下来的政治路线，那将非常糟糕。汪未经就是这样，他对重庆方面的“软弱无力”确信无疑。根本听不进军人们慎重提出的意见：“国军并不是想象的那样软弱”。袁恩认为，如果侦察部门总想使政治服从于自己，那同样也是不足取的。最理想的是，一个侦察员要十分了解事件发展的前景，而且能向政治家们提供一系列他认为最合理的决策。袁恩认为，一个侦察员对自己的推测是否绝对正确可以感到信心不足，但对自己推测的充分客观性他不能有丝毫怀疑，而应当确有把握。
现在当他最后一次着手研究这几年所搜集到的材料时，李广元就更应当慎重考虑自己所有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因为这是牵涉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分析中决不允许出现丝毫差错。
詹国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正好在英国，参加了空军，成为了战斗飞行员，拿到了英雄勋章。第一次北伐失败后，詹国强逃到了日本，在那里当上了一名飞机驾驶员。有一次，他驾机飞行，遇上了狂风暴雨的可怕天气，但是他竟然奇迹般地把他驾驶的那架单引擎飞机平安降落在一个日本贵族在京都的宅邸，在这里他结识了做复三太上校的女儿，并很快把她从她丈夫的身边夺走，然后离开日本回到了中国。在中国他又与汪未经见了面，决加了国民革命党员组织的游行。游行中受了重伤，但却出人意料地未遭逮捕。不久便迁居到武汉去了，他的日本老婆比他早来一步，已经在那里等候他的到来。当时他们囊空如洗，但是他们栖身的那家大旅馆的主人也是国民党员，和詹国强同在一党，免费向他们提供食宿。后来旅馆老板把戈林夫妇请到了北平，在那里他们一直住到1927年国内宣布政治大赦令的那天。
大约过了半年，詹国强和其他十一名国民党人当选为国会议员。汪未经因是文人，未能进入国会。
他的老婆曾给住在日本的母亲写信说：“在国会里詹国强和湖南的将军坐在一起。旁边还坐着一些赤卫队的刑事犯之类的家伙，他们戴着“练到和吹子”，其实，练到也好，吹子也好，都是一回事。当时汪未经给詹国强打来一封电报，上面这样写道：‘只有您这样仪表堂堂的人才是我们国民党人的代表’”
应当准备新的国会选举了。按照汪先生的决定詹国强离开了党的工作，只担任国会议员的职务。那时他的任务是与当时社会上的权贵显要建立联系。因为一个企图夺取政权的政党必须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根据党的决定，他在霞飞路租了一所豪华的住宅，在那里他接待过一些清朝的没落亲王，格尔沁亲王，以及一些资本巨头、豪富大亨。
宅邸的中心人物自然是他的日本太太了，她姿容妩媚迷人，谁见了都喜欢；她是日本一位显贵大臣的千金，丈夫又是战时的英维，一位曾因反对那抵抗不了布尔什维克野蛮主义而流亡异乡他国的战士，所以她深为众人所敬重。
每次接待客人之前，华东地区国名党组织的领导丁末村清晨就来到这里，他是党和詹国强之间的联络员。李事群坐在钢琴前伴奏，詹国强、他的日本太太还有她与前夫生的儿子合唱民歌：在汪先生的家里是绝不能容忍美国或法国爵士乐那种放荡不羁的旋律的。
1931年1月5日汪未经、周呼海和梅思品来到这所用党的经费租赁的宅邸。正是在这里那个曾号召国家工人“打碎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腐朽的帝国主义的枷锁，把中华民族变成一个人民的国家”与金融大亨和工业巨头秘密地勾结到一起了。
一些老党员反对汪未经的叛乱被平定之后，有人就这样议论开了：“詹国强不再是过去参加北伐的人了，他已成为总统他不再随便接待党内同志，党内的人也要在他的办公室依次排队等他接见詹国强已完全沉溺在花天酒地的生活中而不能自拔”
