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到这里，情报上的一些内容，甚至已经开始出现蒲素到达上海之后的消息了。显然，边区的情报工作并没有因为局势而放松，而是尽可能的收集了一切有用的消息。
1940年3月30日，汪未经在南京正式建立新的伪政府。争该政权名义上由汪未经控制的“正统”国民党掌权，其第二号人物是周呼海。他有五个不同的衔头：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警政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中央储备银行总裁。另外，周呼海还负责秘密警察。
受过良好的日本中学和大学教育，1924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他一到他曾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故国，就选择了经营设在广州的国民党宣传部。这个职位也意味着教授黄埔军校的政治研究班，他遂由此成常凯申麾下“跑龙套的角色”。
勉强地逃过1927年的大清洗之后，作为新生命月刊的编辑，周呼海曾将孙逸仙的作品理论化，撰写了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一书(1918年。此书被犬养健译成日文。周呼海因此在日本知识阶层中树立了声望。
1939年末，南京政府尚未正式成立时，周呼海就开始在上海招募和训练人员，因此，在新的伪政权于1940年3月30日正式建立之际，已经相当引人注目了。
为了响应它的诞生，新申报早就换了一种新的口吻，批评两个租界当局未能制止试图阻挠“和平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重庆当局雇用“恐怖分子”的活动。
这份伪报谴责了常凯申的“走狗''，以及共产党人只会空喊收复租界，实际上却一事无成。报纸中表示：“新的中央政府如今诞生了。不仅我们的政府急于收复中国的租界.我们的友邦日本也表示，要帮助中国收复这些租界“
极司非尔路76号特工总部的行为，一方面使得对歹土进行和平的警察管理的声明落空，另一方面也模糊了汪未经的支持者们希望划清的一条界线。
即像梁鸿志维新政府成员那样的机会主义的“坏”通敌者，与像他们这样的理想主义的“好”通敌者之间的界线。
后者与日本合作，据说是为了“实现和平及保护中国人民”。之后，有一位政论家评论道：
“过去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和梁鴻志的“维新政府”，都是奸字号老前辈，沦陷区人民称之为“前汉”！而前汪未经的伪府自然被叫做是“后汉”！
许多奸丑们口头上常常承认自己是“后汉”而觎然不以为耻。自“后汉“代“前汉“为日本人的傀僞以来，人人切齿痛恨，因为前者远不敌后者为恶之甚，后者有七十六号（伪特务机关），是杀人如麻的魔窟，人人谈虎色变。
汪未经的副手周呼海可能是伪秘密警察的最高负责人，但是这恐怖魔窟内的实权则掌握在李事群和丁末邨手中，这是两个共产党的叛变分子，他们曾在国民党的情报部门工作，却又投靠日本人，岀卖了其秘密特工的新主人。
李事群原来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统计调查局（或简称“中统”）的特工。由陈立夫任命为上海地区的特工队队长。后来，中统又派他去江西任职，而他在1938年放弃了这个职位，前赴香港。
在香港，他与日本总领事中村有了交往。此人将他介绍给书记官清水。于是，李事群便在1938年夏末开始为日本人搜集情报。
