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是，“当日本完全控制了印度支那几近600万吨的全部岀口大米后，它当然就拥有了强迫中国沦陷区居民与之'合作'的武器。
这一武器也非常具体地被用作为控制社会的手段。例如，在1938年9月至1939年10月18日之间，共有数起枪击日人案。为了报复，日本宪兵封锁了可疑地区的小弄堂，“将它们严密封锁，在某些地段持续很长时间，以至据说导致数人饿死''。
大米的短缺和物价的上涨，削弱了人们的勇气，激起了哗然舆论。
1939年8月23日，大米的价格从每担15元涨到45元。一如惯例，奸商被指责为应对此涨价负责。傍晚，“流氓们”第二次试图抢劫小沙渡路上的米店，一帮人众打破了华德路上一家药店的门、窗，据说那里贮藏着粮食。
翌日，沪西有五家以上的米店遭到石块的攻击和抢劫。虽然政府试图规范食品分配制度，但是至11月，大部分米店的门口排起了购粮的长队，以至必须由警察来维持秩序，以避免骚乱。
排队者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有时间等候。1939年12月15日，工部局警务处与一支华人球队在法租界的逸园（跑狗场）举行了一场足球赛。在一次犯规之后，一个中国队员被罚离场。
而其同伴则随着他一起离场，致使2万名中国观众涌进场内，拔起了球门的桩柱，并向前来阻止骚乱的警察扔掷石块、砖头。
警方派来了增援，消防队向人群喷射水龙，旨在把骚乱者逼到街上去。约有30多人受伤。假如米价继续上涨，则这次骚乱便是随后更糟状况的一个预兆。
因此，汪未经伪政府与两个租界当局都将他们能购进的米，以相当的折扣分配或者出售给居民，以在与日本及伪政府之政治关系日趋紧张的时刻，捂住动乱的盖子。
上海滩有一个主要的紧张因素是长期性的：即对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越界筑路地区的警权问题。
在15年内，中国警方与租界警方始终为了这些道路，及其沿街建筑的控制权而争斗不止。中、日开战之后，曾于1931年前得以部分解决的这一争执又重新开始，1938年和1939年整个期间.随着沪西歹土的犯罪情况日益严重，这一争论趋于强化。
1939年1月22日，上海警察局沪西分局的一份布告贴在了沪西全部伪警察所与分所的门口。
布告云：往日，沪西越界筑路地区之居民，均向租界警方报告涉及和平与秩序的诸案，是为错误做法。盖因工部局警务处仅对街道而非道路之间地段拥有警权，而此属中国控制区域。日后，沪西居民当向沪西警察分局而非工部局警务处报案。
这一布告由沪西警察分局局长王德林签署。
当时，1939年1月，伪警察局沪西分局并无力量给沪西带来法治和秩序，尤其是在鸦片馆和赌场的数量与日俱增以后，更是如此。
但是，警察局长卢英也在不断地扩大西区的警力规模：从1月份的64名巡捕增加到2月初的230名，约有半数之人在巡逻时携带手枪或步枪。
华籍巡捕也得到毛内宪兵分队（驻扎在极司非尔路94号，与92号的沪西警察分局相邻）的支持。日本宪兵队为中国警察配备了8挺机枪，但是在需要时才供应弾药。
随着警力的增强，中国警察在工部局警务处面前越来越有自信，他们得到上海市政府的指令，“在沪西越界筑路地区的警权问题上，要对租界当局持强硬态度。”
沪西分局并将巡逻者减少到六组（每组五人）装备良好的巡捕：每枪发给五颗子弹，而非原先的一颗。这意味着持枪的巡捕减少了，从而降低了兵变的风险。
同时，也满足了增加弹药的要求。沪西的武装歹徒不断增多，以及賭场、烟馆周围都需要装备精良的巡警。至1939年4月，上海伪政府的正规警察增加到5155人，比2月份几乎上升了6％。
4月10日，日军特务部也设立了一支武装警察部队，由400名投降的中国游击队员组成，全都配备武器。当时的报酬是每月10元，并答应此后为每月20元。