一开始只是一些普通党员私下里议论议论而已。但是，1935年詹国强在南京市郊盖起一所华丽的公馆“詹公馆”，这时向汪未经本人告他状的已不是一般的国民党员，而是党的头面人物周呼海和陈公博了。周呼海认为，詹国强还在以前那所宅评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腐化了。
“奢侈豪华的生活使他逐渐变得胸无大志”周呼海这样说，“应当好好帮助詹国强，他对我们大家来说是太珍贵了”
于是汪未经亲自来到“詹公馆”，仔细视察了这所公馆之后，说：“你们不要去打扰詹国强。说到底，只有他一个人最懂得应当怎样接待那些外交官员。我们只当这里是一个接见外国客人的官邸算了。就这样吧，詹国强有功，应当得到这些。我们就认为“詹公馆”是属于人民的，只不过是他现在住在那里罢了”
zgq有时整天呆在这所豪华的公馆里，反复尤利.魏恩和卡尔梅依的作品（这是他最喜爱的两个作家）”有时白天他去打树上的麻雀，晚上在放映厅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可以一口气连续看上五部惊险影片，在影片放映过程中不断安慰请来的客人，说：“你们不要着急。结尾是很好的”
看完惊险影片后，他从公馆乘专列到上海去检查工作，然后去杭州监督，又去苏北拟定消***的计划
1940年4月，日本轰炸机空袭了苏北，苏北地区的很多村镇被夷为平地。轰炸后，詹国强向汪未经报告说共有三十多架日本参加空袭。然而，几天来累得精疲力尽、头发都变白了的日本飞行中队的长官罗赫逸夫却有凭有据地驳斥了詹国强的谎报。实情是：参加空袭的是八十架轰炸机，而日本的空军却十分无能，除了炸毁一些村镇，其他方面毫无作为。
汪未经目不转睛地盯着詹国强，一语不发，只见一种厌恶的神情从他的脸上掠过，接着他怒气冲冲地大发雷霆：“‘三十多架飞机，一个人共党都没炸死’？”
他把脸一转，神经质地开口说道“这话是谁向全国宣告的？又是谁向党保证一定能做到这一点的？我读过几本专门讲冒险赌博的书，我清楚什么叫诈骗投机。国明政府可不是打牌赌博用的折叠方桌上的绿色呢面。
詹国强，你现在是饱食终日，穷奢极侈。在这战争年代里你却生活得和皇帝或者和那些中东的财阀一模一样，你开弓放箭射驯鹿，可飞机却开机关炮轰击一些乡巴佬毫无作用都没有，一个领袖的天职就是要代表国家的威严，伟大领袖应有的天赋就是谦虚朴实领袖的职业就要言行一致，说话兑现”
后来，从总统府私人医生的诊断结论中大家才知道，詹国强听了这顿训斥之后，回去就病倒了：高烧和神经病发作。
总之，就在1940年，詹国强这位“第二号人物”，汪未经的正式继承人，第一次遭到了这样污辱性的斥责，而且是当着手下工作人员的面。这件事很快就写进了文档的专案文件。第二天，警备司令唐虎竟然没征得汪未经的同意擅自下达指示：窍听元首最亲密的战友的一切电话内容。
实际上唐虎窃听汪未经的谈话已不是第一次，还在詹国强弟弟，詹国庆的丑闻被揭露后，他就组织过一星期的窃听。李丹当时是“施科达公司”所属各工厂的负责人，此人以保护蒙受冤屈的人而闻名。有一次他用哥哥的公文纸给76号的看守长写了一封信：“请立即释放王教授，因为没有什么重要的罪证”然后只签了一个姓：“詹国强”，没署名字。吓得魂不附体的集中营看守长同时释放了两个姓王的人，一个是教授，另一个是地下工作者。为了搭救弟弟，詹国强花了很大力气，他在汪先生面前把这件事说得像个引人人胜的笑话，从而使他的弟弟幸免于难。
尽管如此，汪未经仍然经常对丁末村说：“除了詹国强，谁也不能做我的继承人。因为，第一，他从不想搞任何独立政策；第二，他在民众中享有声望，第三，他是敌人报纸讽刺丑化的主要对象”
