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山区的缘故，江西各地上马的路桥工程，如果勾连起来，其俯视图，就是一个大大的圆环。
从江夏出发，过武昌、永兴然后跨水至浔阳。而江州有准备修建一条从浔阳出发，南下抵临彭蠡湖西岸码头的弛道，这个地界，是洪州和江州的交界处，建昌县在宫亭湖，也就是彭蠡湖西南水域是有了一个码头的。
建昌县现在正在拓宽的一条水道，就是从建昌出发，直入彭蠡湖，而不是并入赣水。
如此规划的好处，是避免小船过彭蠡湖进入扬子江的湖口时翻船。和洞庭湖比起来，彭蠡湖的湖口着实风险不小，大沙船还好，小型民船稍有不慎，在这里葬身鱼腹不过是寻常事情。
再从建昌出发，一路向南，抵达赣水之后，就和南昌隔着赣水相望。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条沿江、沿湖的弛道。按照房玄龄的预计，如此最少还能再增加几个中转市镇，假以时日，等到彭蠡湖的环湖粮食产出增加，这些市镇提升为县，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江西总督福统筹规划的一条中段弛道，是为了联通长沙。取了旧时渝水并行的官道，南昌至丰城之后，就沿着赣水逆流而上，在淦水和渝水的交汇处，稍微麻烦一点的，就是如何修筑一座跨水大桥。
此地修桥的难度反而不高，难得的是如何拓宽贯穿袁州的那条旧时官道。这条官道和渝水并行，自淦水交汇处出发，过新渝、宜春、萍乡，到萍乡县时，已经可以顺漉水直下，直抵醴陵。
原本长沙联络醴陵，主要还是靠湘水，修路的主观意愿，因为武汉的缘故，是逐年增强的。
但又因为湘潭艰苦，潭州想要自己修一条弛道出来，难度不小。后来因为蒲圻县兴发起来，促成了岳州和鄂州的“汉岳弛道”，这就让长沙官方和民间，都有了动力。只是这个动力，主要还是修建巴陵到长沙的一条弛道。
等到房玄龄总督江西诸事，行省内部统筹管理起来，醴陵这个原本爹不亲娘不爱的地界，才算是摆上了议程。
只是几经勘察过后，醴陵县本身是不堪大用的，反而醴陵县所辖漉水戍，也叫渌口戍的津口，在统筹规划下，就显得相当重要。
弛道一旦成功，这地界就成了湘潭前往南昌的要道门户，又是湘南前往长沙的必经之路，即便从军事角度来看，也是湘潭大地上的“定海神针”。不管是长沙还是南昌的府兵，要前往湘南平叛，脚程不知道省了多少。
而且此地因为河流汇聚的缘故，形成了两个较大的河湾，可是苦于一直没有疏浚治理，大片土地基本都是沼泽或者芦苇荡。但实际情况却是出人意料的，按照估计，这两个河湾要是治理得当，仅仅是田亩产出，按照最低的一亩一石来计算，养活三百万人口不成问题。
整个地区就是典型的“未开发”，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即便到了贞观朝，连长沙大部分地区都没有整理干净，哪有余力去兼顾这种地方？
加上疫病丛生，又有诸苗在其中活动，历朝历代也多是重点经营长沙，然后在河湾处设立戍堡、军镇，至多在醴陵多驻扎些军士防备獠人叛乱，就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
想要大动作，没有统治者下决心，别说财政会拖垮，仅仅是如何解决土蛮冲突，就足够让人头疼无比。
但如今江西有房玄龄主持大局，不管是他个人还是说受武汉“蛊惑”多年的各州县，主观意愿是强烈的。谁也不是天生贱命，喜欢穷横下去。倘使水陆交通能够彻底把洞庭湖和彭蠡湖连接起来，整个地区不说别的，仅仅是粮食产出，就足够供应整个贞观朝的全国人口。
只不过这一切都是最理想的状态，实际上要面对的难题，太多太复杂，很多时候房玄龄也不过是通过“快刀斩乱麻”“快速发展掩盖矛盾”的方式来连拖带拽地冲过去。