李事群在上海有极好的人际关系。他在二十年代初就加入了青帮，成为季云青的徒弟。秋天回到上海后，李事群很快认识到，他可以利用其中统官员的身份获得情报和特工。
为了从一个小型的情报搜集机关，发展到由唯利是图者组成的大帮派，为日本从事特务活动。他通过前国民党市委委员、杜老板的徒弟汪曼左，将日本人从香港偷来的一份篇幅巨大的杜月笑的警方档案送给了杜老板，从而博得了杜氏的欢心。
李事群还很快搜罗了七名前中统特工和cc系成员，组成一个核心，作为他的骨干力量。此外，他还赢得另一名青帮成员吴世宝的忠心效劳，此人召募了充任汪未经卫队的当地歹徒，以及其他积极的通敌分子。
吴世宝黝黑粗矮，是个声名狼藉的虐待狂，其妻子则是以无情著称的上海美人。
丁末邨在1933年曾当过cc系在上海的刊物社会新闻的编辑，指导过李事群的工作，在陈立夫的中统局内地位更高，岀任第三处处长，直到1938年该部门重组，由戴利接手为止。
当时，“丁小鬼”（他只有五英尺髙）表面上不再搞情报工作，而在汉口另有一个职位。据陈立夫自己说，常凯申怀疑丁末邨有变节行为，因为戴利曾经截获了丁默邨与“上海某个日本人”联系的一封电报。然而，当这位总司令建议陈立夫逮捕丁末邨时，陈立夫却答复道，丁氏已经向他汇报了与日人接触的情况。常凯申只在备忘录上简单地批了个“阅”字，便将它还给了陈立夫。
此后不久，丁末邨未获批准便去了香港。常凯申斥责陈立夫不该让丁末邨离开，并问他，谁是丁末邨的入党介绍人。当陈立夫答称是戴极陶和周呼海时，常凯申除了说一声“我得防着点”外，便不再啃声。
（二十年后，陈立夫回顾道，总裁是完全正确的。“丁末邨到上海后，便破坏了军统和中统组织”）
1939年初，李事群邀请丁末邨前赴上海。他抵沪之后，两人便一起前往设在虹口的日本特务机关，拜访土肥原贤二将军。正如之前指出的那样，陈箓的被刺已经使日本人确信，他们必须创建自己的中国特务机关，以保护诸如汪未经这样的高级通敌分子。
在上海，丁末邨和李事群具体的工作是帮助“召集一帮国民党同志，以推进“和平”。因为他两的加入，日本人很高兴获得了渗透到本来似乎坚不可摧的中国社会网络的手段。
为了笼络住这两个人，可以更好的利用重庆特工此前已经很好开发了的“复杂的中国社会的个人关系”。土肥原强烈建议，支持建立一个伪特工机关的计划，且在1939年2月10日得到了东京陆军总参谋部的批准。
于是，李事群与丁末邨于3月1日正式开始活动。晴气大佐被任为他们与梅机关以及指导汪未经南京政府的影佐禎昭大佐之军事情报机关的联络官。丁末邨与李事群同意事先向日本宪兵队说清行动细节，并每天提交情报。作为回报，他们可以获得固定的武器、弹药和金钱资助。
李和丁的组合在极司非尔路76号活动后不久，便促成了具有关键性作用的军统特工如王木天、陈明褚等人的叛变，同时还摧毁了他们的特工组织。应该是陈明褚向日本领事警察揭发了暗杀陈箓的某些剌客，日本人后来将徐恩佐他们移交给了汪伪特工部门。
1939年2月19日陈箓被剌数天之后，军统暗杀组的头目之一徐国琦与平福昌、尤品山一起，被安排离开上海，前赴香港安全港，其轮船于2月28日出发。
朱山猿警告谭宝义说上海过于危险，然后给了他80元购买船票。20天后发船，3月15日抵达香港。徐国琦得到谭宝义堂兄传达的指令，要他在大来饭店订个房间。
翌日，他被带去参加金龙饭店的一个午宴。暗杀组的其他成员，平福昌、尤品山、赵光义也都在场。东道主是一位身高1米68左右的男子，年近四十，此人即是戴利。
虽然赵光义后来获得了戴利的奖赏，被赞为杀死陈箓的民族英雄。但是戴笠接见他们时，只字未提行刺陈箓之事。陪同戴笠的还有两名副官。戴笠送给他们每人一支价值20元的自来水笔，鼓励他们好好地干。这是平福昌和谭宝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秘密特工首脑。
