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以蒲素的专业看来，如果说他之前在上海策划发起的几次行动都有瑕疵，甚至还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和军统这些小鱼小虾比起来还是要强多了。
只不过，这就是真实的特工生态。哪里有那么多上天入地无所无能的特工精英？百分之九十五的特工，加入之前都是极为普通的百姓。
甚至，去年的这个时候还在工作或者念书，而下一年同样的时候，已经在街头巷尾执行之前想都没有想过的危险任务了。
这些材料里记录了，中日开战以来，大大小小的的一些刺杀活动，或者是轰动一时的公众事件。而且大量的报界以及边区的情报，都反映出了一个真实的、无序的、混乱的上海局势。
这些信息对他了解76号以及军统，乃至两个租界和日方的立场和策略都非常有帮助。
接着看下去，蒲素发现，赵志祥犯了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脱离现场后，他回到了山西路上的南京饭店。然后孤立无援地站在电话接线员的房间门口，等待着袁德昌前来营救。
这说明他们完全没有预案。起码在执行任务顺利和发生意外之后，制定有两套撤离计划。这个至关重要的细节，导致了悲剧。
赵志祥苦等的袁德昌没来，到是等来了另一个人。来的不是袁德昌，而是身受重伤的彭福林。彭福林此前受伤逃出后不，得不求助于一个他认作弟兄的侍应生，由他扶着，跌跌冲冲地进了旅馆的大堂。
这时赵志祥别无选择，只得领着这两人再穿过大堂，走到街上。因为在旅馆那样的地方，他担心会招来太多嫌疑。
实际上，或许当时就在饭店里的房间让伤员休息，然后出去叫一个医生进来，也未必有他们后来处理的那么糟糕。
在街上，他们叫了三辆黄包车，吩咐拉到附近的宝隆医院。医院迅速收容了彭福林，但立即向老闸路捕房打电话，报告了枪伤情况。
很快，工部局警务处的探员们来到了宝隆医院。彭福林由于胸部伤势太重，无法接受正式审讯，但是他吿诉调査者他与赵志祥沿着劳合路步行之时，正专心于谈论他们自己的事情，忽然飞来一颗流弹将他击倒在地。
彭福林身旁的赵志祥则附和着这个说法。他被立即拘留，被带到了老闸路捕房接受査询。日本宪兵队的成员，包括曹长加登田，也参与了审讯。
赵志祥接受审讯没多久，工部局警务处的探员很快就掲穿了他们不足信的谎言。首先，据黄包车夫说，他们是在南京饭店门口，而非劳合路将受伤者接上车的。
其次，之前被他打伤的巡警辨认出，彭福林的衣服与向他开枪者的衣服一样
最后，当工部局警务处的探员们求助于法国警察，搜査文贤里11号彭福林与赵志祥的房间时，发现了周建华的来信。而这封信上的内容，足以证明他们是国民党秘密特工暗杀队的成员。
面对这一证据，毫无疑问，赵志祥崩溃了，最后只得认罪。
当天下午2时30分，警员们将他戴上手铐，带到彭福林的病房，当正处在非常虚弱状态的彭福林听到赵志祥的口供时，也立刻承认了自己是共谋。
不过，对于彭福林而言，为时已晚。翌日凌晨3点钟，他停止了挣扎而去世。只是对于赵志祥来说，他则还要面临着更大的苦难。
虽然工部局警务处迅速地破获了这起谋杀案，但是日本及上海的亲日报纸却决定利用这一案件再次打击公共租界当局。
1939年4月12日，就在彭福林死亡的那天早晨，大陆新报的头版文章呼吁为席时泰默哀祈祷一分钟。并谴责工部局宽容重庆的恐怖分子，滥用治外法权。
报纸上声称：“只要在上海发现重庆政府的特工，此事本身就成了扰乱上海之和平与秩序的主要根源如今，日、华都以许多人的生命为代价。新的伪政权与中国人民正与日本充分合作，以重建中国。没有理由允许阻碍这项伟大的重建工作的力量存在。考虑到军事行动以及对和平与秩序的维持，应该借助于明确的和最后的揩施。”
