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则其他几人早有了同样想法,却不好也不敢明说,一时间不约而同地望向了鲁元厚。
后者也是皱眉踌躇再三,他手里还有二十二三万石粮米,若现在卖掉,还了钱庄的银子当还能落下六七十万两。

这虽与他当初的目标可是相去甚远,但继续拼下去或许便会血本无归。

良久,他终是在其他几人“期盼”的目光下一屁股做回椅子上,颓然点头道:“既如此,那便出货吧。”

……

“杨阁部,果然被您料中!”林尊宾提着官袍快步进了南靖府衙,兴奋道,“城中大小米铺俱已放开售粮,卖价比官仓还低了半厘。”

杨廷麟却似毫不意外,摇头道:“非被我料中,皆在辅政王殿下谋划之中。按殿下的说法,这叫做什么‘追涨杀跌’。只要让粮价稳定下跌,这些手持巨量粮食的奸商必会按捺不住。

“你且看着,殿下还断言,后面这粮米还会愈抛愈猛。”

这一阵林尊宾跟在杨廷麟身边,看他依照辅政王殿下的安排,以不到十万石粮米便引得奸商降价抛售,心中那是大为叹服,不禁挑指道:“殿下旷古大才!有他此番谋划,闽南百姓方解倒悬之苦。”

杨廷麟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随后又吩咐道:“燕公,先让官仓的粮价每石再降五钱。

“你要紧盯粮价,务必保证官粮随时比市面上的价格低一成。”

“下官遵命!”

……

十日后。

辅政王府的书房中,杨廷麟正恭敬禀陈,“……随后城中各米铺不得不将售价降到同官仓相近。而下官依殿下成策,在数日间将米价一直降到每石二两五钱银。

“说来倒也奇了,这售价越低,百姓反而越不急于买粮。一时间城中粮商眼见手中粮食越来越不值钱,无不惊慌失措,纷纷自发降价抛售囤米。

“其后无需下官再有动作,大小商贾间竞相压价,就怕自己比别人卖得贵了。便是粮价高涨之时那些捂粮惜售的乡绅也慌了神,都急于在粮价降到更低之前将粮米换为现银。

“一时间到处都在卖粮,却鲜有人问津。至下官离开南靖时,一石糙米已仅能卖到一两二钱银。

“以朝廷拨发的七十万两来购粮,定能确保闽南百姓安然渡过灾时。”

“杨阁部此番为民生奔劳,辛苦了。”朱琳渼先赞了杨廷麟,未等他谦虚,便立刻接道,“然则闽南灾情虽解,我们却仍不能掉以轻心。”

杨廷麟忙肃然道:“请殿下明示。”

“近来虽因屯粮奸商爆仓而粮价猛跌,但闽南毕竟还是灾区,要不了多久,粮价便会因大量百姓购粮而开始回升。

“粮乃民之根本,是以粮价如此剧烈波动,于百姓有害无利。百姓种粮换钱以利生计,故粮价过低则百姓生活苦。待得收成不好,百姓需以钱纳粮之时,奸商却借机哄抬粮价,饥民因此而生。”

朱琳渼望向杨廷麟道:“杨阁部以为一条鞭法如何?”

一条鞭法乃是一手打造了万历中兴的张居正张首辅的创举,核心思想便是以银代粮、物征税,极大改善了万历朝的税收混乱的情况,乃是其中兴的重要因素之一。

杨廷麟对此自是熟知,却皱眉揖道:“下官,难做评判……”

朱琳渼点了点头,杨廷麟没有简单地为张首辅歌功颂德,说明其还是对民间疾苦有些了解的。

朱琳渼干脆把话说开了,“一条鞭法的初衷极好,然则,从崇祯朝起,其便是百姓困苦之源。

“官府以缴粮数量为百姓定下税赋,但皆折为银钱抵收。是以粮价贵时官府便要多征税银,而粮价低时却不闻不问,仍以往年数额征收。

“自天启年起,粮价波动不定,百姓所纳税赋却因此只增不减。而奸商更是囤积居奇,借操控粮价从中渔利。

“百姓税赋本不算太重,但折为银钱之后却皆不堪所负,大量百姓因缴不起税赋而被迫背井离乡。当年闯寇便大肆招揽这些流离失所之人,使其人马数年间便增至数十万!”

杨廷麟低头不语,这些情况他大多都有了解,但积弊至此,总不能把一条鞭法废了吧?

朱琳渼继续道:“此次闽南奸商屯粮之事却也是个契机。杨阁部当从奸商手里赚到了不少银子吧?”

杨廷麟忙道:“下官共售出十一万石粮食,得银近七十万两。”

朱琳渼点头道:“便以这些钱,连带朝廷拨发的十七万两汇在一处,作为大明粮食价格调控基金。”

“殿下说调什么金?”

“便是留一笔钱在户部,却不得挪做他用。只待市场粮价有大的波动时,用此银平抑粮价。”朱琳渼解释道,“至于如何操作,杨阁部此次在南靖之举便可为例。

“只有粮价稳了,百姓生活才能稳,也可断绝奸商投机之念。

“对了,当在户部增设一‘平价司’,令专人负责控制全国粮价稳定。而各地在征税时,粮食折算银钱数额也必须由平价司来定。如此当可杜绝地方上不顾百姓生计,靠粮价波动变相增收税赋之弊。”

他让杨廷麟消化了一会儿,又接道:“待杨阁部返回闽南之后,可投数十万两银,以低价收入粮米囤于官仓。一方面用于赈济灾民,另一方面若奸商贼心不死,便复以这些粮食破之。”

“下官随后便着手去办。”

既说起了民生问题,朱琳渼又想起《发展纲要》里规划的农业单一税,此时闽南大灾,正可以此为借口,在闽南进行“试点”。

若是发现其中有什么问题,也可借“灾时临时举措”来进行调整。

他遂对杨廷麟道:“重灾甫至,闽南之地当以休养生息为主。我考虑减免当地农户税赋,三年内所有赋、捐、派等全部取消,仅收一项农业税,税率便定为四厘。”

其时大明税率为三十税一,也就是不到百分之三点四,但各种苛捐杂税、贪污腐败,加上粮价混乱,百姓甚至得将超过一半的收成上缴。

是以若强制规定税率仅百分之四,没有其他摊派,实乃将百姓压力十数倍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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