谭宝义与其军统同事平福昌、朱山猿、尤品山在香港度过了两个月，等待着新的任务。1939年5月末，赵光义终于给他们下达了新的命令：返回上海，接受毛万里和王鲁赵的指挥，准备刺杀汪精卫。
这组人员便分别取道返沪：四名特工同乘一条船，两个首领乘另一条船。特工们于6月1日抵达上海后，便在白尔路66号的霞听公寓租了房间，而两个首领则分别住在大中饭店和大方旅社。
6月29日早晨5时，加登田曹长与另一名日本宪兵来到工部局警务处的市中分部，声称他们获得情报，知道陈箓暗杀组的两名成员住在霞飞公寓的24号房内。他们并未透露这一消息的来源，但指岀这消息十分可靠，完全可以进行突然搜捕。
工部局警务处的巡官们表示同意合作后，便与这两个日本宪兵前赴租界内的卢家湾捕房，征得巡官德洛姆的同意后，采取了联合行动。于是，一支由日、英警察组成的联合部队，便在当天早晨拂晓后不久开赴谭宝义和平福昌的寓所。
毫无悬念，谭宝义和平福昌于6月29日被捕后，警方在14号房内査获了枪支弹药。然而，对这两个囚徒拥有审讯权的工部局警务处，却在开初未能使两人承认干了任何坏事。
在翌日的正式审讯中，两名秘密特工坚持说，他们与国民党政府没有任何联系
然而，日本的领事警察与宪兵坚信其获得的情报是正确的，认为这二人确实是暗杀外交部长陈箓的参与者。
1939年7月3日，加登田曹长向工部局警务处递交了一份正式请求，要求将谭宝义和平福昌引渡给日本宪兵队审讯。
工部局警方并不急于答应，因为加登田曹长所在的机构已经因虐待犯人而臭名昭著，尤其是涉及陈箓案的嫌犯时更是如此。
例如，1939年3月16日，工部局警务处曾被要求协助加登田曹长逮捕邵富生，即陈箓被杀当夜，其公馆前门离开岗位的那名护卫。
加登田是按照通常的匿名情报行动的。在本案中，秘密情报得自一次复杂的交易安排，涉及到借贷骗子、剧院老板以及两名前警察。
两名前警察中有一人是曾在戈登路捕房工作过的前华籍探目。此人是大来戏院（邵富生曾在此当过收票员）的共同老板。他把邵富生推荐给吴铁城的秘书，充任陈箓公馆的夜间门卫。
他们之间的交易进行得并不顺利，由于借钱不还这种事情而导致了不止一次的斗殴。最后，其中的一个参与者向日本宪兵队报告了邵富生的行踪。并且穿着中式服装，陪同工部局警务处的警官到贵州路辨认疑犯。
当天下午3点钟，日本宪兵发现邵富生正走在厦门路口附近的街上，他们便请前去逮捕他的工部局警务处警官指认他。
加登田曹长显然确信邵富生是暗杀组的一个成员。但工部局警务处的探员们却并未如此深信不疑，尤其是他对于2月19日行踪的供词（诸如在一家书场吃早茶，下午在大来戏院收票，如此等等）与独立证人的供词相吻合。
但是，即使工部局警方相当肯定邵富生是无辜的，他们却仍将他交给加登田，作为期三天的审讯（自3月21日至3月24日）。该审讯期后来由三天变成了四天——似乎十分长久。
第一天下午，加登田及其宪兵将邵富生带过外白渡桥（叹息桥），押进大桥大楼。他被带进五楼上的一间房间，里面的三个日本人便开始拷打他，特别是当他否认知道陈箓案的任何情况时，日本人就打他的眼睛。
“我仍然否认我知道这件案子。最后，他们把我绑在一条长凳上，往我鼻孔中灌冷水，折腾了约半小时”。——邵富生