为了敦促日本军事当局“采取强硬措施对付这种形势”，大陆新报的编者还指责上海工部局“伪善”，这一说法得到通敌的新申报的响应。新申报注意到席时泰暗杀案是樊克令2月25日照会发布以来第一个严重事件，它挑剔租界当局拙劣的警察工作，并将反复岀现的反日恐怖活动，归咎于工部局软弱和半心半意的措施。
报道上用的措辞是：“换言之，他们并未真心实意地接受日本当局关于严厉镇压国民党秘密机关之活动的要求”。
伪市长傅小庵也对工部局的“诚意”表示了怀疑。因为工部局迄今仍坚持要求通讯稿决不再谈及“遭枪击的维新政府的一个成员”，只当是一个普通袭击事件。
傅氏接着坚决要求工部局，允许中国的“正规警察”在公共租界内搜捕破坏和刺杀分子。虽然工部局不大理会“傅市长”的要求，但是总董樊克令却无法拒绝4月16日日本总领事三浦对其办公室的造访。
三浦对席时泰医生的被暗杀表示抗议，并且要求在日后严格履行日方与工部局之间关于防止租界内恐怖活动所达成的谅解。三天之后，即1939年4月19日，工部局警务处押送着赵志祥，越过苏州河上的边界，来到日本宪兵队总部。
当天下午4点钟，作为“诚意”的表示，工部局的警探们将赵志祥交给了日本宪兵.这位前裁缝店学徒便落人了敌人的虎口，从此再未露面。
5月份，恐怖活动减少了，但是合作政策受到了关于悬挂中国国旗之争端的进一步考验。为了取悦于日本人，工部局在1939年3月12日曾发布命令：中国的“青天白日”旗在一年中悬挂的日子不得超过8天。
然而，爱国的店主们却试图在每个爱国场合展示国旗，而全然不顾穿着中式服装的日本特工的暗杀威胁，以及中国通敌流氓的阻挠。
几家伪报纸激烈地抱怨人们在3月27日——七十二革命烈士牺牲的周年纪念日里悬挂国旗，并指责租界当局未能严厉地强制执行禁令。
伪市长傅小庵指控国民党在租界内利用新近组织的“上海人民动员会”，以这种方式鼓动民众，他声称：“靑天白日旗标志了中国的苏维埃化，并且也有排外之意。”
此话并非全无根据，因为国民党的党歌中即有“打倒列强，打倒列强”之语。这难道不足以表明此旗具有强烈的排外含义？西方租界当局肯定意识到这一切，因此，最好还是不准悬挂此旗。
5月1日，国际劳动节。中国国旗挂遍租界上空，同时，很多中文报纸严厉地抨击了日本总领事要求工部局禁止挂旗一事。
而亲伪的新申报则攻击工部局，抱怨道:“工部局只委任华籍和西籍警察，而非日籍警察在5月1日上街巡逻.。这充分证明工部局缺乏诚意，无视日本当局的要求。”
它并警告道:“假如反日分子积极活动，日本当局将认为有必要采取新的措施了。“
嗣后，1939年5月10日，法国总领事以其法租界首脑和工部局总董的身份，会见了各方警察首领。美、英总领事都应邀出席，这次他们都达成了一条共识：
”国民党持续的秘密而积极的活动，应对此间发生的大部分恐怖事件、政治骚乱和反日宣传负直接责任。当地的国民党不仅应该对诸如“(上海人民)动员会“这类组织负主要责任，还被认为与诸如“中国青年铁血救国团”这样的恐怖会社有联系。”
接着，工部局釆取坚决措施，“以令中国人知道，政治活动必须停止”。他们随后发表了一个宣言，警告公众需要尊重外国占领区的中立警察。措施的第一条命令便是严厉之极的宵禁，并考虑完全禁止悬挂中国国旗。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就租界悬挂国旗一事，向英国和美国大使提岀了抗议，并要求他们提醒工部局，“尊重租界内华籍居民悬挂国旗的自由“。
总领事高思(gauss)此后向国务院抱怨道，当诸如宋文子这样杰出的中国领导人收到他们“继续进行爱国政治活动，可能导致日本占领外国租界”的警告时，他们却依然认为日本不敢和列强对抗：