武装警察的总部设在西区的黄家花园，由曾在吴陪孚麾下担任旅长的韩钧指挥。而日军特务部的顾问，是个名叫西村的上校。
其情报室或侦缉队以顾祝华与胡安邦为首。后者此前曾是从事毒品买卖的青帮党徒。日本人最终计划为武装警察招募15000名准军事警察，每人配备一支步枪和50发子弹。
与游击队搏斗的200名伪警官可获每月30元的报酬。他们驻扎在总部，其余的人则平均地分布在沪西与浦东的各分局。
那里的抗日游击队在三月份被日本正規军驱逐了岀去。1939年5月，曾在工部局警务处担任副巡官的一名官员，出任武装警察参谋长。武装警察被授予合法权限，负责浦东包括抗日分子在内的罪案。
这些被匆忙招募进来的伪警察所表现出的小流氓特征，可从下述事例中略窥端倪。1939年5月21日，隶属于武警总部的四名便衣侦探走进了康脑脱路上的一家赌场。坐下之后，每个“警察”都掏出一把手枪，放在桌上。在场的其他正规巡捕误将他们当作武装强徒，便召集增援。当一大帮警察来到赌场之后，方始发现这些恶棍乃是武装警察正式聘用的便衣巡捕。
对于工部局警务处而言，这些新的伪警察无异于强盗，故而歹土的局势几乎失控。弹道研究报告表明，查获手枪或发现子弹的武装罪案中的百分之九十，都使用了从歹土值勤的华籍与印籍巡捕那里抢来的“热武器”。
1939年1月4日，八名歹徒与工部局警官在沪西进行了一场枪战。当天晚上，十二名从美国总会回家的英国人与美国人，在哥伦比亚路与大西路警察分所门前右側遭到武装暴徒的抢劫，而伪警察并未努力干涉。
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内，长期居住的西方居民认为，在沪西歹土盛极一时的“犯罪狂欢“，完全是因为罪犯们得到了伪维新政府的正规警察和极司非尔路76号秘密警察的庇护，歹徒通常都能逃到那里.寻求保护。
“76号”不仅是当地政治黑社会的中心，并且还是杀人犯、窃贼、暴徒、劫匪以及租界警方緝捕的其他种种逃犯的避风港。
“76号”内还扣留了等待赎金的华人，以及其他经过其门前却从此渺无音讯的华人。
“76号”的特工总部有八个或者更多的骨干组。分布在歹土周围的越界筑路地区的各警察分所——极司非尔路、星加坡路、忆定盘路、康脑脱路和白利南路等等。每个分所有五名佩手枪警员。
其中的四个人每人指导一个拥有20名成员的、为期三个月的训练班，这些学员最终便组成暗杀队，渚如驻扎在白利南路37弄119号的青年团。而青年团还只是亲日的复兴会、黄道会的外围组织。
鉴于地下分子与“76号”特工拙劣的亲日活动之间的明显联系，当1939年1月13日英国阿什莫尔少校率领军队强行关闭了大西路与哥伦比亚路上的伪警察分所时，公共租界的西方居民全都热情地拍手叫好。
英国人驱逐了一帮中国便衣警察，并用铁丝网堵死了大门。
经过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后，上海在1939年2月经历了“严重的恐怖狂潮“的冲击，外国作者认为，这些恐怖活动由重庆方面的国民党军事特工所操纵。2月1日，伪警察局侦缉队分队长耿寿宝被国民党秘密特工所暗杀。
在此之后，便是一系列袭击伪警察所，以及对亲日通敌分子的五花八门的暗杀活动。
其中包括2月5日对伪社会局局长朱锦涛的暗杀；2月6口对申报前明星记者1937年12月以来出任由日本控制的报刊审査局顾问钱华的暗杀;2月7日对江浙箔类捐税局局长、南京财政部顾问周纪棠的暗杀;2月10日对教育处处长何舒双与山东髙等法院院长张昭祺的暗杀;2月16日对南市地方法院院长屠镇鹄与伪水警局警长高鸿藻的暗杀。。
这些行刺行动于2月19日（星期天）达到顶峰，那天.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被明目张胆地谋杀了，并有两个日本人及其女伴——两个日本舞女一起遭到袭击。
各大报馆将陈箓暗杀案描绘成“上海自1937年以来，基于爱国原因而发生的最重要的暗杀事件。”