此后，邵富生在一个地下室里与被捕的游击队员一起度过了一夜。第二天，他被带回到五楼的审讯室，受到了严厉的审讯，但未遭折磨。第三天，他被带到六楼的另一个审讯室，在那里，除了三个日本人外，还有一个工部局的华籍探员也参与了审讯，他威胁道，假如邵富生不说岀实情，就直接枪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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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30日，汪未经在南京正式建立新的伪政府。争该政权名义上由汪未经控制的“正统”国民党掌权，其第二号人物是周呼海。他有五个不同的衔头：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警政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中央储备银行总裁。另外，周呼海还负责秘密警察。
受过良好的日本中学和大学教育，1924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他一到他曾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故国，就选择了经营设在广州的国民党宣传部。这个职位也意味着教授黄埔军校的政治研究班，他遂由此成常凯申麾下“跑龙套的角色”。
勉强地逃过1927年的大清洗之后，作为新生命月刊的编辑，周呼海曾将孙逸仙的作品理论化，撰写了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一书(1918年。此书被犬养健译成日文。周呼海因此在日本知识阶层中树立了声望。
1939年末，南京政府尚未正式成立时，周呼海就开始在上海招募和训练人员，因此，在新的伪政权于1940年3月30日正式建立之际，已经相当引人注目了。
为了响应它的诞生，新申报早就换了一种新的口吻，批评两个租界当局未能制止试图阻挠“和平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重庆当局雇用“恐怖分子”的活动。
这份伪报谴责了常凯申的“走狗''，以及共产党人只会空喊收复租界，实际上却一事无成。报纸中表示：“新的中央政府如今诞生了。不仅我们的政府急于收复中国的租界.我们的友邦日本也表示，要帮助中国收复这些租界“
极司非尔路76号特工总部的行为，一方面使得对歹土进行和平的警察管理的声明落空，另一方面也模糊了汪未经的支持者们希望划清的一条界线。
即像梁鸿志维新政府成员那样的机会主义的“坏”通敌者，与像他们这样的理想主义的“好”通敌者之间的界线。
后者与日本合作，据说是为了“实现和平及保护中国人民”。之后，有一位政论家评论道：
“过去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和梁鴻志的“维新政府”，都是奸字号老前辈，沦陷区人民称之为“前汉”！而前汪未经的伪府自然被叫做是“后汉”！
许多奸丑们口头上常常承认自己是“后汉”而觎然不以为耻。自“后汉“代“前汉“为日本人的傀僞以来，人人切齿痛恨，因为前者远不敌后者为恶之甚，后者有七十六号（伪特务机关），是杀人如麻的魔窟，人人谈虎色变。
汪未经的副手周呼海可能是伪秘密警察的最高负责人，但是这恐怖魔窟内的实权则掌握在李事群和丁末邨手中，这是两个共产党的叛变分子，他们曾在国民党的情报部门工作，却又投靠日本人，岀卖了其秘密特工的新主人。
李事群原来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统计调查局（或简称“中统”）的特工。由陈立夫任命为上海地区的特工队队长。后来，中统又派他去江西任职，而他在1938年放弃了这个职位，前赴香港。
在香港，他与日本总领事中村有了交往。此人将他介绍给书记官清水。于是，李事群便在1938年夏末开始为日本人搜集情报。