这就是汪未经对詹国强的看法和评价。不是别人，正是詹国强担负了夺取政权的全部实际工作，也正是他曾经十分真诚坦率地说过，请注意，不是对其他人说的，而是对他的妻子，不是对着录音器说给别人听的（当时他不相信自己的战友竟会窃听他的谈话），而是在夜间，躺在床上这样说过：
“活着的不是我，而是附在我身上的汪先生”
摘自中央保安局第四处处长，高级总队长缪国明的党员鉴定：
“1938年参加国民党。浙江江山人。性格坚定不移的北方性格。善于交际，对同事平易近人。对民族的敌人毫不留情。对家庭忠贞不二，品德高尚；社会关系清白无污。工作表现一是个优秀的组织者”
保安处处长、国家保安局局长鲁大方说话带有很重的山东口音。他知道，这使汪未经和周呼海大为恼火，所以他曾请教过语言专家，想学会纯粹的官话。但结果毫无成效，因为他喜爱山东，山东是他的命根所在，因此，即便是一天内只有一小时说“官话”，不说那虽然有些粗俗，但听来却很舒服的山东方言，他也做不到。最后，鲁大方干脆不再模仿北平官话了，对任何人他都一视同仁，说山东方言，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和下级讲话他就更加随便，有时他甚至用胶东音调说话，那里的渔民说话异常特殊，他的下属往往听不懂，可又不敢再问，感到十分尴尬狼狈，鲁大方看到他们局促不安，手足无措的模样，心里却得意扬扬。
他看了一眼高级总队长缪国明，说道：“我并不想使您对党内同志和战友们产生怀疑，但事实说明以下几点：第一，李广元尽管是间接的，但毕竟与苏北行动的失败有关。当时他正在苏北，中共的根据地本应飞上天去，但由于一些偶然情况的奇怪巧合，它竟安然无恙。第二，他曾负责寻找失踪了的叛徒，但他并没有找到，至今下落不明，这么大的活人找不到，难道会沉到黄浦江里了？第三，现在他负责一系列与研制报复武器有关问题，明显的失败倒是没有，但我们也没见到成就、突破和明显的成功。所谓负责，这不仅是把那些不愿与我们合作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了事。负责还意味着要帮助那些思维精确，有远见卓识的人。
第四，还有那个游移不定的电台，根据所用的密码可以断定，它是为共党的战略侦察部门效劳的，现在仍在几个城区以及郊区发报。而破获这个电台的工作也是由李广元负责。
如果您，缪国明，能马上驳倒我这几个疑点，那我将十分高兴。我对李广元颇有好感，所以我希望您能提出凭据，驳倒我脑子里突然产生的这几点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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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儿子正在完成一项既复杂又艰难的任务，但同时他也明白，虽然从上海到延安并不算太远，可是他却不能去和儿子见面，因为这样会使他的处境十分危险
1938年在上海城郊，李广元的司机在日本人空袭时被炸死了。司机叫罗土宝。一个性情温顺，总是面带笑容的小伙子。他为人很正直，李广元知道，他曾拒绝做日本特高科的情报员，尽管中央保安局第四处曾一再要求他提供有关自己的报告，但是他却一份也没写过。
李广元伤愈后，驱车到城郊罗土宝的遗孀家里去了一趟。房间里没有生火，罗土宝的妻子正躺在床上说胡话。他的儿子罗利才一岁半，在地上爬来爬去，有气无力地哭着：孩子的喉咙哭哑了，再也不能喊叫了。李广元急忙请来医生。病人被送到医院，是哮喘性肺炎。李广元把孩子抱回家去。他的女管家，一个上了年纪的善良的老太婆，给孩子洗了个澡，饱饱地喂了一顿热牛奶，正准备把他安置在自己的房间。
“请在我的卧室给他铺好被褥，”李广元对她说，“让他和我在一起睡吧”
“夜里孩子吵得可厉害啦”
“或许这正是我的喜好，”李广元轻声回答说，“也许我很想听听娃娃在夜里是怎么哭的”