“中国政府显然并不理解，一旦日本决定占领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这里的外国驻军既无足够的力量，也无意于阻止此事的发生。中国的刺杀活动与抗日活动为日本的占领行动提供了太多的藉口。”
而美国国务院方面，也无意于对日本政府施加哪怕是微小的压力。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craigie)于5月19日建议伦敦与美国政府商议，联合釆取某种特别举措，诸如当日本军队对租界采取敌对行动时，便禁运专门的进岀口货物。
他还建议道，假若美、英政府向日本外务省大臣传递了两国联合的信息，便会产生威慑效应。
然而，东京的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grew)却拒绝向其政府推荐这项动议。因为罗斯隔政府未能赢得国会，同意废除武器禁运(布卢姆提案与皮特曼提案，很快被参议员威廉??e.博拉领导的孤立主义派击败)。
在这件事上几无选择余地，国务卿赫尔(cordellhull)及时地准备了一份备忘录，于1939年5月22日由美国驻重庆代办佩克(willysrpeck)递交给中国外交部长。备忘录以恩人自居的态度指岀：
“上海业已发展成世界性大都会，城内集中了中国和诸外国的巨大利益。在(中日)冲突期间，租界为双方的利益都提供了保护。然而，租界的国际特色意味着避免源于他处的争执，以免具有国际特色的保护受到损害。”
赫尔还提到了“上海人民动员会“。他指岀，尽管从中华民族的角度看，爱国是其目标，但是其行为却会削弱租界的地位。因此，美国政府深信，中国人坚持在租界内合法地悬挂国旗，以及从事救国政治活动，对于中国并不最为有利。
当日军在中国和苏联边界沿线仍然从事着好战活动时，当平沼内阁的文官们仍然生活在遭受军方“青年土耳其”暗杀的持续恐怖中时，美国国务卿为试图抚慰日本而做的努力，未能阻止日本外务省于5月24日就上海租界问题发表傲慢而煽动性的声明:
由于日本在中国行动的目标是控制中国的统治权，对于这种统治权的控制，在租界和其他日占区是一样的。
在日本的占领区内，不允许西方对他们消灭反日活动进行任何干涉。日本拥有对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因此，日方可能借助于武力来保卫这些权利，这一权利应该得到合法承认。
日本在上海的外交官们为这份声明稍稍作了修改，但这却是以通过加强日本军方要求的形式作岀的：
“在日本占领区内，只要中国人的故意依然存在，日本的目标即是将中国的统治权从这些地区清除出去，把它置于日本的军事控制之下。”
“由于租界的反日恐怖活动是由重庆政府直接指挥的騒乱，故这将被视作中国军事行动的一部分或延伸。因此之故，日本将反日分子清除出租界的做法是正确的。”
假如日本需要更多理由以证明干涉的正确性，它其实不必等待很久。因为6月10日，即清除反日分子的上海声明发表之后第五天，刺杀分子再度实施打击，这次是在日本领事馆内。
晚上，日本总领事举行晚宴，招待代表外务省而访问上海的外务次官清水。维新政府的首脑梁红志及其教育部长、财政部长应邀出席，同时与会的还有两名使馆海军随员船山和宫下、上海警备司令山田中将以及南京的高市长。
中国的抗日分子在领事馆里安插了一名特工充任厨师，他因此得以在宴会中客人们的酒里下毒。据外交报告称，山田中将和两名随员被毒死，高市长被送往医院抢救。