陈箓死时61岁，他曾就学于福州马江船政学堂，获得过巴黎大学的法学学位，出任过清朝的翰林院编修，并曽被北洋军阀政府委任为墨西哥公使（1914-1918年）和法国公使（1920-1927年）。
国民党夺取政权后，陈箓成为外交部谈判委员会副主席。日本人入侵后，他留在了上海，并同意出任梁鸿志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部长。他的儿子陈友涛娶了张学良的妹妹）则是伪外交部总务司司长。
暗杀陈箓.是由（前）军统上海局局长王木天策动的，为的是给戴利留下深刻印象。王木天手下的行动组组长赵光义已在上海执行过无数次次大暗杀，是日本宪兵队通缉名单上的主要人物。
1938年秋初，赵光义在徐恩佐这个半业余小队之外，开始另外组织两个特工队。其中包括军统局特训学校的毕业生平福昌和谭宝义。
平福昌，24岁，老家在阜宁，岀生于上海闸北。他曾就学于南市的小学，后则就读于育青中学。18岁时退学，在其父开设在南市的眼镜店里工作。他肯定感觉到，为其63岁的老父磨镜片是件十分枯燥无味的事。
他与只比自己大一岁的19岁的年轻后妈，一起生活在如此闭塞的环境里，这使之于1935年（当时20岁）决定参加戴利的军统组织。
平福昌表面上只是汉口湖北警察队的一名探员，但实际上则隶属于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中央统计局的第二处，负责监视和调査在永兴花园影院工作的演员们的行动和思想
。
1937年6月，平福昌被电影院派往上海。在中日爆发战事的一个月内，平福昌加入了一个便衣特务组织，成为由朱学范率领的苏浙行动团中的一名班长。
在日本人夺得上海的华界之后，他依然躲在法租界内从事地下工作，直到奉命向湖南的军统局临澧待训班报到为止。该特训班分为二个处：军事处、行动处和情报处。平福昌毕业于军事处，却被派往行动组。
并于1938年9月奉命回到上海.向他称之为“尤何清”的一位业务主管报到.。但是此人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赵光义“。
双十节刚过，平福昌便与其他三个军统特工蒋甦、施政、林子仁，经由香港抵达上海。一个叫王鲁照的军统特工旋即与这第一组接头，声称自己代表“军事委员会上海分会主席”王木天。后来，平福昌向审讯他的日本反间谍人员揭露了很多情况：
“我们的头头是王鲁赵，但是毛万里则领导着全上海的组织，暗杀行动的行动组组长是赵光义.我不知道组织的首领们是否与重庆政府或上海的游击队有联系。
那个毛万里是戴利最信任的副手和亲戚毛人锋的堂弟。而毛万里的助手王魯赵则是军统局试图在3月21日于河内暗杀汪精卫的行动队队长。在此行动中，虽未杀成汪未经，却杀死了他的亲信秘岳曾仲鸣。
据平福昌说，王鲁赵告诉他们三人道，一旦那几个已被列人暗杀对象名单的人在上海出现，他们便将奉命实施暗杀;王鲁赵并发给每人每月48元薪金。
在此同时，平福昌与施政从一间廉价客房迁至法租界内的另一客房，以逃避监视。当然，他们仍与王鲁赵保持着頻繁的接触”
几近四个月以后，第二组抵达上海，其中包括23岁的谭宝义。他的经验略逊于平福昌，是松江一农民的儿子，其哥哥是上海的粮食零售商，而其堂兄则是一家南货店的店员。
谭宝义在松江读过小学和中学，毕业于南市的上海中华商业学校。中日战争爆发前，谭宝义一直是衡阳汉冶平钢铁公司的勘察员。
当时，他与军统签了约，并于1938年7月在临澧特训班接受了训练。当为期半年的教程进行了二个月之后，他被军统局转移至长沙，并奉命前赴上海，指导那里的抗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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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武器也非常具体地被用作为控制社会的手段。例如，在1938年9月至1939年10月18日之间，共有数起枪击日人案。为了报复，日本宪兵封锁了可疑地区的小弄堂，“将它们严密封锁，在某些地段持续很长时间，以至据说导致数人饿死''。