老太婆笑了，说：“孩子哭有什么好听的？我看那只是受罪”
但是她没敢和主人争辩。夜里两点左右她被吵醒了。主人卧室里的那个男孩扯着嗓子，没完没了地啼哭。
老太婆穿上暧和的过的长袍，匆忙梳了梳头就走下楼来。她看见卧室里还点着灯。李广元把裹着羊毛毯的孩子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还低声地给孩子哼着歌曲。
老太婆从来没见过主人现在这样的面容，这面容变得真是让人难以辨认，起初老太婆甚至还怀疑：“这是他吗？”
平时李广元的面部表情十分严厉而又显得年轻，现在却很苍老，但颇为温柔。
第二天早上女管家走到主人卧室门口，犹豫了半天是否敲门。平时李广元总是七点钟就坐下来吃早饭。他喜欢吃刚煎好的夹肉馒头片，所以女管家六点半才为他准备，她还知道，老爷总是定时先喝一杯热茶、，然后在馒头片上蘸点酱油再吃，最后再喝一碗玉米粥。
女管家在李广元家里干了四年，四年里李广元一直按时进餐，从来没有晚过。但是现在已经八点，可卧室里仍是一片寂静。她打开一点门缝，只见在宽大的床上睡着李广元和孩子。小孩横躺在床上，两只小脚丫顶着李广元的脊背，李广元却勉强地紧靠着床边躺着。大概听到女管家开门的声音，他立刻睁开了眼睛，微微一笑，把手指贴到唇边，示意管家不要出声。甚至当他来到厨房想问问女管家要给孩子喂什么的时候，说话的声音还是轻轻的。
“我侄子对我说过，”女管家微笑着说，“只有上海人才把孩子放在自己的床上”
“是吗？”李广元惊奇地问道“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他们的习惯”
“那么说，您认为我是上海人了？”李广元说着哈哈大笑了起来。
女管家弄得很窘，满脸通红地说：“噢，老爷，怎么能这样说呢您把孩子放在床上，是为了替代他的双亲，这种行为是出自高尚的品德和善良的心愿”
李广元往医院打了个电话。医院的人对他说，罗土宝的老婆一小时以前已经去世了。李广元查问到死去的司机亲属的住址。但是他的母亲对他说，她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生活，身患重病，无力养活孙子，而她媳妇的亲属在日本飞机空袭的时候全被炸死了。李广元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他知道这些情况后反而内心感到高兴，原来是现在他可以收养这个孤儿为义子了。如果不是为罗利的未来担心的话，他真的就这样做了。但是他知道那些孩子的命运：先进孤儿院，然后进监狱，再以后就被送去火葬
最后，李广元把小孩送到浙江山区，安置在女管家的家里。
“您说得对，”在吃早饭的时候他微笑着对女管家说，“养育孩子对一个单身男人来说负担确实太重”
女管家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很不自然地笑了笑。当时她真想对他说：这太狠心了，而且也不道德，在这三周内孩子对你刚刚习惯，可你又把他送到山区，送到一些陌生人的身边这意味着，这孩子必须重新去习惯新的环境，还要慢慢地重新去熟悉夜里睡在他身边，小声给他唱歌，哄他睡觉的人。
“我明白，”李广元又说，“您认为这太狠心。可是干我这行的人又能怎么办呢？难道说，让这孩子再次成为孤儿反而更好吗？”
李广元会猜测女管家的心思，这使她感到十分惊奇。
“噢，不是的，”女管家说，“我根本没有认为您的做法太狠。老爷，您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非常明智的”
她甚至连自己也不清楚，她刚才讲的是实话，还是因为怕李广元又猜出她的想法而对他撒谎。