然而，日本当局并未利用这次事件提岀新的要求，而是向公众封锁了投毒消息，或许是害怕被人发现自己太易于受到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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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这就是真实的特工生态。哪里有那么多上天入地无所无能的特工精英？百分之九十五的特工，加入之前都是极为普通的百姓。
甚至，去年的这个时候还在工作或者念书，而下一年同样的时候，已经在街头巷尾执行之前想都没有想过的危险任务了。
这些材料里记录了，中日开战以来，大大小小的的一些刺杀活动，或者是轰动一时的公众事件。而且大量的报界以及边区的情报，都反映出了一个真实的、无序的、混乱的上海局势。
这些信息对他了解76号以及军统，乃至两个租界和日方的立场和策略都非常有帮助。
接着看下去，蒲素发现，赵志祥犯了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脱离现场后，他回到了山西路上的南京饭店。然后孤立无援地站在电话接线员的房间门口，等待着袁德昌前来营救。
这说明他们完全没有预案。起码在执行任务顺利和发生意外之后，制定有两套撤离计划。这个至关重要的细节，导致了悲剧。
赵志祥苦等的袁德昌没来，到是等来了另一个人。来的不是袁德昌，而是身受重伤的彭福林。彭福林此前受伤逃出后不，得不求助于一个他认作弟兄的侍应生，由他扶着，跌跌冲冲地进了旅馆的大堂。
这时赵志祥别无选择，只得领着这两人再穿过大堂，走到街上。因为在旅馆那样的地方，他担心会招来太多嫌疑。
实际上，或许当时就在饭店里的房间让伤员休息，然后出去叫一个医生进来，也未必有他们后来处理的那么糟糕。
在街上，他们叫了三辆黄包车，吩咐拉到附近的宝隆医院。医院迅速收容了彭福林，但立即向老闸路捕房打电话，报告了枪伤情况。
很快，工部局警务处的探员们来到了宝隆医院。彭福林由于胸部伤势太重，无法接受正式审讯，但是他吿诉调査者他与赵志祥沿着劳合路步行之时，正专心于谈论他们自己的事情，忽然飞来一颗流弹将他击倒在地。
彭福林身旁的赵志祥则附和着这个说法。他被立即拘留，被带到了老闸路捕房接受査询。日本宪兵队的成员，包括曹长加登田，也参与了审讯。
赵志祥接受审讯没多久，工部局警务处的探员很快就掲穿了他们不足信的谎言。首先，据黄包车夫说，他们是在南京饭店门口，而非劳合路将受伤者接上车的。
其次，之前被他打伤的巡警辨认出，彭福林的衣服与向他开枪者的衣服一样
最后，当工部局警务处的探员们求助于法国警察，搜査文贤里11号彭福林与赵志祥的房间时，发现了周建华的来信。而这封信上的内容，足以证明他们是国民党秘密特工暗杀队的成员。
面对这一证据，毫无疑问，赵志祥崩溃了，最后只得认罪。
当天下午2时30分，警员们将他戴上手铐，带到彭福林的病房，当正处在非常虚弱状态的彭福林听到赵志祥的口供时，也立刻承认了自己是共谋。
不过，对于彭福林而言，为时已晚。翌日凌晨3点钟，他停止了挣扎而去世。只是对于赵志祥来说，他则还要面临着更大的苦难。
虽然工部局警务处迅速地破获了这起谋杀案，但是日本及上海的亲日报纸却决定利用这一案件再次打击公共租界当局。
1939年4月12日，就在彭福林死亡的那天早晨，大陆新报的头版文章呼吁为席时泰默哀祈祷一分钟。并谴责工部局宽容重庆的恐怖分子，滥用治外法权。
报纸上声称：“只要在上海发现重庆政府的特工，此事本身就成了扰乱上海之和平与秩序的主要根源如今，日、华都以许多人的生命为代价。新的伪政权与中国人民正与日本充分合作，以重建中国。没有理由允许阻碍这项伟大的重建工作的力量存在。考虑到军事行动以及对和平与秩序的维持，应该借助于明确的和最后的揩施。”