大米的短缺和物价的上涨，削弱了人们的勇气，激起了哗然舆论。
1939年8月23日，大米的价格从每担15元涨到45元。一如惯例，奸商被指责为应对此涨价负责。傍晚，“流氓们”第二次试图抢劫小沙渡路上的米店，一帮人众打破了华德路上一家药店的门、窗，据说那里贮藏着粮食。
翌日，沪西有五家以上的米店遭到石块的攻击和抢劫。虽然政府试图规范食品分配制度，但是至11月，大部分米店的门口排起了购粮的长队，以至必须由警察来维持秩序，以避免骚乱。
排队者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有时间等候。1939年12月15日，工部局警务处与一支华人球队在法租界的逸园（跑狗场）举行了一场足球赛。在一次犯规之后，一个中国队员被罚离场。
而其同伴则随着他一起离场，致使2万名中国观众涌进场内，拔起了球门的桩柱，并向前来阻止骚乱的警察扔掷石块、砖头。
警方派来了增援，消防队向人群喷射水龙，旨在把骚乱者逼到街上去。约有30多人受伤。假如米价继续上涨，则这次骚乱便是随后更糟状况的一个预兆。
因此，汪未经伪政府与两个租界当局都将他们能购进的米，以相当的折扣分配或者出售给居民，以在与日本及伪政府之政治关系日趋紧张的时刻，捂住动乱的盖子。
上海滩有一个主要的紧张因素是长期性的：即对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越界筑路地区的警权问题。
在15年内，中国警方与租界警方始终为了这些道路，及其沿街建筑的控制权而争斗不止。中、日开战之后，曾于1931年前得以部分解决的这一争执又重新开始，1938年和1939年整个期间.随着沪西歹土的犯罪情况日益严重，这一争论趋于强化。
1939年1月22日，上海警察局沪西分局的一份布告贴在了沪西全部伪警察所与分所的门口。
布告云：往日，沪西越界筑路地区之居民，均向租界警方报告涉及和平与秩序的诸案，是为错误做法。盖因工部局警务处仅对街道而非道路之间地段拥有警权，而此属中国控制区域。日后，沪西居民当向沪西警察分局而非工部局警务处报案。
这一布告由沪西警察分局局长王德林签署。
当时，1939年1月，伪警察局沪西分局并无力量给沪西带来法治和秩序，尤其是在鸦片馆和赌场的数量与日俱增以后，更是如此。
但是，警察局长卢英也在不断地扩大西区的警力规模：从1月份的64名巡捕增加到2月初的230名，约有半数之人在巡逻时携带手枪或步枪。
华籍巡捕也得到毛内宪兵分队（驻扎在极司非尔路94号，与92号的沪西警察分局相邻）的支持。日本宪兵队为中国警察配备了8挺机枪，但是在需要时才供应弾药。
随着警力的增强，中国警察在工部局警务处面前越来越有自信，他们得到上海市政府的指令，“在沪西越界筑路地区的警权问题上，要对租界当局持强硬态度。”
沪西分局并将巡逻者减少到六组（每组五人）装备良好的巡捕：每枪发给五颗子弹，而非原先的一颗。这意味着持枪的巡捕减少了，从而降低了兵变的风险。
同时，也满足了增加弹药的要求。沪西的武装歹徒不断增多，以及賭场、烟馆周围都需要装备精良的巡警。至1939年4月，上海伪政府的正规警察增加到5155人，比2月份几乎上升了6％。
4月10日，日军特务部也设立了一支武装警察部队，由400名投降的中国游击队员组成，全都配备武器。当时的报酬是每月10元，并答应此后为每月20元。
武装警察的总部设在西区的黄家花园，由曾在吴陪孚麾下担任旅长的韩钧指挥。而日军特务部的顾问，是个名叫西村的上校。
其情报室或侦缉队以顾祝华与胡安邦为首。后者此前曾是从事毒品买卖的青帮党徒。日本人最终计划为武装警察招募15000名准军事警察，每人配备一支步枪和50发子弹。