李广元站起来，拿着蜡烛，走到桌旁。他拿出几张纸，摊在自己面前，好像摆纸牌占卜似的。在一张纸上他画了一个身体肥胖的高个子男人。在下边他本想写上“李事群”，但是他没写。在第二张纸上他画的是丁末村的面孔，在第三张纸上他画了一个很刚强、带着个伤疤的面孔：这是吴四宝。思索片刻，他在第四张纸上写上了几个字：“76号情报总部部长”。这是他的上司詹国强的官衔。
一个侦察员，当他处在众多的重要事件接踵而来的时刻，他应当是一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甚至可以说要像演员那样的多情善感，不过此刻的感情最终一定要服从那严酷无情、清晰明确的逻辑。
李广元只有在夜间，不，即便在夜间也只是偶尔才可以感到自己是袁恩，可以思考“做个真正的侦察员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是搜集情报，整理客观的材料，然后转送中央，供领导在做政治总结、制定决策时参考？还是做出自己的、完全是个人的结论，简述自己对未来的看法并提出自己的估计？
袁恩认为，如果侦察部门也去关心政策规划的事，那结果会是建议太多而情报太少。他还认为，如果侦察部门完全服从于一条预先确定下来的政治路线，那将非常糟糕。汪未经就是这样，他对重庆方面的“软弱无力”确信无疑。根本听不进军人们慎重提出的意见：“国军并不是想象的那样软弱”。袁恩认为，如果侦察部门总想使政治服从于自己，那同样也是不足取的。最理想的是，一个侦察员要十分了解事件发展的前景，而且能向政治家们提供一系列他认为最合理的决策。袁恩认为，一个侦察员对自己的推测是否绝对正确可以感到信心不足，但对自己推测的充分客观性他不能有丝毫怀疑，而应当确有把握。
现在当他最后一次着手研究这几年所搜集到的材料时，李广元就更应当慎重考虑自己所有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因为这是牵涉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分析中决不允许出现丝毫差错。
詹国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正好在英国，参加了空军，成为了战斗飞行员，拿到了英雄勋章。第一次北伐失败后，詹国强逃到了日本，在那里当上了一名飞机驾驶员。有一次，他驾机飞行，遇上了狂风暴雨的可怕天气，但是他竟然奇迹般地把他驾驶的那架单引擎飞机平安降落在一个日本贵族在京都的宅邸，在这里他结识了做复三太上校的女儿，并很快把她从她丈夫的身边夺走，然后离开日本回到了中国。在中国他又与汪未经见了面，决加了国民革命党员组织的游行。游行中受了重伤，但却出人意料地未遭逮捕。不久便迁居到武汉去了，他的日本老婆比他早来一步，已经在那里等候他的到来。当时他们囊空如洗，但是他们栖身的那家大旅馆的主人也是国民党员，和詹国强同在一党，免费向他们提供食宿。后来旅馆老板把戈林夫妇请到了北平，在那里他们一直住到1927年国内宣布政治大赦令的那天。
大约过了半年，詹国强和其他十一名国民党人当选为国会议员。汪未经因是文人，未能进入国会。
他的老婆曾给住在日本的母亲写信说：“在国会里詹国强和湖南的将军坐在一起。旁边还坐着一些赤卫队的刑事犯之类的家伙，他们戴着“练到和吹子”，其实，练到也好，吹子也好，都是一回事。当时汪未经给詹国强打来一封电报，上面这样写道：‘只有您这样仪表堂堂的人才是我们国民党人的代表’”
应当准备新的国会选举了。按照汪先生的决定詹国强离开了党的工作，只担任国会议员的职务。那时他的任务是与当时社会上的权贵显要建立联系。因为一个企图夺取政权的政党必须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根据党的决定，他在霞飞路租了一所豪华的住宅，在那里他接待过一些清朝的没落亲王，格尔沁亲王，以及一些资本巨头、豪富大亨。