为了敦促日本军事当局“采取强硬措施对付这种形势”，大陆新报的编者还指责上海工部局“伪善”，这一说法得到通敌的新申报的响应。新申报注意到席时泰暗杀案是樊克令2月25日照会发布以来第一个严重事件，它挑剔租界当局拙劣的警察工作，并将反复岀现的反日恐怖活动，归咎于工部局软弱和半心半意的措施。
报道上用的措辞是：“换言之，他们并未真心实意地接受日本当局关于严厉镇压国民党秘密机关之活动的要求”。
伪市长傅小庵也对工部局的“诚意”表示了怀疑。因为工部局迄今仍坚持要求通讯稿决不再谈及“遭枪击的维新政府的一个成员”，只当是一个普通袭击事件。
傅氏接着坚决要求工部局，允许中国的“正规警察”在公共租界内搜捕破坏和刺杀分子。虽然工部局不大理会“傅市长”的要求，但是总董樊克令却无法拒绝4月16日日本总领事三浦对其办公室的造访。
三浦对席时泰医生的被暗杀表示抗议，并且要求在日后严格履行日方与工部局之间关于防止租界内恐怖活动所达成的谅解。三天之后，即1939年4月19日，工部局警务处押送着赵志祥，越过苏州河上的边界，来到日本宪兵队总部。
当天下午4点钟，作为“诚意”的表示，工部局的警探们将赵志祥交给了日本宪兵.这位前裁缝店学徒便落人了敌人的虎口，从此再未露面。
5月份，恐怖活动减少了，但是合作政策受到了关于悬挂中国国旗之争端的进一步考验。为了取悦于日本人，工部局在1939年3月12日曾发布命令：中国的“青天白日”旗在一年中悬挂的日子不得超过8天。
然而，爱国的店主们却试图在每个爱国场合展示国旗，而全然不顾穿着中式服装的日本特工的暗杀威胁，以及中国通敌流氓的阻挠。
几家伪报纸激烈地抱怨人们在3月27日——七十二革命烈士牺牲的周年纪念日里悬挂国旗，并指责租界当局未能严厉地强制执行禁令。
伪市长傅小庵指控国民党在租界内利用新近组织的“上海人民动员会”，以这种方式鼓动民众，他声称：“靑天白日旗标志了中国的苏维埃化，并且也有排外之意。”
此话并非全无根据，因为国民党的党歌中即有“打倒列强，打倒列强”之语。这难道不足以表明此旗具有强烈的排外含义？西方租界当局肯定意识到这一切，因此，最好还是不准悬挂此旗。
5月1日，国际劳动节。中国国旗挂遍租界上空，同时，很多中文报纸严厉地抨击了日本总领事要求工部局禁止挂旗一事。
而亲伪的新申报则攻击工部局，抱怨道:“工部局只委任华籍和西籍警察，而非日籍警察在5月1日上街巡逻.。这充分证明工部局缺乏诚意，无视日本当局的要求。”
它并警告道:“假如反日分子积极活动，日本当局将认为有必要采取新的措施了。“
嗣后，1939年5月10日，法国总领事以其法租界首脑和工部局总董的身份，会见了各方警察首领。美、英总领事都应邀出席，这次他们都达成了一条共识：
”国民党持续的秘密而积极的活动，应对此间发生的大部分恐怖事件、政治骚乱和反日宣传负直接责任。当地的国民党不仅应该对诸如“(上海人民)动员会“这类组织负主要责任，还被认为与诸如“中国青年铁血救国团”这样的恐怖会社有联系。”
接着，工部局釆取坚决措施，“以令中国人知道，政治活动必须停止”。他们随后发表了一个宣言，警告公众需要尊重外国占领区的中立警察。措施的第一条命令便是严厉之极的宵禁，并考虑完全禁止悬挂中国国旗。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就租界悬挂国旗一事，向英国和美国大使提岀了抗议，并要求他们提醒工部局，“尊重租界内华籍居民悬挂国旗的自由“。
总领事高思(gauss)此后向国务院抱怨道，当诸如宋文子这样杰出的中国领导人收到他们“继续进行爱国政治活动，可能导致日本占领外国租界”的警告时，他们却依然认为日本不敢和列强对抗：
“中国政府显然并不理解，一旦日本决定占领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这里的外国驻军既无足够的力量，也无意于阻止此事的发生。中国的刺杀活动与抗日活动为日本的占领行动提供了太多的藉口。”