李事群在上海有极好的人际关系。他在二十年代初就加入了青帮，成为季云青的徒弟。秋天回到上海后，李事群很快认识到，他可以利用其中统官员的身份获得情报和特工。
为了从一个小型的情报搜集机关，发展到由唯利是图者组成的大帮派，为日本从事特务活动。他通过前国民党市委委员、杜老板的徒弟汪曼左，将日本人从香港偷来的一份篇幅巨大的杜月笑的警方档案送给了杜老板，从而博得了杜氏的欢心。
李事群还很快搜罗了七名前中统特工和cc系成员，组成一个核心，作为他的骨干力量。此外，他还赢得另一名青帮成员吴世宝的忠心效劳，此人召募了充任汪未经卫队的当地歹徒，以及其他积极的通敌分子。
吴世宝黝黑粗矮，是个声名狼藉的虐待狂，其妻子则是以无情著称的上海美人。
丁末邨在1933年曾当过cc系在上海的刊物社会新闻的编辑，指导过李事群的工作，在陈立夫的中统局内地位更高，岀任第三处处长，直到1938年该部门重组，由戴利接手为止。
当时，“丁小鬼”（他只有五英尺髙）表面上不再搞情报工作，而在汉口另有一个职位。据陈立夫自己说，常凯申怀疑丁末邨有变节行为，因为戴利曾经截获了丁默邨与“上海某个日本人”联系的一封电报。然而，当这位总司令建议陈立夫逮捕丁末邨时，陈立夫却答复道，丁氏已经向他汇报了与日人接触的情况。常凯申只在备忘录上简单地批了个“阅”字，便将它还给了陈立夫。
此后不久，丁末邨未获批准便去了香港。常凯申斥责陈立夫不该让丁末邨离开，并问他，谁是丁末邨的入党介绍人。当陈立夫答称是戴极陶和周呼海时，常凯申除了说一声“我得防着点”外，便不再啃声。
（二十年后，陈立夫回顾道，总裁是完全正确的。“丁末邨到上海后，便破坏了军统和中统组织”）
1939年初，李事群邀请丁末邨前赴上海。他抵沪之后，两人便一起前往设在虹口的日本特务机关，拜访土肥原贤二将军。正如之前指出的那样，陈箓的被刺已经使日本人确信，他们必须创建自己的中国特务机关，以保护诸如汪未经这样的高级通敌分子。
在上海，丁末邨和李事群具体的工作是帮助“召集一帮国民党同志，以推进“和平”。因为他两的加入，日本人很高兴获得了渗透到本来似乎坚不可摧的中国社会网络的手段。
为了笼络住这两个人，可以更好的利用重庆特工此前已经很好开发了的“复杂的中国社会的个人关系”。土肥原强烈建议，支持建立一个伪特工机关的计划，且在1939年2月10日得到了东京陆军总参谋部的批准。
于是，李事群与丁末邨于3月1日正式开始活动。晴气大佐被任为他们与梅机关以及指导汪未经南京政府的影佐禎昭大佐之军事情报机关的联络官。丁末邨与李事群同意事先向日本宪兵队说清行动细节，并每天提交情报。作为回报，他们可以获得固定的武器、弹药和金钱资助。
李和丁的组合在极司非尔路76号活动后不久，便促成了具有关键性作用的军统特工如王木天、陈明褚等人的叛变，同时还摧毁了他们的特工组织。应该是陈明褚向日本领事警察揭发了暗杀陈箓的某些剌客，日本人后来将徐恩佐他们移交给了汪伪特工部门。
1939年2月19日陈箓被剌数天之后，军统暗杀组的头目之一徐国琦与平福昌、尤品山一起，被安排离开上海，前赴香港安全港，其轮船于2月28日出发。
朱山猿警告谭宝义说上海过于危险，然后给了他80元购买船票。20天后发船，3月15日抵达香港。徐国琦得到谭宝义堂兄传达的指令，要他在大来饭店订个房间。
翌日，他被带去参加金龙饭店的一个午宴。暗杀组的其他成员，平福昌、尤品山、赵光义也都在场。东道主是一位身高1米68左右的男子，年近四十，此人即是戴利。
虽然赵光义后来获得了戴利的奖赏，被赞为杀死陈箓的民族英雄。但是戴笠接见他们时，只字未提行刺陈箓之事。陪同戴笠的还有两名副官。戴笠送给他们每人一支价值20元的自来水笔，鼓励他们好好地干。这是平福昌和谭宝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秘密特工首脑。