宅邸的中心人物自然是他的日本太太了，她姿容妩媚迷人，谁见了都喜欢；她是日本一位显贵大臣的千金，丈夫又是战时的英维，一位曾因反对那抵抗不了布尔什维克野蛮主义而流亡异乡他国的战士，所以她深为众人所敬重。
每次接待客人之前，华东地区国名党组织的领导丁末村清晨就来到这里，他是党和詹国强之间的联络员。李事群坐在钢琴前伴奏，詹国强、他的日本太太还有她与前夫生的儿子合唱民歌：在汪先生的家里是绝不能容忍美国或法国爵士乐那种放荡不羁的旋律的。
1931年1月5日汪未经、周呼海和梅思品来到这所用党的经费租赁的宅邸。正是在这里那个曾号召国家工人“打碎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腐朽的帝国主义的枷锁，把中华民族变成一个人民的国家”与金融大亨和工业巨头秘密地勾结到一起了。
一些老党员反对汪未经的叛乱被平定之后，有人就这样议论开了：“詹国强不再是过去参加北伐的人了，他已成为总统他不再随便接待党内同志，党内的人也要在他的办公室依次排队等他接见詹国强已完全沉溺在花天酒地的生活中而不能自拔”
一开始只是一些普通党员私下里议论议论而已。但是，1935年詹国强在南京市郊盖起一所华丽的公馆“詹公馆”，这时向汪未经本人告他状的已不是一般的国民党员，而是党的头面人物周呼海和陈公博了。周呼海认为，詹国强还在以前那所宅评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腐化了。
“奢侈豪华的生活使他逐渐变得胸无大志”周呼海这样说，“应当好好帮助詹国强，他对我们大家来说是太珍贵了”
于是汪未经亲自来到“詹公馆”，仔细视察了这所公馆之后，说：“你们不要去打扰詹国强。说到底，只有他一个人最懂得应当怎样接待那些外交官员。我们只当这里是一个接见外国客人的官邸算了。就这样吧，詹国强有功，应当得到这些。我们就认为“詹公馆”是属于人民的，只不过是他现在住在那里罢了”
zgq有时整天呆在这所豪华的公馆里，反复尤利.魏恩和卡尔梅依的作品（这是他最喜爱的两个作家）”有时白天他去打树上的麻雀，晚上在放映厅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可以一口气连续看上五部惊险影片，在影片放映过程中不断安慰请来的客人，说：“你们不要着急。结尾是很好的”
看完惊险影片后，他从公馆乘专列到上海去检查工作，然后去杭州监督，又去苏北拟定消***的计划
1940年4月，日本轰炸机空袭了苏北，苏北地区的很多村镇被夷为平地。轰炸后，詹国强向汪未经报告说共有三十多架日本参加空袭。然而，几天来累得精疲力尽、头发都变白了的日本飞行中队的长官罗赫逸夫却有凭有据地驳斥了詹国强的谎报。实情是：参加空袭的是八十架轰炸机，而日本的空军却十分无能，除了炸毁一些村镇，其他方面毫无作为。
汪未经目不转睛地盯着詹国强，一语不发，只见一种厌恶的神情从他的脸上掠过，接着他怒气冲冲地大发雷霆：“‘三十多架飞机，一个人共党都没炸死’？”
他把脸一转，神经质地开口说道“这话是谁向全国宣告的？又是谁向党保证一定能做到这一点的？我读过几本专门讲冒险赌博的书，我清楚什么叫诈骗投机。国明政府可不是打牌赌博用的折叠方桌上的绿色呢面。
詹国强，你现在是饱食终日，穷奢极侈。在这战争年代里你却生活得和皇帝或者和那些中东的财阀一模一样，你开弓放箭射驯鹿，可飞机却开机关炮轰击一些乡巴佬毫无作用都没有，一个领袖的天职就是要代表国家的威严，伟大领袖应有的天赋就是谦虚朴实领袖的职业就要言行一致，说话兑现”
后来，从总统府私人医生的诊断结论中大家才知道，詹国强听了这顿训斥之后，回去就病倒了：高烧和神经病发作。