与游击队搏斗的200名伪警官可获每月30元的报酬。他们驻扎在总部，其余的人则平均地分布在沪西与浦东的各分局。
那里的抗日游击队在三月份被日本正規军驱逐了岀去。1939年5月，曾在工部局警务处担任副巡官的一名官员，出任武装警察参谋长。武装警察被授予合法权限，负责浦东包括抗日分子在内的罪案。
这些被匆忙招募进来的伪警察所表现出的小流氓特征，可从下述事例中略窥端倪。1939年5月21日，隶属于武警总部的四名便衣侦探走进了康脑脱路上的一家赌场。坐下之后，每个“警察”都掏出一把手枪，放在桌上。在场的其他正规巡捕误将他们当作武装强徒，便召集增援。当一大帮警察来到赌场之后，方始发现这些恶棍乃是武装警察正式聘用的便衣巡捕。
对于工部局警务处而言，这些新的伪警察无异于强盗，故而歹土的局势几乎失控。弹道研究报告表明，查获手枪或发现子弹的武装罪案中的百分之九十，都使用了从歹土值勤的华籍与印籍巡捕那里抢来的“热武器”。
1939年1月4日，八名歹徒与工部局警官在沪西进行了一场枪战。当天晚上，十二名从美国总会回家的英国人与美国人，在哥伦比亚路与大西路警察分所门前右側遭到武装暴徒的抢劫，而伪警察并未努力干涉。
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内，长期居住的西方居民认为，在沪西歹土盛极一时的“犯罪狂欢“，完全是因为罪犯们得到了伪维新政府的正规警察和极司非尔路76号秘密警察的庇护，歹徒通常都能逃到那里.寻求保护。
“76号”不仅是当地政治黑社会的中心，并且还是杀人犯、窃贼、暴徒、劫匪以及租界警方緝捕的其他种种逃犯的避风港。
“76号”内还扣留了等待赎金的华人，以及其他经过其门前却从此渺无音讯的华人。
“76号”的特工总部有八个或者更多的骨干组。分布在歹土周围的越界筑路地区的各警察分所——极司非尔路、星加坡路、忆定盘路、康脑脱路和白利南路等等。每个分所有五名佩手枪警员。
其中的四个人每人指导一个拥有20名成员的、为期三个月的训练班，这些学员最终便组成暗杀队，渚如驻扎在白利南路37弄119号的青年团。而青年团还只是亲日的复兴会、黄道会的外围组织。
鉴于地下分子与“76号”特工拙劣的亲日活动之间的明显联系，当1939年1月13日英国阿什莫尔少校率领军队强行关闭了大西路与哥伦比亚路上的伪警察分所时，公共租界的西方居民全都热情地拍手叫好。
英国人驱逐了一帮中国便衣警察，并用铁丝网堵死了大门。
经过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后，上海在1939年2月经历了“严重的恐怖狂潮“的冲击，外国作者认为，这些恐怖活动由重庆方面的国民党军事特工所操纵。2月1日，伪警察局侦缉队分队长耿寿宝被国民党秘密特工所暗杀。
在此之后，便是一系列袭击伪警察所，以及对亲日通敌分子的五花八门的暗杀活动。
其中包括2月5日对伪社会局局长朱锦涛的暗杀；2月6口对申报前明星记者1937年12月以来出任由日本控制的报刊审査局顾问钱华的暗杀;2月7日对江浙箔类捐税局局长、南京财政部顾问周纪棠的暗杀;2月10日对教育处处长何舒双与山东髙等法院院长张昭祺的暗杀;2月16日对南市地方法院院长屠镇鹄与伪水警局警长高鸿藻的暗杀。。
这些行刺行动于2月19日（星期天）达到顶峰，那天.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被明目张胆地谋杀了，并有两个日本人及其女伴——两个日本舞女一起遭到袭击。
各大报馆将陈箓暗杀案描绘成“上海自1937年以来，基于爱国原因而发生的最重要的暗杀事件。”
陈箓死时61岁，他曾就学于福州马江船政学堂，获得过巴黎大学的法学学位，出任过清朝的翰林院编修，并曽被北洋军阀政府委任为墨西哥公使（1914-1918年）和法国公使（1920-1927年）。