谭宝义与其军统同事平福昌、朱山猿、尤品山在香港度过了两个月，等待着新的任务。1939年5月末，赵光义终于给他们下达了新的命令：返回上海，接受毛万里和王鲁赵的指挥，准备刺杀汪精卫。
这组人员便分别取道返沪：四名特工同乘一条船，两个首领乘另一条船。特工们于6月1日抵达上海后，便在白尔路66号的霞听公寓租了房间，而两个首领则分别住在大中饭店和大方旅社。
6月29日早晨5时，加登田曹长与另一名日本宪兵来到工部局警务处的市中分部，声称他们获得情报，知道陈箓暗杀组的两名成员住在霞飞公寓的24号房内。他们并未透露这一消息的来源，但指岀这消息十分可靠，完全可以进行突然搜捕。
工部局警务处的巡官们表示同意合作后，便与这两个日本宪兵前赴租界内的卢家湾捕房，征得巡官德洛姆的同意后，采取了联合行动。于是，一支由日、英警察组成的联合部队，便在当天早晨拂晓后不久开赴谭宝义和平福昌的寓所。
毫无悬念，谭宝义和平福昌于6月29日被捕后，警方在14号房内査获了枪支弹药。然而，对这两个囚徒拥有审讯权的工部局警务处，却在开初未能使两人承认干了任何坏事。
在翌日的正式审讯中，两名秘密特工坚持说，他们与国民党政府没有任何联系
然而，日本的领事警察与宪兵坚信其获得的情报是正确的，认为这二人确实是暗杀外交部长陈箓的参与者。
1939年7月3日，加登田曹长向工部局警务处递交了一份正式请求，要求将谭宝义和平福昌引渡给日本宪兵队审讯。
工部局警方并不急于答应，因为加登田曹长所在的机构已经因虐待犯人而臭名昭著，尤其是涉及陈箓案的嫌犯时更是如此。
例如，1939年3月16日，工部局警务处曾被要求协助加登田曹长逮捕邵富生，即陈箓被杀当夜，其公馆前门离开岗位的那名护卫。
加登田是按照通常的匿名情报行动的。在本案中，秘密情报得自一次复杂的交易安排，涉及到借贷骗子、剧院老板以及两名前警察。
两名前警察中有一人是曾在戈登路捕房工作过的前华籍探目。此人是大来戏院（邵富生曾在此当过收票员）的共同老板。他把邵富生推荐给吴铁城的秘书，充任陈箓公馆的夜间门卫。
他们之间的交易进行得并不顺利，由于借钱不还这种事情而导致了不止一次的斗殴。最后，其中的一个参与者向日本宪兵队报告了邵富生的行踪。并且穿着中式服装，陪同工部局警务处的警官到贵州路辨认疑犯。
当天下午3点钟，日本宪兵发现邵富生正走在厦门路口附近的街上，他们便请前去逮捕他的工部局警务处警官指认他。
加登田曹长显然确信邵富生是暗杀组的一个成员。但工部局警务处的探员们却并未如此深信不疑，尤其是他对于2月19日行踪的供词（诸如在一家书场吃早茶，下午在大来戏院收票，如此等等）与独立证人的供词相吻合。
但是，即使工部局警方相当肯定邵富生是无辜的，他们却仍将他交给加登田，作为期三天的审讯（自3月21日至3月24日）。该审讯期后来由三天变成了四天——似乎十分长久。
第一天下午，加登田及其宪兵将邵富生带过外白渡桥（叹息桥），押进大桥大楼。他被带进五楼上的一间房间，里面的三个日本人便开始拷打他，特别是当他否认知道陈箓案的任何情况时，日本人就打他的眼睛。
“我仍然否认我知道这件案子。最后，他们把我绑在一条长凳上，往我鼻孔中灌冷水，折腾了约半小时”。——邵富生
此后，邵富生在一个地下室里与被捕的游击队员一起度过了一夜。第二天，他被带回到五楼的审讯室，受到了严厉的审讯，但未遭折磨。第三天，他被带到六楼的另一个审讯室，在那里，除了三个日本人外，还有一个工部局的华籍探员也参与了审讯，他威胁道，假如邵富生不说岀实情，就直接枪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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