总之，就在1940年，詹国强这位“第二号人物”，汪未经的正式继承人，第一次遭到了这样污辱性的斥责，而且是当着手下工作人员的面。这件事很快就写进了文档的专案文件。第二天，警备司令唐虎竟然没征得汪未经的同意擅自下达指示：窍听元首最亲密的战友的一切电话内容。
实际上唐虎窃听汪未经的谈话已不是第一次，还在詹国强弟弟，詹国庆的丑闻被揭露后，他就组织过一星期的窃听。李丹当时是“施科达公司”所属各工厂的负责人，此人以保护蒙受冤屈的人而闻名。有一次他用哥哥的公文纸给76号的看守长写了一封信：“请立即释放王教授，因为没有什么重要的罪证”然后只签了一个姓：“詹国强”，没署名字。吓得魂不附体的集中营看守长同时释放了两个姓王的人，一个是教授，另一个是地下工作者。为了搭救弟弟，詹国强花了很大力气，他在汪先生面前把这件事说得像个引人人胜的笑话，从而使他的弟弟幸免于难。
尽管如此，汪未经仍然经常对丁末村说：“除了詹国强，谁也不能做我的继承人。因为，第一，他从不想搞任何独立政策；第二，他在民众中享有声望，第三，他是敌人报纸讽刺丑化的主要对象”
这就是汪未经对詹国强的看法和评价。不是别人，正是詹国强担负了夺取政权的全部实际工作，也正是他曾经十分真诚坦率地说过，请注意，不是对其他人说的，而是对他的妻子，不是对着录音器说给别人听的（当时他不相信自己的战友竟会窃听他的谈话），而是在夜间，躺在床上这样说过：
“活着的不是我，而是附在我身上的汪先生”
摘自中央保安局第四处处长，高级总队长缪国明的党员鉴定：
“1938年参加国民党。浙江江山人。性格坚定不移的北方性格。善于交际，对同事平易近人。对民族的敌人毫不留情。对家庭忠贞不二，品德高尚；社会关系清白无污。工作表现一是个优秀的组织者”
保安处处长、国家保安局局长鲁大方说话带有很重的山东口音。他知道，这使汪未经和周呼海大为恼火，所以他曾请教过语言专家，想学会纯粹的官话。但结果毫无成效，因为他喜爱山东，山东是他的命根所在，因此，即便是一天内只有一小时说“官话”，不说那虽然有些粗俗，但听来却很舒服的山东方言，他也做不到。最后，鲁大方干脆不再模仿北平官话了，对任何人他都一视同仁，说山东方言，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和下级讲话他就更加随便，有时他甚至用胶东音调说话，那里的渔民说话异常特殊，他的下属往往听不懂，可又不敢再问，感到十分尴尬狼狈，鲁大方看到他们局促不安，手足无措的模样，心里却得意扬扬。
他看了一眼高级总队长缪国明，说道：“我并不想使您对党内同志和战友们产生怀疑，但事实说明以下几点：第一，李广元尽管是间接的，但毕竟与苏北行动的失败有关。当时他正在苏北，中共的根据地本应飞上天去，但由于一些偶然情况的奇怪巧合，它竟安然无恙。第二，他曾负责寻找失踪了的叛徒，但他并没有找到，至今下落不明，这么大的活人找不到，难道会沉到黄浦江里了？第三，现在他负责一系列与研制报复武器有关问题，明显的失败倒是没有，但我们也没见到成就、突破和明显的成功。所谓负责，这不仅是把那些不愿与我们合作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了事。负责还意味着要帮助那些思维精确，有远见卓识的人。
第四，还有那个游移不定的电台，根据所用的密码可以断定，它是为共党的战略侦察部门效劳的，现在仍在几个城区以及郊区发报。而破获这个电台的工作也是由李广元负责。
如果您，缪国明，能马上驳倒我这几个疑点，那我将十分高兴。我对李广元颇有好感，所以我希望您能提出凭据，驳倒我脑子里突然产生的这几点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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