这一切的“冒险”，从回报率上来看，实在是丰厚无比。甚至那些喜好土地兼并的土豪，会在一瞬间就被撑死，太多的田地会“凭空”冒出来，“地多人少”都不足以形容其万一。
如果还秉承老旧的农耕方式，除了被抽空手上掌握的劳力，最终也不过是“望田兴叹”，然后被彻底地碾过去，跟田里的肥料一样，溷做一团。
房玄龄的做法，其实跟李董在其“基本盘”的做法是一样的，依然是“重点开发”“以点带面”。
只要保证核心城市的人口繁盛，其余地区再大的动荡，有核心城市在，也能够平稳度过。
要兵源有兵源，要劳力有劳力，要市场有市场。
旧时土老财加几个野心家拉一票泥腿子就能“揭竿而起”的场面，面对这种“困顿”局面，至多就是躲山里面称王称霸。或是三年五载，或是三天两夜，自己就随风而去，湮灭成了灰灰。
按照房玄龄的构想，可以这么说，不管是从经济还是地方稳定来看，其收益都是不可估量。
只要弛道贯通，湘南、湘西地区的獠寨，因为“新兴城市”，不管是“手工业”还是“贸易”兴起的类型，都会自然而然地，使得獠寨说积蓄的劳力，进入这些“新兴城市”。
不管这个自然而然的方式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但它的发生，毫无疑问是必然的。
“武汉模式”在处理汉獠问题上的成功，房玄龄不可能不看到，而湘南、湘西地区的府兵戍堡数量，又是规模不小的，倘若通过“武汉模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驻军压力，兵部起码要给房玄龄一个一吨重的大奖章。
所以不难看出，当贯通弛道之后，房玄龄自“罢相”之后的第一个大型“历史功绩”，就会昭告世人。
至于后人点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功绩来装点，那就是后话。
但毫无疑问，这样的功绩，其意义是不输给“秦直道”或是“都江堰”的。
从江夏出发，过武昌、永兴然后跨水至浔阳。而江州有准备修建一条从浔阳出发，南下抵临彭蠡湖西岸码头的弛道，这个地界，是洪州和江州的交界处，建昌县在宫亭湖，也就是彭蠡湖西南水域是有了一个码头的。
建昌县现在正在拓宽的一条水道，就是从建昌出发，直入彭蠡湖，而不是并入赣水。
如此规划的好处，是避免小船过彭蠡湖进入扬子江的湖口时翻船。和洞庭湖比起来，彭蠡湖的湖口着实风险不小，大沙船还好，小型民船稍有不慎，在这里葬身鱼腹不过是寻常事情。
再从建昌出发，一路向南，抵达赣水之后，就和南昌隔着赣水相望。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条沿江、沿湖的弛道。按照房玄龄的预计，如此最少还能再增加几个中转市镇，假以时日，等到彭蠡湖的环湖粮食产出增加，这些市镇提升为县，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江西总督福统筹规划的一条中段弛道，是为了联通长沙。取了旧时渝水并行的官道，南昌至丰城之后，就沿着赣水逆流而上，在淦水和渝水的交汇处，稍微麻烦一点的，就是如何修筑一座跨水大桥。
此地修桥的难度反而不高，难得的是如何拓宽贯穿袁州的那条旧时官道。这条官道和渝水并行，自淦水交汇处出发，过新渝、宜春、萍乡，到萍乡县时，已经可以顺漉水直下，直抵醴陵。
原本长沙联络醴陵，主要还是靠湘水，修路的主观意愿，因为武汉的缘故，是逐年增强的。
但又因为湘潭艰苦，潭州想要自己修一条弛道出来，难度不小。后来因为蒲圻县兴发起来，促成了岳州和鄂州的“汉岳弛道”，这就让长沙官方和民间，都有了动力。只是这个动力，主要还是修建巴陵到长沙的一条弛道。
等到房玄龄总督江西诸事，行省内部统筹管理起来，醴陵这个原本爹不亲娘不爱的地界，才算是摆上了议程。