国民党夺取政权后，陈箓成为外交部谈判委员会副主席。日本人入侵后，他留在了上海，并同意出任梁鸿志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部长。他的儿子陈友涛娶了张学良的妹妹）则是伪外交部总务司司长。
暗杀陈箓.是由（前）军统上海局局长王木天策动的，为的是给戴利留下深刻印象。王木天手下的行动组组长赵光义已在上海执行过无数次次大暗杀，是日本宪兵队通缉名单上的主要人物。
1938年秋初，赵光义在徐恩佐这个半业余小队之外，开始另外组织两个特工队。其中包括军统局特训学校的毕业生平福昌和谭宝义。
平福昌，24岁，老家在阜宁，岀生于上海闸北。他曾就学于南市的小学，后则就读于育青中学。18岁时退学，在其父开设在南市的眼镜店里工作。他肯定感觉到，为其63岁的老父磨镜片是件十分枯燥无味的事。
他与只比自己大一岁的19岁的年轻后妈，一起生活在如此闭塞的环境里，这使之于1935年（当时20岁）决定参加戴利的军统组织。
平福昌表面上只是汉口湖北警察队的一名探员，但实际上则隶属于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中央统计局的第二处，负责监视和调査在永兴花园影院工作的演员们的行动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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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平福昌被电影院派往上海。在中日爆发战事的一个月内，平福昌加入了一个便衣特务组织，成为由朱学范率领的苏浙行动团中的一名班长。
在日本人夺得上海的华界之后，他依然躲在法租界内从事地下工作，直到奉命向湖南的军统局临澧待训班报到为止。该特训班分为二个处：军事处、行动处和情报处。平福昌毕业于军事处，却被派往行动组。
并于1938年9月奉命回到上海.向他称之为“尤何清”的一位业务主管报到.。但是此人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赵光义“。
双十节刚过，平福昌便与其他三个军统特工蒋甦、施政、林子仁，经由香港抵达上海。一个叫王鲁照的军统特工旋即与这第一组接头，声称自己代表“军事委员会上海分会主席”王木天。后来，平福昌向审讯他的日本反间谍人员揭露了很多情况：
“我们的头头是王鲁赵，但是毛万里则领导着全上海的组织，暗杀行动的行动组组长是赵光义.我不知道组织的首领们是否与重庆政府或上海的游击队有联系。
那个毛万里是戴利最信任的副手和亲戚毛人锋的堂弟。而毛万里的助手王魯赵则是军统局试图在3月21日于河内暗杀汪精卫的行动队队长。在此行动中，虽未杀成汪未经，却杀死了他的亲信秘岳曾仲鸣。
据平福昌说，王鲁赵告诉他们三人道，一旦那几个已被列人暗杀对象名单的人在上海出现，他们便将奉命实施暗杀;王鲁赵并发给每人每月48元薪金。
在此同时，平福昌与施政从一间廉价客房迁至法租界内的另一客房，以逃避监视。当然，他们仍与王鲁赵保持着頻繁的接触”
几近四个月以后，第二组抵达上海，其中包括23岁的谭宝义。他的经验略逊于平福昌，是松江一农民的儿子，其哥哥是上海的粮食零售商，而其堂兄则是一家南货店的店员。
谭宝义在松江读过小学和中学，毕业于南市的上海中华商业学校。中日战争爆发前，谭宝义一直是衡阳汉冶平钢铁公司的勘察员。
当时，他与军统签了约，并于1938年7月在临澧特训班接受了训练。当为期半年的教程进行了二个月之后，他被军统局转移至长沙，并奉命前赴上海，指导那里的抗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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