而美国国务院方面，也无意于对日本政府施加哪怕是微小的压力。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craigie)于5月19日建议伦敦与美国政府商议，联合釆取某种特别举措，诸如当日本军队对租界采取敌对行动时，便禁运专门的进岀口货物。
他还建议道，假若美、英政府向日本外务省大臣传递了两国联合的信息，便会产生威慑效应。
然而，东京的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grew)却拒绝向其政府推荐这项动议。因为罗斯隔政府未能赢得国会，同意废除武器禁运(布卢姆提案与皮特曼提案，很快被参议员威廉??e.博拉领导的孤立主义派击败)。
在这件事上几无选择余地，国务卿赫尔(cordellhull)及时地准备了一份备忘录，于1939年5月22日由美国驻重庆代办佩克(willysrpeck)递交给中国外交部长。备忘录以恩人自居的态度指岀：
“上海业已发展成世界性大都会，城内集中了中国和诸外国的巨大利益。在(中日)冲突期间，租界为双方的利益都提供了保护。然而，租界的国际特色意味着避免源于他处的争执，以免具有国际特色的保护受到损害。”
赫尔还提到了“上海人民动员会“。他指岀，尽管从中华民族的角度看，爱国是其目标，但是其行为却会削弱租界的地位。因此，美国政府深信，中国人坚持在租界内合法地悬挂国旗，以及从事救国政治活动，对于中国并不最为有利。
当日军在中国和苏联边界沿线仍然从事着好战活动时，当平沼内阁的文官们仍然生活在遭受军方“青年土耳其”暗杀的持续恐怖中时，美国国务卿为试图抚慰日本而做的努力，未能阻止日本外务省于5月24日就上海租界问题发表傲慢而煽动性的声明:
由于日本在中国行动的目标是控制中国的统治权，对于这种统治权的控制，在租界和其他日占区是一样的。
在日本的占领区内，不允许西方对他们消灭反日活动进行任何干涉。日本拥有对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因此，日方可能借助于武力来保卫这些权利，这一权利应该得到合法承认。
日本在上海的外交官们为这份声明稍稍作了修改，但这却是以通过加强日本军方要求的形式作岀的：
“在日本占领区内，只要中国人的故意依然存在，日本的目标即是将中国的统治权从这些地区清除出去，把它置于日本的军事控制之下。”
“由于租界的反日恐怖活动是由重庆政府直接指挥的騒乱，故这将被视作中国军事行动的一部分或延伸。因此之故，日本将反日分子清除出租界的做法是正确的。”
假如日本需要更多理由以证明干涉的正确性，它其实不必等待很久。因为6月10日，即清除反日分子的上海声明发表之后第五天，刺杀分子再度实施打击，这次是在日本领事馆内。
晚上，日本总领事举行晚宴，招待代表外务省而访问上海的外务次官清水。维新政府的首脑梁红志及其教育部长、财政部长应邀出席，同时与会的还有两名使馆海军随员船山和宫下、上海警备司令山田中将以及南京的高市长。
中国的抗日分子在领事馆里安插了一名特工充任厨师，他因此得以在宴会中客人们的酒里下毒。据外交报告称，山田中将和两名随员被毒死，高市长被送往医院抢救。
然而，日本当局并未利用这次事件提岀新的要求，而是向公众封锁了投毒消息，或许是害怕被人发现自己太易于受到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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