只是几经勘察过后，醴陵县本身是不堪大用的，反而醴陵县所辖漉水戍，也叫渌口戍的津口，在统筹规划下，就显得相当重要。
弛道一旦成功，这地界就成了湘潭前往南昌的要道门户，又是湘南前往长沙的必经之路，即便从军事角度来看，也是湘潭大地上的“定海神针”。不管是长沙还是南昌的府兵，要前往湘南平叛，脚程不知道省了多少。
而且此地因为河流汇聚的缘故，形成了两个较大的河湾，可是苦于一直没有疏浚治理，大片土地基本都是沼泽或者芦苇荡。但实际情况却是出人意料的，按照估计，这两个河湾要是治理得当，仅仅是田亩产出，按照最低的一亩一石来计算，养活三百万人口不成问题。
整个地区就是典型的“未开发”，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即便到了贞观朝，连长沙大部分地区都没有整理干净，哪有余力去兼顾这种地方？
加上疫病丛生，又有诸苗在其中活动，历朝历代也多是重点经营长沙，然后在河湾处设立戍堡、军镇，至多在醴陵多驻扎些军士防备獠人叛乱，就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
想要大动作，没有统治者下决心，别说财政会拖垮，仅仅是如何解决土蛮冲突，就足够让人头疼无比。
但如今江西有房玄龄主持大局，不管是他个人还是说受武汉“蛊惑”多年的各州县，主观意愿是强烈的。谁也不是天生贱命，喜欢穷横下去。倘使水陆交通能够彻底把洞庭湖和彭蠡湖连接起来，整个地区不说别的，仅仅是粮食产出，就足够供应整个贞观朝的全国人口。
只不过这一切都是最理想的状态，实际上要面对的难题，太多太复杂，很多时候房玄龄也不过是通过“快刀斩乱麻”“快速发展掩盖矛盾”的方式来连拖带拽地冲过去。
这一切的“冒险”，从回报率上来看，实在是丰厚无比。甚至那些喜好土地兼并的土豪，会在一瞬间就被撑死，太多的田地会“凭空”冒出来，“地多人少”都不足以形容其万一。
如果还秉承老旧的农耕方式，除了被抽空手上掌握的劳力，最终也不过是“望田兴叹”，然后被彻底地碾过去，跟田里的肥料一样，溷做一团。
房玄龄的做法，其实跟李董在其“基本盘”的做法是一样的，依然是“重点开发”“以点带面”。
只要保证核心城市的人口繁盛，其余地区再大的动荡，有核心城市在，也能够平稳度过。
要兵源有兵源，要劳力有劳力，要市场有市场。
旧时土老财加几个野心家拉一票泥腿子就能“揭竿而起”的场面，面对这种“困顿”局面，至多就是躲山里面称王称霸。或是三年五载，或是三天两夜，自己就随风而去，湮灭成了灰灰。
按照房玄龄的构想，可以这么说，不管是从经济还是地方稳定来看，其收益都是不可估量。
只要弛道贯通，湘南、湘西地区的獠寨，因为“新兴城市”，不管是“手工业”还是“贸易”兴起的类型，都会自然而然地，使得獠寨说积蓄的劳力，进入这些“新兴城市”。
不管这个自然而然的方式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但它的发生，毫无疑问是必然的。
“武汉模式”在处理汉獠问题上的成功，房玄龄不可能不看到，而湘南、湘西地区的府兵戍堡数量，又是规模不小的，倘若通过“武汉模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驻军压力，兵部起码要给房玄龄一个一吨重的大奖章。
所以不难看出，当贯通弛道之后，房玄龄自“罢相”之后的第一个大型“历史功绩”，就会昭告世人。
至于后人点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功绩来装点，那就是后话。
但毫无疑问，这样的功绩，其意义是不输给“秦直道”或是“都江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